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胆囊板入路（CPA）右肝蒂鞘外解剖法在微创解剖性肝切除术（MIALR）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20年8月至2022年8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收治的42例原发性肝癌行腹腔镜右半肝切除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6例，女6例；年龄为（55±13）岁。42例患者中，25例术中采用CPA右肝蒂鞘外解剖法，设为CPA组；17例术中采用传统入路右肝蒂鞘外解剖法，设为传统入路组。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IQR）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 结果:（1）手术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腹腔镜右半肝切除术，切缘均为阴性。CPA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解剖目标肝蒂时间，解剖右前肝蒂主干例数及时间，解剖右后肝蒂主干例数及时间，肝蒂损伤，肝组织损伤，解剖操作空间（大、小）分别为150.00（130.00）min，100.00（100.00）mL，472.00（201.00）s，10例，366.00（94.75）s，9例，564.00（138.50）s，2例，2例，25、0例；传统入路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140.00（113.00）min，100.00（125.00）mL，670.00（107.00）s，8例，663.00（136.00）s，7例，783.00（189.00）s，8例，5例，2、19例；两组患者解剖目标肝蒂时间、解剖右前肝蒂主干时间、解剖右后肝蒂主干时间、肝蒂损伤、解剖操作空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4.809、-3.254、-3.188， χ2 =6.493、34.314， P<0.05），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解剖右前肝蒂例数、解剖右后肝蒂例数、肝组织损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0.282、-0.412， χ2=0.095、0.002、1.976， P>0.05）。（2）术后情况。两组患者均无术后出血；CPA组患者术后第3天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总胆红素、凝血酶原时间，术后胆漏，肿瘤病理学类型（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癌）分别为68.00（48.50）U/L，52.00（35.50）U/L，28.30（12.35）mmol/L，12.40（2.40）s，2例，21、4例；传统入路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58.00（25.00）U/L，41.00（19.50）U/L，26.80（14.25）mmol/L，12.50（2.95）s，5例，15、2例；两组患者术后第3天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总胆红素、凝血酶原时间，术后胆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1.218、-1.488、-0.205、-0.320， χ2 =1.976， P>0.05），肿瘤病理学类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CPA右肝蒂鞘外解剖法用于MIALR安全、可行。

目的:总结全球首例不阻断第一肝门的机器人肝切除术治疗儿童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的手术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23年6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经机器人手术治疗的1例14月龄HB患儿诊疗经过。该患儿肿瘤位于肝右叶S5、S6，大小约9.0 cm×6.9 cm×6 cm，行达芬奇机器人肝切除术，总结术中Trocar布局、手术技巧、围术期处理情况以及治疗结局等。结果:术中采用4条机械臂加1个辅助孔，未阻断第一肝门，使用超声刀及Hemo-lock凝断并结扎肝脏血管，完整切除肿瘤(S5、S6、部分S7及胆囊)。手术时间120 min，出血量50 mL。术后无胆漏、出血、感染等并发症，病理检查结果提示胎儿上皮型HB，术后第7天达出院指征，术后第14天予C5V(顺铂＋5-氟尿嘧啶＋长春新碱)方案化疗。术后30 d、53 d及90 d血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分别为36.88 ng/mL、8.90 ng/mL、6.61ng/mL，超声检查未见新发病灶。经查新，此例为全球首例不阻断第一肝门的机器人肝切除术治疗儿童HB。结论:运用达芬奇机器人可以在不阻断第一肝门的情况下实施非解剖性肝切除术治疗儿童HB，手术安全、可行，但目前相关报道较少，需继续积累病例及经验。

目的:探讨肝内胆管结石肝切除术后发生肝内胆管癌(ICC)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收治的1 071例行肝切除术治疗肝内胆管结石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379例，女692例；年龄为(53±12)岁，年龄范围为12～86岁。患者入院后均完成详细术前检查。对于区域性结石，行解剖性肝切除术。对于弥漫性结石，切除局限于肝段或肝叶的区域性毁损病灶，必要时行肝胆管切开取石术和(或)胆道镜取石。当肝门部胆管存在严重狭窄影响胆道引流时，行肝胆管空肠吻合术、胆管狭窄成形术等。观察指标：(1)术前检查、手术和术后情况。(2)随访情况。(3)影响肝切除术后5年内发生ICC的危险因素分析。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肝切除术后发生ICC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数表示。连续性变量转换为分类变量时根据临床常用参考值或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最佳截断值进行转换。危险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sitic回归模型，单因素分析结果中 P<0.10的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 结果:(1)术前检查、手术和术后情况。1 071例患者术前检查：结石相关症状持续时间为8.2年(0～27.0年)，CA19-9为(163±87)U/mL，癌胚抗原为(5.0±2.1)μg/L，左半肝、右半肝、双侧肝叶、肝总管或胆总管结石分别为545、245、228、53例，226例伴有胆管狭窄，172例伴有肝段萎缩。1 071例患者中，595例行解剖性肝切除术，272例行局部非解剖性肝切除术，143例行胆管切开取石术，61例行胆肠吻合术。26例患者术后影像学检查示残留狭窄胆管，74例术后残留胆管结石。(2)随访情况：1 071例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8.6±1.5)年。1 071例患者中，92例发生ICC，发生率为8.590%(92/1 071)；其中32例、66例、90例患者术后3、5、8年内发生ICC，发生率分别为2.988%(32/1 071)、6.162%(66/1 071)、8.403%(90/1 071)。(3)影响肝切除术后5年内发生ICC的危险因素分析。构建术前结石相关症状持续时间与术后5年内发生ICC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依据约登指数最大原则，以术前结石相关症状持续7年为最佳截断值，将术前结石相关症状持续时间转换为分类变量进行后续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结石相关症状持续时间、合并代谢性疾病、肝段萎缩、术后残留胆管结石是影响肝内胆管结石患者肝切除术后5年内发生ICC的相关因素(优势比＝2.939，2.654，1.903，2.361，95%可信区间为1.582～5.460，1.145～6.154，1.068～3.390，1.118～4.987， P<0.05)。将 P<0.10的临床病理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其结果显示：术前结石相关症状持续时间>7年、合并代谢性疾病、肝段萎缩和术后残留胆管结石是影响肝内胆管结石患者肝切除术后5年内发生ICC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2.843，2.469，1.922，2.202，95%可信区间为1.523～5.309，1.042～5.851，1.064～3.472，1.021～4.747， P<0.05)。 结论:肝内胆管结石肝切除术后存在发生ICC的风险；术前结石相关症状持续时间>7年，合并代谢性疾病，肝段萎缩和术后残留胆管结石是影响肝内胆管结石患者肝切除术后5年内发生ICC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术中静脉注射吲哚菁绿在慢性萎缩性胆囊炎腔镜手术中辨清肝外胆管结构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2021年7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收治的110例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胆囊炎行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的患者资料，术前所有患者均行腹部B超检查明确诊断，按照术中是否静脉注射吲哚菁绿将其分为实验组( n＝55)和对照组( n＝55)，实验组术中经外周静脉注射吲哚菁绿5 mg，术中吲哚菁绿荧光显影技术导航下行LC。对照组行常规LC。统计实验组胆囊管、胆总管、肝总管的显影率及显影时间，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辨清三管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放置腹腔引流管及拔管时间、中转开腹及胆管损伤、术后住院时间、术后第一次复查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谷氨酰转移酶(GGT)水平、随访等结果。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 s)表示，两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描述，采用非参数检验中的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 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两组均成功实施手术，实验组所有患者均成功显影肝总管，54例显影胆总管，52例可显影胆囊管，且显影三管时间为(15.8±1.2) min。实验组中辨清三管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放置腹腔引流管病例分别为(18.5±1.3) min、(64.0±6.8) min、(16.3±6.7) mL、43例，对照组分别为(46.3±8.1)min、(98.7±10.5) min、(53.6±14.9) mL、55例，实验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无中转开腹及胆管损伤病例，对照组有1例中转开腹及1例胆管损伤病例，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术后拔管时间及术后住院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患者术后第一次复查ALT、GGT水平分别为47(31，75) U/L、38(19，114) U/L，对照组分别为62(53，92) U/L、76(63，96) U/L，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出院后均随访3个月，实验组无明显并发症，对照组出院后7 d有1例患者出现少量腹腔积液。 结论:面对慢性萎缩性胆囊炎行LC时，术中静脉注射吲哚菁绿显影肝外胆管有助于辨清其解剖结构避免胆管损伤，提高手术安全性及进度的同时最大限度锻炼并提升术者水平。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外科治疗的临床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1986年1月至2019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中心手术治疗的10 96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寿命表法进行生存率和肿瘤复发率的计算，Log-rank检验比较不同组别的差异，采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选取2009—2019年随访数据更详尽的2 884例肝细胞癌病例纳入长期生存分析，其中接受肝切除患者2 549例，男性2 107例，女性442例，年龄（56.6±11.1）岁（范围：20~86岁）；接受肝移植患者335例，男性292例，女性43例，年龄（51.0±9.7）岁（范围：21~73岁）。比较肝切除与肝移植的效果、解剖性肝切除与非解剖性肝切除的效果等。结果:10 96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中，10 331例行肝切除，635例行肝移植。根据收治时间，将10 331例行肝切除的原发性肝癌患者分为3组：1986—1995年组（712例）、1996—2008年组（3 988例）、2009—2019年组（5 631例）。1986—1995年组肝细胞癌肝切除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32.9%。2009—2019年组原发性肝癌患者肝切除后5年总体生存率为51.7%，其中肝细胞癌、肝内胆管细胞癌和混合性肝癌的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57.4%、26.6%和50.6%。进一步分析行首次肝切除的肝细胞癌患者（2 549例），其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8.1%、71.9%、60.0%、41.0%，围手术期病死率为1.0%；行一期肝移植的肝细胞癌患者247例，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4.0%、64.8%、61.9%、57.6%，行补救性肝移植88例，1、3、5、10年累积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6.8%、65.2%、52.5%、52.5%，两组患者总体生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 549例接受首次肝切除和247例接受一期肝移植患者的总体生存率和复发率相比，符合米兰标准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6.3%、87.1%、76.9%、54.7%和95.4%、79.4%、77.4%、71.7%（ P=0.754），1、3、5年复发率分别为16.3%、35.9%、47.6%和8.1%、11.7%、13.9%（ P<0.01）；超米兰标准无大血管侵犯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87.2%、65.9%、53.0%、33.0%和87.6%、71.8%、71.8%、69.3%（ P=0.003），1、3、5年复发率分别为39.2%、57.8%、69.7%和29.7%、36.7%、36.7%（ P<0.01）；超米兰标准有大血管侵犯的肝切除和肝移植患者的1、3、5、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62.1%、36.1%、22.2%、15.0%和62.9%、31.8%、19.9%、0（ P=0.387），1、3、5年复发率分别为61.5%、74.7%、80.8%和59.7%、82.9%、87.2%（ P=0.909）。影响肝细胞癌肝切除患者生存率及无复发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有性别、术前辅助治疗、症状、AST、术中或术后输血、肿瘤数目、肿瘤最大径、肝硬化、大血管侵犯、微血管侵犯和病理分化（ P值均<0.05）。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匹配解剖性肝切除和非解剖性肝切除患者资料，得到443对病例，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患者的生存率与解剖性肝切除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95），但非解剖性肝切除术后患者的复发率高于解剖性肝切除（ P=0.035）。 结论:近十年，肝癌手术治疗的生存率较之前明显升高。对于肝功能储备较好的肝细胞癌患者可以先行切除手术，复发后再行补救性肝移植，补救性肝移植的效果与一期肝移植相当。在确保阴性切缘的前提下可以选择保留更多肝脏组织的非解剖性肝切除。

目的:选择中国肝癌分期Ⅰa期肝细胞癌患者，评价解剖性肝切除和非解剖性肝切除对预后的影响。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数据库中2000年1月至2021年3月关于中国肝癌分期Ⅰa期肝细胞癌解剖性肝切除与非解剖性切除的文章，对患者特征、肿瘤特征、手术特征、术后病理特征和远期预后进行系统评价。结果:共纳入9项病例对照研究，2 761例患者，其中解剖性肝切除组1 727例，非解剖性肝切除组1 034例。与非解剖性肝切除组比较，解剖性肝切除组基线特征为肝硬化占比更少、肝脏储备功能更好、Child-Pugh A级占比更多；另外，解剖性肝切除组的肿瘤长径更大、微血管侵犯率更高、手术时间更长、术中失血量更多。长期预后方面，与非解剖性肝切除组相比，解剖性肝切除组获得了更好的术后5年无瘤生存率[比值比( OR)＝1.54，95% CI：1.30~1.82， P<0.001]和5年总体生存[ OR＝1.27，95% CI：1.04~1.55， P＝0.018]。 结论:解剖性肝切除对于降低中国肝癌分期Ⅰa期肝细胞癌患者远期复发和改善长期生存显著优于非解剖性肝切除。

先天性胆管囊肿这一胆管畸形病变会导致胆管系统长期处于炎症状态，因此患者并发胆管结石、囊肿癌变的风险较高。外科手术是治愈先天性胆管囊肿的唯一治疗手段，其治疗要点是尽可能彻底切除囊肿病灶以及彻底实现"胆胰分流"。非规范化的外科手术治疗会给患者带来胆肠吻合口狭窄、残余胆管囊肿甚至囊肿癌变等难以处理的术后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威胁患者生命。笔者团队基于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先天性胆管囊肿大样本回顾性研究结果，围绕先天性胆管囊肿的病理解剖学特点，提出一种新的分型系统，将胆管囊肿分为"三类五型"，即肝外胆管囊肿肝门型、主干型、末端型；中央型胆管囊肿；肝内胆管囊肿局限型、弥漫型，以期能够更为精确地指导外科治疗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并降低术后远期并发症风险。

目的:探讨腹腔镜半肝切除术中肝中静脉(MHV)显露的安全性及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2019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行腹腔镜下半肝切除5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中有无显露MHV将患者分为显露组和非显露组，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术后第3天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术后住院天数等指标。结果:腹腔镜下半肝切除的58例患者中男性36例，女性22例，年龄22.0～75.0(49.8±12.1)岁，MHV显露组患者30例，非显露组患者28例。两组患者年龄、Child-Pugh评分、疾病谱等方面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共有3例患者中转开腹，其中显露组2例，原因为严重的CO 2气体栓塞导致循环不稳和不易控制的术中出血各1例，非显露组1例为术中较多出血而中转开腹。显露组患者手术时间较非显露组手术时间长[(240.8±80.6)min比(185.8±50.6) 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显露组患者术后第3天ALT低于非显露组[(150.8±80.6) U/L比(287.6±110.2) U/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术后住院天数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以MHV为导向的解剖性腹腔镜半肝切除是符合精准外科理念的手术方式，是安全可行的，其手术难点在于如何快速安全的找到MHV主干及出血的可靠处理。

目的:探讨腹腔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LPD）中妥善处理胰十二指肠下动脉（IPDA）的临床效果。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22年1—12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胰腺中心连续收治的70例因胰头占位、壶腹部肿瘤或胆总管下段占位而接受LPD的患者的临床和病理学资料。男性47例（67.1%），女性23例（32.9%），年龄（59.9±12.8）岁（范围：13~87岁）。IPDA的解剖和处理方法：结肠上区采取中间入路，于肠系膜上动脉（SMA）和肠系膜上静脉（SMV）之间，鞘外解剖、显露SMA右侧，显露SMA右侧分支，暂不离断；结肠下区沿空肠动脉由足侧向头侧解剖追踪、显露SMA主干，判断IPDA与空肠动脉的关系，识别并离断IPDA，处理IPDA根部。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术后每1~3个月门诊随访1次。结果:本组患者的LPD完成率为98.6%（69/70），所有患者获得根治性切除。术中联合血管切除重建9例（12.9%），其中1例（1.4%）经上腹部小切口完成血管重建和消化道重建。手术时间（432.7±115.4）min（范围：282~727 min），术中出血量（140.0±125.7）ml（范围：20~800 ml）。2例（2.9%）输注新鲜冰冻血浆。91.4%（64/70）的病例术中实现IPDA可靠结扎、根部安全处理，8.6%（6/70）合并IPDA损伤出血，无中转开腹病例。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肿瘤最大径（3.3±1.6）cm（范围：1~7 cm），清扫淋巴结（17.0±7.3）枚（范围：0~46枚），合并淋巴结转移13例（18.6%）。术后发生B级胰瘘5例（13.2%），无C级胰瘘，胆瘘1例（1.4%），胃排空延迟2例（2.9%），淋巴漏2例（2.9%），腹腔感染9例（12.9%），切口脂肪液化1例（1.4%）。术后腹腔出血2例（2.9%，1例为胃小弯侧系膜血管出血，1例为肝固有动脉鞘滋养血管渗血），均为非IPDA相关性出血。术后住院时间（15.2±4.6）d（范围：9~28 d）。结论:LPD术中采取妥善方法处理IPDA，可减少术中、术后IPDA相关性出血，提升LPD的安全性。

我国是肝癌大国，肝癌病例数多，医师治疗肝癌经验多，同时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相关研究，因此，我国肝癌诊断与治疗水平在很多方面都已走到世界前沿。肝癌治疗方式主要分为3大类：（1）局部治疗，包括肝切除、消融治疗和肝移植。肝部分切除手术已非常成熟。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肝癌合并微血管侵犯的患者，解剖性肝切除长远生存比非解剖性肝切除好；而对于无微血管侵犯的肝癌患者，两者的长期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我国已发表多个预测模型，使用术前检查数据，可预测肝癌患者在肝切除术后的标本中是否合并微血管侵犯，因此，外科医师可在术前决定是否为患者行解剖性肝切除术。此外，国内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腹腔镜肝切除术或机器人肝切除术比开腹肝切除术的手术创伤小、恢复快。也有研究者建立和验证了有效预测肝癌患者术后复发的风险模型。对于风险高的患者，可进行术后辅助治疗的研究，希望能找出降低肝癌术后复发的治疗方案。有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肿瘤长径<2 cm的单发小肝癌，局部消融可达到肝切除的长远生存效果；而较大的单发肝癌（肿瘤长径为3~5 cm），应合并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或局部无水酒精注射；如肿瘤长径>5 cm时，手术切除的远期生存效果较好。肝移植近年在我国发展得很好，不但发表了超越米兰标准的不同适应证，还探索了不同研究方向以期改善肝癌患者肝移植后的生存结果。（2）区域性治疗：TACE在我国发展得也很好，通过高选择性TACE的治疗，不但治疗反应更好，不良反应相应减少。钇90微球是刚引进我国的治疗方法，主要适用于不适合TACE治疗的患者或 TACE治疗失败的患者，用以延长患者等候肝移植的时间和作为肝癌降期治疗的手段。钇90微球治疗肝癌的再发展为放射性半肝、肝区、肝段的放射性肝切除术，以及消融性经肝动脉内放射栓塞。这两个新发展是通过高选择性把导管插入供应肝癌的肝动脉分支，注入大剂量的钇90微球，达到整个肝癌受充分辐射而发生坏死的目的，最终使患者获得治愈的机会。（3）全身性治疗：这是近年发展最快的治疗肝癌领域。采用化疗、靶向或免疫治疗进行单独或联合使用，能控制肝癌发展。目前还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肝癌多个基因突变下，经治疗阻断一条信号通路的传递后，如何能阻止肝癌从另一条信号通路进行传递，从而继续控制肝癌的发展。笔者认为：目前肝癌治疗长远生存结果已快速得以改善，希望通过医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将肝癌这一顽疾变成一种可完全治愈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