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2035年是上海建设成为更可持续韧性生态之城的关键发展期,面对当前复杂、严峻的自然灾害形势,城市综合防灾减灾任务更加艰巨.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就在社区,为进一步夯实基层自然灾害应对韧性,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加强社区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网络研究,通过分析上海市社区自然灾害特点,提出一种综合监测预警的方法和网络,通过若干物联感知传感器持续监测和智能终端分析研判的密切配合,以实现对社区灾情态势、社区灾害风险完成实时的评估和预警.经过在典型社区中的实践验证,该系统初步实现了数据监测、风险研判、预报预警等功能,提升了社区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能力水平.

目的 构建终末期癌症患者远程居家安宁疗护照护系统,并评价其应用效果.方法 基于文献研究、患者及其照护者需求访谈、专家小组会议讨论,构建终末期癌症患者远程居家安宁疗护照护系统.2023年5月—8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湖南省长沙市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安宁疗护病房即将出院的88例癌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时间先后顺序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试验组接受基于远程居家安宁疗护照护系统的居家照护,对照组接受常规出院指导和出院随访,共干预8周.采用中文版埃德蒙顿症状评估量表、中文版安宁疗护患者生活质量量表评价两组在干预前及干预后的症状负担及生活质量;采用中文版远程照护满意度问卷调查试验组的照护满意度.结果 终末期癌症患者远程居家安宁疗护照护系统包括患者端与医护端,其中患者端包含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医患沟通、安宁疗护知识科普库、用药助手、智能报告与监测、智能答疑、智能随访、智能表单8个模块;医护端包含工作台、个案管理、随访管理、预警提醒、科普推送、统计分析、用户管理7个模块.共67例患者完成干预,其中试验组3 3例、对照组3 4例.应用效果显示,干预后试验组症状负担低于对照组、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中文版远程照护满意度问卷得分为(59.00±6.66)分,处于高满意度水平.结论 使用远程居家安宁疗护照护系统可减轻终末期癌症患者的症状负担,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较好的实用性.

目的 构建多重耐药菌感染信息管理系统并初步应用,评价其在多重耐药菌检出阳性患者管理过程中的有效性及准确性.方法 成立系统构建小组,构建多重耐药菌感染信息管理系统,包括预警、执行、监测、统计决策4个模块.选取2022年1月—12月浙江省某三级甲等妇产科医院的多重耐药菌检出阳性住院患者、系统构建小组成员、临床医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应用后(2022年7月—12月)与应用前(2022年1月—6月),对多重耐药菌感染管理的执行效率及系统的准确性、可用性、满意度进行评价.结果 系统应用后,多重耐药菌感染预警的即刻反馈率由62.87％上升至89.78％,隔离医嘱开具率由61.07％上升至93.33％,隔离措施执行准确率由66.67％上升至98.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系统产生决策报告的准确率为88.44％,医务人员对于系统的可用性评价平均得分为44.04分,系统构建小组成员、临床医务人员对系统的满意度平均得分为121.25分,均处于高水平.结论 构建的多重耐药菌感染信息管理系统具备即刻提醒、多途径通知、多方监管、辅助决策等功能,能够为医务人员提供较准确的决策报告.初步应用结果显示,该系统的准确性较高、可用性良好.

目的:调查上海市82所医院围手术期护理质量现况及护理人力资源配置情况，并分析二者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9月在上海市二、三级医院护理质量督查中接受检查的82所医院外科病房作为研究对象。从上海市护理质量控制中心平台调取82所医院的住院患者围手术期护理质量数据（患者病情掌握情况、围手术期护理常规及作业流程等）和外科病房护理人力资源配置数据（床护比、护患比等）。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探讨住院患者围手术期护理质量与护理人力资源配置的相关性。结果:上海市82所医院的围手术期护理质量达标率为56.1%（46/82），二级医院围手术期护理质量总分达标率为30.4%（7/23），低于三级医院的达标率（66.1%，39/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82所医院围手术期护理质量总分为（79.67±1.89）分，其中得分最低的项目为"围手术期并发症预见性护理"，其次为"围手术期护理常规及作业流程"和"患者安全风险评估"。82所医院外科病房的床护比为1∶（0.47±0.21），护患比为1∶（12.20±6.44），本科学历及以上护士比例为（68±11）%，中级职称及以上护士比例为（38±7）%，工作年限5年及以上护士比例为（52±8）%。围手术期护理质量总水平与护患比呈负相关（ r=-0.367， P<0.01），与床护比、本科学历及以上护士比例、中级职称及以上护士比例和工作年限5年及以上护士比例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506、0.631、0.552、0.636； P<0.01）。 结论:上海市82所医院的围手术期护理质量整体水平一般，且与病房床护比呈正相关，与护患比呈负相关。医院管理者应提高围手术期护理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完善围手术期护理风险管控机制，精益围手术期护理作业流程，构建手术并发症风险预测-预警-预控模式，优化护理人力资源结构，助力围手术期护理高质量发展。

糖尿病高风险人群的筛查和生活方式干预是糖尿病防控的关键。生活方式干预需要长期坚持和持续行为改变，否则将影响服务对象的依从性和干预效果。持续葡萄糖监测（CGM）能提供血糖实时变化的可视化数据，被视为激励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有效教育工具，基于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的糖尿病健康管理能有效控制血糖，提高糖尿病高风险人群的自我管理能力。本共识提出构建5G+“三早”（早筛查、早评估、早干预）糖尿病健康管理模式，包括依托数字化健康管理系统，整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个体智能监测终端形成“医院-社区-家庭/个人”健康信息多端数据共享云平台；应用5G智能可穿戴设备实施连续、动态、实时的健康指标居家监测和糖尿病风险预警；对糖尿病高风险人群实施早筛查和风险评估，将基于CGM的24 h平均血糖作为一种可供参考的糖尿病风险评估指标；在遵循糖尿病健康教育、饮食、运动、心理和药物干预的综合性干预原则基础上实施分层管理，根据CGM技术提供的连续、动态、实时的血糖监测结果制定个体化的饮食和运动干预方案，联合智能应用程序实施个体化的精准健康管理，建立糖尿病的“三早”健康管理服务模式。

目的:分析甘肃省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流行病学特征，为H7N9禽流感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流行病学调查方法调查甘肃省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的发病和就诊经过、可能感染来源、传播途径及暴露因素等，并排查密切接触者实施健康医学观察，同时开展外环境采样检测和疫点消毒。结果:甘肃省确诊的首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本地感染病例为82岁男性，城市居民，2017年3月29日因发热、全身乏力前往私人诊所就诊，4月3日到酒泉市医院就诊，有在检出H7N9病毒核酸的活禽销售店附近活动史，咽拭子检测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该病例经治疗于发病17 d后治愈出院；9名密切接触者实施为期7 d的医学健康观察，未出现健康异常；强化监测全市共报告流感样病例和不明原因肺炎357例，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2例。酒泉市发现的3例H7N9病例均有活禽市场暴露史，其中1例死亡。结论:暴露于出现H7N9禽流感病毒的外环境是人感染H7N9主要危险因素，需要加强散养家禽和活禽市场管理；外环境禽流感监测对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控具有重要的预警作用。

目的:分析少数民族（土家族、布依族、侗族、苗族）人群脑血管血流动力学指标（CVHI）的影响因素，为少数民族人群脑卒中早期预警提供依据。方法:选取2017年4月—2019年4月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进行体检的少数民族人群为研究对象，调查民族、年龄、性别、既往病史（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及女性月经情况，测量身高、体重等生理指标及血糖、血脂、血尿酸等生化指标，进行CVHI和双侧臂踝脉搏波传导速度（baPWV）检测，计算CVHI积分值，分为CVHI正常组（≥75分）和异常组（<75分），描述人群分布特征，分析CVHI的相关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少数民族人群1 236名，年龄（52.0±9.0）岁，男性575名（46.52%）、女性661名（53.48%）。少数民族CVHI异常率为35.11%，各民族CVHI异常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布依族（38.22%）、苗族（37.93%）、侗族（32.70%）、土家族（32.3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少数民族CVHI异常率，女性（43.57%）高于男性（25.39%）、绝经者（47.48%）高于未绝经者（39.51%），既往有高血压（57.66%）、糖尿病（76.19%）、高血脂病史者（54.00%）高于正常者（32.30%、35.31%、34.74%）， P均<0.05。少数民族人群CVHI异常组的年龄、BMI、收缩压、舒张压以及空腹血糖、三酰甘油、baPWV的水平高于正常组，身高低于正常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相关性分析显示，身高（ r=0.309）与CVHI积分值正相关，收缩压（ r=-0.239）、舒张压（ r=-0.189）、baPWV（ r=-0.184）与CVHI积分值负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高龄[ OR（95 %CI）：1.992（1.405～2.825）]、女性[ OR（95 %CI）：2.240（1.750～2.866）]、高血压病史[ OR（95 %CI）：3.363（1.665～6.791）]、绝经[ OR（95 %CI）：1.384（1.016～1.885）]及收缩压[ OR（95 %CI）：1.031（1.019～1.044）]、体质指数[ OR（95 %CI）：1.091（1.048～1.135）]、空腹血糖[ OR（95 %CI）：1.169（1.017～1.344）]和baPWV[ OR（95 %CI）：1.002（1.001～1.002）]升高为脑血流动力学异常的危险因素，高身高[ OR（95 %CI）：0.936（0.920～0.952）]为保护因素。 结论:少数民族人群CVHI异常率较高，高龄、女性、既往高血压病史以及绝经及收缩压、体质指数、空腹血糖、baPWV升高是CVHI异常的主要危险因素。应加强少数民族聚集地的健康管理，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压、血糖、血脂水平，进行CVHI检测。

目的:通过分析恶性肿瘤患者并发深静脉血栓(Deep vein thrombosis，DVT)的危险因素，建立高危患者预警管理及评估机制，提高DVT患者的早期干预及治疗效果。方法:分别对吉林省肿瘤医院2017年3月至2019年3月诊治的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结果:发生DVT的恶性肿瘤患者年龄大多为60岁以上(66.2%)，多为晚期患者，肿瘤类型以肺癌较多，病理类型主要为腺癌( P<0.05)；24.9%的患者接受过手术治疗，76.7%的患者接受化疗，65.9%的患者行PICC置管；并发部位以下肢股静脉血栓比例最高(39.3%)，其次为腘静脉血栓(24.9%)和上肢静脉血栓(19.9%)。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60岁恶性肿瘤患者发生DVT的风险是≤60岁者的1.310倍，具有血栓病史者发生DVT的风险是无血栓史患者的1.599倍，长期卧床者发生风险是非长期卧床者的1.489倍，晚期患者发生风险是中早期患者的2.788倍，腺癌患者发生风险较其他病理类型患者高，接受过手术治疗、化疗以及PICC置管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发生DVT的风险分别是未接受过上述治疗方法的1.489、2.557和1.591倍。 结论:根据恶性肿瘤患者的发病部位、分期、化疗用药及诊疗措施等对高危患者给予适当的预防性用药，可降低肿瘤患者DVT发生风险。

食品产业高度工业化导致的食源性疾病暴发呈跨国界、跨区域、进展快、难预测等特点，造成严重的疾病和经济负担。自2021年12月以来，欧洲多国报告了疑似食用受污染巧克力产品的ST34型单相鼠伤寒沙门菌聚集性感染病例。经回溯性调查，比利时涉事工厂的酪乳管道高度疑似为本次单相鼠伤寒沙门菌污染的源头，此次事件为我国食源性致病菌污染风险管理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本文梳理了此次单相鼠伤寒沙门菌污染巧克力产品所致暴发事件的过程和特点，分析单相鼠伤寒沙门菌的特征以及巧克力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微生物管理措施，并基于本次暴发事件系统论述我国食品企业工业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食源性致病菌污染风险管理建议及对策，以期为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防控、预测预警提供科学技术支撑。

目的:探讨持续发展的信息追溯系统在消毒供应中心（CSSD）外来器械管理中的作用。方法:选取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2021年5－6月CSSD处理的350个外来器械包作为对照组，采取原来的信息追溯系统进行管理；选取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2021年7－8月CSSD处理的375个外来器械包作为观察组，采取持续发展改进后的信息追溯系统对外来器械进行管理，结合实际运行中所发现的问题进行逐步提醒和预警控制，比较两组外来医疗器械的各项质量管理指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观察组外来器械的清洁与功能完好率［96.0%（360/375）］、灭菌后无菌屏障功能完好率［98.7%（370/375）］、及时观察生物监测培养结果［99.5%（373/375）］、规范交接［98.9%（371/375）］、术后清洗消毒执行情况［99.7%（374/375）］均高于对照组［84.2%（295/350）、92.6%（325/350）、91.4%（320/350）、89.1%（312/350）、84.9%（297/350）］）（χ 2=28.48、15.40、27.72、31.80、58.12，均 P < 0.05），而发生器械损坏［0.8%（3/375）］、器械混装或丢失器械损坏［0.3%（1/375）］、湿包发生［0.8%（3/375）］、标签信息错误［0.3%（1/375）］、超大超重包发生［0.5%（2/375）］均低于对照组［4.3%（15/350）、4.6%（16/350）、3.4%（12/350）、10.0%（35/350）、7.7%（27/350）］（χ 2=9.08、14.65、6.17、36.34、24.31，均 P < 0.05）。 结论:持续发展的信息追溯系统在CSSD外来医疗器械应用管理上至关重要，发展性的追溯系统既能不断地提高外来器械的质量指标，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同时加强了工作人员的责任心，调动了工作人员积极性，从而控制了院内感染的发生，保证了医疗患者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