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瘤内和瘤周影像组学模型对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微血管侵犯(microvascular invasion,MVI)的预测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至2023年间在三家医院经手术病理证实为HCC患者的钆塞酸二钠(Gd-EOB-DTPA)增强MRI图像,以及性别、年龄、肿瘤最大径、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和有无乙肝7项临床信息.在动脉期、门静脉期和肝胆期图像中勾画瘤内及瘤周5 mm、10 mm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ROI),从中提取影像组学特征;训练集中,运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MVI的独立临床预测因素;应用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建立瘤内模型、瘤周模型、瘤内联合瘤周模型、临床模型和临床影像组学模型共10种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能力,以DeLong检验比较各模型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的差异.结果肿瘤最大直径[优势比(odds ratio,OR):1.449,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1.212～1.733]及AFP(OR:1.645,95％CI:0.665～4.071)是基于训练集的MVI独立临床预测因子.验证集中,临床模型、瘤内模型、瘤周模型、瘤内+瘤周模型及临床影像组学模型预测HCC MVI的AUC值分别为0.728、0.764～0.820、0.791～0.795、0.804～0.828和0.747,瘤内+瘤周5 mm模型、瘤内+瘤周10 mm模型的AUC值分别为0.828(95％CI:0.728～0.929)、0.804(95％CI:0.696～0.913).各模型中,瘤内+瘤周5 mm模型与临床模型、临床影像组学模型的AUC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39,0.028),其余模型间的AUC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Gd-EOB-DTPA增强MRI影像组学模型可用于术前预测HCC MVI,其中瘤内+瘤周5 mm模型对HCC MVI有较高的预测能力,可为临床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经血管超声仪对儿童静脉输液留置针穿刺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1～10月武汉市第一医院儿科住院病区行静脉留置针穿刺的患儿10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观察组采用血管超声仪确定血管直径和深度，根据测量结果选择合适的留置针。对照组采用常规法依据临床经验评估血管，选择合适的留置针，两组患儿均在超声引导下进行浅静脉留置针穿刺。比较两组患儿的首次穿刺成功率、平均穿刺次数、平均穿刺时间、留置针留置时间、留置针置管成功后血管并发症发生情况、家属满意度，并分析观察组患儿静脉直径与首次穿刺成功率相关性。结果:观察组首次穿刺成功率为90.00%(45/50)，明显高于对照组74.00%(37/50)，平均穿刺次数及平均穿刺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患儿测得的静脉直径为0.11～0.52 cm，平均(0.32±0.15)cm，其中患儿静脉直径≥0.30 cm组的首次穿刺置管成功率为(91.11%，41/45)，显著高于静脉直径<0.30 cm组(20.00%，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儿留置时间显著高于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患儿家属总体满意度(100.00%)，显著高于对照组(88.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超声测量儿童静脉直径后进行超声引导下留置针穿刺可有效提高首次穿刺成功率，提高患儿家属的满意度。

目的:观察成人腹壁下血管穿过腹股沟区域时的直径、血流速度、血管位置、血管长度，为精索静脉曲张双flow-through超引流技术提供解剖依据。方法:2023年7月至2023年11月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30例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成年男性进行B超检查，测量腹壁下静脉，腹壁浅静脉直径、血流速度，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s）表示，并进行文献查阅，查出腹壁下血管在腹股沟区域的走行及精索静脉曲张时的静脉管径及流速。并且在两具人体标本上进行精索内静脉-腹壁下静脉双flow-through超引流模拟手术，总结经验，得出较好的手术方法。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通过B超测得的腹壁下动脉直径[（2.3±0.2） mm]大于腹壁浅动脉[（1.4±0.2） mm， t＝10.312， P<0.01]，腹壁下静脉直径[（2.2±0.4） mm]大于腹壁浅静脉直径[（1.3±0.2） mm， t＝5.533， P<0.01]。腹壁下动脉流速[（3.81±0.84） cm/s]小于腹壁浅动脉流速[（4.33±0.61） cm/s， t＝－1.505， P>0.05]，腹壁下静脉流速[（1.77±0.23） cm/s]小于腹壁浅静脉流速[（3.03±0.58） cm/s， t＝－6.017， P<0.01]。 结论:精索静脉曲张腹壁下静脉双flow-through超引流技术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目的:观察康柏西普对兔碱烧伤诱导角膜新生血管(CNV)、新生淋巴管生成的作用。方法:44只2～3 kg成年雄性新西兰大白兔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康柏西普注射组9只、雷珠单抗注射组9只、生理盐水对照组9只、模型对照组9只和正常对照组8只。以左眼为实验眼，采用碱烧伤方法制作炎症性CNV动物模型，直径8 mm的滤纸片浸润1 mol/L NaOH，放至角膜中央烧灼30 s。造模后第1天，康柏西普注射组球结膜下注射康柏西普0.1 ml/1 mg，雷珠单抗注射组同法注射雷珠单抗0.1 ml/1 mg，生理盐水对照组同法注射0.1 ml质量分数0.9% NaCl溶液，模型对照组碱烧伤后不做任何处理，正常对照组不行碱烧伤和球结膜下注射药物处理。分别于造模后第4、7、14和21天计算CNV面积，每组耳缘静脉空气栓塞处死一定数量动物，抽取房水，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取角膜组织行苏木精－伊红染色，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淋巴管内皮透明质酸受体-1(LYVE-1)含量。结果:造模后第4天，康柏西普注射组、雷珠单抗注射组、生理盐水对照组和模型对照组新生血管芽长入角膜边缘，角膜水肿减轻；第7天，康柏西普注射组、雷珠单抗注射组新生血管较生理盐水对照组、模型对照组稀疏。造模后第4天可见各造模组角膜上皮细胞增多，上皮层存在空泡，基质内大量炎性细胞，上皮层下可见小的血管腔。造模后第7天，新生血管浸润浅层基质，基质内有大量炎性细胞。造模后第14天，康柏西普注射组CNV面积为(15.20±9.16)mm 2，小于雷珠单抗注射组的(28.21±5.17)mm 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康柏西普注射组VEGF质量浓度为(7.75±6.56)pg/ml，低于雷珠单抗注射组的(16.98±2.17)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正常对照组角膜组织无淋巴管生长，无LYVE-1阳性细胞。造模后第4天，康柏西普注射组、雷珠单抗注射组、生理盐水对照组和模型对照组角膜组织中出现新生淋巴管，与新生血管平行生长。造模后第7天，康柏西普注射组、雷珠单抗注射组角膜新生淋巴管计数分别为(4.33±0.58)个和(4.67±0.58)个，少于生理盐水对照组的(10.67±0.58)个和模型对照组的(12.33±0.58)个，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碱烧伤后早期球结膜下注射康柏西普能有效抑制CNV、新生淋巴管，其抑制作用可能与降低VEGF的质量浓度密切相关。

血管腔内超声（intravascular ultrasound，IVUS）具有观察优势独特和测量准确的特性，在髂静脉疾病诊疗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在非血栓性髂静脉压迫中，IVUS能够横断面地观察髂静脉受压形态并判断压迫来源，精准定位最严重受压部位，精确测量受压程度，测量病变长度、近远端髂静脉直径以及评估腔内治疗疗效；在髂股静脉急性血栓形成中，IVUS能够明确是否同时合并髂静脉受压，评估血栓清除的效果以及残留血栓情况；在静脉血栓后综合征中，IVUS有助于评估静脉管腔和管壁，评判是否同时存在髂静脉受压以及观察支架形态预测通畅情况。本文梳理相关研究并总结自身髂静脉疾病中IVUS的使用经验，供临床实践参考。

目的:观察背阔肌肌皮瓣和股前外侧皮瓣游离移植修复头皮鳞状细胞癌(鳞癌)切除后创面的效果，探讨两种皮瓣的适应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6月至2019年5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整形外科收治的头皮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经CT检查，未见癌转移，未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无血管疾病，实施肿瘤扩大切除后创面采用背阔肌肌皮瓣或股前外侧皮瓣游离移植修复。对2种皮瓣的术中血管变异情况，吻合血管直径，血管蒂的长度，皮瓣切取面积、切取时间，吻合血管时间，手术时间，供区和受区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测量或记录。结果:共纳入21例病例，男14例，女7例，年龄12～61岁。其中11例采用背阔肌肌皮瓣游离移植修复，10例用股前外侧皮瓣游离移植修复。随访1～2年，21例皮瓣全部成活。背阔肌肌皮瓣组无血管变异病例，而股前外侧皮瓣组有2例血管变异。背阔肌肌皮瓣组吻合动脉血管直径为(2.14±0.09) mm,静脉为(2.49±0.10) mm；血管蒂的长度为(6.14±0.28) cm；皮瓣切取面积(135.0±20.8) cm 2、切取时间(114.8±3.0) min；吻合血管时间(20.8±0.8) min；手术时间(6.5±0.2) h。股前外侧皮瓣组吻合动脉血管直径为(2.15±0.14) mm，静脉为(2.45±0.15) mm；血管蒂的长度(6.80±0.31) cm；皮瓣切取面积(159.9±16.4) cm 2、切取时间(119.8±3.6) min；吻合血管时间(21.5±0.9) min;手术时间(6.9±0.2) h。2种皮瓣手术中各项指标无明显差别。背阔肌肌皮瓣组供区总体并发症发生(7例)较股前外侧皮瓣组(4例)多；受区总体并发症发生(1例)较股前外侧皮瓣组(2例)少。 结论:背阔肌肌皮瓣和股前外侧皮瓣修复头皮鳞癌切除后创面均能取得良好效果。背阔肌肌皮瓣血管恒定，手术相对简单、风险低，更适合初学者；股前外侧皮瓣较薄，供区并发症发生少，患者易接受，并可在仰卧位下完成手术操作，更适合老年患者。

目的:探讨2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尿酸（UA）水平与视网膜血管直径的相关性。方法:收集2011年1月至2016年8月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的18~70岁的T2DM患者。记录患者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BMI）、收缩压、舒张压、血UA、糖化血红蛋白（HbA 1c）、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和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等指标。采用全自动计算机图像分析软件进行全眼底范围视网膜血管参数测量，包括中央小动脉直径（aCtr）、中间小动脉直径（aMdl）、外周小动脉直径（aPeri）、中央小静脉直径（vCtr）、中间小静脉直径（vMdl）和外周小静脉直径（vPeri）。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或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评价不同性别中血UA水平与视网膜血管直径的相关性。 结果:共纳入1 660例T2DM患者，其中男性1 171例，女性489例。不同性别患者的血UA、aCtr、aMdl、aPeri、vCtr、vMdl、vPeri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男性中，血UA水平升高是aCtr和vPeri增宽的危险因素（比值比分别为1.461和1.411， P均<0.05）；在女性中，血UA水平升高是aPeri变窄的危险因素，是vPeri增宽的危险因素（比值比分别为2.161和1.592， P均<0.05）。 结论:T2DM患者的血UA水平与视网膜血管的直径变化密切相关。在男性中，血UA水平升高是aCtr和vPeri增宽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女性中，血UA水平升高是aPeri变窄及vPeri增宽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CTA与彩色多普勒超声在精索静脉曲张（VC）的诊断及其病因筛查中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5月至2017年12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97例临床诊断为VC患者的194条精索静脉（其中曲张精索静脉116条）的CTA与彩色多普勒超声影像资料，采用配对 t检验比较CTA与彩色多普勒超声测量阴囊根部精索静脉的直径，采用McNemar检验比较CTA与彩色多普勒检查诊断VC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采用χ 2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CTA与彩色多普勒在筛查引起VC病因的检出率。 结果:CTA与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测量116条曲张的精索静脉阴囊根部直径分别为（2.9±0.6）和（3.0±0.6）m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885， P=0.381）。以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诊断VC标准（直径>2 mm）为参考，CTA与彩色多普勒超声对VC的诊断灵敏度分别为95.69%（111/116）、100%（116/116），特异度均为100%（78/7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97例VC患者中CTA检查病因检出率明显高于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P<0.05）。 结论:CTA和彩色多普勒超声对VC诊断均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CTA较彩色多普勒超声在VC病因筛检中具有更高的病因检出率。

目的:探讨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对2007年9月至2020年11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22例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患者的临床特征、标本的组织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进行总结分析。结果:22例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年龄1个月至2.5岁，平均年龄9个月。男10例，女12例。早产儿及低出生体重儿5例，产前发现肝脏病变3例，伴有皮肤血管瘤1例，伴有贫血6例，均未出现Kasabach-Merritt现象。CT检查肝组织内孤立性病变17例，多灶性5例。病理学检查：肿瘤直径0.6~11.0 cm，切面实性，灰红灰褐色，6例中央见出血坏死。显微镜下，15例孤立性先天性肝血管瘤见特征性的中央坏死区，周围组织疏松，可见毛细血管增生，管腔之间较多残留小胆管，扩张的血管内血栓形成，其中可见髓外造血及钙化。5例多灶性肝婴儿血管瘤见毛细血管分叶状或弥漫排列，管腔大小不等，可见较肥胖的血管内皮细胞及血管周细胞。2例海绵状血管瘤（静脉畸形）由扩张的分支状薄壁血管组成，内衬扁平的内皮细胞。22例肝脏血管瘤均表达血管内皮标志物CD31及CD34，不表达D2-40。5例多灶性肝婴儿血管瘤Glut1阳性，其余Glut1均阴性。结论: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罕见，其分型与成人不同，明确病理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以颈内静脉(internal jugular vein, IJV)作为搭桥血管的Rex手术术后血管并发症的发生原因和预防策略。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14年10月至2019年8月54例接受初次Rex手术(采用IJV作为搭桥血管)治疗肝前性门静脉高压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35例，女19例；中位年龄5岁(0.8～14岁)。观察其临床表现、脾大脾功能亢进及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恢复情况，应用Pearson χ检验和Fisher精确检验，对手术前后脾长径、脾厚度、血小板计数及胃镜静脉曲张分级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54例患儿中，无血管并发症47例患儿术后均无消化道出血，脾大脾功能亢进缓解或消失，患儿手术前、后血小板计数(108.49±100.98)×10 9/L和(171.54±92.22)×10 9/L比较，数值显著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手术前、后脾长径[(133.93±32.91)mm和(111.89±35.21)mm]和脾厚度[(44.88±11.03)mm和(34.72±9.04)mm]比较，数值均有所缩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F 2-F 3食管静脉曲张比例由术前73.9%(20/23)降至术后13.0%(3/23)。术后出现血管并发症7例(13.0%)，其中血管栓塞2例(3.7%)，血管狭窄5例(9.3%)。术后出现血管栓塞2例分别表现为脾功能亢进无缓解和消化道出血，均再次行Rex手术，术后血管通畅。血管狭窄5例表现为脾大、脾功能亢进缓解不良或消化道出血，超声及CT检查可见吻合口直径<3 mm、流速增加3～4倍。其中，2例行球囊血管扩张成功；1例行球囊血管扩张后效果不佳而行血管支架置入，术后均血管通畅，症状缓解；余2例暂未接受治疗。 结论:IJV搭桥Rex手术效果良好，可以达到根治的手术目的。血管栓塞和吻合口狭窄是影响IJV搭桥Rex手术术后效果或导致手术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出现血管栓塞患儿需要再次手术治疗，吻合口狭窄患儿行血管介入治疗并可以获得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