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物质滥用史对男性服刑人员服刑期间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及其与暴力行为的关系。方法:2019年10—11月对1 455名服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编个人物质滥用史问卷收集物质滥用情况(饮酒、吸烟和吸毒)；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s，PHQ-9)调查焦虑抑郁情绪。按照有无物质滥用史将所有被试分为物质滥用组( n＝871)和无物质滥用组( n＝584)。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采用 t检验、 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1)物质滥用组GAD-7[(4.95±5.88)分，(3.35±5.33)分； t＝－5.407， P<0.01]、PHQ-9[(6.69±6.50)分，(4.48±5.73)分； t＝－6.821， P<0.01]量表得分均显著高于无物质滥用组。(2)躯体疾病( β＝0.700， OR＝2.014，95% CI＝1.599~2.538， P<0.05)、酒精滥用史( β＝0.434， OR＝1.543，95% CI＝1.176~2.025， P<0.05)、烟草滥用史( β＝0.387， OR＝1.473，95% CI＝1.154~1.880， P<0.05)、年龄≤45岁( β＝0.372， OR＝1.450，95% CI＝1.118~1.881， P<0.05)是服刑人员出现焦虑情绪的危险因素。躯体疾病( β＝0.686， OR＝1.986，95% CI＝1.581~2.496， P<0.05)、烟草滥用史( β＝0.488， OR＝1.629，95% CI＝1.286~2.063， P<0.05)、年龄≤45岁( β＝0.484， OR＝1.622，95% CI＝1.260~2.089， P<0.05)、酒精滥用史( β＝0.344， OR＝1.410，95% CI＝1.073~1.854， P<0.05)是服刑人员出现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3)受教育年限≤9年( β＝0.900， OR＝2.459，95% CI＝1.855~3.261， P<0.05)、年龄≤45岁( β＝0.788， OR＝2.199，95% CI＝1.690~2.860， P<0.05)、未婚( β＝0.683， OR＝1.980，95% CI＝1.421~2.759， P<0.05)、酒精滥用史( β＝0.308， OR＝1.361，95% CI＝1.053~1.758， P<0.05)、毒品滥用史( β＝0.557， OR＝1.745，95% CI＝1.055~2.885， P<0.05)是服刑人员暴力行为的危险因素。 结论:物质滥用史可能是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出现焦虑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酒精、毒品滥用均是出现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

酒精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最广泛使用且滥用的精神活性物质，长期过量摄入酒精可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其功能受损。小脑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酒精损伤的主要靶器官之一。小脑皮层神经环路主要体现为外部信息通过苔藓纤维、爬行纤维传入，最终通过浦肯野细胞整合各种信息并输出指令，进而完成各种生理功能。急、慢性酒精摄入会损伤人体运动协调、运动学习以及部分认知功能，其损伤机制被普遍认为是由酒精摄入导致的小脑皮层神经环路功能异常所引起的。文章结合近年来对长期酒精摄入小鼠模型的研究，对长期酒精摄入影响小脑神经网络机制的各个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行为运动、运动协调、认知功能、抑郁等方面研究和治疗提供新思路。随着精准医学的兴起，人们对探索长期酒精摄入对小脑神经网络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机制愈发感兴趣，如何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是未来要研究的重要命题。

酒精滥用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健康和生物医学安全问题，可引发多种神经精神疾病。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酒精可诱导基底外侧杏仁核(basolateral amygdala，BLA)的神经元结构和功能紊乱。酒精暴露和酒精戒断后会通过BLA谷氨酸能神经元和抑制性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能中间神经元的改变引起焦虑和恐惧等负性情绪。谷氨酸能神经元负责兴奋性递质谷氨酸的释放，而GABA能中间神经元则提供反馈抑制，抑制BLA功能，消除负性情绪。酒精的摄入可导致谷氨酸能-GABA能神经网络失衡，改变神经元的兴奋性，进而导致焦虑和恐惧的产生。酒精干扰BLA内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orticotropin-releasing factor，CRF)系统，增加CRF的释放量，进一步刺激焦虑情绪的产生。另外，酒精还影响BLA相关神经回路，如BLA→前额叶皮质、BLA→伏隔核和BLA→终纹床核等通路，从而影响焦虑样行为。本综述讨论了BLA内神经信号及其环路在酒精诱导负性情绪中的作用进展，以期进一步阐明酒精暴露和戒断后引发焦虑情绪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为今后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酒精滥用与非酒精滥用成人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患者微生物学感染指标检查结果的差异以及酒精滥用与其差异的关系。方法:收集的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重症监护医学信息市场Ⅲ（medical information mart for intensive care Ⅲ，MIMIC-Ⅲ）数据库。筛选出存在微生物学感染指标检查结果的成年患者，按照是否为酒精滥用分为两组，使用倾向性评分进行匹配，匹配方法为最近邻匹配，匹配比例为1∶1，卡钳值为0.02，评估匹配后两组患者微生物学感染指标检查结果的异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M（ Q1，Q3）表示，两组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与非酒精滥用组相比，匹配后酒精滥用组使用机械通气比例较高［47.06%（1 379/2 930）与52.66%（1 543/2 930），χ 2=18.14， P<0.001］；痰液标本中检测阳性患者比例较高［44.30%（400/903）与49.41%（501/1 014），χ 2=4.81， P=0.028］；而在其他标本中检测阳性比例较低［26.85%（653/2 432）与21.67%（541/2 496），χ 2=17.69， P<0.001］。在血液标本中，酒精滥用组检测出革兰阴性菌比例较低［26.87%（126/469）与17.25%（74/429），χ 2=11.42， P<0.001］，而检测出革兰阳性菌比例较高［78.46%（368/469）与86.01%（369/429），χ 2=8.17， P=0.004］。酒精滥用组中检测出铜绿假单胞菌［3.75%（110/2 930）与2.08%（61/2 930），χ 2 =13.88， P<0.001］和肠球菌属细菌［8.19%（240/2 930）与6.45%（189/2 930），χ 2=6.29， P=0.012］的患者占比较非酒精滥用组低，而检测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2.32%（68/2 930）与3.28%（96/2 930），χ 2=4.57， P=0.032］及流感嗜血杆菌［1.30%（38/2 930）与2.01%（59/2 930），χ 2=4.19， P=0.041］的患者占比较高。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61.10%（322/527）与52.66%（267/507），χ 2=7.16， P=0.007］和肠球菌属细菌［75.83%（160/211）与63.64%（56/88），χ 2=4.02， P=0.045］，酒精滥用组对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较低；对于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菌，酒精滥用组对头孢菌素类抗生素的耐药率较低（均 P<0.001）。 结论:存在酒精滥用可能增加成人ICU患者使用机械通气的风险，酒精滥用患者可能较易发生呼吸道感染。酒精滥用患者合并血液感染检测出革兰阴性菌比例较低，但革兰阳性菌比例较高，并且酒精滥用可能增加感染流感嗜血杆菌及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风险。酒精滥用患者感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属细菌、大肠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及肺炎克雷伯菌对多数抗生素耐药率要低于非酒精滥用患者。

目的:比较某自杀预防热线12～25岁自杀高危来电者中仅自杀计划者和两周内实施过自杀未遂者在一般人口学、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差异,探索这一高危人群近期自杀未遂的相关因素.方法:将某自杀预防热线在2017-2018年接听的所有12～25岁自杀高危来电者分为两组:自杀计划组(有自杀计划且将在72h内实施,但两周内无任何自杀行为)和自杀未遂组[在过去两周内(含来电当时)实施过自杀行为].使用抑郁症诊断筛查量表评估其抑郁程度,询问来电者是否有过酒精或其他物质滥用或依赖、既往自杀未遂史、急性和慢性生活事件等;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探究自杀未遂的相关因素.结果:共纳入2 000例12～25岁的自杀高危来电者,其中1 130例(56.5%)来电者报告两周内实施过自杀未遂,纳入自杀未遂组;870例来电者报告有自杀计划且将在72h内实施(但近两周内未实施过),纳入自杀计划组.与自杀计划组比较,自杀未遂组女性来电者所占比例高,而成年早期(18～25岁)来电者所占比例低(P＜0.05).在调整了性别和年龄等变量后,自杀未遂组中有既往自杀未遂史以及酒精或物质滥用的比例高(P＜0.05);其他社会心理学变量,如急性和慢性生活事件、抑郁程度、被虐待史等,在两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有既往自杀未遂和酒精或物质滥用可能是促使12～25岁自杀高危来电者将自杀计划付诸于行动的相关因素;热线工作人员需更多关注具有这些特征的来电者.

目的:调查宁夏成人酒精使用障碍现况及其影响因素,为针对重点人群进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按照流行病学现况调查的方法,采用多级抽样,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为疾病诊断标准,以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表进行入户面对面访谈.计算酒精滥用及酒精依赖患病率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在4 085名完成调查居民中,任何一类酒精使用障碍的12月患病率为1.2％,终生患病率为3.5％;其中酒精滥用及酒精依赖的12月患病率分别为1.1％、0.6％,终生患病率分别为2.8％、1.2％;男性(OR=10.84,95％CI:2.88～40.87)、18～29 岁(OR=3.67,95％CI:1.27～10.59)、30～39 岁(OR=5.12,95％CI:1.98～13.24)、40～49 岁(OR=3.82,95％CI:1.45～10.06)、初中(OR=3.07,95％CI:1.22～7.75)、高中及以上学历(OR=3.13,95％CI:1.21～8.12)、吸烟者(OR=3.00,95％CI:1.34～6.70)、躯体疼痛者(OR=1.88,95％CI:1.05～3.36)发生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均高于对照人群.结论:宁夏地区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在不同人群差异较大,男性、中青年、吸烟者、躯体疼痛者是酒精使用障碍干预的重点对象.

乙醇作为一种常见的饮用酒精,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多种生物标志物,这些标志物在酒精滥用诊断、疾病研究和药物评估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文章旨在系统地探讨乙醇生物标志物的检测技术,包括不同检测方法的原理与应用,以及这些方法在临床和研究中的应用情况.文章重点阐述了液相色谱-质谱法、气相色谱-质谱法、核磁共振技术和生物传感器技术在乙醇生物标志物检测中的原理及应用,分析了乙醇生物标志物检测技术面临的挑战,如技术局限性、数据整合和个体差异等,并指出了这项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综合来看,乙醇生物标志物检测技术在医学与科研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成瘾障碍者的突出心理特征是既欲趋近又想戒断的矛盾心态.动机式访谈法的核心治疗理念是唤起成瘾障碍者矛盾心态中的改变动机(戒断)和屏蔽维持动机(趋近),在酒精成瘾、大麻滥用、吸烟成瘾、赌博障碍和网络成瘾等多种类型成瘾障碍的防治工作中显示较好的干预效果.本研究系统总结了动机式访谈法干预成瘾障碍者矛盾心态的理论基础、核心技术和循证证据,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药物成瘾是一类由大脑相关结构改变引起的,发病机制极为复杂的慢性、易复发性脑疾病,常表现为自发地、强迫性地寻求并使用药物,无法控制药物的使用量[1],以及在不能满足药物需求时出现负面情绪[2].现今酒精、香烟和成瘾性药物的滥用愈发严重,对个人健康和社会稳定存在诸多不良影响.

目的 了解和掌握北京市户籍常住人口中各类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及人口学分布特征.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年龄≥18岁、在辖区内居住时间≥6个月的北京市户籍居民19874人为调查对象,采用修订后的SCID-Ⅰ/P(2.0版)和MMSE进行一对一访谈.对MMSE筛查阳性者(受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MMSE得分≤17分;初中及以上,MMSE得分≤23分),由高年资精神科主治及以上的医师进行访谈,根据SCID诊断标准做出痴呆和精神发育迟滞的诊断.结果 共16032人(80.7%)完成调查;按年龄和性别标化后,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为120.8‰(1937/16032,115.8‰~125.9‰),排名前3位的为:重性抑郁障碍(527例,32.9‰)、酒精依赖性和滥用性障碍(311例,19.4‰)、未特定焦虑障碍(270例,16.8‰);时点患病率为75.3‰(1207/16032, 71.2‰~79.4‰),排名前3位的为:特殊恐怖症(187例,11.7‰)、未特定焦虑障碍(186例,11.6‰)、重性抑郁障碍(162例,10.1‰).精神障碍患病率在高龄(OR=1.014)、女性(OR=1.428)、无业(OR=1.096)、与家人(OR=1.686)或周围人关系不和睦(OR=1.901)、有吸烟(OR=1.129)或饮酒史(OR=1.262)者中较高,在城市居住(OR=0.840)、受教育水平高(OR=0.813)、已婚/再婚/同居(OR=0.689)、无精神障碍阳性家族史(OR=0.405)者中较低.结论 12%的北京市居民一生中至少罹患过1种精神障碍;高龄、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居住在农村、精神障碍阳性家族史、社会支持系统不良与精神障碍的发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