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晚期肺腺癌患者β-catenin蛋白的表达与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疗效和预后的关系。方法:收集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一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Ⅲ B~Ⅳ期接受EGFR-TKI一线治疗的125例肺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β-catenin蛋白的表达，扩增阻滞突变系统检测EGFR突变类型，分析β-catenin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EGFR-TKI疗效及预后的关系。同时选取EGFR-TKI治疗前和耐药后均有活组织检查的配对标本28对，观察β-catenin的表达变化。 结果:125例EGFR突变的晚期肺腺癌患者中，EGFR 19 del 60例，L858R突变55例，少见敏感突变10例；β-catenin细胞膜表达减少79例（63.2%），细胞质异位表达66例（52.8%），细胞核异位表达28例（22.4%）；β-catenin不同异常表达模式组Napsin A蛋白阳性率均低于相应正常表达组（均 P<0.001），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Ⅲ级患者β-catenin细胞质和细胞核异位表达率均高于Ⅰ~Ⅱ级患者（细胞质异位表达： χ2＝3.99， P＝0.046，细胞核异位表达： χ2＝11.07， P＝0.001）。β-catenin细胞膜表达减少、细胞核异位表达患者客观缓解率（ORR）均低于细胞膜表达正常（ χ2＝4.66， P＝0.031）和细胞核异位表达阴性（ χ2＝10.22， P＝0.001）患者，细胞核异位表达阳性患者疾病控制率（DCR）低于相应正常表达组（ χ2＝10.95， P＝0.001）。β-catenin细胞核和细胞质异位表达阳性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及总生存（OS）均差于相应的细胞质和细胞核异位表达阴性组（均 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β-catenin细胞核异位表达是患者PFS、OS独立的危险因素（PFS： HR＝2.088，95% CI 1.331~3.274， P＝0.001；OS： HR＝3.656，95% CI 1.795~7.444， P<0.001）。28例二次活检的组织样本中，同治疗前比较，11例β-catenin细胞膜表达减少（ P＝0.049）。 结论:EGFR敏感突变的晚期肺腺癌中β-catenin的表达可作为预测EGFR-TKI疗效和患者预后的分子标志物。

目的:探讨鼻咽癌患者放疗前血浆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与急性放疗不良反应的关系，初步建立放疗期间重度急性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方法:横断面研究。回顾性选取2016年5月至2019年3月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放疗的85例鼻咽癌患者。按照美国肿瘤放疗协作组（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估放疗期间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放射性皮炎和口干发生的最高等级不良反应，以其≥3级为重度。采用Olink蛋白质组学技术，检测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中92种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标准化的蛋白表达值）。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炎性细胞因子与临床因素及与放疗期间3种急性不良反应的关系。基于炎性细胞因子和（或）临床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构建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以美国RTOG急性放射性损伤评价标准评定的放疗期间最严重等级的不良反应是否重度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依据构建的各模型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效能。 结果:85例患者中，男性68例，女性17例；中位年龄[ M（ Q1， Q3）]49岁（43岁，60岁）；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放疗，其中64例联合化疗或靶向治疗。19例（22.1%）出现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1、2、3级急性放射性口腔黏膜炎患者放疗前血浆白细胞介素22受体A1（IL-22RA1）、白细胞介素18受体1（IL-18R1）、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CCL11）、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成员14（TNFSF14）、酪氨酸激酶受体3配体（Flt3L）和单核细胞趋化蛋白2（MCP-2）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2、3级急性放射性皮炎患者放疗前血浆CD244、CC趋化因子配体20（CCL20）、白血病抑制因子受体（LIF-R）和白细胞介素（IL）-4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级和2级口干患者放疗前血浆IL-12B、CXC型趋化因子配体11（CXCL11）、LIF-R和IL-33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方差分析中，各临床因素与严重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均不相关（均 P>0.05），根据文献选取年龄、T分期、N分期、临床分期、是否接受化疗、是否患有糖尿病6个临床因素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1。根据细胞因子功能和既往文献，在差异细胞因子中选取IL-22RA1、IL-18R1、MCP-2、CCL11、CD244、CCL20和IL-33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2。结合上述临床因素和细胞因子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M3。ROC曲线分析显示，预测模型M1、M2和M3判断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7、0.841、0.868。 结论:不同等级急性放疗不良反应鼻咽癌患者间放疗前血浆中多种炎性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有差异，基于患者首次放疗前血浆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结合临床因素构建模型能较好地预测重度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目的:采用分子对接法筛选酪氨酸蛋白激酶受体B2（EphB2）小分子抑制剂，研究其对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的影响及可能机制。方法:利用Schrodinger对接工具预测EphB2蛋白的三维结构及其配体结合位点，通过分子对接进行高通量虚拟筛选EphB2抑制剂，通过体内外实验验证筛出的EphB2抑制剂山奈苷与芦荟大黄素（AE）抗CSCC的作用及机制。体外实验中，将人CSCC细胞系A431、SCL-1及人永生化表皮细胞HaCaT分别分为空白对照组、二甲基亚砜组、AE组与山奈苷组，通过MTT实验（AE浓度：20、40、80、160 μmol/L；山奈苷浓度：12.5、25、50、100 μmol/L）、划痕实验及Transwell小室实验（AE浓度：80 μmol/L，山奈苷浓度：50 μmol/L）分析EphB2抑制剂对CSCC细胞增殖、迁移、侵袭的影响。体内实验中，SPF级BALB/c雌性裸鼠皮下注射0.2 ml A431细胞悬液，待成功长出瘤体以后，随机分为4组（ n = 6），空白对照组、二甲基亚砜组、AE组（腹腔注射AE 20 mg·kg -1·d -1 AE）与山奈苷组（腹腔注射山奈苷25 mg·kg -1·d -1）；每周测量裸鼠的肿瘤大小和体重；连续给药28 d后，剥取裸鼠移植瘤进行HE染色，qRT-PCR与Western blot分析AE和山奈苷对裸鼠移植瘤中上皮钙黏着蛋白、波形蛋白、磷酸化葡萄糖合成激酶3β（p-GSK-3β）、β联蛋白及GSK-3β表达的影响。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t检验。 结果:筛选出对EphB2具有较高抑制活性的两个小分子化合物AA-504/20999031（山奈苷）和AA-466/21162055（AE）。MTT实验结果表明，与HaCaT细胞相比，AE对SCL-1和A431细胞具有强烈的细胞毒性，且随AE浓度升高毒性变强（ F = 17.95， P<0.001），作用48 h时，IC50分别为124.59 μmol/L和80.85 μmol/L；山奈苷对SCL-1和A431细胞具有强烈的细胞毒性，且随山奈苷浓度升高毒性变强（ F = 11.34， P<0.001），作用48 h时，IC50分别为119.64 μmol/L和64.96 μmol/L。划痕实验显示，与二甲基亚砜组细胞迁移距离（88.1±1.4） μm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A431细胞迁移距离[（36.7±1.0） μm和（44.7 ± 3.5） μm]显著缩短（ F = 52.34， P < 0.001），而HaCaT细胞迁移距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1.73， P = 0.238）。Transwell小室实验表明，与二甲基亚砜组A431细胞跨膜细胞数量（195.3 ± 5.7）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A431细胞显著抑制（145.0 ± 2.5和94.7 ± 4.1， F = 72.85， P < 0.001），而对HaCaT细胞则无明显抑制作用（ F = 3.91， P = 0.055）。动物实验表明，与二甲基亚砜组裸鼠移植瘤体积（841.88 ± 84.63） mm 3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显著下降[（407.42 ± 70.37） mm 3与（368.77 ± 62.7） mm 3， F = 73.78， P < 0.001]。HE染色证实，AE和山奈苷干预可改善其病理变化。qRT-PCR与Western印迹结果显示，AE和山奈苷明显上调瘤体组织中上皮钙黏着蛋白与p-GSK-3β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 P < 0.001），下调波形蛋白、β联蛋白及GSK-3β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 P < 0.001）。 结论:分子对接筛选的小分子抑制剂与EphB2可形成稳定复合物，并通过影响Wnt/β联蛋白通路诱导的上皮间质转化现象来抑制CSCC进程。

克唑替尼是一种作用于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细胞间质表皮转化因子及c-ros肉瘤致癌因子1（ROS1）的多靶点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临床主要用于治疗ALK阳性和/或ROS1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肝损伤是克唑替尼十分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多数患者表现为无临床症状的转氨酶水平升高，极少数患者可出现致命性肝衰竭；发生机制与线粒体介导的细胞凋亡和过度自噬、氧化应激、过敏反应等有关。克唑替尼相关肝损伤的危险因素包括既往肝病史，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联合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或H 2受体拮抗剂/质子泵抑制剂，以及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1和细胞色素P450基因多态性等。应用克唑替尼前，须对患者肝功能进行综合评估，治疗过程中加强监测，必要时采取暂时（再次使用时减量）或永久停药等措施。

目的:探究酪氨酸激酶结合蛋白(TYROBP)通过磷酯酰肌醇-3-激酶/丝氨酸苏氨酸激酶(PI3K/AKT)信号通路神经炎症及自噬过程的影响。方法:15月龄的C57BL/6J、 TYROBP－/－、淀粉样前体蛋白/早老素1( APP/ PS1)转基因雄性小鼠各10只，分为3组。八臂迷宫实验和新物体识别实验检测动物的学习记忆能力；免疫荧光检测小胶质细胞、NOD样受体家族3(NLRP3)炎症小体的活化情况；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Real-time PCR)检测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介素-6(IL-6)、白介素-1β(IL-1β)mRNA表达情况；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NLRP3、裂解的半胱氨酸蛋白酶1(cleaved Caspase-1)、选择性自噬接头蛋白1(SQSTM1)、微管相关蛋白轻链3B Ⅱ(LC3B Ⅱ)、TYROBP、p-PI3K、PI3K、p-AKT、AKT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与同月龄C57BL/6J小鼠相比， APP/ PS1小鼠学习记忆能力显著降低(均 P<0.05)；脑组织NLRP3炎症小体活化增加( P<0.05)，小胶质细胞呈激活状态，炎症因子TNF-α、IL-6、IL-1β的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增加(均 P<0.05)；自噬相关蛋白LC3B-Ⅱ、SQSTM1表达增加(均 P<0.05)；TYROBP、p-PI3K、p-AKT表达增加(均 P<0.05)。与同月龄C57BL/6J小鼠相比， TYROBP－/－小鼠炎症因子TNF-α、IL-6、IL-1β的蛋白表达下降(均 P<0.05)，LC3B Ⅱ、SQSTM1、p-PI3K、p-AKT表达减少(均 P<0.05)。 结论:TYROBP可能通过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促进炎症反应、抑制自噬过程，参与AD的发生发展。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酪氨酸激酶受体B(TrkB)信号通路在多种神经系统疾病尤其在癫痫的发生、发展和治疗中可能具有重要的作用。 BDNF基因和 NTRK2基因分别是该信号通路中编码BDNF蛋白和TrkB蛋白的基因，这2个基因的变异可能导致其编码蛋白的功能和表达异常，影响BDNF-TrkB通路活化程度，进而影响癫痫的发生和治疗。本文围绕BDNF-TrkB信号通路基因及其编码蛋白在癫痫中的作用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目的:评价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原肌球蛋白相关激酶B (TrkB)信号通路在预先注射青年大鼠血浆减轻七氟烷诱发老龄大鼠认知功能障碍中的作用。方法:SPF级健康雄性SD大鼠80只，18月龄，体重550~650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 n＝20)：对照组(C组)、七氟烷麻醉组(S组)、青年大鼠血浆组(Y组)和BDNF/TrkB信号通路抑制剂K252a组(K组)。Y组和K组尾静脉注射经过处理的3月龄青年大鼠血浆100 μl/次，C组和S组尾静脉注射等容量生理盐水，2次/周，共4周。处理结束后S组、Y组和K组吸入3%七氟烷麻醉3 h，麻醉前K组尾静脉注射K252a 25 mg/kg。于麻醉后3 d时行旷场试验及Morris水迷宫实验评估大鼠自发运动能力和认知功能；随后处死大鼠分离海马组织，采用Western blot法测定BDNF、磷酸化TrkB(p-TrkB)、突触后致密蛋白-95(PSD-95)和突触囊泡蛋白(SYN)的表达，行高尔基染色记录海马CA1区神经元树突长度和树突棘密度，透射电镜下记录突触数量并测量突触活性区长度。 结果:与C组比较，S组逃避潜伏期延长，穿越原平台次数减少，海马p-TrkB、BDNF、PSD-95和SYN表达下调，海马神经元树突长度、树突棘密度、突触数量及突触活性区长度降低( P<0.05)。与S组比较，Y组逃避潜伏期缩短，穿越原平台次数增加，海马p-TrkB、BDNF、PSD-95和SYN表达上调，海马神经元树突长度、树突棘密度、突触数量及突触活性区长度升高( P<0.05)。与Y组比较，K组逃避潜伏期延长，穿越原平台次数减少，海马p-TrkB、BDNF、PSD-95和SYN表达下调，海马神经元树突长度、树突棘密度、突触数量及突触活性区长度降低( P<0.05)。 结论:预先注射青年大鼠血浆减轻七氟烷诱发老龄大鼠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与激活BDNF/TrkB信号通路，改善海马突触可塑性有关。

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表达于除T细胞和浆细胞外的所有骨髓造血细胞表面，特别是在B细胞受体信号传导和促进B细胞发育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1]。编码BTK基因的种系突变导致成熟B细胞几乎完全缺失、低丙种球蛋白血症或X-连锁（布鲁顿氏）无球蛋白血症 [2,3]，因此，BTK在适应性免疫的发生和应答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BTK在先天免疫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Toll样受体介导的感染因子识别，包括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在内的先天免疫细胞的成熟、募集，以及调节NLRP3炎症因子激活 [4]。因此，在已经存在免疫失调的人群中应用BTK抑制剂可能导致感染风险增加。自2015年以来，BTK抑制剂先后获批应用于各种B细胞肿瘤，包括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套细胞淋巴瘤（MCL）、小淋巴细胞淋巴瘤（SLL）、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淋巴浆细胞淋巴瘤（LPL），也可用于边缘区淋巴瘤（MZL）和滤泡性淋巴瘤（FL） [5]。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单中心应用BTK抑制剂的B细胞淋巴瘤患者的感染情况，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探寻可能影响感染发生的高危因素。

近年来，针对肿瘤细胞内异常信号特异性发挥作用的靶向药物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更多选择。B细胞受体（BCR）信号通路的过度活化或异常与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套细胞淋巴瘤等多种B细胞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布鲁顿酪氨酸激酶（BTK）是B细胞发育过程中关键的效应分子，涉及细胞增殖、成熟、分化、凋亡和迁移，为BCR通路的关键激酶，抑制其活性可产生明显的抗肿瘤效应。目前已研发上市的BTK抑制剂包括伊布替尼、泽布替尼、奥布替尼、阿卡替尼等。为了进一步优化BTK抑制剂在B细胞恶性肿瘤治疗中的临床应用，共识专家组根据目前国内BTK抑制剂应用现状，结合国内外最新的权威指南及循证医学证据，制定了BTK抑制剂治疗B细胞恶性肿瘤中国专家共识。

自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变异被发现并确定为恶性肿瘤增殖驱动基因之后，靶向HER-2治疗在乳腺癌、胃癌领域中均取得了良好疗效。同属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家族成员的HER-2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也是一种肿瘤驱动基因。但迄今为止，无论是传统的靶向HER-2治疗还是靶向EGFR治疗，均未在NSCLC中取得抗HER-2突变的理想疗效。NSCLC中HER-2变异主要是发生于HER-2基因激酶区(绝大部分类型为HER-2基因第20号外显子非框移插入突变，少部分为激酶区其他外显子错义突变)，而非HER-2基因拷贝数增加。这导致此类人群对传统的抗EGFR/HER-2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疗效差。文章从HER-2的激活机制、分子亚型、临床病理特征和治疗现状入手，对HER-2突变型NSCLC进行综述，探讨了抗HER-2治疗在目前肺癌治疗领域所面临的挑战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