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产科急症，其早期识别、进入重症医学科前的紧急干预和产科处理是产科医生需要重视及关注的临床问题。妊娠和产褥期生理性变化使得脓毒症临床特征不易被识别。对于可能的脓毒症，可使用简单的床边筛查工具进行早期识别。如果脓毒症筛查呈阳性，怀疑或存在感染证据时，无论是否发热，需进一步评估器官损伤的证据进行脓毒症诊断。识别脓毒症后的1 h内启动集束化治疗：疑似或确诊脓毒症的孕产妇，应尽早进行细菌培养（血液、尿液、呼吸道及其他部位体液）和血清乳酸水平测定；最好在1 h内给予经验性广谱抗生素治疗；建议在脓毒症并发低血压或器官灌注不足时尽早给予1~2 L晶体溶液进行液体复苏；尽管进行了液体复苏，但仍伴有持续低血压和/或灌注不足，建议使用血管升压药物以维持平均动脉压≥65 mmHg（1 mmHg=0.133 kPa），去甲肾上腺素作为一线药物。当怀疑或确诊脓毒症时，应积极寻找感染病灶，有效控制感染源。不建议仅以脓毒症为唯一指征而立即终止妊娠，终止妊娠应依据产科指征，根据孕周、母体及胎儿情况进行个体化综合考虑。若明确存在宫内感染，应立即终止妊娠。剖宫产通常需要全身麻醉；施行椎管内麻醉是相对禁忌。妊娠和产褥期脓毒症的诊疗应在遵循指南基础上实施个体化治疗。

目的:观察自体富血小板凝胶(APG)治疗2型糖尿病足(DF)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肺腺癌转移相关转录本1(MALAT1)表达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2月至2022年5月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62例DF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0例)和观察组(32例)，对照组采用超声清创换药治疗，观察组采用超声清创联合APG治疗。观察治疗6周后两组患者治疗的有效率、经皮氧分压(TcPO 2)，血清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介素6(IL-6)、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缺氧诱导因子α(HIF-1α)水平，PBMCs中MALAT1表达，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MALAT的表达改变(△MALAT1)与治疗总有效率的关系。 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93.75%(30/32) vs 73.33%(22/30)， P<0.05]。治疗后，两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 1c)、尿微量白蛋白/肌酐(UACR)、尿酸(UA)、白细胞(WBC)、TNF-α和IL-6均较前降低，HIF-1α、VEGF和MALAT1较治疗前升高(均 P<0.05)；且治疗后，观察组的UA、HIF-1α、VEGF和MALAT1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DF患者△MALAT1与TNF-α( r＝－0.61， P＝0.02)、IL-6( r＝－0.52， P＝0.04)、WBC( r＝－0.53， P＝0.03)呈负相关，与VEGF( r＝0.58， P＝0.03)、HIF-1α( r＝0.54， P＝0.03)呈正相关。△MALAT高改变组DF治疗的总有效率更高[88.37%(38/43) vs 73.68%(14/19)， P<0.05]。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APG可明显上调MALAT的表达，改善创面组织血液灌注、创面血管生成和炎症反应，促进溃疡愈合，且MALAT表达量的变化有助于判断DF的预后。

透析相关窃血综合征是血管通路建立后因血液分流导致肢体远端组织血流灌注不足，同侧肢体出现缺血等临床综合征。本文报道病例为启用左上臂肱动脉-头静脉相吻合的内瘘进行血液透析时出现左侧肢体疼痛，影像检查发现左锁骨下动脉闭塞合并左腋动脉狭窄，腔内介入治疗开通了流入道动脉的病变后，患者症状缓解。

慢性颈内动脉闭塞，是多由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种常见临床病变，也是中老年常见的血管疾病之一。其会造成血管血流速度减慢，导致脑组织血液供应发生改变，继发引起脑神经及脑组织代谢异常；同时长期脑灌注不足将会诱发认知障碍的发生，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目前主要有药物保守及血管内介入两种治疗方式，但关于这两种治疗方式的优胜劣汰仍存在较大争议。本资料报道1例颅内外多发血管重度狭窄、闭塞病例的临床、影像、治疗策略及预后，以期为此类患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总结分析孙氏手术优先或分支动脉开通优先治疗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合并下肢缺血导致灌注不良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共302例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收集其中17例合并下肢灌注不良患者的围手术期临床资料，其中男16例，女1例；平均年龄(52.6±4.2)岁。术前腔内支架开通下肢动脉3例，术后行腔内支架开通1例，直接行孙氏手术14例。结果: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合并下肢灌注不良的发生率为5.6%，全组平均体外循环时间(271.8±38.9min)，平均主动脉阻断时间(186.3±31.8)min，平均脑灌注时间(48.75±11.3)min。术后因多器官灌注不良死亡3例，发生率为17.6%(3/17)，2例孙氏手术后因腹腔脏器灌注不良死亡；1例孙氏手术前行髂动脉开通支架后因腹腔脏器灌注不良死亡。因大面积脑梗塞自动出院2例，发生率为11.7%(2/17)，因骨筋膜室切开1例，术后使用血液灌流5例。术后随访显示术前重度下肢缺血患者有下肢皮肤神经受损表现，表现为患侧肢体无力，麻木，在康复医院康复治疗中，肌力较前有好转；轻度下肢缺血患者患侧皮肤麻木有好转，无遗留肌力障碍。结论:对于轻度下肢缺血的A型主动脉夹层直接行孙氏手术效果良好；对于重度下肢缺血的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可先行支架开通后再行孙氏手术，术后使用血液灌流器可以减少缺血再灌注损伤，改善损伤预后。

再灌注治疗（包括静脉溶栓和血管内治疗）是急性缺血性卒中的有效治疗方法。作为再灌注治疗后的常见并发症，出血性转化与患者转归不良密切相关。早期通过临床特征、影像学和血液生物标志物进行评估可预测出血性转化风险，从而更好地指导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再灌注治疗。

目的:探讨CC趋化因子ligand-5(CCL5)促进在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早期巨噬细胞浸润的机制。方法:使用成年雄性C57BL/6野生型和CCL5缺陷小鼠进行实验，随机分为4组：假手术组(假手术组小鼠经历缺血灌注模型方案，但没有进行血管闭塞， n＝10)；缺血再灌注模型组(用异氟烷麻醉小鼠，进行中线剖腹手术，并将一个无创伤夹子放置在静脉门、肝动脉和胆管上，以中断左侧外侧叶和中叶的血液供应，在部分肝脏缺血60 min后，移除夹子以开始再灌注， n＝10)；CCL5拮抗剂＋模型组[在即将开始再灌注之前，CCL5拮抗剂＋模型组接受单次推注静脉注射趋化因子受体5(CCR5)受体拮抗剂马拉维诺， n＝10]；CCL5缺陷组(CCL5缺陷小鼠， n＝10)；通过收集小鼠血液用VTROS DT60 Ⅱ化学系统检测谷丙转氨酶(ALT)含量及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通过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ALT mRNA及MPO mRNA的表达；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巨噬细胞的数量；通过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巨噬细胞对肺部的浸润情况；通过蛋白质免疫印迹检相关炎性因子的蛋白表达。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中ALT含量[(521.36±20.65)比( 4126.55±326.68)， F＝16.237， P<0.05]及MPO[(1.78±0.54)比(7.66±2.34)， F＝14.211， P<0.05]活性升高，CCL5拮抗剂＋模型组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降低(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前1～3 h缺血再灌注模型组与CCL5缺陷组中CD45 ＋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第24小时缺血再灌注模型组较CCL5缺陷组CD45 ＋的数量升高[(2.91±0.23)比(1.65±0.17)， F＝16.311， P<0.05]。再灌注后1、2、8和24h中，发现缺血再灌注模型组CD68 ＋细胞数量较假手术组高[(94.62±8.55)比(23.68±3.11)， F＝16.35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缺血再灌注早期CCL5缺陷组中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降低[(76.38±6.77)比(94.62±8.55)， F＝16.35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与假手术组比较，缺血再灌注模型肿瘤坏死因子(TNF)-α[(1.12±0.23)比(3.24±0.42)， F＝11.352， P<0.05] 、白细胞介素(IL)-1β[(1.03±0.08)比(2.87±0.35)， F＝12.452， P<0.05] 、IL-6[(0.95±0.02)比(2.58±0.21)， F＝15.652， P<0.05]的蛋白表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CCL5拮抗剂＋模型组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TNF-α[(3.24±0.42)比(1.35±0.14)， F＝14.252， P<0.05]、IL-1β[(2.87±0.35)比(1.22±0.15)， F＝13.723， P<0.05]、IL-6[(2.58±0.21)比(1.35±0.26)， F＝14.312， P<0.05]的蛋白表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CCL5促进早期肝脏缺血再灌注期间循环巨噬细胞对肝脏的浸润，并介导随后的促炎症损伤。

离断肢（指）体再植是挽救创伤性肢（指）体离断的首要治疗方法,如何提高手术的成功率以及术后的功能恢复至关重要。人的肢（指）体一旦离体后血液循环将停止,正常的生理代谢会被打乱,从而出现细胞变性、组织坏死等一系列的生理、病理变化,极大地影响肢（指）体再植的治疗效果。因此，如何科学地降低离断肢（指）体组织的代谢和减轻后续的缺血再灌注损伤,提高肢（指）体再植术成功率,是肢（指）体再植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就现有的肢（指）体保存方法研究现状以及进展做出综述,通过大量检索和分析文献,总结了目前肢（指）体保存方法的优缺点,希望借此能为临床保存离断肢体提供参考。

据WHO调查统计产后出血导致的死亡占孕产妇死亡总数的四分之一 [1]。近年随着我国生育政策开放，瘢痕子宫再次剖宫产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带来的围产期出血相关并发症亦呈上升趋势 [2-3] 。其中以凶险性前置胎盘更为危险，平均失血量高达3 000～5 000 mL，为难治性大出血，危及母婴生命 [4-6]。凶险性前置胎盘临床均选择剖宫产终止妊娠，术中根据出血量制定输血补液方案。目前临床常用评估出血量的方法受诸多因素的干扰，包括羊水的混入、大量血液渗透至切口边缘的敷料中、术中阴道出血评估无量化标准等，因此较难准确评估 [7-9]。出血量评估不准确会导致补液证据不足，若输血补液不够，则引起组织灌注不足、多器官功能衰竭；若输血输液过多过快则会引起心肺功能异常，循环负荷过重，肺水肿等并发症，加速病情恶化。因此及时准确的评估剖宫产术中失血量，为补液输液提供证据基础，对确保患者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上述问题，结合临床循证，本研究设计了一种可计量储血产垫，201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ZL 201621393951.0）；2021年专利转化，2022年产品纳入浙江省药械采购并使用于临床，用于精确收集评估剖宫产患者术中阴道出血量，临床应用效果较好，现报道如下。

目的:分析吲哚菁绿血管造影技术在四肢软组织缺损修复术中对游离穿支皮瓣血液灌注监测的有效性。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分析2019年8月至2022年10月华北医疗健康集团邢台总医院收治的26例采用游离穿支皮瓣修复四肢软组织缺损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21例，女5例；年龄20~59岁［(39.5±4.1）岁］。创面大小为2.0 cm×5.0 cm~12.0 cm×16.0 cm。受伤至手术时间为5~30 d［(16.2±1.9)d］。术中采用吲哚菁绿血管造影技术分别于游离穿支皮瓣完全切取但血管蒂未切断之前、游离穿支皮瓣与受区血管吻合通血并与周围组织缝合后即刻，评估皮瓣区血液灌注情况。对两次吲哚菁绿血管造影技术显示皮瓣血液灌注程度进行一致性检验，判断皮瓣移植后吻合口是否通畅。术后14 d观察第2次吲哚菁绿血管造影技术显示血液灌注充足患者的皮瓣成活状况，比较吲哚菁绿血管造影技术显示皮瓣区血液灌注差的部分与该部分实际坏死发生状况有无差异，计算吲哚菁绿血管造影技术评估皮瓣区血液灌注方面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阴性预测值及阳性预测值。结果:患者均获随访14~21 d［(17.4±3.5)d］。两次吲哚菁绿血管造影技术显示皮瓣区血液灌注情况一致性程度均很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appa系数均为1.00， P<0.01）。所有患者皮瓣移植后吻合口通畅。术后14 d，第2次吲哚菁绿血管造影技术皮瓣区全部显影为1级11例，显影最差部分为2级7例，3级5例，4级3例。对于皮瓣全部显影为1级及显影最差部分为2级的患者，皮瓣全部成活；对于皮瓣显影最差部分为3级和4级的患者，皮瓣血运差的区域全层或表浅部分皮瓣坏死者5例，皮瓣成活良好者3例。吲哚菁绿血管造影技术评估皮瓣区血液灌注方面的灵敏度为100%（95% CI 0.46，1.00），特异度为85.71%（95% CI 0.63，0.96），准确率为88.46%（95% CI 0.76，1.00），阴性预测值为100%（95% CI 0.78，1.00），阳性预测值为62.50%（95% CI 0.26，0.90）。 结论:吲哚菁绿血管造影技术实时显影效果好，敏感度、特异度及准确率较高，是一种了解四肢软组织缺损修复术中皮瓣血运状况、预测皮瓣坏死情况的客观监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