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抗抑郁药物已成为治疗儿童和青少年抑郁症的新兴疗法,但如何早期预测疗效仍是一大挑战.目的 探讨rTMS+抗抑郁药物治疗过程中预测远期疗效的潜在因子.设计 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 首次诊断中重度单相或双相抑郁症的年龄＜18 岁、始于住院时连续≥20 次的rTMS治疗且有每日症状指数(DI-5)的评分记录、有rTMS治疗前和第 20 次时的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记录的儿童青少年为队列人群,以rTMS治疗最后 1次较基线HAMD评分减少≥50%分为应答组和未应答组,对20 次DI-5评估结果与HAMD评估行相关性分析,当存在较好的相关结果时,考察rTMS+抗抑郁药物治疗中的DI-5评估是否能更早预测应答结果.主要结局指标 DI-5与HAMD评分相关性.结果 符合本文纳入排除标准的中重度单相或双相抑郁症的儿童青少年 228 例,平均年龄(14.0±3.0)岁,男 111例(48.6%),rTMS治疗前和后DI-5分数与HAMD分数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 0.70 和 0.7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01).rTMS治疗 20 次后应答组 101 例,未应答组 127 例,两组在性别分布、年龄、单亲家庭比例、留守儿童比例、家族精神病史、症状始发年龄、症状持续时间、学习障碍、语言障碍、运动发育障碍、体重、身高、服药时长、心理咨询次数、甲状腺功能异常、入睡时长、经常做梦比例和饮食习惯-挑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DI-5 和HAMD基线分数应答组较未应答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第 20 次rTMS治疗后DI-5 分数应答组较未应答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HAMD最后 1 次评分应答组较未应答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第11 次rTMS治疗时DI-5分数应答组较未应答组DI-5分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应答组较未应答组DI-5中位数分数减少2 分并以此作为分层依据,DI-5量表减少分数＜2 分组 107 例(46.9%)在第 20 次rTMS治疗时有 98.1%的概率为未应答,DI-5 量表减少分数≥2 分组 64 例(87.4%)在第 20 次TMS治疗时有 89.2%的概率为应答.结论 第 11 次rTMS较治疗前DI-5减分≥2 分可能是预测儿童青少年抑郁症rTMS+抗抑郁药物疗效的早期预测因子.

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快感缺失作为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主要表现为几乎每天均存在的、显著的兴趣与愉悦感的缺失。快感缺失与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风险具有强相关性，常提示预后不佳及社会功能受损。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快感缺失症状的报告率超过50%，其症状表现与成人存在差异。然而目前主流的评价快感缺失的工具均是为成人设计的，这些工具是否完全适用于青少年值得商榷。目前针对青少年抑郁症快感缺失症状的识别、评估及干预方面的研究数据均较缺乏。本文主要探讨青少年抑郁症快感缺失的症状学特点、测评工具及治疗方法3个方面的研究进展，以期为精神科临床医生、心理治疗师及研究者们提供参考。

目的:深入了解伴自杀意念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心理体验。方法:本研究为质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2年6—8月选取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联合门诊就诊的18例伴自杀意念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应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归纳分析资料并提炼主题。结果:最终归纳出负性感受、认知的累积促发自杀意念（难以承受的负面情绪、缺乏理解和关爱、对生死的片面认知）与有连结、被关注、有敬畏能减少自杀意念（有牵挂与羁绊、对死亡的恐惧和敬畏、他人的关注和即时反馈）2个主题。结论:医护人员应高度重视伴自杀意念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心理感受，为青少年患者心理康复构建有效管理方式。

青少年抑郁症自杀的防治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因此，了解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杀的风险因素、科学合理监测自杀风险、多学科多主体协作衔接干预变得至关重要。如何早期评估自杀风险，如何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目前国内仍缺少相关的权威循证指南。本文引入生物-心理-社会模式来解释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因素，讨论综合性评估方法和家-校-医-社联合干预体系，旨在帮助临床医生全面评估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风险，并结合社会各界力量作出有效的干预。

目的:基于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探索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与健康青少年在言语流畅性任务中各个脑区氧合血红蛋白反应特征及差异。方法:本研究于2021年3月至2021年6月纳入29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抑郁组)和26名健康青少年(健康组)。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评估患者抑郁严重程度；并应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仪进行言语流畅性任务，测量前额叶及两侧颞叶氧合血红蛋白相对浓度变化。使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性别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在言语流畅性任务中，青少年抑郁组前额叶氧合血红蛋白浓度及左侧颞叶的氧合血红蛋白浓度与健康组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右侧颞叶氧合血红蛋白浓度[-9.179(-22.231，4.789)]明显低于健康组[12.754(-9.438，35.0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538.00， P<0.05)。青少年抑郁组右侧颞叶氧合血红蛋白浓度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无相关性( r＝0.092， P>0.05)。 结论:青少年抑郁患者在进行言语流畅性任务时右侧颞叶区功能低于健康青少年，为进一步研究抑郁情绪及部分认知灵敏性损害与右侧颞叶功能的关系提供依据。

目的:分析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我表露、自我效能感和医学应对方式的关系，探讨自我效能感在自我表露和医学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方法: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北京市某三级精神专科医院403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痛苦自我表露指数量表、医学应对方式问卷、自我效能感量表收集资料。采用SPSS 26.0分析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我表露、自我效能感与医学应对方式间的相关性，采用Stata 13.1分析自我效能感在自我表露与医学应对方式间的中介效应。结果: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面对、屈服、回避、自我表露和自我效能感得分分别为(16.90±3.84)分，(16.34±2.88)分，(12.48±4.31)分，(30.47±9.91)分和(19.63±6.54)分。自我表露、自我效能感分别与医学应对方式中的面对呈正相关( r＝0.301，0.327，均 P<0.01)，分别与医学应对方式中的屈服呈负相关( r＝－0.465，－0.487，均 P<0.01)，自我表露与医学应对方式中的回避呈负相关( r＝－0.118， P＝0.018)。自我效能对医学应对方式的直接效应为0.103，总效应为0.365，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为28.22%。 结论:自我效能感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我表露和医学应对方式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目的:探究北京地区6~16岁在校生抑郁障碍的总体患病率、抑郁障碍患病率的年龄和性别效应及抑郁障碍患儿的情绪和行为特点。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调查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北京市6~16岁在校中小学生的抑郁障碍患病率。第一阶段采用儿童行为调查表对高危儿童青少年进行初筛，第二阶段采用简明儿童少年国家神经精神访谈工具对初筛阳性的患儿进行进一步的诊断筛查，由2名精神科医师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第4版中关于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确定最终诊断抑郁障碍的人数。该研究属于流行病学类的调查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设计思路。同时采用 χ2检验对比其年龄及性别效应。 结果:北京市6~16岁在校生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2.29%(234/10 215例)。其中男童的患病率为1.80%(106/5 866例)，女童的患病率为2.94%(128/4 349例)。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存在年龄效应，随着年龄的增加，抑郁障碍的患病率增高。12岁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15岁前后达到峰值。抑郁障碍患儿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交问题、退缩抑郁、焦虑抑郁、体诉及冲动行为等方面。结论:北京市6~16岁在校生的抑郁障碍患病率为2.29%。抑郁障碍发生在中小学生的各个年龄阶段，在小升初和中考前后两个阶段需要重点关注学生的抑郁情绪，尤其需要关注女童的情绪问题。在进行抑郁障碍的筛查和诊治过程中，抑郁情绪的非典型症状需要重点关注。

目的:探讨童年创伤对青少年首次发病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的影响。方法:纳入60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并根据DSM-5评估有无NSSI，将患者分为伴NSSI组（ n=24）和不伴NSSI组（ n=36）。所有入组对象采用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SF）评估童年虐待和忽视经历，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评估抑郁、焦虑及其他心理症状，并进行组间比较。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童年创伤对NSSI的独立风险。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NSSI与童年创伤的关系。 结果:60例患者中24例（40.0%）存在NSSI行为，40例（66.7%）经历过童年创伤。与不伴NSSI组相比，伴NSSI组在情绪虐待 ［（10.3±3.8）分与（15.3±5.5）分， t=4.15， P<0.01］、情绪忽视方面［（13.5±5.4）分与（17.0±5.2）分， t=2.51， P=0.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情绪虐待是NSSI的独立风险因素（ OR＝1.22，95% CI 1.0%~1.5%， P＝0.01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伴NSSI的患者童年创伤与抑郁、焦虑等心理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结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NSSI的检出率较高，可能与其早期的童年创伤有关。

抑郁症患病率高且常导致严重的社会功能损害。抑郁症，尤其是青少年抑郁症的临床诊治困境仍是目前精神科临床实践面临的主要挑战。情感症状是目前抑郁症诊断的核心症状标准，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认知功能障碍也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之一，两者不仅均对抑郁症的临床表现和病程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情感症状与认知功能损害间还存在着紧密而复杂的关联。探究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和情感症状转归之间的关联及其病理机制的研究，对于指导临床评估、干预和改善整体预后至关重要。

目的:探讨青少年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患者肥胖的患病特点及其与抑郁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方法:根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共选取278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收集一般人口学资料，采用24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24)评估抑郁严重程度。根据我国青少年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分类标准，将研究对象分为四组(消瘦组、正常组、超重组和肥胖组)。使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比较分别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和 χ2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BMI与HAMD-24总分、抑郁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 结果:278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体型异常率为32.4%(90/278)，其中消瘦、超重、肥胖率分别为9.0%(25/278)、14.4%(40/278)、9.0%(25/278)。四组患者在性别( χ2＝17.018， P<0.001)、HAMD-24总分( H＝9.427， P＝0.024)、抑郁严重程度( H＝8.508， P＝0.037)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重比较结果显示：与正常组相比，男性肥胖率较女性高( χ2＝13.631， P<0.001)，肥胖组HAMD-24总分( Z＝2.956， P＝0.003)、抑郁严重程度( Z＝2.832， P＝0.005)更低。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BMI与HAMD-24总分呈负相关( r＝－0.162， P＝0.007)。 结论:首发未治疗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肥胖率存在性别差异，肥胖患者较BMI正常患者抑郁程度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