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甲状腺癌及腺瘤组织中钙结合蛋白S100A6(S100A6)和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的表达，以及两者与甲状腺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收集吉林省肿瘤医院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手术治疗甲状腺肿瘤患者的组织标本102例，包括甲状腺瘤22例、甲状腺癌组织80例，另选择正常甲状腺组织16例作为对照组；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各组织中S100A6和HMGB1的表达水平，并结合临床资料采用 χ2检验。 结果:S100A6在正常甲状腺组织、甲状腺瘤组织和甲状腺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18.75%(3/16)、54.55%(12/22)和83.75%(67/80)，两两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t＝8.427、28.526、4.968， P<0.05)，S100A6表达水平与甲状腺癌美国肿瘤联合委员会(AJCC)分期、组织分化程度、颈部淋巴结转移和包膜浸润明显相关(分别为 t＝4.670、8.158、5.884、5.088， P<0.05)；HMGB1在正常甲状腺组织、甲状腺瘤组织和甲状腺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6.67%(1/16)、37.50%(9/22)和61.45%(51/80)，两两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t＝7.664、21.429、4.647， P<0.05)，HMGB1表达水平与甲状腺癌AJCC分期、颈部淋巴结转移、包膜浸润明显相关(分别为 t＝5.093、7.172、5.770， P<0.05)。 结论:S100A6和HMGB1在甲状腺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明显升高，是甲状腺癌的不良预后因素。

目的:探讨大承气汤对轻症急性胰腺炎（MAP）患者的疗效及其治疗机制。方法:采用平行分组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择2018年3月至2021年2月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的68例急性胰腺炎（AP）患者。结合患者入院时病情及是否同意使用大承气汤，按照1∶1等量随机原则分为常规治疗组和大承气汤组；同时招募20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两组患者均予以奥曲肽+禁食、胃肠减压、解热镇痛、抗炎、抑制胃酸和胰液分泌、维持电解质平衡等常规西医治疗；大承气汤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口服大承气汤，每次100 mL，每日2次，连续观察7 d。记录患者治疗前后炎症指标〔白细胞计数（WBC）、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白细胞介素-6（IL-6）〕和胃肠功能恢复时间（首次排气时间、恢复肠鸣音时间、首次排便时间），并对粪便样本进行16S rRNA基因测序，对经质量控制等相关处理后获得的归一化数据进行多样性分析（Alpha多样性和Beta多样性）及线性判别分析效应量分析（LEfSe分析），观察MAP患者肠道微生物区系变化；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分析炎症指标与肠道属水平微生物的相关性。治疗期间监测MAP患者血、尿、粪三大常规及肾功能和心电图，以评估安全性。结果:68例AP患者中，排除中重症AP患者16例、未收集到标本或自动放弃治疗患者4例，最终48例MAP患者纳入分析，常规治疗组和大承气汤组各24例。两组治疗7 d炎症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其中大承气汤组CRP、PCT、IL-6水平显著低于常规治疗组〔CRP（mg/L）：8.50（3.50，13.00）比16.00（9.25，29.75），PCT（μg/L）：0.06（0.03，0.08）比0.09（0.05，0.11），IL-6（ng/L）：6.36（3.96，10.79）比13.24（6.69，18.87），均 P<0.05〕；且大承气汤组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也较常规治疗组明显缩短〔首次排气时间（d）：1.62±0.65比2.80±0.65，恢复肠鸣音时间（d）：1.13±0.58比2.31±0.76，首次排便时间（d）：3.12±0.75比4.39±0.76，均 P<0.05〕。肠道菌群多样性分析显示，无论是微生物群落的多样性还是丰富度，健康对照组均最高，常规治疗组均最低；且健康对照者微生物群落与MAP患者的重合度均较小，而不同治疗方法间MAP患者的重合度相对较大。LEfSe分析显示，大承气汤降低了大肠埃希菌-志贺菌属和丹毒梭状芽孢杆菌属的相对丰度，同时提高了乳杆菌属、罗姆布茨菌属、布劳特菌属3个有益菌属的相对丰度；在MAP患者肠道中，黏液乳杆菌属和联合乳杆菌属均明显富集。相关性分析显示，大肠埃希菌-志贺菌属与WBC、CRP、PCT、IL-6这4个炎症指标均呈显著正相关（ r值分别为0.31、0.41、0.57、0.43，均 P<0.05）；其他菌属与炎症指标无明显相关性。治疗过程中，MAP患者血、尿、粪三大常规及肾功能和心电图指标均未见明显异常。 结论:大承气汤可通过调节MAP患者肠道微生物区系的组成，抑制炎症反应，促进肠道微生态平衡和胃肠功能恢复，改善肠道屏障功能；治疗期间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

目的:探讨蓝光联合白蛋白治疗新生儿黄疸对心脏、肝脏、神经损伤的影响。方法:选择舟山市妇女儿童医院儿科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住院治疗的新生儿黄疸患儿120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60例。对照组给予蓝光光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白蛋白治疗。测定治疗前和治疗后血清总胆红素、胆汁酸、谷草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ALT)、谷氨酰转肽酶(GGT)、肌钙蛋白(cTnT)、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α-羟丁酸脱氢酶(HBDH)、肌红蛋白(MYO)、钙结合蛋白B(S100B)、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水平。结果:治疗前，两组血清总胆红素、胆汁酸、AST、ALT、GGT、cTnT、CK-MB、HBDH、MYO、S100B、NSE、GFAP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两组血清总胆红素[(142.67±13.02)μmol/L、(118.62±11.68)μmol/L]、胆汁酸[(15.34±2.42)μmol/L、(7.83±2.07)μmol/L]、AST[(32.17±6.34)U/L、(21.04±5.58)U/L]、ALT[(25.83±4.16)U/L、(18.37±4.05)U/L]、GGT[(55.24±6.37)U/L、(36.17±5.86)U/L]、cTnT[(0.16±0.03)×10 -6μg/L、(0.09±0.02)×10 -6μg/L]、CK-MB[(4.32±0.85)×10 -6U/L、(2.01±0.72)×10 -6U/L]、HBDH[(213.04±43.61)U/L、(137.26±41.61)U/L]、MYO[(22.15±3.64)×10 -6μg/L、(14.26±3.27)×10 -6μg/L]、S100B[(1.41±0.28)×10 -9μg/L、(0.87±0.22)×10 -9μg/L]、NSE[(15.29±2.12)×10 -9μg/L、(15.29±2.12)×10 -9μg/L]、GFAP[(19.34±0.96)×10 -9μg/L、(14.36±0.92)×10 -9μg/L]水平均低于治疗前( t＝5.214、8.261；7.216、11.524；4.027、6.843；3.248、5.764；7.129、13.654；6.524、9.751；6.854、9.031；4.026、6.204；4.521、7.026；4.276、5.846；4.812、7.023；7.062、13.524，均 P<0.05)，观察组血清总胆红素、胆汁酸、AST、ALT、GGT、cTnT、CK-MB、HBDH、MYO、S100B、NSE、GFAP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t＝10.651、18.267、10.208、9.953、17.066、15.038、16.063、9.738、12.490、11.747、17.157、29.011，均 P<0.05)。 结论:蓝光联合白蛋白治疗新生儿黄疸可减轻患儿心脏、肝脏、神经损伤。

目的:分析S100钙结合蛋白A11(S100A11)在脑胶质瘤患者中的表达特征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CGGA)数据库中310例脑胶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和转录组测序结果。根据患者的病理学特征，评价S100A11在不同分组中的表达特征。同时选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RNA测序数据库中的611例脑胶质瘤患者对其进行验证。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判断S100A11表达量对脑胶质瘤患者生存期的影响。进一步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法评估S100A11表达量是否为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法获得与S100A11相关基因的生物学功能，以判断S100A11参与脑胶质瘤恶性进展的可能机制。结果:在CGGA数据库中，S100A11的表达量随肿瘤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级的升高而增加(Ⅱ、Ⅲ、Ⅳ级依次为：－0.78±0.69、－0.12±0.80、0.62±0.84， F＝96.250， P<0.001)；S100A11在间质型、异柠檬酸脱氢酶( IDH)野生型和O 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MGMT)启动子非甲基化型脑胶质瘤中的表达水平更高(均 P<0.001)；在2016年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中，S100A11在 IDH野生型低级别胶质瘤和 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中均具有较高的表达(均 P<0.001)。S100A11高表达者的总体生存率明显低于低表达者( P<0.05)。S100A11的上述表达特征在TCGA RNA测序数据库中得到相似的结果。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100A11高表达是影响脑胶质瘤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HR＝1.227，95% CI：0.963～1.538， P＝0.014)，可用于判断预后。S100A11可能与脑胶质瘤细胞的免疫反应、细胞外基质调控等生物学过程有关。 结论:S100A11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量与其恶性程度相关，可能通过影响肿瘤细胞的免疫反应参与脑胶质瘤的恶性进展；S100A11可能成为脑胶质瘤患者预后判断的指标及治疗靶点。

目的:观察瑞马唑仑对脑血管介入手术患者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7月至2022年6月在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行全麻下脑血管介入手术的患者，采用区组随机化方法分为丙泊酚组（P组）和瑞马唑仑组（R组）。P组患者静脉注射丙泊酚1.0~1.5 mg/kg行麻醉诱导，静脉泵注丙泊酚4~10 mg·kg -1·h -1术中维持麻醉；R组患者静脉注射瑞马唑仑0.1 mg/kg行麻醉诱导，静脉泵注瑞马唑仑0.3~0.7 mg·kg -1·h -1术中维持麻醉。记录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术前合并疾病情况、手术时长及术中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情况。于术前20 min和术后5 min采集两组患者静脉血样本，双抗体夹心ABC-ELISA法检测血清IL-6、血清S100钙结合蛋白β（S100 calcium binding protein β, S100β）和TNF-α水平。采用ICU意识模糊评估法（Confusion Assessment Method-intensive care unit, CAM-ICU）量表于拔管后30 min、术后1 d和术后3 d进行POD评估。 结果:共129例患者完成研究，其中P组64例，R组65例。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术前合并疾病情况、手术时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拔管后30 min、术后1 d和术后3 d POD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前、术后的IL-6、TNF-α和S100β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术前比较，两组患者术后IL-6、TNF-α和S100β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R组术中升压药使用率低于P组（ P<0.05），两组患者术中降压药和阿托品使用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与丙泊酚相比，瑞马唑仑全麻不会增加脑血管介入手术患者POD发生率，也不引起血清IL-6、TNF-α及S100β水平的显著变化。

目的:采用分子对接法筛选酪氨酸蛋白激酶受体B2（EphB2）小分子抑制剂，研究其对皮肤鳞状细胞癌（CSCC）的影响及可能机制。方法:利用Schrodinger对接工具预测EphB2蛋白的三维结构及其配体结合位点，通过分子对接进行高通量虚拟筛选EphB2抑制剂，通过体内外实验验证筛出的EphB2抑制剂山奈苷与芦荟大黄素（AE）抗CSCC的作用及机制。体外实验中，将人CSCC细胞系A431、SCL-1及人永生化表皮细胞HaCaT分别分为空白对照组、二甲基亚砜组、AE组与山奈苷组，通过MTT实验（AE浓度：20、40、80、160 μmol/L；山奈苷浓度：12.5、25、50、100 μmol/L）、划痕实验及Transwell小室实验（AE浓度：80 μmol/L，山奈苷浓度：50 μmol/L）分析EphB2抑制剂对CSCC细胞增殖、迁移、侵袭的影响。体内实验中，SPF级BALB/c雌性裸鼠皮下注射0.2 ml A431细胞悬液，待成功长出瘤体以后，随机分为4组（ n = 6），空白对照组、二甲基亚砜组、AE组（腹腔注射AE 20 mg·kg -1·d -1 AE）与山奈苷组（腹腔注射山奈苷25 mg·kg -1·d -1）；每周测量裸鼠的肿瘤大小和体重；连续给药28 d后，剥取裸鼠移植瘤进行HE染色，qRT-PCR与Western blot分析AE和山奈苷对裸鼠移植瘤中上皮钙黏着蛋白、波形蛋白、磷酸化葡萄糖合成激酶3β（p-GSK-3β）、β联蛋白及GSK-3β表达的影响。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t检验。 结果:筛选出对EphB2具有较高抑制活性的两个小分子化合物AA-504/20999031（山奈苷）和AA-466/21162055（AE）。MTT实验结果表明，与HaCaT细胞相比，AE对SCL-1和A431细胞具有强烈的细胞毒性，且随AE浓度升高毒性变强（ F = 17.95， P<0.001），作用48 h时，IC50分别为124.59 μmol/L和80.85 μmol/L；山奈苷对SCL-1和A431细胞具有强烈的细胞毒性，且随山奈苷浓度升高毒性变强（ F = 11.34， P<0.001），作用48 h时，IC50分别为119.64 μmol/L和64.96 μmol/L。划痕实验显示，与二甲基亚砜组细胞迁移距离（88.1±1.4） μm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A431细胞迁移距离[（36.7±1.0） μm和（44.7 ± 3.5） μm]显著缩短（ F = 52.34， P < 0.001），而HaCaT细胞迁移距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1.73， P = 0.238）。Transwell小室实验表明，与二甲基亚砜组A431细胞跨膜细胞数量（195.3 ± 5.7）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A431细胞显著抑制（145.0 ± 2.5和94.7 ± 4.1， F = 72.85， P < 0.001），而对HaCaT细胞则无明显抑制作用（ F = 3.91， P = 0.055）。动物实验表明，与二甲基亚砜组裸鼠移植瘤体积（841.88 ± 84.63） mm 3相比，AE组和山奈苷组显著下降[（407.42 ± 70.37） mm 3与（368.77 ± 62.7） mm 3， F = 73.78， P < 0.001]。HE染色证实，AE和山奈苷干预可改善其病理变化。qRT-PCR与Western印迹结果显示，AE和山奈苷明显上调瘤体组织中上皮钙黏着蛋白与p-GSK-3β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 P < 0.001），下调波形蛋白、β联蛋白及GSK-3β 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均 P < 0.001）。 结论:分子对接筛选的小分子抑制剂与EphB2可形成稳定复合物，并通过影响Wnt/β联蛋白通路诱导的上皮间质转化现象来抑制CSCC进程。

目的:研究白细胞介素-22（IL-22）在牙周炎症环境下对牙龈上皮屏障的调控作用及其可能机制。方法:构建IL-22敲除小鼠，采用混合菌液口腔灌洗法构建牙周炎模型。收集同窝生野生型牙周炎组及IL-22敲除牙周炎组小鼠（每组7只）口腔菌斑并提取DNA，建立牙周炎相关风险微生物数据库“PD-RiskMicroDB”并结合16S rRNA测序结果，测定两组小鼠口腔菌群变化和微生物功能的关系。通过改良胰酶消化法培养牙龈上皮细胞（GEC），以100 μg/L IL-22、感染复数为100的牙龈卟啉单胞菌（Pg）分别或联合刺激GEC，实验分组为：对照组（细胞未加刺激）、IL-22组、Pg组及Pg+IL-22组，处理时间为3和12 h；采用细胞免疫荧光、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及蛋白质印迹法检测各组细胞3 h后上皮屏障蛋白E-钙黏蛋白（E-cadherin）的表达；通过异硫氰酸荧光素-葡聚糖（FITC-D）介导的上皮细胞通透性实验明确各组GEC 3和12 h细胞通透性的变化。RT-qPCR检测同窝生野生型牙周炎组及IL-22敲除牙周炎组小鼠牙龈上皮E-cadherin表达水平。将15只C57BL/6野生型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牙周炎组和牙周炎+IL-22处理组，每组5只。RT-qPCR及免疫组织化学（IHC）染色法检测各组小鼠牙龈上皮E-cadherin的表达水平。结果:16S rRNA测序结果显示，与同窝生野生型牙周炎组小鼠相比，IL-22敲除牙周炎组小鼠口腔菌群组成发生改变，其中与牙周组织侵袭相关的菌属丰度显著增高（线性判别分析得分为2.22， P=0.009）。体外细胞实验显示，Pg感染GEC 3 h后，Pg组GEC的细胞连接中断，Pg组E-cadherin荧光强度较对照组减弱，E-cadherin的mRNA（0.69±0.12）和蛋白（0.60±0.12）表达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00±0.00、1.04±0.08）（ P=0.043， P=0.003）；而Pg+IL-22组的E-cadherin荧光强度较Pg组稍增强，Pg+IL-22组E-cadherin的mRNA（1.16±0.10）和蛋白（0.98±0.07）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Pg组（分别为0.69±0.12、0.60±0.12）（ P=0.005， P=0.007）；上皮通透性实验结果显示，Pg处理GEC 3 h后，对照组、IL-22组、Pg组及Pg+IL-22组各组间总体比较上皮屏障通透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20， P=0.893）；处理12 h后，相较于对照组（1.00±0.00），Pg组GEC上皮屏障通透性（1.39±0.15）显著增加（ P=0.027），而Pg+IL-22组上皮屏障通透性（1.02±0.18）显著低于Pg组（ P=0.034）；体内RT-qPCR结果显示，IL-22敲除牙周炎组小鼠牙龈上皮E-cadherin的mRNA表达水平（0.32±0.21）显著低于同窝生野生型牙周炎组（1.01±0.01）（ t=5.70， P=0.005）。RT-qPCR及IHC染色结果显示，牙周炎组小鼠牙龈上皮组织E-cadherin的mRNA表达水平（0.40±0.07）和E-cadherin阳性表达吸光度值（0.02±0.00）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分别为1.00±0.00、0.04±0.01）（ P=0.005， P=0.006）；牙周炎+ IL-22处理组E-cadherin的mRNA表达水平（1.06±0.24）和E-cadherin阳性表达吸光度值（0.03±0.01）均显著高于牙周炎组（ P=0.003， P=0.039）。 结论:IL-22可能通过调节口腔菌群的侵袭性以及宿主屏障蛋白表达，发挥其对炎症环境下牙龈上皮屏障的保护作用。

目的:研究黄柏酮的分子特性，筛选并鉴定黄柏酮抗脓毒症的潜在靶点。方法:通过中药系统药理学数据库分析平台（TCMSP）分析黄柏酮的药理参数和分子特性；通过化合物靶标预测平台工具SwissTargetPrediction服务器和化学成分靶向蛋白服务器（DRAR-CPI），以Z'值<-0.5筛选黄柏酮抗脓毒症的潜在靶点；通过人类孟德尔遗传在线（OMIM）数据库、毒性与基因比较数据库（CTD）和药物靶标数据库（TTD）中已报道的蛋白信息与脓毒症相关疾病靶标进行匹配，筛选黄柏酮抗脓毒症的靶点；进一步通过分子对接软件鉴定黄柏酮抗脓毒症的潜在靶点。结果:黄柏酮口服生物利用度（OB）为81.58%，药物相似度（DL）为0.57，表明其口服吸收较好，具有很好的成药性。通过SwissTargetPrediction和DRAR-CPI服务器共筛选到242个黄柏酮抗脓毒症的潜在靶点，其中有13个靶点与脓毒症直接相关。经分子对接软件鉴定，组织蛋白酶G（CTSG）、胱天蛋白酶1（CASP1）、S100钙结合蛋白A9（S100A9）、蛋白C（凝血因子Ⅴa和Ⅷa抑制因子，PROC）、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1（MAPK1）、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白细胞介素-10（IL-10）、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MIF）、C5a受体1（C5AR1）、胱天蛋白酶3（CASP3）、CXC趋化因子受体2（CXCR2）、凝血酶受体（F2R）和烟酰胺磷酸核糖转移酶（NAMPT）为黄柏酮抗脓毒症的潜在靶点，自由结合能分别为-32.55、1.26、-30.00、300.08、-31.88、-30.29、-21.38、-30.79、16?777.84、-21.80、6?443.36、-20.38、-23.47 kJ/mol。结论:黄柏酮通过调控PROC和F2R抑制凝血并改善炎症反应；调节MIF、S100A9、G6PD和IL-10起到免疫应答作用；调节CTSG、CASP1、MAPK1、C5AR1和CASP3起到保护脓毒症损伤器官的作用；调控CXCR2减少中性粒细胞向炎症部位过度迁移，减轻组织损伤；调控NAMPT改善细胞能量状态，减少氧化应激从而保护细胞不受损害，并通过减轻脓毒症的症状和炎症反应来发挥其抗脓毒症的作用。

目的:探讨唾液腺分泌性癌（salivary secretory carcinoma，SSC）的临床及病理特征。方法:回顾性纳入2014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病理科确诊的SSC10例，其中男性5例，女性5例，中位年龄46.5岁。观察SSC镜下形态、免疫表型、特殊染色及其临床随访情况，并用荧光原位杂交法检测ETV6-NTRK3融合基因情况。10例患者检测了S-100、波形蛋白、乳腺球蛋白、Dog-1、p63及Ki-67，9例检测了细胞角蛋白（cytokeratin，CK）8/18，8例检测了CK7，6例检测了钙调理蛋白，5例检测了平滑肌肌动蛋白（smooth muscle actin，SMA），4例检测了CK5/6，1例检测了SOX10。结果:10例SSC中7例位于腮腺，3例位于颊部。组织形态学显示有实性型、乳头-囊状型、滤泡型、微囊型及大囊型，7例肿瘤细胞以单一排列方式为主，部分区域合并其他排列方式；肿瘤细胞胞质丰富、嗜酸性，呈细颗粒状或空泡状，2例可见透明胞质，细胞核大都表现为椭圆形泡状核，中央可见核仁。免疫组化染色显示，CK7、CK8/18、S-100均为阳性，波形蛋白5例阳性、4例部分阳性和1例少部分阳性，7例乳腺球蛋白阳性、1例部分阳性及2例仅个别细胞阳性，Dog-1、CK5/6、SMA、钙调理蛋白均为阴性，p63 7例阴性、3例少部分阳性，Ki-67指数为5%~20%。5例行过碘酸希夫（periodic acid-Schiff，PAS）染色及淀粉酶消化PAS染色均表现为分泌物阳性。10例均检测到ETV6-NTRK3融合基因信号。6例患者随访时间为32~91个月，其中2例分别于术后28和74个月复发，并再次行手术切除，6例随访病例复查至随访期末均无复发。结论:SSC为较罕见的低度恶性肿瘤，部分SSC病例可出现形态不典型或免疫组化指标乳腺球蛋白仅个别肿瘤细胞阳性的现象，因此诊断需结合形态学及免疫组化染色，必要时进行分子检测。

目的:分析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血清钙结合蛋白S100A8/A9和可溶性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sRAGE）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8年4月至2019年1月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203例，其中男166例，女37例，年龄52~92岁，平均（69.72±9.08）岁。收集体检中心吸烟老年非COPD且相对健康体检者41例为吸烟对照组，其中男35例，女6例，年龄55~89岁，平均（68.66±8.74）岁。收集不吸烟老年健康体检者167名为不吸烟对照组，其中男132名，女35名，年龄57~92岁，平均（69.13±7.21）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方法检测不同分期COPD患者和两组对照组血清中S100A8/A9和sRAGE的水平，将其与COPD患者的各临床指标：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 l占预计值%、FEV 1/FVC（用力肺活量）、中性粒细胞比率（NEU%）、吸烟量：每日吸烟包数乘吸烟年数（pack-year）做相关性分析。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S100A8/A9，sRAGE以及二者联合检测对于COPD的诊断价值。 结果:COPD患者血清S100A8/A9水平[（2.70±1.11）μg/ml]与吸烟对照组[（1.65±0.63）μg/ml]和不吸烟对照组[（0.99±0.48）μg/ml]相比均明显上升（ t=5.807， P<0.000 1； t=18.45， P<0.000 1）；COPD患者GOLDⅠ、Ⅱ、Ⅲ、Ⅳ期血清S100A8/A9水平[（2.08±1.08）μg/ml，（2.58±1.06）μg/ml，（2.69±1.12）μg/ml，（2.95±1.10）μg/ml]与不吸烟对照组[（0.99±0.48）μg/ml]相比明显上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616， P<0.000 1； t=14.56， P<0.000 1； t=17.10， P<0.000 1； t=18.09， P<0.000 1）。COPD患者血清sRAGE水平[（0.29±0.25）ng/ml]与吸烟对照组[（0.60±0.24）ng/ml]和不吸烟对照组[（0.85±0.35）ng/ml]相比均明显下降（ t=7.367， P<0.000 1； t=18.14， P<0.000 1）；COPD患者GOLDⅠ、Ⅱ、Ⅲ、Ⅳ期血清sRAGE水平[（0.46±0.40）、（0.28±0.25）、（0.29±0.25）和（0.25±0.19）ng/ml]与不吸烟对照组[（0.85±0.35）ng/ml]相比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459， P=0.000 5； t=10.23， P<0.000 1； t=13.95， P<0.000 1； t=11.70， P<0.000 1）。血清S100A8/A9水平与患者吸烟量、NEU%均呈正相关（ r=0.458 5， P<0.000 1； r=0.228 3， P=0.001 1），与FEV 1/FVC、FEV 1占预计值百分比、sRAGE均呈负相关（ r=-0.190 6， P=0.006 4； r=-0.186 3， P=0.007 8； r=-0.201 7， P=0.003 9）。sRAGE与NEU%呈负相关（ r=-0.155 9， P=0.026 4）。ROC曲线中S100A8/A9，sRAGE以及二者联合检测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922[95 %CI（0.897~0.947）]，0.926[95 %CI（0.899~0.952）]，0.966[95 %CI（0.950~0.983）]。 结论:S100A8/A9和sRAGE水平与气流受限严重程度和血清炎症介质水平相关，有望作为COPD的潜在的生物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