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无创炎症诊断模型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合并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患者肝纤维化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21年10月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总队医院收治的98例NAFLD合并HBV感染患者，检测其肝硬度值(LSM)、天冬氨酸转氨酶与血小板比率(APRI)、γ-谷氨酰转肽酶与血小板比率(GPR)及基于4因子纤维化指数(FIB-4)，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其对NAFLD合并HBV感染肝纤维化临床的诊断效能。结果:98例患者中，S0期7例，S1期47例，S2期21例，S3期14例，S4期9例；包括明显肝纤维化35例、肝硬化9例。不同分期组患者性别、BM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年龄：S0期组

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与日俱增，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其中慢性肝病，尤其是肝硬化，是导致肝癌的主要病因和危险因素。随着对病毒性肝炎的有效防治，以及肥胖、糖尿病等代谢综合征的发病率迅速增长，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已成为最常见的慢性肝病原因，因此对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进行肝癌筛查刻不容缓。现综述概括总结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及其相关性肝癌的流行病学特征、高危因素，以及筛查监测手段，进而探讨肝癌筛查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随着肥胖、代谢综合征、2型糖尿病的流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患病率和发病率不断攀升，并且儿童和青少年(年龄≤21岁)、瘦人(体重指数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内)，以及慢性乙型肝炎等其他慢性肝病患者并发NAFLD也较常见。NAFLD现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慢性肝病，也是肝硬化和肝细胞癌越来越常见的病因，并与代谢综合征和2型糖尿病互为因果，共同增加动脉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慢性肾脏病和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病风险，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造成了巨大的疾病负担。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包括单纯性脂肪肝、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相关肝硬化和肝细胞癌。肝脏炎症坏死及纤维化程度与NAFLD患者的长期预后密切相关，故早期监测疾病进展和早期干预具有重要意义。肝组织活检仍然是诊断NAFLD的金标准，作为一项有创检查，肝组织活检不易在临床上广泛开展。随着组学研究技术的不断发展，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糖组学、代谢组学等组学生物标志物在NAFLD诊断中的潜在应用价值逐渐显现。现主要总结NAFLD组学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全球最多见的慢性肝脏疾病，其主要临床特征是肥胖和代谢功能障碍，与肝硬化、肝细胞癌及其相关病死率增加密切相关，但确切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内脏脂肪组织比皮下脂肪组织具有更高的脂解和代谢活性，内脏脂肪组织的增加是NAFLD发展的始动因素。现总结内脏脂肪的无创评估指标，阐述内脏脂肪增多与NAFLD的关联性，为预防和治疗NAFLD提供新思路。

流行病学资料提示，2型糖尿病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之间存在很强的双向关系，二者并存导致不良的代谢和心血管风险增高。尽管NAFLD、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肝硬化的确诊仍需行肝活检，但已有多种临床诊断工具可用于筛查NAFLD和评估脂肪变性。在诸多针对2型糖尿病合并NAFLD的管理方案中，通过减轻体重可改善2型糖尿病患者的糖代谢状况，并减少肝脏脂肪堆积，但仅靠调整生活方式来维持体重减轻并非易事，故支持选择生活方式联合降糖药物的管理方式。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第一大慢性肝脏疾病，不但可以导致肝硬化、肝细胞癌和肝功能衰竭，还与代谢综合征、2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恶性肿瘤的高发密切相关。高热量、高脂肪、富含果糖的饮食结构、久坐少动的生活方式以及肥胖和肌肉衰减综合征是NAFLD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危险因素。鉴于至今仍然缺乏能够长期用于治疗NAFLD的有效药物，临床医师主要推荐改变生活方式作为治疗和管理NAFLD患者的一线措施，旨在通过节制饮食、加强锻炼和修正不良行为等措施恢复健康的生活方式并长期坚持。本文综述改变生活方式治疗NAFLD及其相关疾病的研究进展，分析不同干预措施的疗效和优缺点，提出临床亟需解决的问题和可能的应对策略。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指除外酒精和其他明确的损肝因素所致的，以肝细胞内脂肪过度沉积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可导致严重的肝病和肝硬化。目前，控制NAFLD的最佳治疗方法仍是基于运动和均衡饮食的生活方式干预。地中海饮食（MD）中富含多不饱和脂肪、多酚、维生素和类胡萝卜素等，具有抗炎、抗氧化、降脂等作用，可通过这些作用来改善NAFLD。本文就MD的定义、生物机制，以及成年人和儿童患者MD的临床研究等方面的现状和进展进行阐述。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是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进展为肝硬化、肝细胞癌等终末期肝病的重要环节，严重危害人类健康。NASH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肝实质细胞和肝窦内皮细胞、枯否细胞、肝星状细胞等非肝实质细胞（NPCs）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为进一步了解NPCs在NASH中的作用，现对NPCs在NASH发病机制中的相关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研究肝硬化合并细菌性肺炎患者病原菌学、抗菌药物优选方案及其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收集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肝病科肝硬化患者324例资料，其中合并细菌性肺炎217例，对比分析患者基线特征、影响抗菌治疗效果及预后的因素，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预测抗菌疗效指标，并建立预测模型，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所建模型与Child-Turcorto-Pugh、终末期肝病模型、终末期肝病模型联合血清钠模型预测治疗效果的价值。结果:慢性HBV及HCV感染为肝硬化主要病因，其次为隐源性肝硬化和酒精性肝硬化，合并糖尿病、心脑血管及慢性阻塞性肺病为细菌性肺炎易感因素。随着感染的发生，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血清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丙氨酸转氨酶及总胆红素水平显著升高。病原学分析结果显示，前3位病原菌为肺炎克雷伯杆菌、鲍曼不动菌、铜绿假单胞菌及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对头孢曲松耐药率达50.0%，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头孢哌酮舒巴坦耐药率均为27.8%。抗菌治疗以含β内酰胺酶抑制剂的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及亚胺培南效果为佳。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降钙素原、白蛋白与抗菌效果显著相关，依此建立PAA模型，并与Child-Turcorto-Pugh、终末期肝病模型、终末期肝病模型联合血清钠模型对比疗效预测效能，证实PAA敏感度为94.12% ，特异度为93.62%，显著高于其他模型。结论:肝硬化并发细菌性肺炎常见病原菌为肺炎克雷柏杆菌为主的革兰阴性杆菌，亦可见金黄色葡萄球菌等革兰阳性球菌，老年、糖尿病及应用激素等患者易继发真菌感染，以年龄、降钙素原及血清白蛋白建立的PAA模型可较准确预测抗菌效果，指导临床治疗及判断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