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天麻钩藤饮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梳理天麻钩藤饮的研究进展与探究其前沿趋势.方法:通过中国知网(CNKI)、万方(WanFang)、维普(VIP)数据库检索文献并筛选,运用CiteSpace V对从建库至2022年11月1日以来公开发表的天麻钩藤饮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包括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共现分析及关键词聚类分析等.结果:共纳入文献2 615篇,由来自711所机构的972位研究者发表;邢之华、冼绍祥等团队是该研究领域贡献最大的团队;天津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发文量领先;图谱共生成817个关键词,研究热点包括高血压、临床疗效、眩晕等,研究前沿包括用药规律、数据挖掘、不良反应等.结论:天麻钩藤饮的相关研究近5年研究成果较多,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临床适应病症、联合治疗、药效作用机制展开.天麻钩藤饮的中医理论探讨较少,其药物成分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不足,需要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天麻钩藤饮仍存在很大研究空间.

目的:探讨以全球营养领导层诊断营养不良标准（global leadership initiative on malnutrition，GLIM）诊断的营养不良与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住院患者疾病活动度及不良临床结局的关系。方法:前瞻性纳入青岛大学附属医院2019年9月至2023年3月的115例UC住院患者，应用GLIM及欧洲临床与代谢营养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clinical nutrition and metabolism，ESPEN）2015标准进行营养不良诊断，分析两种诊断标准的一致性。根据GLIM将UC住院患者分为营养不良组和非营养不良组，进一步研究GLIM诊断的营养不良与疾病活动度及不良临床结局的关系，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探讨UC住院患者不良临床结局的影响因素。结果:GLIM与ESPEN 2015标准具有较好的相关性和高度一致性（AUC=0.875， P<0.001； K=0.809， P<0.001）。根据GLIM标准，UC住院患者营养不良的患病率为32.17%（37例），与非营养不良组相比，营养不良组UC住院患者改良Mayo评分及C反应蛋白更高（ P均<0.05）、重度疾病活动期患者比例更高（ P=0.005）。营养不良组UC患者住院天数更长（ P<0.001）、住院费用更高（ P<0.001），12周及54周药物升级/转化治疗、再入院及手术患者比例更高（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Mayo评分（ OR=3.606， P=0.016）、高改良Mayo评分（ OR=1.346， P=0.009）及营养不良（ OR=1.430， P=0.012）是UC住院患者12周不良临床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高Mayo评分（ OR=6.491， P=0.011）及营养不良（ OR=6.693， P=0.033）是UC住院患者54周不良临床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GLIM与ESPEN 2015标准诊断UC住院患者营养不良具有高度一致性；合并营养不良的UC住院患者病情更重；营养不良可预测UC住院患者不良临床结局，是影响UC住院患者不良临床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非诺贝特联合熊去氧胆酸（UDCA）治疗生化应答不佳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8年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门诊诊断为UDCA生化应答不佳、加用非诺贝特治疗的早期PBC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联合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联合治疗方案为非诺贝特+UDCA，疗效指标为有效率和生化应答率。联合治疗12个月时血清碱性磷酸酶（ALP）降至治疗前基线值以下为有效，降至<1.5×参考值上限为实现生化应答。安全性指标为非诺贝特相关不良反应（肝损伤、肾损伤等）发生率。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42例，男性12例，女性30例；加用非诺贝特时年龄为（53±10）岁；联合治疗时间为5 d~34个月。对34例联合治疗患者的疗效分析结果显示，治疗12个月时ALP平均水平较基线值下降，其中10例（29.4%）降至参考值范围，有效率为100%；治疗前ALP为235（210，326）U/L，治疗12个月时降至134（104，190）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34例患者中25例（73.5%）患者实现生化应答，治疗前ALP为221（198，256）U/L，治疗12个月时降至125（99，143）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0）。42例患者中16例（38.1%）发生非诺贝特相关不良反应，包括肝损伤8例（19.0%，其中1例合并烧心），肾损伤4例（9.5%），肌痛、颜面部水肿、烧心、头痛、皮肤瘙痒伴皮疹各1例（各2.3%）。8例肝损伤患者4例为轻度、1例为中度、3例为重度；轻度者未予干预，2个月后丙氨酸转氨酶（ALT）恢复至基线水平；中、重度者，停用非诺贝特并予保肝治疗后ALT和总胆红素均恢复至基线水平。4例肾损伤患者中2例停用非诺贝特后血清肌酐（Scr）恢复至基线水平；2例未停药，Scr自行恢复至参考值范围。 结论:非诺贝特联合UDCA治疗生化应答不佳的早期PBC患者有效，有73.5%的患者实现生化应答。非诺贝特常见不良反应为肝损伤及肾损伤，用药期间需密切监测患者的肝、肾功能。

目的:研究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治疗(CAR-T)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重症患儿的临床特征、治疗经过以及预后，为其提供及时干预指导方向。方法:将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在我院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较为严重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或免疫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需要转入PICU进一步治疗的重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经过和多项实验室检查资料进行系统性回顾分析。结果:17例患儿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CRS反应进入PICU，临床症状以呼吸窘迫(13例)和循环障碍(10例)最为常见，其中7例合并有重度ICANS。输注CAR-T细胞后，血清干扰素-γ(IFN-γ)以及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升高显著，在第(5.1±1.6)天达到峰值，发生重度CRS的患儿血清IFN-γ以及IL-6水平明显高于轻度CRS患儿( P均<0.05)。输注CAR-T细胞后，高肿瘤负荷患儿血清中IL-6水平明显高于低肿瘤负荷患儿( P<0.05)。出现血清TNF-α水平升高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3/11， P<0.05)。发生严重CRS反应的患儿更易发生4级ICANS(4/4比0/3， P<0.05)。氧合指数(P/F值)<200 mmHg(1 mmHg＝0.133 kPa)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2/12， P<0.05)，死亡组患儿的血管活性药物评分[ M( Min， Max)]明显高于生存组患儿[29.5(14.0，50.0)比1.5(0，25.0)， Z＝8.000， P＝0.027]。 结论:血清IL-6和INF-γ是引起CRS的重要原因，高肿瘤负荷是引起血清高炎症因子水平的因素之一，呼吸系统及循环系统是最常受累的系统，对这两个系统的评估指标可以帮助判断患儿预后。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发生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情况及其危险因素。方法:收集2020年1月15日至3月7日在长沙市第一医院出院的COVID-19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DILI的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DILI组和非DILI组。记录并比较2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基础疾病、COVID-19分型、入院时和用药后肝功能检测结果、用药情况、用药后出现DILI的时间、DILI的治疗和预后，计算COVID-19患者DILI的发生率，将组间比较 P<0.05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结果:共有203例COVID-19出院患者符合纳入标准，36例患者出现DILI，发生率为17.73 %。DILI组和非DILI组（167例）患者的性别分布，基础疾病为高血压、脂肪肝、胆石症者占比，COVID-19临床分型和用药种数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组患者入院时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和总胆红素（TBil）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用药后DILI组ALT、AST水平均高于用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DILI组患者用药后出现DILI的中位时间为8（6，11）d，患者均无明显临床体征和症状。发生DILI后16例患者停用可疑药物并予以护肝治疗，6例仅停药未治疗，14例未停药但予护肝治疗；出院时36例患者中34例好转，2例肝功能未恢复至参考值范围。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男性（ OR=3.939，95 %CI：1.426~10.883， P=0.008）、重型和危重型COVID-19（ OR=6.433，95 %CI：2.411~17.162， P<0.001）、基础疾病为脂肪肝（ OR=3.815，95 %CI：1.298~11.215， P=0.015）、胆石症（ OR=16.347，95 %CI：1.267~210.990， P=0.032）和用药种数>8种（ OR=10.181，95 %CI：3.606~28.744， P<0.001）是COVID-19患者发生药物性肝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长沙市第一医院出院的COVID-19患者DILI发生率为17.73 %，男性、COVID-19临床分型为重型和危重型、基础疾病为脂肪肝和胆石症以及用药种数>8种是COVID-19患者发生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达沙替尼相关肺动脉高压（PH）的临床特点。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0年12月31日），收集报道达沙替尼相关PH的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达沙替尼剂量、PH发生时间、临床表现、干预措施和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纳入分析的文献为24篇，报道患者25例，男性16例，女性9例；年龄23~73岁，平均50岁；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22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3例；达沙替尼剂量为140 mg/d者14例，100 mg/d者7例，70 mg/d者2例，不详2例；开始服用达沙替尼至发生PH的时间为10 d~144个月，中位时间37个月；出现不同程度呼吸困难症状者24例，水肿8例，肝肿大5例，颈静脉扩张5例，咳嗽、胸闷各3例，胸痛2例，乏力1例；胸部CT、胸部X线或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出现胸腔积液和/或心包积液者20例；WHO功能分级为Ⅳ级者8例，Ⅲ级9例，Ⅱ级4例，不明4例。右心导管和/或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25例患者肺动脉平均压和/或肺动脉收缩压均升高。诊断PH后，24例患者遵医嘱停用达沙替尼，其中22例给予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利尿剂、糖皮质激素等治疗，2例未予特殊干预；1例自行间断服用达沙替尼。19例患者换用其他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停用达沙替尼并对症治疗1周至36个月（平均7个月）后，好转17例，部分好转7例，不详1例。结论:达沙替尼相关PH多见于CML患者，男性多见，中位发生时间为用药后37个月，临床表现多为呼吸困难，多合并胸腔积液或心包积液，停药及予特异性治疗后多数患者可好转。

报道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1例初诊断2型糖尿病（T2DM）患者入院予以胰岛素强化降糖后，转换为利拉鲁肽联合口服降糖药物治疗的诊疗经过。患者为54岁女性，因“口干、多饮、多尿伴消瘦3个月”入院，入院后完善各项相关检查，明确诊断为T2DM。初始启用胰岛素强化降糖，血糖平稳后转换为利拉鲁肽皮下注射联合二甲双胍口服控制血糖，患者血糖控制良好，无明显胃肠道不良反应。利拉鲁肽是一种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可以联合口服降糖药物及胰岛素控制血糖，降糖效果较好，特别是针对伴有肥胖的患者，同时还能带来心血管、肾脏方面的获益。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能有效增强机体的免疫反应，进而达到重新激发抗肿瘤免疫监视的效果，但会引起一系列免疫相关不良反应（irAEs）。irAEs的临床疾病谱复杂，目前的机制研究尚不深入，临床诊治中往往会借鉴传统风湿病的诊治经验。irAEs治疗方案的选择需警惕药物的副作用，以及降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抗肿瘤效应的风险。本文从免疫学角度概述了介导irAEs的关键的病理生理机制，总结当前可用的药物及有前景的生物制剂和小分子靶向药物，以提供未来针对irAEs进行个性化治疗的解决方案。

目的:研究影响儿童肾综合征出血热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2014年7月至2021年12月于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临床诊断肾综合征出血热182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将重型、危重型患儿作为观察组(24例)，轻型、中型患儿作为对照组(158例)。收集患儿的人口学、流行病学资料及入院8 h内的相关临床检验结果，以入院28 d死亡为主要结局，肾功能衰竭、肺水肿为次要结局，观察两组临床检验指标的差异，对可能的危险因素行二元Logistic回归后，根据ROC曲线判断不同结局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两组之间年龄、性别、BM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肺水肿、肾衰竭、休克等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对照组与观察组比较，凝血功能指标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134 ± 21)s比(164 ± 34)s]、D-二聚体[(6.31 ± 3.20)mg/L比(12.43 ± 5.67)mg/L]、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vWF) [(352 ± 45)μg/L比(465 ± 103)μg/L]、血小板(platelets，PLT)[(87 ± 35)×10 9/L比(45 ± 24)×10 9/L]、乳酸(lactate，Lac)[(2.6 ± 1.1)mmol/L比(6.0±2.0)m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淋巴细胞特征分析指标淋巴细胞[(2 749 ± 686)×10 6/L比(2 374 ± 851)×10 6/L]、CD3 +[(1 821 ± 487)×10 6/L比(1 065 ± 539)×10 6/L]、CD4 +/CD8 + (1.65 ± 0.73)比(1.00 ± 0.25)、CD19 +[(559 ± 105)×10 6/L比(487 ± 133)×10 6/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炎症反应指标血清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22 ± 15)ng/L比(56 ± 21)ng/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观察组应用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呼吸机辅助通气、血管活性药物等治疗措施比率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对纳入指标行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死亡为主要结局，发现Lac、CD8 +、D-二聚体、vWF、PCT升高与患儿死亡率相关，是死亡的危险因素，PLT、CD4 +/CD8 +为保护性因素；以肾功能衰竭、肺水肿为次要结局，发现CD8 +、D-二聚体、Lac、PCT是引起次要结局的危险因素。危险因素联合预测模型行ROC曲线分析，主要结局变量相关危险因素预测模型的敏感度为77.91%、特异度为81.22%、AUC 0.769；次要结局变量相关危险因素预测模型的敏感度为87.61%、特异度为77.59%、AUC 0.891。 结论:CD8 +、D-二聚体、Lac、PCT、vWF等指标联合对儿童肾综合征出血热不良预后具有良好的预测性。

目的:了解家长对儿童使用抗菌药物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以促进抗菌药物在儿童中的合理使用，减少细菌耐药和不良反应在儿童中的发生。方法:2018年1月1日至6月30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童预防保健科对482名家长关于儿童使用抗菌药物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状况进行调查，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对儿童家长认知和自行使用抗菌药物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在认知方面，89.0%（429/482）的家长认同普通感冒不需要用抗菌药物治疗；88.8%（428/482）的家长知道抗菌药物有不良反应；82.0%（395/482）的家长知道抗菌药物的过度使用会使致病菌产生耐药性的可能增加。相关知识获取途径69.7%（327/482）来自医生。在态度方面，84.1%（405/482）的家长对我国民众存在过度使用抗菌药物的现象表示认同；68.2%（405/482）的家长认同孩子患病应听从医生方案不向医生提要求；30.7%（148/482）的家长认为自己足够了解抗菌药物知识；24.7%（148/482）的家长在孩子患病时愿意使用价格比较贵的抗菌药物。在行为方面，13.9%（67/482）的家长会自行购买抗菌药物；35.7%（172/482）的家长在家里备有抗菌药物。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年收入高的家长能够更好地了解抗菌药物（ OR=2.619，95 %CI：1.431~4.793）；家长在家里备有抗菌药物（ OR=4.713，95 %CI：1.964~11.309），自行购买过抗菌药物（ OR=2.768，95 %CI：1.237~6.194）都会增加自行给孩子使用抗菌药物的可能性。 结论:塘桥社区家长对儿童使用抗菌药物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存在一定问题。需要进一步普及儿童抗菌药物的宣传教育，以促进抗菌药物在儿童中的合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