目的 研究一种快速和有效富集污水中新型冠状病毒的方法,为城市污水新冠病毒监测工作和疫情防控提供支持.方法 利用液样微生物采集富集仪(LM Capturer-5)对加标液体样本进行富集,利用RT-qPCR检测富集前后新冠病毒核酸浓度,计算回收率,考察该方法对液体样本中新冠病毒的富集效果,比较该方法与聚乙二醇沉淀法对污水中新冠病毒富集后检测结果一致性.结果 洁净液体加标样本富集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Ct值降低3～5,污水加标样本富集后Ct值降低1～4,该方法对污水中新冠病毒的富集回收率为13.50％～44.20％,聚乙二醇沉淀法回收率为8.83％～38.85％,无显著性差异(P＞0.05).应用液样微生物采集富集仪对60份污水样本中新冠病毒进行富集,富集后检测阳性率为63.33％,与标准方法一致,并且与标准方法进行一致性检验,Kappa系数为0.785,有中高度一致性.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液样微生物采集富集仪法对于污水中的新冠病毒具有较好的富集效果,且操作简便、可自动化,为我国污水中的新冠病毒监测工作提供了多一种技术储备,并且为液体样本中多种病原微生物的富集和检测研究工作提供帮助.

全自动微生物自动化流水线在我国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临床微生物检验自动化流水线应用的相关标准。为推进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中华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和中国医学装备协会检验医学分会组织制定了《临床微生物检验自动化流水线应用专家共识》。共识围绕自动化流水线的临床应用问题，讨论了应用前期需要考虑的实际要素，评价了应用过程中流水线的技术特点，特别指出应用后实验室面临的检验流程再造等问题，最后提出实施微生物自动化流水线的挑战和展望。该共识为推动医学检验自动化仪器的应用，临床微生物检验由传统手工操作转向自动化检测的变革提供指导。

虚拟现实(VR)是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三维场景的计算机仿真系统，能够为用户提供多感官信息。近年来，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VR技术在眼科领域的应用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视力、调节功能、立体视等视功能评估方面，VR结合红外眼动跟踪、双眼分视、人机交互等技术能够完全控制呈现给用户的画面，为实现个性化、自动化诊断提供了可能，并能够有效降低人力成本。在斜视、弱视诊疗方面，VR再结合其环境沉浸性、三维成像等技术，能够为用户提供丰富的画面，减少了斜视眼位测量、弱视眼间抑制量化上的检测技术难度；并可以通过模仿斜视聚散训练、弱视知觉训练等范式，提高斜视正位训练、弱视知觉训练和立体视训练的趣味性和依从性。增强现实技术与计算机生成的视觉增强、全息成像、三维音频提示和自适应光学相结合，可有效弥补低视力人群的视觉缺损，提高其生活质量。在近视防控领域，VR技术的利弊目前尚有争议，但仍具备潜在的应用价值。本文就虚拟(增强)现实技术在视功能评估与重建中的应用现状进行综述，并对其可能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以期推动医工融合在眼科诊疗领域的发展。

目的:制备新型β-淀粉样蛋白(Aβ)显像剂(2-((2-6-[ 18F]氟-5-(甲氨基)吡啶-2-基)苯并噻唑-6-基)硫代)乙醇( 18F-FINH-Me)，评价其生物学分布及其与Aβ的亲和性。 方法:使用GE FN自动化模块合成 18F-FINH-Me，采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对产品进行质量控制及稳定性检测。研究 18F-FINH-Me在正常C57BL/6小鼠( n＝25)体内的生物学分布；对阿尔茨海默病(AD)模型鼠( n＝5)和与其年龄及背景匹配的正常C57BL/6小鼠( n＝5)进行microPET/CT显像。取小鼠脑组织进行A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取AD患者(女，69岁)和健康志愿者(女，66岁)死后的人脑切片进行 18F-FINH-Me放射自显影。 结果:18F-FINH-Me衰减校正后的产率为(53±4)%( n>20)；放射性纯度>98%( n>20)；比活度达79.90~122.00 GBq/μmol ( n＝10)；室温下在磷酸盐缓冲液(PBS)中温育4 h无脱氟现象，稳定性好。生物学分布表明， 18F-FINH-Me主要经过肝肾排泄。MicroPET/CT显像示AD小鼠脑内 18F-FINH-Me有明显放射性摄取，注射后1~2 min达到峰值，且洗脱速度快(全脑标准摄取值：注射后1 min 0.73±0.17，注射后30 min 0.31±0.06)。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AD模型鼠脑内有丰富的Aβ斑块沉积，而正常C57BL/6小鼠脑内无斑块沉积。放射性自显影结果表明 18F-FINH-Me对AD患者脑内沉积的Aβ斑块高标记，而在健康志愿者的脑切片中未出现特异性标记。 结论:18F-FINH-Me可能是一种有效检测脑内Aβ斑块的PET显像剂。

目的:研发重症患者非计划性拔管预警系统，对其非计划性拔管风险进行预警及干预，从而降低意外拔管风险，保障患者安全。方法:以重症患者非计划性拔管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模型为核心，以预防重症患者非计划性拔管护理干预方案为指导蓝本，以医院重症监护临床信息系统为基础，依托计算机信息技术，对系统的界面布局、分区、模块结构、内容和功能进行整体构架，多角度、多方位研发重症患者非计划性拔管预警系统，并用该系统回顾性分析2016年1—12月18例发生非计划性拔管案例，以验证其预警效果。结果:重症患者非计划性拔管预警系统雏形由登录模块、评估模块、决策模块、预警模块、指导模块及管道固定方案模块6个主题模块集成，系统自动判断重症患者风险等级，从而实行分级预警，筛选高危风险人群，最终提供个性化护理干预方案。经回顾性分析，该预警系统的检测率为88.89%。结论:重症患者非计划性拔管预警系统是一个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的预警平台，能有效预警拔管高危患者，规避管道护理风险。

目的:探究生物素对免疫检测的干扰及大剂量服用生物素对免疫指标的影响。方法:招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体检健康的志愿者34名，并将其分为5组：对照组(10例)、低剂量组(6例)、中剂量组(6例)、高剂量组(6例)和超高剂量组(6例)。同期选择本院10例慢性心衰稳定期随访者作为稳定心衰组，采用化学发光法自动化检测平台检测心肌肌钙蛋白I、肌钙蛋白T水平，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方法检测生物素水平。结果:与对照组相比，稳定心衰组患者第1日至第5日生物素浓度明显降低，肌钙蛋白I、肌钙蛋白T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1d＝11.40、13.33、63.60， t2d＝17.11、6.67、63.42， t3d＝14.10、13.33、64.71， t4d＝16.67、6.67、62.43， t5d＝15.80、13.33、66.05， P值均<0.001)。与用药前相比，服用5 mg生物素后低剂量组、服用10 mg生物素后中剂量组、服用20 mg生物素后高剂量组、服用50 mg生物素超高剂量组肌钙蛋白I、肌钙蛋白T及生物素浓度均明显升高，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F＝148.11、53.08、38.39、147.26、57.47、42.63、152.82、69.26、58.63、152.68、62.57、48.27， P值均<0.001)。 结论:生物素会干扰链霉亲和素捕获目标分析物的能力，从而导致检测结果的假性升高或者降低，影响临床判断。

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抗核抗体（ANA）检测的临床推广应用，ANA的实验室检测新技术不断涌现，如间接免疫荧光法（IIF）检测ANA的自动化技术、其他免疫学技术检测ANA及其特异性自身抗体等。上述进展对ANA的实验室检测及其规范应用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目的:探讨术前血常规联合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胃癌腹膜转移转移中的预判价值。方法:选取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胃肠外科收治的131例胃癌患者临床资料，据病理诊断分为腹膜转移组29例，非腹膜转移组102例。分别采用直接化学发光法及自动化血液仪检测分析术前血清肿瘤标志物与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水平。以癌胚抗原(CEA)≥5 μg/L、糖类抗原(CA)199≥35 U/L、CA125≥35 U/L定义为阳性，NLR大于其对应截断值定义为阳性。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价术前各血清肿瘤标志物以及与NLR联合检测在胃癌腹膜转移中的预判价值，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共纳入131例胃癌患者，其中男92例，女39例。腹膜转移组CA125、NLR阳性率(44.8%、82.8%)高于非腹膜转移组(6.9%、2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5.158、28.854， P<0.05)，而两组CEA、CA199阳性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2.588、0.762， P>0.05)。单独检测时，NLR诊断胃癌腹膜转移的AUC面积最大，与CEA、CA19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852、2.527， P<0.05)。当NLR与CA125联合检测时AUC面积(89.9%)与NLR(83.8%)、CA125(79.1%)有统计学意义( χ2＝1.973、2.042， P<0.05)。 结论:NLR与CA125联合诊断术前胃癌腹膜转移具有一定预判价值。

目的:探讨前臂开放性骨折并发感染的临床特征、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为临床抗感染治疗提供有力依据。方法:自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我院诊治前臂开放性骨折并发感染患者116例，男72例，女44例。按照Gustilo骨折分型：Ⅱ型12例，ⅢA型2例，ⅢB型19例，ⅢC型83例；机器绞伤77例，重物压砸伤27例，车祸伤12例；治疗过程中截肢组20例，保肢组96例。采集同一个感染部位的三个层面标本进行细菌培养，菌株鉴定和药物敏感性检测均采用自动化仪器和纸片扩散法。结果:临床特征：Ⅲ型骨折并发感染共104例，且以ⅢC型为主。男女发病率为1.6∶1，机器绞伤是引起感染的主要原因。病原菌分布：共分离出25种168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杆菌占80.4%，革兰阳性球菌占19.6%。排名前五位分离菌占64.4%，依次是鲍曼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药敏结果显示：鲍曼不动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偏高(>60%)，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检出率为63.6%；阴沟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对美罗培南、左氧氟沙星、阿米卡星敏感率均为100.0%；肺炎克雷伯菌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阿米卡星耐药率较低(10.0%~20.0%)；未检出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考拉宁、庆大霉素、利福平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截肢耐药性总体高于保肢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临床治疗显示：首选敏感性抗菌药物85.3%；首选耐药性抗菌药物11.2%，其中截肢组10.3%，保肢组0.9%。 结论:革兰阴性杆菌是前臂开放性骨折感染主要病原菌，碳青酶稀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日趋严重。对于大部分前臂开放性骨折患者，喹诺酮类药物经验性治疗效果较好，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可有效提高疗效。

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蛋白的自动化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已在多家医院的病理科开展且较为成熟，但仍存在因肿瘤背景复杂、癌细胞少且分散而难以评价MMR蛋白表达的问题。我们摸索出了利用全自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仪进行某一MMR蛋白和细胞角蛋白（CK）8/18的免疫组织化学双重染色方法，能够在复杂背景中清晰地勾勒出癌细胞，同时显示其细胞核MMR蛋白表达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