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编制医护人员人际情绪调节问卷并检验其信效度。方法:以社会调节环模型为框架，根据相关文献、半结构化访谈结果形成问卷的条目池；通过专家咨询、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对量表条目进行筛选，初步形成医护人员人际情绪调节问卷。采用方便取样法，对安徽省多所医院的619名医护人员进行问卷施测，使用SPSS 24.0和Mplus 8.0进行问卷的信效度检验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医护人员人际情绪调节问卷共18个项目，包括情绪识别、调节动机、调节策略、执行策略过程四个维度。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四因素结构模型拟合良好，各维度与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830~0.932；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2，分半信度为0.880，重测信度为0.786。总问卷分与效标情绪智力分( r＝0.680， P<0.001)、共情能力分( r＝0.554， P<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与效标医患关系分( r＝－0.353， P<0.001)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医护人员人际情绪调节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有效对医护人员的人际情绪调节能力进行测量。

目的:了解医务人员的情绪智力、情绪劳动与人文关怀能力现状，明确医务人员的情绪智力、情绪劳动与人文关怀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方法:运用方便抽样选取四川省成都市某三甲医院713名医务人员，采用情绪智力量表、人文关怀能力量表、情绪劳动量表来测量医务人员的情绪智力、人文关怀能力与情绪劳动的结果，并使用SPSS 22.0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采用Process 3.2软件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在人文关怀能力中，理解维度的平均分最高，为（75.62±8.20）分；耐心维度的平均分最低，为（58.53±5.01）分。在情绪劳动中，深层动作维度的平均分最高，为（23.39±3.85）；表层动作维度的平均分最低，为（17.73±3.18）。在情绪智力中，自我情绪评估维度的平均分最高，为（21.76±3.30）分；他人情绪评估维度的平均分最低，为（20.07±3.71）分。人文关怀能力与情绪智力、人文关怀能力与情绪劳动、情绪智力与情绪劳动之间均呈正相关（ P<0.01）；人文关怀能力在情绪智力与情绪劳动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人文关怀能力对情绪劳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别为0.279、0.029。 结论:情绪智力对情绪劳动具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人文关怀能力作为中介变量间接正向预测情绪劳动，人文关怀能力在情绪智力与情绪劳动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应重视医务人员的情绪劳动情况，通过针对性的情绪智力与人文关怀相关培训，提高医务工作人员的情绪劳动，从而改善当前医患关系现状，建立更加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

目的:PICU患儿面临长期发育障碍，部分原因与早期/晚期肠外营养(early/late-PN)有关。本研究调查early-PN遗留损害随时间演变情况。设计:对2012至2015年间纳入1440名危重儿童的多中心PEPaNIC-RCT(ClinicalTrials.gov，NCT01536275)研究及其后2年(2014~2016年)和4年(2016~2019年)横断面随访研究进行了预先计划的二次分析。场所:比利时Leuven、荷兰Rotterdam和加拿大Edmonton的PICUs。对象:在两个随访时间点都接受了身体/情绪/行为/神经认知功能纵向评估的患儿和人口统计学匹配的健康对照儿童。干预措施:PEPaNIC-RCT研究中，患儿被随机分配到early-PN组和late-PN组。测量方法与主要结果:这项个体内纵向研究调查了614名(297 early-PN和317 late-PN)[受试年龄为(5.4±4.2)岁和(7.3±4.3)岁]患儿PICU入院后2~4年间的身体/情绪/行为/神经认知功能变化，对照组为357名人口统计学匹配的健康儿童[(5.6±4.3)岁和(7.5±4.3)岁]。研究确定了组内时间进程，时间和组相互作用，以及危重疾病和early-PN对这些时间进程的独立影响。与健康儿童相比，患儿的大多数缺陷在这两年仍然突出( P≤0.01)。身高、体块指数、执行力、智力、运动协调(交替/同步敲击)和记忆学习指数缺陷进一步加重，而语言记忆缺陷(工作/即时/延迟记忆)减小( P≤0.05)。风险因素校正确认了大多数上述结果，并显示患儿附加执行功能(灵活性/情绪控制/总执行力)"进展为缺陷"，而附加记忆功能(识别/图片)"摆脱缺陷"( P≤0.05)。时间进程基本不受early/late-PN影响，但early-PN患儿体重减轻，视觉-运动整合和警觉功能发育追赶有限( P≤0.05)。 结论:PICU入院后2~4年间的患儿发育障碍仍然突出。在这段时间内，身高、执行力和智力发育受损加剧，记忆力受损和early-PN损害仅部分恢复。对成年后发育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目的:探讨老年人运动认知风险综合征跌倒、反复跌倒和跌倒后骨折的风险因素。方法:招募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门诊接受研究共3 552人。记录每个入选个体的人口统计学，入选个体均通过简易智力状态检查（MMSE）评估是否存在主观认知主诉（SCC），通过测步速评估是否存在慢速度行走及是否有运动认知风险综合征（MCR）。根据评估结果将所有个体分成MCR组和非MCR组，非MCR组内再分为SCC亚组、慢速度行走亚组和健康亚组。比较2组基线变量，并比较亚组之间、亚组与MCR组的人口统计学。之后每4个月进行随访，共随访2年。记录随访期间跌倒、反复跌倒、并发骨折的人数。以所有人口统计学及SCC、慢速度行走、MCR为自变量，以随访期间出现跌倒、反复跌倒及跌倒后骨折做为因变量，做自变量与因变量的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果:MCR组受高等教育比例、抑郁情绪比例、使用拐杖比例、体质量指数、用药数量分别为10.2%（36/352）、22.4%（79/352）、44.9%（158/352）、（27.0 ± 4.3） kg/m 2、（6.8 ± 3.2）种，非MCR组分别为22.9%（732/3 200）、12.8%（409/3 200）、22.8%（729/3 200）、（24.8 ± 3.8） kg/m 2、（5.2 ± 3.1）种，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为29.93、24.98、82.71， t值为12.34、3.45， P<0.05）。SCC亚组受高等教育水平的比例、抑郁情绪比例、使用拐杖的比例分别为18.9%（289/1 531）、13.2%（202/1 531）、22.5%（344/1 531），MCR组与SCC亚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为14.99、19.28、73.56， P<0.05）。慢速度行走亚组的高等教育水平比例为16.6%（34/205），与MCR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77， P<0.05）。健康亚组高等教育水平比例、关节炎比例、抑郁情绪比例、使用拐杖人数比例分别为27.9%（409/1 464）、12.9（190/1 464）、11.2%（164/1 464）、19.7%（288/1 464），SCC亚组分别为18.9%（289/1 531）、16.2（248/1 531）、13.2%（202/1 531）、22.5%（344/1 531），慢速度行走亚组分别为16.6%（34/205）、21.5%（44/205）、20.9（43/205）、47.3%（97/205），3个亚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为13.08～78.28， P<0.05）。健康亚组体质量指数、用药数量分别（23.4 ± 4.4 ）kg/m 2、（4.7 ± 2.8）种，SCC组分别为（25.2 ± 4.3）kg/m 2、（5.1 ± 2.9）种，慢速度行走亚组分别为（25.1 ± 3.8 ）kg/m 2、（6.7 ± 3.1）种，3个亚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值为2.68、7.21， P<0.05）。MCR患者出现跌倒、反复跌倒、跌倒后骨折的风险分别为1.22、1.47、2.54（ P<0.05）。年龄对跌倒、反复跌倒、跌倒后骨折的风险分别为1.08、1.01、1.05（ P<0.05）。 结论:年龄、MCR是老年人跌倒、反复跌倒和跌倒后骨折的高危因素，在临床护理中需要评估MCR，注意高龄老年人。

目的:了解上海高职护生的职业认同现状，并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上海市某高职院校2019级护理高职护生308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护生职业认同问卷、斯坦福隐性缺勤量表、情绪智力量表、工作场所社会资本量表和护士心理资本问卷对这308名实习期的高职护生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 22.0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高职护生的职业认同总分为（64.93±12.83），隐性缺勤总分为（15.91±4.40），情绪智力总分为（80.57±15.52），社会资本总分为（32.38±6.33），心理资本总分为（95.47±18.63）。职业认同总分与隐性缺勤总分呈负相关（ r=-0.282， P<0.01），与情绪智力总分呈正相关（ r=0.712， P<0.01），与社会资本总分呈正相关（ r=0.659， P<0.01），与心理资本总分呈正相关（ r=0.681， 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个人兴趣、情绪智力和心理资本均对职业认同产生影响，这3个因素都进入了职业认同的回归方程。 结论:上海高职护生的职业认同状况处于中等水平，个人兴趣、情绪智力和心理资本是主要影响因素。

目的:探究卡通游戏式健康教育联合团体辅导干预应用于难治性多发性抽动症患儿的护理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2月—2019年5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93例难治性多发性抽动症患儿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联合组、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31例。对照组采取儿科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团体辅导干预，联合组在观察组基础上联合卡通游戏式健康教育进行干预。干预前后采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量表（SNAP-Ⅳ）、Yale-Brown强迫量表（Y-BOCS）、Piers-Harris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HCCS）、中文版-韦氏儿童智力测验系统（C-WISC）评分、耶鲁抽动症整体严重程度量表（YGTSS）和儿少主观生活质量问卷（ISLQ）评价3组干预效果。结果:干预4周后，3组患儿心理障碍、意识状态、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均有改善，联合组SNAP-Ⅳ（21.29±5.15）分、Y-BOCS（12.93±3.53）分、YGTSS（25.47±4.09）分、ISLQ（48.77±8.81）分，均低于对照组和观察组；PHCCS（54.07±6.48）分、C-WISC（97.23±5.94）分，均高于观察组和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卡通游戏式健康教育联合团体辅导可有效改善难治性多发性抽动症患儿临床症状，缓解其情绪与心理障碍，提高生活质量。

目的:分析情绪智力各维度与人际沟通能力的关系，通过针对性的情绪智力培养提高住培医师的人际沟通能力。方法:对住培基地一年级临床医学132名住培医师在自评分级的基础上以情绪智力和人际沟通评价量表进行联合测量，以单因素方差分析检测自评分级的组间差异，以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探索情绪智力各维度与人际沟通能力的关系。使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自评分级较清晰地对受测人进行了三分层，在情绪智力总分及其各维度中，三分层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很好"组各项得分高于"尚可"组和"稍不足"组，在情绪智力总分（ P<0.001）及其情绪知觉（ P<0.001）、自我情绪管理（ P<0.001）、他人情绪管理（ P<0.001）和情绪利用（ P<0.001）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人际沟通能力总分及其维度中，三分层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冲突管理中，"很好"组相对于"尚可"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余项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情绪智力总分及其各维度均与人际沟通能力呈正相关（ P<0.001），但对人际沟通能力影响最显著的为情绪知觉和他人情绪管理两个维度（ R2=0.531， P<0.001）。 结论:通过对住培医师在情绪知觉和他人情绪管理维度的侧重性培养，有望对住培医师达到国家规定的人际沟通能力培养目标产生积极作用。

目的:了解大连市内4个区地方综合性医院注册护士工作满意度、情绪智力(EI)状况及二者相关性，为提高护士工作满意度提供指导。方法:2020年5~12月运用EI量表和工作满意度量表，对大连市区810名注册护士采取便利抽样法进行调查。调查护士的工作满意度与EI的相关性。结果:每周工作时长、职称不同者工作满意度总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EI与工作满意度各维度之间呈正相关；影响工作满意度的贡献率最大为EI。 结论:加强护士EI建设，全面提高护理工作满意度。

目的:探讨中老年腔隙性脑梗死患者焦虑情绪及ADL与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腔隙性脑梗死患者182例为研究对象，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对入选患者进行现状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者焦虑情绪及ADL与认知功能障碍的相关性。结果:结果显示，焦虑情绪评分为(32.58±12.51)分，认知功能评分为(16.75±4.67)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得分为(35.59±6.61)分，整体处于中低水平。相关性结果显示，腔隙性脑梗死患者焦虑情绪(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躯体生活自理能力量表(Physical Self-Maintenance Scale，PSMS)、日常活动能力(Instrumental Activ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IADLs)与认知功能及各维度评分均呈负相关( P<0.05)。 结论:腔隙性脑梗死患者认知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水平均会发生下降，而认知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生活活动能力和焦虑情绪造成影响，增加其对家庭和社会的依赖性，影响预后和生存质量。因此，临床应采取早期康复治疗干预措施，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改善患者认知功能和预后，提高其生活活动能力。

目的:调查急诊科护士情绪智力和冲突处理模式现状，分析急诊科护士情绪智力与冲突处理模式的相关性。方法:通过便利抽样法，使用一般资料收集表、情绪智力量表和冲突处理模式量表对195名急诊科护士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急诊科护士情绪智力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情绪调节、自我情绪检测、情绪利用、他人情绪识别，得分分别为（3.71 ± 0.67）、（3.55 ± 0.67）、（3.49 ± 0.70）、（3.39 ± 0.60）分；其最常用的冲突处理模式是整合，其次依次为让步、逃避、支配，最不常用的是妥协，得分分别为（3.78 ± 0.62）、（3.59 ± 0.63）、（3.55 ± 0.64）、（3.39 ± 0.66）、（2.55 ± 0.56）分；情绪智力4个维度均与冲突处理模式呈正相关（ r值为0.109~0.523， P<0.05或0.01），其中自我情绪检测对冲突处理模式的预测力最强。 结论:情绪智力是影响急诊科护士采取不同冲突处理模式的重要因素，管理者应注重提高急诊科护士情绪智力并引导急诊科护士采取合适的冲突处理模式，以缓解急诊护患矛盾，创建更为和谐的急诊护患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