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知悉朋友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行为与青少年自伤和自杀行为的关系。方法:于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随机整群抽取厦门市1所中学1 683名学生，采用自我伤害的想法和行为访谈问卷(self-injuriou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interview，SITBT)的自伤条目评定学生是否知悉朋友的自伤史和自身的自伤行为，采用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儿童青少年版(mini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MINI-KID)的自杀条目评定学生的自杀意念、自杀行为。使用SPSS 21.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知悉朋友的NSSI病史与青少年自我报告的自伤和自杀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共1 683名初、高中学生完成调查，其中知悉朋友NSSI史有412名(24.4%)，未知悉朋友NSSI史1 271名(75.6%)。知悉朋友NSSI史与未知悉朋友NSSI史青少年在年龄、性别、是否留守儿童、精神障碍以及自身NSSI、自杀尝试、自杀意念等方面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知悉朋友NSSI病史对青少年自身的NSSI行为( β＝0.558， OR＝2.01，95% CI＝1.58~3.88)、自杀意念( β＝0.238， OR＝3.03，95% CI＝2.08~5.55)和自杀尝试( β＝0.233， OR＝2.88，95% CI＝1.55~5.45)有正向预测作用( P<0.05)。 结论:知悉朋友的NSSI史可能会对青少年自身的自伤和自杀行为产生影响。

目的:分析家庭矛盾与青少年自杀行为间的关系。方法:在山东省3个县（市）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方法共选取8所中学作为调查学校，选取7、8和10年级的学生进行基线和随访调查，包括一般人口学、自杀行为、家庭矛盾和抑郁等信息，研究共纳入7 072名研究对象。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家庭矛盾和自杀行为的关系。结果:7 072名研究对象的基线年龄为（14.58±1.45）岁，有任何自杀行为的有750人（10.6%），其中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的人数（报告率）分别为707人（10.0%）、258人（3.6%）和190人（2.7%）。有自杀行为者的家庭矛盾得分高于没有自杀行为者。调整其他因素后，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家庭矛盾与自杀行为（ OR=1.05，95% CI：1.01~1.10）、自杀意念（ OR=1.05，95% CI：1.00~1.09）、自杀计划（ OR=1.08，95% CI：1.01~1.16）和自杀未遂（ OR=1.10，95% CI：1.02~1.19）的风险增加有关。进一步对性别进行分层后，分析结果显示，女生的家庭矛盾和自杀行为无统计学关联；男生的家庭矛盾和自杀行为有统计学关联，尤其是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且男生家庭矛盾对于自杀计划的预测作用大于自杀意念。敏感性分析显示该结果对于男生稳定。 结论:家庭矛盾可能会增加青少年自杀行为的风险，尤其是男生。和谐的家庭环境、良好的家庭氛围对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抑郁症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情感障碍，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自杀率的特点。自杀是抑郁症最危险的临床症状，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造成巨大危害。目前临床上对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的预防主要依赖于临床医师的经验，而缺乏准确的预知模型，了解抑郁症自杀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有助于对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的有效预防，减轻社会负担。近年来，利用结构磁共振和功能磁共振技术发现抑郁症有自杀意念或自杀行为的患者存在明显的脑结构或功能的改变，主要涉及眶额叶、颞顶叶、扣带回、海马、纹状体等脑区以及脑核心认知网络，尤其是前额叶-边缘系统的异常变化。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探索伴自杀意念或自杀行为的抑郁症患者的脑结构和功能改变，以期发现可以用于临床早期识别抑郁症是否伴发自杀意念/行为的神经影像学标志物。

心理痛苦是一种主观体验，主要来自于受挫的心理需求。其特征是对自我及其功能的消极变化的感知，伴随着强烈的消极情绪。心理痛苦常与心理健康水平下降有关，被认为是自杀过程的核心，更高的心理痛苦水平与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密切相关。因此，对心理痛苦的测量评估在门诊筛查、临床治疗、危机干预中有着重要作用。为了提高心理痛苦的识别和自杀风险预测的准确性，经过二十多年的应用与发展，已有十余种测量心理痛苦的方法可以纳入临床风险评估。传统的评估方法较多基于Shneidman对心理痛苦的定义及其自杀理论，用于测量心理痛苦的强度和频率。近年来自杀模型和理论的发展，为心理痛苦的评估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最新的评估方式趋向于更简短、便利的操作，或呈现心理痛苦的具体临床特征。此外，主题统觉测试、视觉模拟量表、疾病和自我的图示表征测量、结构化访谈等形式，弥补了自我报告的局限性。未来可以进一步结合神经生物技术，移动互联网等手段进行评估，同时考虑在特殊人群和跨文化群体等多元环境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未遂与童年创伤及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的相关性。方法:2021年1月至12月，纳入164例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根据是否伴有自杀未遂分为自杀未遂组( n＝108)和非自杀未遂组( n＝56)。采用MINI 5. 0中文版自杀模块、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流调用抑郁自评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评估自杀行为、童年创伤和抑郁症状；并采用电化学发光技术检测血浆炎性细胞因子水平。采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自杀未遂的独立影响因素，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各项独立风险因素对自杀未遂的预测价值。 结果: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未遂的检出率为65.9%(108/164)。单因素分析显示，自杀未遂组患者CTQ总分[(55.19±12.44)分，(45.50±12.11)分]( t＝－4.771， P<0.001)、CES-D总分[(40.75±10.26)分，(32.98±13.39)分]( t＝－4.131， P<0.001)、血浆IL-6[1.87(1.32，2.69)pg/mL，1.56(1.05，1.87)pg/mL]( Z＝－3.102， P＝0.002)、IL-10[0.53(0.38，0.83)pg/mL，0.47(0.31，0.69)pg/mL]( Z＝－2.100， P＝0.036)和IL-17A[2.20(1.52，3.65)pg/mL，1.67(1.25，2.97)pg/mL]( Z＝－2.254， P＝0.024)水平显著高于非自杀未遂组。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CTQ总分、IL-6、IL-10、IL-17A是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ROC曲线发现CTQ总分与IL-6两项联合(AUC＝0.782，95% CI＝0.709～0.855， P<0.001)，CTQ总分与IL-10两项联合(AUC＝0.765，95% CI＝0.688～0.841， P<0.001)，CTQ总分与IL-17A两项联合(AUC＝0.762，95% CI＝0.684～0.840， P<0.001)的曲线下面积更大，对自杀未遂有更好的识别预测能力，且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较高。 结论: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自杀未遂的发生率较高，并且与童年创伤和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目的:总结非自杀性自伤研究的热点与发展状况，为今后的研究与干预提供参考。方法:检索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1975年1月至2020年8月收录的非自杀性自伤文献，使用Cite Space 5.5.R2知识图谱软件对纳入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共检索到文献974篇，文献发表数量呈逐年递增趋势，多集中在发达国家，累计发文量最高的国家为美国412篇，发文量第一的机构为Katholieke Univ Leuven 42篇。关键词共现及聚类显示目前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青少年、自杀行为、辩证行为疗法以及边缘型人格障碍等。文献被引最多的是作者Muehlenkamp。结论:非自杀性自伤研究近年来发展较快，目前非自杀性自伤人群、相关干预措施、筛查和评估工具、Meta分析、危险因素分析是其研究前沿和热点。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在青少年抑郁症中尤其常见，是自杀的独立危险因素，不仅严重影响个体身心健康，也给家庭、社会带来极大的疾病负担。系统性评价青少年抑郁症的非自杀性自伤研究现状，旨在提高对青少年抑郁症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认识，为临床治疗及预防严重的自杀行为提供依据。

精神疾病患者自杀风险高，其治疗性干预方法多样，主要包括心理治疗、物理治疗、药物治疗，但不同疗法具体的适应证、使用方法及疗效等尚存有争议。本文通过检索并整理国内外精神疾病患者自杀行为治疗性干预的相关文献，并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为精神疾病患者自杀防治提供借鉴。

目的:探究青少年抑郁症住院患者的自杀行为发生率及其相关风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2年12月深圳市康宁医院收治的442例青少年抑郁症住院患者的病例资料，男64例，女358例，年龄10~17岁。以入院当天的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MINI）自杀模块评估结果为指标，根据既往1个月内是否有自杀行为分为自杀未遂组（ n=140）和非自杀未遂组（ n=302）。比较2组患者的社会人口特征、临床特征、内分泌指标及艾森克个性测验（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家庭环境量表简式中文版（The Chinese Version of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Symptoms Questionnaire，FES-F）、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童年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青少年多维焦虑量表（The Multidimension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MASC）、儿童抑郁量表（Child Depression Inventory，CDI）的评分。使用logistic回归分析近1个月内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 结果:青少年抑郁症住院患者入院前1个月内的自杀行为发生率为31.67%（140/442），既往总体自杀行为发生率为53.8%（238/442）。相比非自杀未遂组患者，自杀未遂组患者在精神病性症状、共病躯体疾病、既往有过自杀行为更常见，分别为46%（64/140）比26%（77/302）、34%（47/140）比21%（65/302）、81%（114/140）比32%（98/302）（χ 2=18.00、7.34、91.94，均 P<0.05）。量表评分方面，自杀未遂组患者比非自杀未遂组患者，ASLEC中的健康适应因子得分更高［ M（ Q1， Q3）］［6（4，9）比5（3，8）］（χ 2=2.13， P<0.05）；MASC中的躯体症状因子得分更高［26（19.25，31）比24（16，29）］（χ 2=2.50， P<0.05）；CDI中的负性情绪、低自尊、人际问题因子得分以及CDI总分评分也更高（χ 2=2.35、2.96、2.09、2.17；均 P<0.05）。回归分析显示，精神病性症状（ OR=1.85，95% CI：1.13~3.02）、共病躯体疾病（ OR=1.85，95% CI：1.09~3.14）、既往有过自杀行为（ OR=8.34，95% CI：5.01~13.88）是近1个月内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均 P<0.05）。 结论:青少年抑郁症住院患者入院前1个月的自杀行为发生率和既往总体自杀行为发生率较高。既往有过自杀行为、存在精神病性症状、共病躯体疾病是近1个月内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

目的:挖掘吡仑帕奈精神不良反应风险信号，为该药的临床安全应用提供参考。方法: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数据库（FAERS），收集2012年第3季度至2021年第3季度以吡仑帕奈为首要怀疑药物的精神不良事件（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的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标准化。从AE报告中提取患者一般情况和精神AE结局等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报告比值比（ ROR）法进行吡仑帕奈精神不良反应风险信号挖掘，报告数≥3且 ROR值的95%置信区间下限>1的PT定义为阳性信号。 结果:共收集到以吡仑帕奈为首要怀疑药物的精神AE报告922例，所涉922例患者中男性439例（47.6%），女性441例（47.8%），性别不详42例（4.6%）；有年龄记载者676例，为（38±19）岁；有AE结局记载者807例，因AE导致住院/住院时间延长、需要紧急治疗、危及生命和死亡者分别为409例（44.4%）、316例（34.3%）、60例（6.5%）和22例（2.4%）。922例AE报告涉及1 580个PT， ROR法检测出阳性信号的PT为46个，其中AE报告数排在前5位的PT为攻击（286例）、易激惹（128例）、自杀意念（110例）、实施自杀行为（100例）和愤怒（77例），信号强度（ ROR值）排在前5位的PT为抽搐后精神病（383.13）、精神分裂症样障碍（355.27）、杀人意念（203.56）、分离性障碍（119.64）和妄想知觉（108.34），其中分离性障碍、抽搐后精神病为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46个阳性信号PT中共14个（30.4%）在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其他12个PT按信号强度（ ROR值）由高至低依次为不当性行为（81.43）、多疑（65.20）、去抑制状态（32.72）、行为冲动（31.18）、人格改变（22.56）、行为异常（16.31）、社交回避行为（12.95）、躁动（6.15）、双相情感障碍（5.23）、情感易变（5.09）、梦魇（2.86）和恐惧（2.79）。 结论:精神不良反应是吡仑帕奈较常见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应引起临床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