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预后影响因素并构建相关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纳入2020-01/2023-06于我院接受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患者57例57眼,根据治疗后病灶消退及复发情况分组;对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及新生血管复发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对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及新生血管复发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构建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的临床预测模型.结果:患者抗VEGF药物治疗后病灶消退17眼(30％),复发13眼(23％).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病程、基线最佳矫正视力水平及基线黄斑中心凹视网膜厚度均可能与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及新生血管复发有关(均P＜0.05).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证实,病程、基线最佳矫正视力水平及基线黄斑中心凹视网膜厚度是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的影响因素(均P＜0.05),而与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复发无关(均P＞0.05).利用回归模型的影响因素以及P值预测概率对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进行预测,约登指数分别为83.00％、75.74％、45.47％、85.00％.结论: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与病程、基线最佳矫正视力水平及基线黄斑中心凹视网膜厚度密切相关,而复发风险尚未得到相应的影响因素;利用以上3个因素构建的数据模型对于患者的抗VEGF药物治疗特发性脉络膜新生血管病灶消退预测显示出良好的效能.

目的:构建妊娠期糖尿病(GDM)启动药物干预的风险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3月至2017年4月香港大学深圳医院GDM患者669例，比较药物干预组( n＝110)和生活方式干预组( n＝559)各临床指标的差异，利用logistic回归建立风险模型，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及 Hosmer－ 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HL检验)进行评价，并选取75例GDM进行内部验证。 结果:本研究纳入孕28周前的孕期体重增加(ΔW)、孕前体重指数(BMI)、口服糖耐量试验(OGTT)－0 h、OGTT－2 h共4个危险因素，建立风险模型： Z＝0.270×ΔW+0.167×孕前BMI+1.768×OGTT－0 h+0.371×OGTT－2 h－18.787。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809，HL检验 P>0.05。内部验证结果：模型灵敏度64.7%，特异度79.3%，准确率76.0%。 结论:本模型有一定临床参考价值，但其泛化能力及模型的稳定性和适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目的:对比病原菌培养阳性脓毒症（CPS）与培养阴性脓毒症（CNS）患者的特征和结局，以了解培养阴性对预后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的死亡风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以从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v0.4（MIMIC-Ⅳv0.4）中筛选出的脓毒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确诊脓毒症前后24 h内病原菌培养结果将患者分为CPS组和CNS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病情资料及医疗操作等。在3个回归模型下，应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CNS与住院病死率的关系。利用卡方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探讨初始抗菌药物治疗和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对CNS患者住院病死率的影响。结果:共8 587例脓毒症患者纳入最终分析，其中CPS组5 483例，CNS组3 104例。与CPS组相比，CNS组患者年龄更小〔岁：68（56，79）比70（58，81）〕，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及入重症监护病房（ICU）24 h内进行机械通气、肾脏替代治疗和使用血管升压素比例更高〔SOFA评分（分）：3（2，5）比3（2，4），机械通气：48.61%（1 509/3 104）比39.25%（2 152/5 483），肾脏替代治疗：13.69%（425/3 104）比9.68%（531/5 483），血管升压素：15.79%（490/3 104）比13.44%（737/5 483）〕，且ICU住院时间更长〔d：5（3，10）比3（2，6）〕，住院病死率更高〔25.00%（776/3 104）比18.53%（1 016/5 48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但两组在性别分布、入ICU类型、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SAPSⅡ）、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评分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经过多种因素校正后，CNS是患者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优势比（ OR）＝1.441，95%可信区间（95% CI）为1.273~1.630， P<0.001〕。卡方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初始抗菌药物治疗对CNS患者住院病死率升高没有显著影响，而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是CNS患者院内死亡的危险因素（ OR＝1.683，95% CI为1.328~2.134， P<0.05），CNS在90 d内抗菌药物使用史及院内死亡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Z＝5.302， P<0.001），中介效应占比为7.58%。 结论:CNS患者较CPS患者病情更重，预后更差。既往90 d内使用过抗菌药物可能与CNS患者住院病死率升高有关，但并不能完全解释CNS高病死率的原因。

目的:探讨体质量指数（BMI）、白蛋白（ALB）、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 2002）和重症营养风险评分（NUTRIC）对脓毒症相关性急性肾损伤（AKI）患者28 d预后的临床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以2018年12月1日至2020年12月1日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急诊重症监护室（EICU）收治的脓毒症患者为研究对象，连续观察7 d，将发生脓毒症相关性AKI的患者纳入本研究。记录患者的性别、年龄、BMI、基础疾病、有无休克、受累器官数、住院时间、ALB、机械通气（MV）和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情况以及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分（qSOFA）及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并计算NRS 2002评分和NUTRIC评分。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28 d死亡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并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分析BMI、ALB、NRS 2002评分以及NUTRIC评分预测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28 d死亡的价值；利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NRS 2002评分分层以及NUTRIC评分分层对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28 d预后的影响。结果:共纳入140例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28 d内存活73例，死亡67例，28 d病死率为47.9%（67/140）。存活组患者的BMI明显高于死亡组〔kg/m 2：22.0（19.5，25.6）比20.7（17.3，23.9）， P<0.05〕，NRS 2002评分和NUTRIC评分均明显低于死亡组〔NRS 2002评分（分）：5（4，6）比7（6，7），NUTRIC评分（分）：6（5，7）比7（6，9），均 P<0.05〕；存活组ALB略高于死亡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ox回归分析显示，NRS 2002评分以及NUTRIC评分是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NUTRIC评分对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28 d死亡的预测能力最强〔AUC为0.785，95%可信区间（95% CI）为0.708~0.850〕，其次为NRS 2002评分（AUC为0.728，95% CI为0.647~0.800），但两者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MI和ALB的预测能力差。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NRS 2002评分≥5分患者的预后明显差于NRS 2002评分<5分患者（28 d累积生存率：42.1%比75.6%，Log-Rank检验： 2＝11.884， P＝0.001），NUTRIC评分≥6分患者的预后明显差于NUTRIC评分<6分患者（28 d累积生存率：40.4%比86.1%，Log-Rank检验： 2＝19.026， P＝0.000）。 结论: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营养风险高，NRS 2002评分和NUTRIC评分均对脓毒症相关性AKI患者预后有较好的预测价值，BMI和ALB预测价值较低。因NUTRIC评分计算复杂，可能NRS 2002评分更适合急诊科。

目的:研究恶性肿瘤患者心血管危险因素控制情况与全因死亡、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相关死亡以及肿瘤相关死亡的关系。方法:本研究回顾性纳入2006—2020年期间开滦队列中首次诊断为恶性肿瘤且基线无ASCVD病史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共2 079例，利用患者确诊恶性肿瘤后最近一次健康体检的数据，根据患者血压、空腹血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超敏C反应蛋白的达标情况，将患者分为3组：危险因素达标≤1项（407例）、达标任意2项（865例）、达标≥3项（807例）。采用多因素Cox风险比例回归模型分析危险因素达标数量与全因死亡、ASCVD相关死亡以及肿瘤相关死亡的关系。结果:2 079例恶性肿瘤患者的年龄为（60.4±10.4）岁，男性占71.2%（1 480例），随访时间［ M（ Q1， Q3）］为2.95（1.38，5.12）年。随访期内共出现600例全因死亡，63例ASCVD相关死亡，314例肿瘤相关死亡事件。校正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吸烟、饮酒、食盐摄入、体育锻炼、体质指数、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心血管疾病家族史和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以及抗肿瘤药物使用情况后，与危险因素达标≤1项的患者相比，达标数量≥3项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ASCVD死亡风险、肿瘤相关死亡风险均降低， HR（95% CI）值分别为0.68（0.54~0.86）、0.35（0.16~0.77）、0.60（0.43~0.82），均 P<0.05。趋势性检验结果显示，随着危险因素达标数量增加，肿瘤患者的全因死亡、ASCVD相关死亡以及肿瘤相关死亡风险均呈现下降趋势（均 P趋势<0.01）。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60岁、男性、呼吸系统以及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中危险因素达标数量与ASCVD死亡、肿瘤相关死亡以及全因死亡相关（均 P<0.05）。 结论:心血管危险因素控制数量越多，肿瘤患者的全因死亡、ASCVD相关死亡以及肿瘤相关死亡结局的改善越好，且老年、男性、呼吸系统以及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患者改善更为明显。

目的:分析肿瘤患者中心静脉置管后导管相关性血栓(Catheters Related Thrombosis，CRT)形成的影响因素，为临床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试验法选取2020年4月至2020年10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收治的行中心静脉置管的恶性肿瘤患者200例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超声确诊CRT形成情况，统计患者的基本资料〔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MI)、肿瘤类型、肿瘤分期、糖尿病史、高血压史、重大手术史、穿刺次数、穿刺部位、导管尖端位置及抗凝药物使用〕及实验室相关指标〔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纤维蛋白原(FIB)及D-二聚体(D-D)〕。分析肿瘤患者中心静脉置管后CRT形成的影响因素。结果:200例患者中心静脉置管后有16例发生CRT，发生率为8.00%；将全部可能的影响因素纳入，较高BMI、伴糖尿病史、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上1/3、D-D高水平均是肿瘤患者中心静脉置管后发生CRT的影响因素(OR>1，均 P<0.05)。 结论:较高BMI、伴糖尿病史、导管尖端位于上腔静脉上1/3、D-D高水平可导致肿瘤患者中心静脉置管后发生CRT，置管前针对上述因素进行评估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干预对降低CRT发生率具有一定的价值。

目的:探讨慢性肾脏病（CKD）患者发生血钾异常的危险因素，构建CKD患者血钾异常的风险预测模型。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2020年11月—2021年12月就诊于徐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肾脏内科的520例CKD患者为研究对象，将2020年11月—2021年9月的416例CKD患者作为建模组，将2021年10?—12月的104例CKD患者作为验证组。统计并分析CKD患者发生血钾异常的危险因素，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并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检验预测模型效果。结果:416例患者中，血钾异常者129例，其中低血钾者101例，发生率为24.27%；高血钾者28例，发生率为6.73%。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有高血压、是否使用利尿剂及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类药物、阴离子间隙、血尿素及患者肾脏病饮食依从态度量表得分对CKD患者血钾异常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P<0.05）。最终构建的高血钾预测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44（95% CI：0.775~0.913），灵敏度为92.3%，特异度为52.6%，最大Youden指数为0.602；低血钾预测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05（95% CI：0.730~0.881），灵敏度为88.5%，特异度为52.6%，最大Youden指数为0.566。 结论:本模型预测效果良好，可为临床治疗和制订预防血钾异常的护理措施提供参考。

目的:基于区域健康信息平台，构建成年2型糖尿病患者的糖尿病足发病风险预测模型。方法:利用宁波市鄞州区域健康信息平台，纳入2015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18岁新发2型糖尿病患者，按照7∶3的比例随机划分为训练集与测试集。使用LASSO回归模型和双向逐步回归模型分别筛选危险因素，并进行模型对比。使用净重新分类指数、综合判别改善指数以及一致性指数作为模型比较的指标。构建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并绘制列线图，计算曲线下面积（AUC）作为模型验证的区分度评价指标，绘制校准曲线检验其校正能力。结果:LASSO回归模型与双向逐步回归模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选取较优的双向逐步回归模型作为最终模型。纳入的因素包括发病年龄、性别、糖化血红蛋白、估计肾小球滤过率、服用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类药物及吸烟史。训练集中预测5年和7年糖尿病足发病风险的AUC值（95% CI）分别为0.700（0.650~0.749）和0.715（0.668~0.762），测试集为0.738（0.667~0.801）和0.723（0.663~0.783）。校准曲线与理想曲线较为接近，模型区分度和校准度均较好。 结论:本研究构建了一个便捷易用的糖尿病足发病风险预测模型并划分了风险分层，模型的可解释性强，区分度良好，校准度较优，可以用于成年2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足的发病预测，为医生在临床中对糖尿病足发病风险的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用药合理性指数（MAI）量表设置了适应证、疗效、药物剂量、给药方法的正确性、给药方法的切实性、药物-药物相互作用、药物-疾病/异常状态相互作用、重复用药、药物疗程以及药物价格等10个条目评价处方用药合理性，具有较好信度，可用于评价老年患者用药合理性、非必需用药情况、潜在不适当用药情况，验证不合理用药检测软件的可靠性和效果，量化临床干预措施，以及预测不良事件及生活质量的作用。因MAI量表涉及主观判断，使用前应对评价者进行培训。

目的:通过网络药理学及实验验证探讨天水涤肠汤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潜在机制。方法:通过TCMSP筛选天水涤肠汤组方药物的有效成分及作用靶点，通过OMIM、GeneCard、TTD数据库筛选溃疡性结肠炎相关靶点，将天水涤肠汤有效成分靶点与溃疡性结肠炎潜在靶点取交集，采用STRING数据库构建PPI网络，筛选核心靶点；采用Cytoscape 3.8.0软件构建“中药-疾病-有效成分-靶点”网络；利用Metascape数据库进行GO功能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将48只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模型组、美沙拉嗪组（0.3 g/kg）及天水涤肠汤低、中、高剂量组（7.5、15、30 g/kg），每组8只。除对照组外，其余各组小鼠构建溃疡性结肠炎模型，相应药物干预7 d后，进行小鼠疾病活动指数（DAI）评分，采用HE染色观察结肠病理学改变，采用PCR和Western blot法检测结肠组织IL-6、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3（STAT3）mRNA及蛋白表达情况。结果:获得天水涤肠汤组方药物活性成分127个，溃疡性结肠炎靶点560个；天水涤肠汤与溃疡性结肠炎交集靶点89个，核心靶点包括IL6、TNF、IL1B、AKT1、TP53、VEGFA、JUN、PTGS2、CXCL8、CCL2、STAT3、MMP9等；主要涉及氧化应激应答、脂多糖的代谢、细菌源性应答、信号转导等生物过程，主要通过癌症途径、IL17、TNF、MAPK等信号通路发挥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作用。实验结果显示，天水涤肠汤中、高剂量组DAI评分降低（ P<0.05），结肠组织IL-6、STAT3蛋白表达降低（ P<0.05），天水涤肠汤各剂量组结肠组织IL-6、STAT3 mRNA水平降低（ P<0.05）。 结论:天水涤肠汤可能通过多成分-多靶点-信号通路对溃疡性结肠炎发挥一定的治疗作用，其机制与调节IL-6/STAT3信号通路、抑制肠黏膜炎症反应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