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不同心房颤动(房颤)类型患者合并缺血性卒中的危险因素.方法 连续入选2016年1月至2021年4月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内科住院的非瓣膜性房颤患者751例,分为阵发性房颤(367例)和持续性房颤(384例),将不同房颤类型患者分为缺血性卒中组和非缺血性卒中组,分析不同类型房颤合并缺血性卒中的危险因素.结果 在房颤合并卒中患者中,持续性房颤患者比例大于阵发性房颤(P＜0.05),在阵发性房颤患者中,卒中组合并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衰)、糖尿病比例高于无卒中组,CHA2DS2-VASc评分高于无卒中组[(5.92±1.41)分比(3.97±1.26)分,P＜0.05].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冠心病(OR=3.795,95％CI 1.011～14.241,P＜0.05)、糖尿病(OR=2.12 1,95％CI 1.272～3.536,P＜0.05)是阵发性房颤合并缺血性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持续性房颤患者中,卒中组女性(P＜0.05)、合并高血压(P=0.012)比例高于无卒中组,年龄[(79.34±6.62)岁比(74.5土9.70)岁]、左心房内径(LAD)[(49.28±4.29)mm比(42.13±3.96)mm]、CHA2DS2-VASc评分[(3.97±1.38)分比(3.61±1.37)分]高于无卒中组(P＜0.05),接受抗凝治疗患者比例低于无卒中组(P＜0.05),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年龄(OR=1.062,95％CI 1.025～1.100,P＜0.05)、女性(OR=2.917,95％CI 1.681～5.060,P＜0.05)、LAD(OR=1.165,95％CI 1.105～1.230,P＜0.05)是持续性房颤合并缺血性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接受抗凝治疗(OR=0.332,95％CI 0.194～0.566,P＜0.05)是保护因素.结论 冠心病、糖尿病是阵发性房颤患者合并缺血性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持续性房颤患者的年龄、女性、LAD、抗凝情况与缺血性卒中密切相关,抗凝治疗.因此,对于阵发性房颤制定相应的预防策略,或积极进行节律控制、抗凝治疗,以降低缺血性卒中风险.

目的 探讨合并肾功能不全的非瓣膜性房颤(AF)患者服用利伐沙班抗凝治疗期间,应用抗活化因子X活性(anti-FXa)试验监测的利伐沙班血药浓度与临床相关出血事件的相关性.方法 纳入2020年1月～2021年1月在我院住院或门诊确诊为非瓣膜性AF且合并肾功能不全患者96例,均选择利伐沙班进行抗凝治疗.根据随访期间是否发生临床相关出血事件将所有患者分为出血组(21例)和未出血组(75例).比较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指标及anti-FXa试验相关数据.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临床相关出血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利伐沙班血药浓度评估临床相关出血事件发生风险的诊断效能.结果 所有患者随访期间共发生临床相关出血事件21例[21.9％,其中临床相关大出血1例(1.0％),临床相关非大出血事件20例(20.8％)].出血组患者血清Ccr显著低于未出血组(P＜0.05).服药后3 h患者利伐沙班血药浓度及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和国际标准化比率(INR)均显著高于服药后24 h(P＜0.05).出血组患者服药后3 h利伐沙班血药浓度峰值及服药后24 h利伐沙班血药浓度谷值均显著高于同一服药时间段未出血组,服药后3 h PT、APTT和INR均显著高于同一服药时间段未出血组;未出血组患者服药后24 h利伐沙班血药浓度及PT均显著低于同组服药后3 h,FX:C高于同组服药后3 h;出血组患者服药后24 h利伐沙班血药浓度显著低于同组服药后3h,FX:C高于同组服药后3h(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利伐沙班血药浓度峰值和Ccr均为临床相关出血事件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取利伐沙班血药浓度峰值277.9 ng/ml作为最佳截断值时曲线下面积(AUC)为0.843,预测合并肾功能不全的非瓣膜性AF患者临床相关出血事件发生的敏感度为0.905,特异度为0.707.结论 Anti-FXa试验监测利伐沙班血药浓度可用于评估合并肾功能不全的非瓣膜性AF患者服用利伐沙班抗凝治疗期间临床相关出血事件的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房颤)患者脑微出血(CMBs)与CHA 2DS 2-VASc评分的相关性，分析房颤CMBs患者的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浙江医院住院且行头颅磁共振加权成像检查的164例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其中CMBs组43例(26.2%)，无CMBs组121例(73.8%)。采集患者临床资料，进行CHA2DS2-VASc评分，并对CMBs的数量进行计数；分析房颤患者CMBs与CHA 2DS 2-VASc评分年龄、高血压等危险因素的相关性。 结果:CHA 2DS 2-VASc评分越高CMBs的出现比例越高( P<0.05)；其中CMBs数量≥5个的比例也与CHA 2DS 2-VASc评分呈正相关( P<0.05)。CMBs组年龄(81.0±8.1)岁，高于无CMBs组患者(75.4±11.2)岁( P<0.01)。CMBs组与无CMBs组患者高血压36例(83.7%)比79例(63.2%)、中重度脑白质疏松19例(44.2%)比31例(33.9%)、抗凝治疗15例(34.9%)比23例(19.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CMBs组患者CHA 2DS 2-VASc评分的中位数为4分，高于无CMBs患者组3分( P<0.01)。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年龄和抗凝治疗是房颤患者CMBs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房颤患者CMBs与CHA 2DS 2-VASc评分呈正相关，年龄和抗凝治疗是房颤患者发生CMBs的危险因素。对CHA 2DS 2-VASc评分高的高龄房颤患者，抗凝前及抗凝期间应监测CMBs。

目的:描述我国心房颤动（房颤）介入治疗的现况并对医疗质量开展分析。方法:在全国7大区域中分别选取1~3家区域医学中心，按比例随机抽取各中心2017年全年行房颤介入治疗（导管消融术及左心耳封堵术）的住院病历，收集CHA 2DS 2-VASc评分记录、导管消融术后抗凝、是否符合左心耳封堵术适应证等情况，并分析当次住院期间介入治疗相关并发症和严重并发症。 结果:17家中心2017年共行房颤导管消融术10 800例、左心耳封堵术447例。10/17中心房颤导管消融手术量<500例，7/17中心左心耳封堵手术量<20例。共抽取行导管消融术和左心耳封堵术病历1 347和160份。15.8%（238/1 505）的非瓣膜性房颤患者病历中记录了CHA 2DS 2-VASc评分。房颤导管消融术后抗凝率为98.6%（1 328/1 347），16/17的中心抗凝率高于90%；导管消融术的并发症和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0.9%（12/1 347）和0.4%（5/1 347）；导管消融手术量<500例的中心并发症以及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与手术量≥500例的中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5%（2/413）比1.1%（10/934）， P>0.05；0.5%（2/413）比0.3%（3/934）， P>0.05］。左心耳封堵适应证符合率为81.3%（130/160），其中手术量≥20例的中心符合率高于手术量<20例的中心［84.8%（106/125）比68.6%（24/35）， P<0.05］；左心耳封堵术的并发症和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3.1%（5/160）和1.9%（3/160），左心耳封堵手术量<20例的中心并发症发生率高于手术量≥20例的中心［8.6%（3/35）比1.6%（2/125）， P<0.05］，严重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7%（2/35）比0.8%（1/125）， P>0.05］。 结论:我国房颤介入治疗总体规范且安全，并发症总体发生率较低、导管消融术后抗凝比例高、左心耳封堵术适应证符合率总体尚可，但上述指标在不同中心差异大。

目的:探讨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TAVI）术前合并心房颤动（房颤）是否会对患者的预后产生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入选2016年5月至2020年11月于北部战区总医院住院并成功接受TAVI治疗且顺利出院的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115例。根据入选患者是否合并房颤将其分为房颤组（21例）及非房颤组（94例）。随访纳入患者的术后抗栓治疗情况及终点事件的发生情况，终点事件为12个月的净不良心脑血管事件（NACCE），包括心原性死亡、因心力衰竭再入院、非致死性心肌梗死、缺血性卒中及严重出血［出血学术研究联合会（BARC）定义的3~5型出血］。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ACCE事件的相关因素。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15例成功接受TAVI并顺利出院的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年龄（73.8±6.9）岁，男性63例，其中21例（18.2%）在TAVI术前诊断为房颤。在术后抗栓治疗方面，非房颤组患者中48.9%（46/94）接受了单药抗血小板治疗，47.9%（45/94）接受了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房颤组患者中47.6%（10/21）使用抗凝药，33.3%（7/21）接受了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房颤组患者中服用非维生素K拮抗剂口服抗凝药（NOAC）的比例高于非房颤组［38.1%（8/21）比2.1%（2/94）， P<0.001］。两组患者均完成了术后12个月的随访。房颤组患者在TAVI术后12个月的NACCE发生率为14.3%（3/21），在数值上高于非房颤组［6.4%（6/94）］，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41）。房颤组患者的严重出血发生率高于非房颤组［9.5%（2/21）比0， P=0.032］。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与NACCE发生风险相关（ OR=8.308， P=0.050），而房颤与NACCE发生风险无关（ P=0.235）。 结论:房颤患者在TAVI术后严重出血发生率高于非房颤患者，NACCE发生率有增加的趋势。

目的:调查接受抗凝治疗的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房颤）患者对口服抗凝药（OAC）可能存在的顾虑，探究针对OAC进行科学宣教时需要强化教育的靶点。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纳入2018年12月至2019年10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抗凝门诊接受OAC治疗的非瓣膜性房颤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评估患者对OAC的顾虑程度。问卷包含10个问题，患者针对每个问题给出不同的分值代表不同的顾虑程度。0~10分表示顾虑程度从无到非常严重，其中0~3分被认为有轻度顾虑，4~7分被认为有中度顾虑，8~10分被认为有重度顾虑。结果:研究共纳入115例患者，其中男71例（61.7%，71/115），年龄（65.9±12.5）岁，CHA 2DS 2-VASc积分为（2.87±1.80）分。服用华法林56例（48.7%，56/115）、利伐沙班36例（31.3%，36/115）、达比加群酯23例（20.0%，23/115）。根据患者的医保性质将入组患者分为城市组（ n=89）和农村组（ n=26），两组患者OAC使用的种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28）。相比城市组，农村组患者更担心服用OAC后出血风险[（4.1±3.6）分对（6.9±3.0）分， P=0.003]以及OAC过量后无拮抗剂的问题[（3.6±3.8）分对（5.8±3.7）分， P=0.039]；而在药物费用方面，农村和城市两组间顾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49）。两组人群在OAC与其他药物（66.1%，76/115）或食物（42.6%，49/115）的相互作用问题上轻度顾虑比例更多，而在OAC对肝肾损害方面重度顾虑占比更高（36.5%，42/115）。 结论:目前接受OAC治疗的房颤患者在经济方面的顾虑较低，但对OAC仍缺乏正确的认知，总体患者对肝肾损害方面顾虑较重，而农村患者更担心服用OAC后出血风险，需进一步加强科学宣教以及院外监督以提高抗凝依从性。

目的:分析抗凝血酶Ⅲ（AT-Ⅲ）水平与评估非瓣膜性房颤人群血栓栓塞风险的CHA2DS2-VASc评分间的关系，探讨AT-Ⅲ在非瓣膜性房颤人群血栓风险评估中的价值。方法:收集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住院诊断为非瓣膜性房颤人群（观察组）和同期住院非房颤人群（对照组）的抗凝血酶Ⅲ （AT-Ⅲ）、蛋白S、蛋白C及血脂［包括脂蛋白（a）、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根据CHA2DS2-VASc评分将非瓣膜性房颤人群分为2分以下的低中危组与2分及以上的高危组。用ROC分析AT-Ⅲ的诊断性能，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高CHA2DS2-VASc评分的风险因素。结果:观察组206例，其中女性54例（26%），年龄（59.9±11.1）岁，对照组76例，女性19例（25%），年龄（59.3±9.8）岁，两组性别（ χ2=0.043， P=0.836）、年龄（ t=0.352， P=0.725）相匹配。观察组AT-Ⅲ活性［（98.68±11.37）%］明显低于对照组［（110.87±13.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841， P<0.001）。非瓣膜性房颤人群中CHA2DS2-VASc评分高危组102例（49.5%），低中危组104例（50.5%），高危组AT-Ⅲ活性［（93.67±9.92）%］低于低中危组［（103.60±10.5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953， P<0.001）。高危组蛋白C［（94.34±26.61）%比（102.63±22.74）%］、TC［（4.09±1.02）mmol/L比（4.69±0.97）mmol/L］和LDL-C［（2.18±0.83）mmol/L比（2.74±0.88）mmol/L］水平均低于低中危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非瓣膜性房颤人群血栓风险筛查的AT-Ⅲ预警界值为96.5%，ROC曲线下面积为0.746（95% CI：0.681~0.812， 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年龄（ OR=44.339，95% CI：15.207~129.276）越大，AT-Ⅲ（ OR=7.282，95% CI：3.098~17.117）、TC（ OR=4.349，95% CI：1.739~10.875）水平越低，非瓣膜性房颤人群CHA2DS2-VASc评分越高， P均<0.05。 结论:高龄、低AT-Ⅲ活性水平、低TC水平与CHA2DS2-VASc评分正相关，对评估非瓣膜性房颤者血栓发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目的:分析接受抗凝治疗的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房颤）患者的死因构成，并探究其危险因素。方法:连续选取2011年8月至2018年12月中国心房颤动注册研究队列中服用抗凝药物的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在排除了肥厚型心肌病、扩张型心肌病及1年内失访的患者后，共纳入2 248例患者。对入组的患者进行随访，入组后第3、6个月进行随访，之后每6个月随访1次。终点事件为死亡，包括心血管病死亡、非心血管病死亡及原因不确定的死亡。根据随访结束后患者存活状态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临床资料，采用Cox回归分析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并使用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分析心血管病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2 248例接受抗凝治疗的房颤患者，年龄（67±10）岁，女性占比41.1%（923/2 248）。随访（42±24）个月，共有218例患者死亡，死亡率为2.8/100人年。最常见死因为心血管病死亡，占总死亡的55.0%（120/218），而心血管病死亡中首位死因为心力衰竭（心衰）恶化，占总死亡的18.3%（40/218），因缺血性卒中死亡者仅占总死亡的8.7%（19/218），因出血事件死亡者占总死亡的12.9%（28/218）。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HR=1.05，95% CI 1.04~1.07， P<0.001），贫血（ HR=1.81，95% CI 1.02~3.18， P=0.041），心衰（ HR=2.40，95% CI 1.75~3.30， P<0.001），缺血性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 HR=1.59，95% CI 1.21~2.13， P=0.001），心肌梗死（ HR=2.93，95% CI 1.79~4.81， P<0.001）是接受抗凝治疗的房颤患者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提示，年龄（ HR=1.05，95% CI 1.02~1.08， P<0.001），心衰（ HR=2.81，95% CI 1.79~4.39， P<0.001），缺血性卒中/TIA（ HR=1.50，95% CI 1.02~2.22， P=0.041），心肌梗死（ HR=3.31，95% CI 1.72~6.37， P<0.001）是接受抗凝治疗的房颤患者心血管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在接受抗凝治疗的非瓣膜性房颤患者中，缺血性卒中在死因中占比较小，而心衰恶化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病死亡原因。心衰、缺血性卒中或TIA、心肌梗死与房颤患者死亡率高相关。

目的:探讨血脂水平与非瓣膜性心房颤动(房颤)患者并发肺栓塞风险的关联。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9年1月在天津市胸科医院住院的非瓣膜性房颤患者，根据CT肺血管造影是否存在肺栓塞分为肺栓塞组和对照组两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和血脂参数，评估血脂参数与并发肺栓塞风险的关联。结果:肺栓塞组载脂蛋白A1(ApoA1)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分别为(1.09±0.25)g/L和(1.03±0.28)mmol/L，均低于对照组((1.24±0.25)g/L和(1.21±0.37)mmol/L( t＝3.255、2.972， P＝0.002、0.004)；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VLDL-C)水平为(0.41±0.24)mmol/L，高于对照组(0.26±0.18)mmol/L( t＝-3.761， P＝0.000)。肺栓塞组入院时心功能分级高于对照组( χ2＝13.074， P＝0.004)、房颤用药的比例低于对照组( χ2＝5.445， P＝0.020)。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低ApoA1( OR＝8.793、95% CI：1.815~42.607、 P＝0.007)和左心功能不全( OR＝4.388、95% CI：1.352~14.244、 P＝0.014)使肺栓塞发生的风险增加，低VLDL-C( OR＝0.180、95% CI：0.053~0.610、 P＝0.006)和房颤用药( OR＝0.268、95% CI：0.072~0.992、 P＝0.049)使肺栓塞发生的风险降低。 结论: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发生肺栓塞与血脂水平相关，调节血脂水平可能降低非瓣膜性房颤患者发生肺栓塞的危险。

肺动脉高压（PH）是多种疾病和病理机制所致肺动脉压力升高的一组病理状态。近年研究发现，PH在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中相对高发，但机制不明，且关于其预后价值的研究报道十分有限。为评估基线超声心动图所定义的PH在新诊断MM中的临床特征与预后价值，该研究纳入了北京朝阳医院自2014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426例新诊断MM患者（排除心脏淀粉样变性患者）。结果发现，54例（12.7%）患者合并PH。基线PH与高龄、贫血、肾功能不全、心脏舒张功能不全以及高BNP/NT-proBNP水平等临床特征相关。在PH患者中，房颤的发生率较高，但血栓事件发生率与非PH患者相仿。其余包括冠心病、慢性心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脏瓣膜病在内的心肺基础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发生率在两组患者中并未显示出差异。在相仿的治疗方案及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率下，基线存在PH的患者更难以获得有效及深度缓解（ P=0.002）。MM所伴随的PH常常可逆，随着MM疾病的缓解，81.5%（22/27）的PH患者肺动脉压力可恢复至正常水平，心脏舒张功能及相关指标也随之明显改善；当MM疾病复发后，68.8%（11/16）的患者肺动脉压力再次升高。以上结果提示，此类PH更倾向于MM所继发的一种病理状态，而非独立疾病。此外，由于PH在有效的诱导治疗后通常可逆，且患者心功能可得到明显改善，因此对于符合条件的患者，ASCT仍不失为一线治疗选择。最后，生存分析结果显示，PH是MM患者生存预后的不利因素，与非PH患者相比，其无进展生存期（21比50个月）和总生存期（45比90个月）均缩短（均 P<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