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是常见的临床疾病,对于该疾病的治疗仍以药物治疗为主.选择性雄激素受体调节剂(selective and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SARMs)是一种具有组织选择性的激动剂,可以对骨组织的雄激素受体(androgen receptor,AR)产生强大合成代谢作用,同时又降低了传统雄激素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因此被认为是有前途的OP雄激素药物治疗的替代品.目前,多项OP相关的临床前研究表明SARMs具有治疗效果,其中有些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本综述通过阐述雄激素与骨组织AR之间的关系,解释SARMs治疗OP的可能机制,并就SARMs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

目的:探讨乳腺癌扩增基因1（AIB1）和雄激素受体（AR）表达在雌激素受体（ER）阳性乳腺癌他莫昔芬（TAM）疗效中的意义。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研究，收集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2008年6月至2013年7月188例病理诊断ER阳性乳腺癌组织，均为女性，年龄25~87岁，采用免疫组化方法（IHC）检测AIB1及AR在188例乳腺癌患者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分析二者与TAM疗效及耐药的关系，并通过基因表达研究交互式分析（GEPIA）数据库验证本研究的结果。结果:TAM治疗的总有效率为80.3%。TAM治疗有效率在AR阳性组、阴性组中分别为79.6%（109/137）、82.4%（42/5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69）。TAM治疗有效率在AIB1高表达组为68.4%（67/98），AIB1低表达组为93.3%（84/9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显示AIB1高表达患者容易对TAM产生耐药。TAM在AR阴性AIB1低表达、AR阴性AIB1高表达，AR阳性AIB1低表达以及AR阳性AIB1高表达四组中的治疗有效率分别为89.7%（26/29）、71.4%（15/21）、96.7%（59/61）、66.2%（51/77），低表达组与高表达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AIB1表达与乳腺癌TAM疗效具有相关性，其高表达易产生TAM耐药，而AR阳性且AIB1高表达更易引起TAM耐药，并且AIB1可作为乳腺癌TAM治疗疗效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前列腺孤立性导管内癌（isolated intraductal carcinoma of the prostate，iIDC-P）的临床病理特征、分子改变、鉴别诊断及预后。方法:回顾性收集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2016—2022年间的3例iIDC-P的临床病理学资料，进行光镜观察、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高通量DNA靶向测序及随访，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例1~3患者年龄分别为61、67、77岁，术前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TPSA）水平分别为7.99、7.99、4.86 μg/L。例1和例2包含前列腺穿刺和根治标本，例3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标本。镜下：例1穿刺标本仅1条组织见导管内癌（累及2个导管）、根治标本其中6张切片见导管内癌（病灶直径0.3~1.1 cm），其中1张切片见小灶低级别腺泡腺癌（病灶直径0.05 cm）。例2穿刺标本6条组织见导管内癌，根治标本其中13张切片见导管内癌（病灶直径0.5~1.6 cm），另外3张切片可见低级别腺泡腺癌（最大病灶直径0.6 cm）。例3电切标本其中5条组织见导管内癌。例1和例2导管内癌呈实性生长，导管-腺泡显著膨胀，核显著异型；例3呈致密筛状或疏松筛状结构，核显著异型，核仁明显。例2伴有粉刺样坏死，3例核分裂象均易见。导管内癌免疫表型：双标34βE12+P504s显示基底细胞表达34βE12/异型肿瘤细胞表达P540s，p63和CK5/6显示腺泡/导管周围基底细胞，肿瘤细胞表达NKX3.1、雄激素受体、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前列腺特异性酸性磷酸酶，不表达GATA3，导管内癌和腺泡腺癌均弱表达PTEN、不表达ERG。高通量DNA靶向测序：例2和例3伴有MAPK/PI3K通路基因改变（KRAS、MTOR和PTEN），例2伴有p53突变、例3伴有FOXA1突变。3例均未发现TMPRSS2：：ERG融合，3例均显示微卫星稳定，肿瘤突变负荷低（2.1~3.1 muts/Mb）。随访16~91个月，均无生化复发及远处转移。结论:iIDC-P是一种特殊的前列腺导管内癌，不同于伴有高级别前列腺癌的前列腺导管内癌，具有独特的分子改变，可能代表一种特殊类型前列腺癌的原位病变。

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AIS）是46，XY性发育异常疾病常见病因之一，根据雄激素受体功能的缺陷程度可分为完全型、部分型及轻微型。儿童AIS的内分泌学特征为持续性雄激素抵抗，其临床管理的核心在于性别认同，改善青春期性发育特征。现以国内外研究为基础，结合国内专家的临床诊疗经验，在AIS的遗传学分子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及鉴别诊断、抚养性别评估、肿瘤风险、内分泌激素及外科手术治疗时机、长期预后等方面形成系统、全面的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为儿科医师提供规范的临床诊治指导。

目的:研究miR-539-5p对雄激素非依赖性前列腺癌细胞C4-2B阿帕鲁胺（ARN-509）敏感性及恶性表型的影响及相关机制。方法:获取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去势敏感性前列腺癌及良性前列腺组织，并选取处于对数生长期C4-2B前列腺癌细胞，传代扩增后，采用miR-539-5p质粒对C4-2B细胞系进行转染，共分为空白组，转染组（miR-539-5p质粒）及对照组（对照质粒）。qPCR检测组织及3组细胞中miR-539-5p、AR及热休克因子结合蛋白1（heat shock factor binding protein 1，HSBP1）基因的表达含量；Western blot检测3组细胞雄激素受体AR及HSBP1的蛋白表达含量；Transwell实验检测3组细胞的侵袭迁移能力；CCK-8法检测3组细胞的增殖能力及雄激素受体拮抗剂ARN-509的半抑制浓度（IC 50）；平板克隆实验检测3组细胞的克隆形成能力。 结果:组织qPCR提示：良性前列腺组织、前列腺癌去势敏感患者肿瘤组织及前列腺癌去势抵抗患者肿瘤组织miR-539-5p的表达分别为0.29±0.04、0.17±0.02、0.07±0.01，AR的表达分别为0.13±0.02、0.28±0.04、0.79±0.11，HSBP1的表达分别为0.20±0.03、0.38±0.04、0.72±0.11。相比良性前列腺组织和前列腺癌组织，前列腺癌去势抵抗患者的组织中AR及HSBP1基因的表达含量较高，miR-539-5p表达较低（ P<0.001）。细胞qPCR提示：空白组、对照组及转染组miR-539-5p表达分别为1.00±0.09、1.07±0.11、7.19±0.51，AR的表达分别为1.00±0.10、1.03±0.14、0.51±0.08，HSBP1的表达分别为1.00±0.10、0.96±0.12、0.97±0.11。转染组细胞的miR-539-5p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及空白组，AR基因表达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及空白组，HSBP1基因表达水平无显著差异。Western blot显示：空白组、对照组及转染组AR的蛋白表达分别为1.00±0.10、1.12±0.22、0.72±0.16，HSBP1的蛋白表达分别为1.00±0.10、0.94±0.18、0.48±0.11，转染组细胞的AR及HSBP1的蛋白表达明显少于对照组及空白组。Transwell实验显示：转染组侵袭及迁移细胞明显少于对照组及空白组。CCK-8法及平板克隆实验结果显示：转染组细胞的增殖能力及克隆形成数明显少于对照组及空白组。与空白组及对照组细胞相比，转染组细胞ARN-509的IC 50值显著降低。 结论:miR-539-5p可能通过干扰HSBP1的翻译水平，抑制细胞的恶性表型及去势抵抗。

Brenner瘤大多数发生于卵巢，卵巢外肿瘤较罕见。本文报道1例阴道Brenner瘤，位于阴道壁上段，呈广基隆起型。镜下肿物表面被覆正常鳞状上皮，上皮下间质见团状或不规则的类似尿路上皮的移行细胞巢，巢中可见微囊管腔样结构、腔内见嗜酸性分泌物；细胞质透明或淡嗜酸，细胞核卵圆形或梨形、可见核仁和纵行核沟、未见核分裂象；近巢周纤维间质较致密、局灶钙化。免疫表型：雌激素受体、广谱细胞角蛋白、细胞角蛋白（CK）7、GATA3、p63均阳性，NKX3.1、雄激素受体局部阳性，p16斑片状阳性，PAX8、PAX2、孕激素受体、CK20、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均阴性，p53野生型模式，Ki-67阳性指数约15 %，特殊染色阿辛蓝-过碘酸雪夫微囊管腔分泌物阳性。回顾其临床病理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以提高对该病起源和发病机制的认识，为今后诊断和研究积累经验。

目的:探讨AR如何通过调控微小RNA(miRNA，miR)-9-5p和N-myc下游调节基因1(NDRG1)通路，从而影响胰腺导管腺癌(PDAC)细胞的侵袭。方法:对PDAC组织和相应非肿瘤组织样本的分析。我们通过在PDAC细胞系PANC-1、BxPC-3细胞中过表达或敲低AR，用Transwell方法观察AR对PANC-1、BxPC-3及侵袭的影响。通过生信分析寻找能够调控靶基因NDRG1表达的miRNA，并用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和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验证该miRNA与NDRG1的调控关系，观察其对PANC-1、BxPC-3细胞侵袭的影响。通过转染miR-9-5p和NDRG1等基因来评估对PANC-1、BxPC-3细胞侵袭能力的影响，采用 t检验比较各组间差异。 结果:相对于载体对照细胞(PANC-1、BxPC-3-Ctrl)，过表达AR促进了PDAC细胞(PANC-1、BxPC-3-oeAR)的PDAC细胞侵袭(0.65±0.07比2.11±0.52、0.74±0.05比2.28±0.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160、10.120， P<0.05)。相对对照细胞(PANC-1、BxPC-3-Scr)，敲除AR抑制了PDAC细胞的侵袭(PANC-1-shAR、BxPC-3-shAR)(0.75±0.12比0.34±0.02、0.84±0.13比0.44±0.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5.117、13.155， P<0.01)。miR-9-5p模拟物能显著抑制AR过表达PDAC细胞PANC-1、BxPC-3的侵袭能力(0.67±0.06比2.25±0.22、0.88±0.07比2.07±0.32， t＝15.124、8.156， P<0.05)，而miR-9-5p抑制剂则能增强对照组细胞的侵袭能力(1.64±0.23比0.75±0.09、1.48±0.26比0.84±0.15， t＝11.143、9.175， P<0.05)。PDAC组织里，miR-9-5p的产量明显低于正常胰腺组织(0.23±0.02比1.58±0.57， t＝8.122， P<0.05)。利用双荧光素酶基因报告实验，我们更深入地肯定了miR-9-5p直接影响NDRG1的3’非翻译区(3’UTR)，以此压低其表达。miR-9-5p的过表达显著降低了NDRG1蛋白水平(0.76±0.04比0.42±0.22， t＝7.143、11.106， P<0.05)，而miR-9-5p的抑制剂则提高了NDRG1蛋白表达(0.46±0.02比1.22±0.26， t＝6.121、15.106， P<0.05)。oeAR显著增加了NDRG1的表达(0.37±0.02比1.56±0.45， t＝8.197、8.996， P<0.05)，而AR的抑制则减少了NDRG1的表达(0.66±0.05比0.22±0.04， t＝11.751、6.196， P<0.05)。过表达NDRG1显著抑制PDAC细胞的侵袭能力(1.13±0.12比0.42±0.06， t＝5.175、7.776， P<0.05)。NDRG1敲除PDAC细胞侵袭能力显著升高(0.56±0.06比1.36±0.27， t＝16.151、17.135， P<0.01)。 结论:雄激素受体通过miR-9-5p/NDRG1通路抑制PDAC细胞侵袭的机制，为PDAC的治疗提供治疗策略。

目的:探讨前列腺多形性巨细胞型腺癌（PGCC）的临床病理及分子特征。方法:收集2例前列腺PGCC，复查切片并进行免疫组织化学（IHC）及425基因高通量测序（NGS）检测，同时复习文献，总结其临床病理、IHC及分子特征。结果:2例前列腺PGCC患者年龄为55岁和70岁，组织形态上均可见数量不等多形性巨细胞伴有奇异细胞核（均>50%），伴有高级别经典型腺泡腺癌；IHC只有部分肿瘤性巨细胞表达雄激素受体、NKX3.1、P504s、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等前列腺上皮分化的标志物，同时部分细胞表达GATA3。NGS检测到多个基因的致病性/可能致病性变异及融合（TP53变异、BRAF变异、ZSCAN25-BRAF融合），导致TP53及BRAF功能异常，同时检测到SDHA及DNMT3A基因变异，形成截短蛋白，可能参与肿瘤发生发展；例2内分泌治疗后出现雄激素受体拷贝数扩增；微卫星状态分析提示2个病例均为微卫星稳定型，肿瘤突变负荷为低水平。结论:PGCC多见于老年男性，形态学表现为在高级别经典型腺泡腺癌中出现多形性奇异核分化，部分前列腺分化标志物表达减少或缺失，具有不同于经典型前列腺腺癌的基因变异，可能影响肿瘤的进展和预后，并为靶向治疗提供了依据。

尽管雄激素剥夺疗法对于进展性和转移性前列腺癌的治疗有一定效果，但患者不可避免产生耐药，发展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CRPC）。其中，雄激素受体（AR）信号通路再激活是CRPC进展的关键驱动因素。近年来，蛋白水解靶向嵌合体（PROTACs）通过与靶蛋白、E3泛素化连接酶形成三元复合物对靶蛋白高效特异性降解，在CRPC领域得到迅速发展，其中ARV-110，ARV-471、AR-LDD均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然而，PROTACs分子在研究进程中面临诸多困难。随着纳米医学的发展，其与PROTACs联合应用或将对降低CRPC患者AR的表达，解决病情进展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就AR与CRPC的治疗，以及PROTACs的作用机制及特点，PROTACs在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况及现存问题等进行了综述。

前列腺癌经传统的雄激素剥夺治疗后，常转归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从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关于CRPC的治疗是研究热点之一，虽然近年来去势抵抗前列腺癌的治疗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针对去势抵抗前列腺癌治疗目前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使患者获得满意的生存时间。本文就CRPC的治疗进行综述，为临床对患者行治疗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