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相关危险因素,以及这些危险因素与角膜生物力学[角膜滞后量(CH)和角膜阻力因子(CRF)]之间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临床研究.选取从2022年2月至2023年3月就诊于资阳市中心医院的T2DM患者650例,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患者性别、年龄、糖尿病病程、高血压病史、吸烟史、饮酒史、体质量指数(BMI)、舒张压(DBP)、空腹血糖(FBG)、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糖化血红蛋白(HbA1C)进行独立危险因素评估,同时进一步根据糖尿病病程、FBG、DR分期、HbA1c(%)等不同病变程度分组,通过眼反应分析仪(ORA)测量患者的CH和CRF值,分析两者的数值变化趋势.结果 研究显示T2DM病程、吸烟史、BMI、FBG、DR、HbA1c、TC、TG、LDL-C是T2DM的共同危险因素,HDL-C是其保护因素(均P<0.05).随着糖尿病病程延长、空腹血糖的升高、HbA1C的累计,CH和CRF值逐渐降低,特别是HbA1c(%)>12时CH和CRF数值降低幅度最大,分别为(1.85±0.33)mmHg和(1.28±0.69)mmHg.与Non-DR组相比,轻度NPDR、中度NPDR、重度NPDR和PDR组中CH和CRF值逐渐降低,其中PDR组中CH、CRF值最低,组间方差分析显示CH、CRF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早期测量患者角膜生物力学特性,评估CH和CRF数值变化,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对于降低糖尿病性角膜病变具有重要作用.

患者，男，39岁，汉族，因"双眼抗青光眼术后1年，视力下降3个月"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眼科就诊。就诊前1年，患者于外院诊断为"双眼青光眼、双眼屈光不正"，并行"右眼小梁切除＋周边虹膜切除术及左眼青光眼引流钉植入术"。患者自诉术后于外院复查时双眼矫正视力为0.4，眼压仍高(具体不详)，行局部降眼压治疗(贝美前列腺素滴眼液＋布林佐胺噻吗洛尔滴眼液＋酒石酸溴莫尼定滴眼液点双眼；左眼加用布林佐胺滴眼液)。此外，患者自双眼青光眼滤过手术后长期进行眼球按摩以稳定滤过泡及眼压。就诊前3个月视力出现明显下降，未予重视。既往双眼高度近视戴镜矫正30余年。患者全身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父母非近亲结婚，否认过敏性眼病史、家族史。眼科检查：矫正视力右眼为0.1，左眼为0.15；非接触式眼压计测量右眼为10.0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为14.9 mmHg；眼前节照相及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图1)显示双眼上方结膜滤过泡平坦，双眼中下方角膜可见线状斑翳，角膜向前隆起变薄，角膜后沉着物(－)，前房中深，房水闪辉(－)，右眼虹膜可见周切孔，双眼瞳孔直径为4 mm，对光反射稍迟钝，晶状体轻度混浊；眼底检查显示高度近视眼底改变，杯盘比约为1.0。三维眼前节分析仪(Pentacam，德国Oculus公司)显示：双眼角膜均为不规则散光，鼻下方角膜变薄，曲率明显增加，右眼、左眼最薄点角膜厚度分别为447、430 μm，角膜前表面最大屈光力分别升高至65.2、57.7 D，角膜前表面最薄点高度分别为＋66、＋36 μm，角膜后表面高度分别为＋160、＋117 μm(图2、表1)。角膜生物力学眼压分析仪(Corvis ST，德国Oculus公司)显示双眼Corvis生物力学指数(CBI)为1.0，双眼生物力学指数(TBI)为0.98，右眼、左眼Belin/Ambrosio综合偏差值(BAD-D)分别为16.92、14.89(表1)。结合患者青光眼术后长期揉眼史及裂隙灯显微镜检查可见角膜变薄并呈锥形前突等典型临床体征，角膜地形图检查发现角膜旁中央明显变薄及角膜生物力学检查示角膜滞后量和阻力因子量等生物力学指标下降，最终诊断：双眼圆锥角膜，双眼高度近视，双眼抗青光眼术后。治疗上予以双眼验配硬性角膜接触镜提高矫正视力，如患者不能耐受配戴或无法长时间舒适配戴，可考虑试行角膜交联术，同时继续局部点眼控制眼压。患者回当地医院验配硬性角膜接触镜且未再次来我院就诊。

目的:观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患眼角膜生物力学特性改变，初步分析其与DR程度的关系。方法:回顾性研究。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治疗的2型糖尿病（T2DM）合并DR患者83例83只眼（DR组）、门诊招募的T2DM不伴DR患者30例30只眼（NDR组）以及非糖尿病患者30例30只眼（NDM组）纳入研究。均选择左眼为研究眼。DR组83只眼中，非增生型DR （NPDR）、增生型DR （PDR）分别为39、44只眼，据此再分为NPDR组、PDR组。DR组、NDR组、NDM组患者间年龄（ t=1.10 ）、性别构成比（ χ2=0.46）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体重指数（ t=3.74 ）、糖化血红蛋白（ t=35.02 ）、眼轴长度（ t=5.51）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采用眼反应分析仪（ORA）测量受检眼角膜滞后量（CH）、角膜阻力因子（CRF）及Goldman相关眼压（IOPg ）、角膜代偿眼压（IOPcc）。采用角膜地形图测量受检眼角膜中央厚度（CCT）。多组间CCT、IOPcc、IOPg、CH、CRF的差异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分析DR患者CH、CRF与其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结果:DR组、NDR组、NDM组受检眼之间CCT、IOPcc、IOPg、CH、CRF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3.71、5.60、9.72、9.02、21.97， P<0.05）。组间两两比较，CH、CRF：DR组与NDM组、NDR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CT：DR组与NDM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NDR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CT、CH、CRF：NDR组与NDM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DR患者CCT、IOPcc是CH的独立影响因素[CCT： β=0.01，95%可信区间（ CI）0.01~ 0.03， P=0.013；IOPcc： β=-0.15，95% CI -0.25~-0.05， P=0.005]；年龄、CCT、IOPcc是CRF的独立影响因素[年龄： β=-0.06，95% CI -0.09~-0.03， P<0.001；CCT： β=0.01，95% CI 0.00~ 0.02， P=0.049；IOPcc： β=0.16，95% CI 0.07~ 0.25， P=0.001]。NDR组、NPDR组、PDR组患眼CCT、CH、CRF、调整后CH、调整后CRF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76、5.36、12.61、6.59、10.41， P<0.05）。组间两两比较，CH、CRF、调整后CH、调整后CRF：NPDR组、PDR组与NDR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PDR组与NPDR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CT：NPDR组与NDR组、PDR组与NPDR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PDR组与NDR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结论:T2DM伴DR患眼CH、CRF升高；CCT、IOPcc是CH的独立影响因素，年龄、CCT、IOPcc是CRF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经上皮准分子激光角膜切削术(TransPRK)与飞秒激光小切口角膜基质透镜取出术(SMILE)对术后早期角膜生物力学的影响。方法:采用队列研究，连续纳入2020年11月至2021年6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自愿行TransPRK的患者56例56眼和SMILE患者52例52眼，均纳入右眼数据进行分析。术后随访3个月，收集术眼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中央角膜厚度(CCT)和角膜曲率(Km)，收集术前、术后1个月、术后3个月眼反应分析仪测量的角膜补偿眼压值(IOPcc)、角膜阻力系数(CRF)、角膜滞后量(CH)及19个重复性较好的力学红外信号波形参数。比较各组不同时间点各测量指标的差异。结果:2个组术后1个月、3个月术眼CCT、Km及IOPcc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术后1个月CRF、CH、p1area、p2area、p1area1、p2area1、w1、w2、w11、w21、h1、h2、h11、h21、dive1、dive2、mslew1较术前下降，path1、path2、path11、aplhf较术前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术后3个月CRF、CH、p1area、p2area、p1area1、p2area1、w1、w2、w11、w21、h1、h2、h11、h21、dive1较术前下降，path1、path2、path11、aplhf较术前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SMILE组术后3个月dive2较术前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术后1个月，TransPRK组p1area、p2area、p1area1、p2area1、w1、w2、w11、w21、dive1、dive2大于SMILE组，CH、path1、path2、path11小于SMILE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3个月，TransPRK组p1area、p2area、p1area1、p2area1、w1、w2、w11、w21、h2、h21、dive1、dive2大于SMILE组，path1、path2、path11小于SMILE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TransPRK和SMILE术后角膜生物力学均减弱，术后早期TransPRK眼反应分析仪红外波形力学参数优于SMILE。

目的:评价配戴增加景深的接触镜对老视眼近视力和调节功能的影响。方法:双盲自身对照试验。于2018年6至8月从海南省眼科医院职工或就诊患者家属中招募45~55岁的正视眼志愿者30名（男性15名，女性15名），年龄（49.6±4.5）岁，非主视眼配戴增加景深的软性角膜接触镜。检查戴镜及裸眼时的5 m远视力、40 cm近视力和60 cm近视力，并在40 cm距离检查单眼调节幅度，±1.00 D时的调节灵敏度，调节滞后或调节超前量，双眼正、负相对调节及调节性集合与调节比值（AC/A）。采用配对 t检验和配对资料的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对戴镜及裸眼时的视力和调节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裸眼及配戴角膜接触镜时，受试眼40 cm近视力分别为4.59±0.14和4.69±0.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16， P<0.01）；60 cm近视力分别为4.74±0.10和4.74±0.1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626， P>0.05）；5 m远视力分别为5.00±0.06和4.96±0.0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89， P<0.01）。裸眼及戴镜时受试眼的调节幅度分别为（3.26±0.26）和（4.00±0.51）D，戴镜时有明显提高（ t=7.59， P<0.01）；裸眼及戴镜时单眼调节灵敏度分别为（2.67±1.60）和（3.53±1.87）周/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7， P<0.05）。戴镜时的正、负相对调节与裸眼时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90，0.66； P>0.05）；戴镜时的AC/A和调节滞后量与裸眼时相比，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Z=0.83，0.11； P>0.05）。 结论:配戴增加景深的接触镜可以提高老视眼的近视力和调节幅度、调节灵敏度等调节功能。（ 中华眼科杂志，2021，57：292-296）

目的:分析高度近视患者飞秒激光制瓣的准分子激光角膜原位磨镶手术（FS-LASIK）后发生高眼压的危险因素，建立预测列线图模型并验证。方法:回顾性研究。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在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一〇医院眼科行FS-LASIK治疗的高度近视患者327例654只眼纳入研究。根据手术后是否发生高眼压将患者分为高眼压组、非高眼压组，分别为60例120只眼（18.35%，60/327）、267例534只眼（81.65%，267/327）。观察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有差异的指标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利用R3.5.3软件可视化回归分析结果得到列线图，通过一致性指数（C-index）、校准曲线、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验证列线图模型的准确性。结果:高眼压组、非高眼压组患眼角膜厚度（ χ2=7.424）、角膜曲率（ χ2=9.849）、糖皮质激素治疗（ χ2=7.222）、手术中眼压波动（ χ2=11.475）、角膜滞后量（ χ2=6.368）、手术中并发症发生（ χ2=6.673）例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角膜厚度>450 μm、角膜曲率≤38 D、糖皮质激素治疗、手术中眼压波动、角膜滞后量≤8.0 mm Hg（1 mm Hg= 0.133 kPa）、手术中并发症发生是高度近视患者FS-LASIK手术后发生高眼压的危险因素（ P<0.05）。基于此建立的列线图预测模型C-index为0.722（95%可信区间0.684~0.760），校正曲线和理想曲线基本一致，ROC曲线下面积为0.709。 结论:角膜厚度>450 μm、角膜曲率≤38 D、糖皮质激素治疗、手术中眼压波动、角膜滞后量≤8.0 mm Hg是高度近视患者FS-LASIK手术后发生高眼压的危险因素；依据危险因素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良好的准确性。

目的:探讨增加压迫系数（ICF）的角膜塑形镜矫正儿童近视眼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前瞻性队列研究。连续收集2016年5月至2018年12月在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眼科门诊验配角膜塑形镜的近视眼患儿资料，纳入右眼进行研究。依据患儿情况验配角膜塑形镜，近视度数<3.00 D者为低度近视，≥3.00 D者为中度近视，低度和中度近视的患儿分别采用Excel随机数分为低度近视试验组、低度近视对照组和中度近视试验组、中度近视对照组，分别验配ICF和常规压迫系数的角膜塑形镜。对比各组戴镜1年期间的眼轴长度、等效球镜度数（SE）、最佳矫正视力（BCVA）、近视力、眼前节情况（Efron分级）、角膜滞后量（CH）、角膜阻力因子（CRF）、角膜补偿眼压（IOPcc）、泪膜破裂时间（BUT）、高阶像差、调节幅度和调节灵敏度（AF）。分类资料采用 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戴镜1年后，低度近视试验组与低度近视对照组的AL、SE、BCVA、NVA、Efron分级、CH、CRF、IOPcc、BUT、高阶像差、调节幅度和AF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戴镜6个月后，中度近视试验组眼轴长度增加了（0.05±0.03）mm，与中度近视对照组的（0.08±0.04）mm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416， P=0.001）。戴镜1年后，中度近视试验组眼轴长度增加了（0.12±0.04）mm，与中度近视对照组的（0.16±0.05）mm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017， P<0.001）；中度近视试验组的SE为（-0.16±0.40）D，与中度近视对照组的（-0.58±0.60）D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529， P=0.001）；两组总高阶像差、球差及AF的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两组BCVA、近视力、眼前节情况、CH、CRF、IOPcc、BUT及调节幅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ICF角膜塑形镜在观察期内能够安全有效地矫正儿童近视眼，对中度近视眼的进展控制效果更好。

目的：:观察近视青少年配戴角膜塑形镜前后调节参数及隐斜度的变化，探讨角膜塑形镜延缓近视进展的机制及近视发病病因。方法：:回顾性研究。收集2011年1月至2019年3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门诊进行角膜塑形镜配戴前后调节参数资料完整的患者51例（102眼），比较角膜塑形镜配戴前、配戴后1、12个月或以上的正负相对调节、调节滞后、调节幅度、调节灵敏度及隐斜度的变化。对角膜塑形镜配戴前及配戴后1、12个月的调节滞后、负相对调节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正相对调节力、调节幅度、调节灵敏度及隐斜度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结果：:51例患者配戴角膜塑形镜1个月后裸眼视力均达1.0，1个月时正相对调节力为（-3.87±1.64）D，12个月时为（-4.39±1.45）D，均较配戴前[（-2.14±1.30）D]明显提高（ F=32.515， P<0.001）；调节滞后量较配戴前降低（ H=16.351， P<0.001）；双眼调节幅度较配戴前明显提高（ F右眼=22.95， P<0.001； F左眼=18.10， P<0.001）；40 cm处隐斜度较配戴前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281， P=0.040）；负相对调节力、双眼调节灵敏度及5 m处隐斜度配戴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配戴角膜塑形镜后，眼的正相对调节力明显增强，提高了调节的准确性，改善调节滞后，减少视网膜远视性离焦。正相对调节力下降可能是青少近视发病的病因。

目的：:基于Web of Science （WOS）数据库的收录情况，分析圆锥角膜生物力学研究领域的现状和热点。方法：:以近十五年（2009—2023年）WOS核心数据库收录的关于圆锥角膜生物力学研究领域的文献为分析对象，利用CiteSpace软件，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文献的年发文量、国家及机构来源、刊文期刊分布及关键词突现、共被引文献分析等角度对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共检索到557篇文献，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及中国；发文量最多的研究机构是圣保罗大学、利物浦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文最多的期刊为《 Cornea》以及《 Investigative Ophthalmology Visual Science》。研究的历程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基于眼反应分析仪（ORA）进行，围绕角膜滞后（CH）和角膜阻力因子（CRF），研究主要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这一统计工具探索CH和CRF对圆锥角膜的早期诊断效能，以及研究角膜交联、激光手术前后CH和CRF的变化。第二阶段的研究将机器学习与可视化角膜生物力学分析仪（Corvis ST）相结合，在Corvis ST测量的多种角膜生物力学参数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参数调优，或通过有限元模型研究后引入新参数，并尝试通过这些参数实现对圆锥角膜的早期诊断。目前的研究热点在于利用人工智能结合多模态诊断数据对圆锥角膜进行分层诊断。 结论：:圆锥角膜生物力学研究领域在过去15年间取得了显著进展，从依赖ORA评估CH和CRF的初期，逐步发展到结合机器学习与Corvis ST进行参数调优，未来人工智能整合圆锥角膜多模态数据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目的 观察多次玻璃体腔注射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药物对角膜生物力学的作用.方法 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治疗的患者共64例(64只眼),其中,湿性老年性黄斑变性(nAMD)19例(19只眼),糖尿病黄斑水肿(DME)20例(20只眼),视网膜静脉阻塞(RVO)黄斑水肿25例(25只眼).阿柏西普(2 mg/0.05 ml)治疗29例(29只眼),雷株单抗(0.5 mg/0.05 ml)治疗35例(35只眼).经过3次连续注射治疗的患者共64例(64只眼),经过4次连续注射治疗的患者共10例(10只眼).使用眼反应分析仪(ORA)对角膜生物力学指标进行测量.比较每次注药后1个月与注射前的角膜阻力因子(CRF)、角膜滞后量(CH)、角膜补偿眼压值(IOPcc)、可重复的模拟Goldmann眼压值(IOPg)的变化.比较使用阿柏西普和雷株单抗两种不同药物多次玻璃体腔注射后以上所有指标的变化,同时比较nAMD、DME、RVO三种不同疾病多次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后以上所有指标的变化.结果 (1)雷株单抗/阿柏西普多次注射后角膜生物力学各指标在术后各时间点较术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注射次数与角膜生物力学各项指标的改变无明显相关性;(3)术前基线时,角膜生物力学等各指标在3种不同疾病患者基线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注射3次后,DME组的CH值较RVO组和AMD组升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多次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使DME组的CH值则显著高于RVO组和AMD组.糖尿病黄斑水肿患者多次玻璃体腔注射抗VEGF药物对角膜生物力学会产生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