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卡格列净对糖尿病肾病患者尿蛋白及相关指标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11月海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2型糖尿病肾病患者60例为研究对象，使用常规降糖治疗及血管紧张素I转化酶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剂量稳定至少2个月以上，且尿微量白蛋白肌酐比（ACR）>30 mg/g；肾小球滤过率（eGFR）≥30 mL·min －1·1.73 m －2、6.5%≤糖化血红蛋白（HbA1c）≤12.0%，均予以卡格列净口服，每次100 mg，每天1次；所有患者接受卡格列净治疗24周。比较患者经卡格列净治疗24周后，ACR、24 h尿蛋白定量（24 h Up）和HbA1c等指标的变化及治疗前后血压、血尿酸、血脂等的变化。 结果:与卡格列净治疗前的24 h尿蛋白（1.01±0.56）g、ACR（667.5±157.2）mg/g、eGFR（62.9±15.0）mL·min －1·1.73 m －2、空腹血糖（10.0±2.3）mmol/L、HbA1c（9.5±1.3）%、收缩压（141.41±5.42）mmHg、尿酸（456.29±26.65）μmol/L相比，经卡格列净治疗24周后的24 h尿蛋白（0.66±0.37）g、ACR（350.3±274.7）mg/g、eGFR（75.2±19.3）mL·min －1·1.73 m －2、空腹血糖（FPG）（8.04±1.71）mmol/L、HbA1c（8.6±1.2）%、收缩压（128.38±5.20）mmHg、尿酸（367.98±46.37）μmol/L，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1.63、4.25、－2.80、4.10、3.60、5.90、2.70， P=0.000、0.036、0.023、0.016、0.028、0.001、0.042）。 结论:卡格列净除有良好的降血糖效果外，能改善糖尿病肾病患者的尿蛋白及肾功能，同时还具有降血压和降尿酸的作用。

目的:探究我国真实世界中，于不同地域医院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的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对二级预防用药的依从性及其长期预后。方法:冠心病抗血小板治疗优选方案（OPT-CAD）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注册登记研究。本研究选取OPT-CAD研究中诊断为ACS且行PCI治疗的患者。以长江一线为中国南北方分界线，根据患者就诊医院的地理位置分南方组和北方组。为减少选择偏倚和潜在的混杂因素，两组间患者根据倾向性评分按1∶1最临近匹配法匹配。主要终点为患者出院后60个月随访期间发生的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包括心原性死亡、心肌梗死和/或缺血性卒中的复合终点；次要终点为60个月全因死亡、心原性死亡、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以及出血学术研究联合会（BARC）定义的2、3、5型出血。记录患者的二级预防用药情况，二级预防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他汀类、β受体阻滞、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类（ACEI/ARB）等。匹配前后均比较两组患者的二级预防用药情况及临床事件发生率。结果:本研究共纳入7 049例ACS患者，其中南方组共1 958例患者，北方组共5 091例。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南方组和北方组各1 324例。匹配前，北方组患者中吸烟、合并高血压及糖尿病、有既往史（心肌梗死、PCI及卒中）和冠心病家族史的比例较南方组高（ P均<0.05）。北方组复杂病变、弥漫病变、小血管病变和血栓病变占比均高于南方组（ P均<0.05）。出院后60个月，南方与北方组的抗血小板治疗模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其中南方组患者使用氯吡格雷单药治疗的比例高于北方组［9.8%（130/1 324）比1.1%（14//1 324）］，而北方组患者使用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的比例高于南方组［（67.4%（893/1 324）比46.5%（616/1 324）］。其他二级预防用药的使用上，南方组患者接受β受体阻滞剂［24.5%（325/1 324）比16.8%（222/1 324）， P<0.001］及ACEI/ARB［19.4%（257/1 324）比10.0%（133/1 324）， P<0.001］治疗的比例高于北方组。匹配后，北方组出院后60个月MACCE［8.4%（111/1 324）比6.2%（82/1 324）， P=0.030］和BARC2、3、5型出血［6.0%（80/1 324）比4.0%（53/1 324）， P=0.016］发生率高于南方组。 结论:与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地区PCI术后的ACS患者伴合并症和危险因素的比例较高，冠状动脉病变更为复杂，对药物依从性较差，预后也相对较差。

目的:分析四川省克山病病区扩张型心肌病（扩心病）患者的临床特征、预后及基因突变情况，探讨扩心病患者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方法:2016年6月在四川省克山病病区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和攀枝花市仁和区，以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临床表现、心电图检查和超声心动图检查诊断的55例扩心病患者为调查对象，分析其基线临床资料并进行长期随访。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6月15日，随访终点为全因死亡。采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患者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Kaplan-Meier（K-M）生存曲线分析患者的生存时间。同时，采集其中27例扩心病患者外周静脉血，分离白细胞后提取DNA，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筛选潜在的致病基因。结果:55例扩心病患者中，男性40例、女性15例；年龄为（54.09 ± 12.38）岁；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心功能分级以Ⅱ、Ⅲ级为主，占94.55%（52/55）。55例扩心病患者的随访时间为（7.02 ± 2.96）年，17例患者发生全因死亡，占30.91%（17/55），其中男性15例、女性2例。与存活组患者比较，死亡组患者晕厥发生率较低（χ 2 = 6.57， P = 0.010），而双下肢水肿（χ 2 = 6.43， P = 0.017）、肺淤血（χ 2 = 7.61， P = 0.006）、室内传导阻滞发生率（χ 2 = 6.41， P = 0.011）及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使用比例（χ 2 = 6.57， P = 0.010）均较高，左室内径增大（ t = 2.36， P = 0.022）。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双下肢水肿[风险比（ HR）= 4.61， P = 0.042]和室内传导阻滞（ HR = 3.20， P = 0.019）是扩心病患者发生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K-M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双下肢水肿及室内传导阻滞的患者全因死亡率均较高（log-rank χ 2 = 5.02、6.24， P = 0.025、0.012）。全外显子组测序结果显示，4例患者检测到携带致病或疑似致病基因突变，阳性率为14.81%（4/27），涉及β-肌球蛋白重链7（MYH7）、钙网蛋白3（CALR3）、凝溶胶蛋白（GSN）3个基因。 结论:四川省克山病病区扩心病患者的全因死亡率较高，死亡患者易出现双下肢水肿、肺淤血和室内传导阻滞，并且左室内径增大。双下肢水肿和室内传导阻滞是扩心病患者全因死亡的独立预测危险因素。扩心病致病基因涉及MYH7、CALR3和GSN基因。

Alport综合征是最常见的遗传性肾脏病之一，由Ⅳ型胶原基因突变所致，其遗传方式复杂，临床表现多样，病情重者将快速进展至终末期肾脏病。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对Alport综合征遗传谱系、临床治疗方法的有效性以及疾病预后预测等方面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本文旨在介绍Alport综合征的诊治最新进展，以提升其早期诊断与规范化治疗水平。

目的:研究联合二氧化碳通气当量斜率（VE/VCO 2 slope）与峰值收缩压（peak SBP）对慢性心力衰竭（心衰）患者全因死亡事件的预测价值。 方法:纳入2007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心脏康复中心就诊并完成心肺运动试验的慢性心衰患者170例，射血分数均<40%，随访患者直至出现全因死亡事件或随访结束，收集两组的临床资料及心肺运动试验结果，探索慢性心衰患者的全因死亡预测指标。结果:中位随访时间为647（182，1 764）d，34例患者出现全因死亡事件，死亡患者较幸存患者糖尿病患病比例、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CEI/ARB）使用比例、VE/VCO 2 slope和peak SBP*VE/VCO 2更高，峰值耗氧量（peak VO 2）更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VE/VCO 2 slope和peak SBP*VE/VCO 2预测慢性心衰患者全因死亡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48（ P=0.008）和0.681（ P=0.001），最佳阈值分别为>40.95（ P=0.008）和>5 423.50 mmHg（1 mmHg=0.133 kPa， P=0.006），敏感度分别为0.559和0.588，特异度分别为0.728和0.735。矫正年龄、性别、糖尿病、ACEI/ARB后，VE/VCO 2 slope（ HR=2.12， P=0.036）和peak SBP*VE/VCO 2 （ HR=2.42， P=0.016）仍能预测慢性心衰患者全因死亡事件，且peak SBP* VE/VCO 2预测价值优于VE/VCO 2 slope。 结论:peak SBP* VE/VCO 2对慢性心衰全因死亡较VE/VCO 2 slope有更好的预测价值。

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作为受体入侵细胞，导致ACE2破坏，引起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失衡。RAS失衡可通过诱导炎症、介导氧化应激和纤维化等过程参与到多个器官的急慢性损伤过程中。2019-nCoV并不仅仅引起肺损伤，亦引起多器官损伤。我们推测，RAS失衡在2019-nCoV引起的多器官功能不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CEI/ARB）调节RAS失衡可能成为防治2019-nCoV相关器官损伤的新手段。进一步研究明确病毒感染和多器官损伤与RAS失衡的相互关系至关重要。

目的:分析神经外科手术患者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研究对象为2017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因颅内肿瘤和颅内血管疾病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普通病房住院治疗的患者，收集入选者人口学、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结果。根据AKI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AKI组和非AKI组，比较两组患者临床参数以及用药的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神经外科手术患者发生AKI的危险因素。结果:纳入神经外科手术患者4 509例，年龄（51.93±16.03）岁，男性2 361例，女性2 148例，AKI发生率为3.37%（152/4 509），其中因颅内肿瘤手术的患者AKI发生率为3.69%（84/2 278），因颅内血管疾病手术的患者AKI发生率为3.05%（68/2 231）。AKI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 t=4.897， P<0.001）和手术时间（ t=5.496， P<0.001）均长于非AKI组。AKI组患者中合并糖尿病比例、术前血肌酐、血尿素氮、糖化血红蛋白、血乳酸、纤维蛋白原及收缩压水平均显著高于非AKI组，血红蛋白水平显著低于非AKI组（均 P<0.05）。AKI组患者中应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头孢类抗生素、质子泵抑制剂类药物、甘露醇和非甾体抗炎药的比例也显著高于非AKI组（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红蛋白<110 g/L（ OR=4.252，95% CI 1.569~11.527， P=0.004）、术前血尿素氮升高（ OR=1.304，95% CI 1.139~1.492， P<0.001）和应用非甾体抗炎药（ OR=2.342，95% CI 1.044~5.253， P=0.039）为神经外科手术患者发生AKI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神经外科普通病房住院患者AKI的发生率为3.37%。贫血、血尿素氮升高以及应用非甾体抗炎药为神经外科手术患者AKI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总结中国Takotsubo综合征（TTS）患者的临床特征，并与欧美患者进行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方法:该研究为病例汇总分析。以“应激性心肌病”“心尖气球样变综合征”“心碎综合征”“Takotsubo综合征”“Takotsubo syndrome”“stress cardiomyopathy”为关键词，检索万方数据、中国知网、Pubmed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1990至2020年发表的相关文献，剔除非病例报道、诊断错误、信息不全的文献，最终纳入文献1 294篇，其中128篇文献报道了163例中国病例，1 166篇文献报道了1 256例欧美病例 。提取纳入病例的人口学、诱因、症状、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左心室造影、冠状动脉造影、治疗及预后等信息，分析中国TTS患者的临床特征，并与欧美患者进行比较。 结果:研究纳入163例中国TTS患者，1 256例欧美患者。中国TTS患者的年龄为（59.6±16.9）岁，与欧美患者的（59.7±17.4）岁相当（ P=0.90），女性患者的比例则低于欧美［128例（78.5%）比1 073（85.4%）， P=0.02］。中国TTS患者的诱因以精神应激为主［79例（48.5%）］，躯体应激者71例（43.6%），13例（7.9%）患者无明显诱因。与欧美比较，中国TTS患者精神应激比例较高，而躯体应激和无诱因者比例较低（ P均<0.05）。中国TTS患者的主要症状依次为胸痛［86例（52.8%）］、胸闷［57例（35.0%）］、气促［54例（33.1%）］、头晕［26例（16.0%）］、出汗［25例（15.3%）］、心悸［20例（12.3%）］、晕厥［15例（9.2%）］、腹痛/腹泻［14例（8.6%）］、低血压［12例（7.4%）］和乏力［2例（1.2%）］。与欧美比较，中国TTS患者胸闷、头晕、出汗、心悸、腹痛/腹泻的比率较高，而低血压的比率较低（ P均<0.05）。中国TTS患者心电图表现以心肌缺血样改变为主，包括ST段抬高104例（63.8%）、T波倒置75例（46.0%）和ST段压低14例（8.6%）。与欧美比较，中国TTS患者ST段抬高、T波倒置和房室传导阻滞的比率较高（ P均<0.05） 。超声心动图检查示，中国TTS患者主要表现为心尖部运动障碍［97例（59.5%）］、心尖/左心室球囊样扩张［59例（36.2%）］。与欧美比较，中国TTS患者心尖/左心室球囊样扩张、心尖部运动障碍、二尖瓣反流的比率较高，而其他部位运动障碍、左心室射血分数<50%的比率较低（ P均<0.05）。左心室造影示中国TTS患者心尖部运动障碍比率高于欧美（ P<0.01），而心尖/左心室球囊样扩张的比率相近（ P>0.05）。冠状动脉造影示中国TTS患者冠状动脉无狭窄或狭窄<50%者142例（87.1%），与欧美相当（ P>0.05）。中国TTS患者以典型者为主［157例（96.3%）］，其次为双室型［5例（3.1%）］、倒置型［1例（0.6%）］；典型患者的比率高于欧美，而倒置型、室中型的比率较低（ P均<0.01）。中国TTS患者的常用治疗药物依次为β受体阻滞剂［67例（41.1%）］、抗血小板药［61例（37.4%）］、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阻滞剂［59例（36.2%）］、抗凝药［44例（27.0%）］和利尿剂［32例（19.6%）］。与欧美比较，中国TTS患者使用抗血小板药、抗凝药、调脂药、利尿剂、硝酸盐类药物的比率较高（ P<0.05）。两组患者氧疗和主动脉内球囊反搏的使用率相近（ P均>0.05）。中国TTS患者的院内死亡率为5.5%（9/163），平均随访1年，期间复发率为3.7%（6/163），无死亡事件发生，与欧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中国TTS患者中中老年女性占比较高，大部分患者有精神或躯体应激，以典型的影像学表现为主，有一定的院内死亡率和复发率。相对于欧美患者，中国TTS患者有其特殊性。

目的:探讨心肌缺血再灌注时机体内皮功能紊乱与心肌细胞凋亡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选取63只雄性大鼠制备心肌缺血再灌注模型，采用左冠状动脉前降支(LAD)结扎方式模拟心肌缺血，并根据大鼠的缺血再灌注时间(30 min、90 min、180 min)和是否使用卡托普利将其分成观察Ⅰb组、观察Ⅰa组、观察Ⅱb组、观察Ⅱa组、观察Ⅲb组和观察Ⅲa组，对各组大鼠的循环内皮细胞(CEC)、内皮素(ET)、一氧化氮(NO)和心肌细胞凋亡率进行测定。结果:在a组大鼠中，观察组大鼠CEC、ET水平较对照组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NO水平较对照组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均 P<0.05)；在使用卡托普利进行预防性干预后，观察Ⅱb组、观察Ⅲb组大鼠CEC水平、ET水平均分别低于观察Ⅱa组、观察Ⅲa组，NO水平均分别高于观察Ⅱa组、观察Ⅲa组(均 P<0.05)；a组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率均高于对照组，从高到低依次为观察Ⅲa组[(235.71±40.25)%]>观察Ⅱa组[(197.28±43.56)%]>观察Ⅰa组[(138.55±32.87)%]>对照组[(5.81±2.02)%](均 P<0.05)；观察Ⅱb组[(125.67±26.51)%]、观察Ⅲb组[(124.91±33.28)%]大鼠的心肌细胞凋亡率均分别低于观察Ⅱa组、观察Ⅲa组(均 P<0.05)。 结论:缺血再灌注可引发机体出现内皮功能紊乱与心肌细胞凋亡率上升，此种变化程度与缺血再灌注时间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适当应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可在一定程度上对心肌细胞的损伤程度进行抑制。

目的:分析比索洛尔联合左旋氨氯地平对高血压患者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颈动脉血管弹性功能的影响。方法:回顾性选择2021年1—8月就诊于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医院的90例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治疗方法的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联合组，每组45例。对照组采用左旋氨氯地平治疗，联合组采用比索洛尔+左旋氨氯地平治疗。治疗3个月为1个疗程，两组均连续治疗5个疗程。比较两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心室重构指标、RAAS系统相关激素水平、颈动脉血管弹性功能及不良反应。结果:联合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95.56%（43/45）比82.22%（37/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05， P<0.05）。联合组治疗后室间隔厚度（IVST）、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左心室后壁厚度（LVPWT）、左心室质量指数（LVMI）低于对照组[（8.52 ± 1.84） mm比（9.41 ± 2.09） mm、（48.53 ± 1.94） mm比（50.47 ± 2.35） mm、（9.12 ± 2.10） mm比（11.06 ± 2.38） mm、（88.96 ± 12.72） g/m 2比（96.56 ± 13.39） g/m 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联合组治疗后血清血管紧张素Ⅱ、肾素、血管紧张素转化酶、醛固酮水平低于对照组[（44.47 ± 4.27） ng/L比（48.63 ± 5.34） ng/L、（0.34 ± 0.07） μg/（L·h）比（0.41 ± 0.08） μg/（L·h）、（9.09 ± 0.66） U/L比（9.45 ± 0.75）U/L、（123.43 ± 14.08） ng/L比（131.36 ± 15.7） 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治疗前后左、右侧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颈动脉阻力指数（R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治疗后左、右侧颈总动脉收缩起始时脉搏波传导速度（PWV-BS）、收缩结束时脉搏波传导速度（PWV-ES）均降低，并且联合组治疗后左、右侧PWV-BS、PWV-ES低于对照组[（5.42 ± 0.64） m/s比（6.02 ± 0.8） m/s、（4.89 ± 0.67） m/s比（5.86 ± 0.98） m/s、（8.02 ± 0.86） m/s比（9.34 ± 1.24） m/s、（6.98 ± 0.67） m/s比（8.02 ± 0.87） m/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比索洛尔联合左旋氨氯地平可有效提高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效果，调节RAAS系统相关激素水平，逆转心室重构，改善颈动脉血管弹性功能，且未增加不良反应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