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感染早期准确鉴别细菌和病毒感染一直是临床面临的挑战，随着临床各种检验、检测技术的快速发展、长足进步，越来越多的病原学、人体基因学、分子生物学指标用于鉴别细菌与病毒感染。未来将有更多的检测指标采用床旁即时检测方式便于临床应用；将有更精准、丰富的生物医学信息平台和更高效的医院信息系统，进行多指标综合分析，提供更精准的病原诊断，有助于最佳临床实践的实施。

目的:分析四川省凉山州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相关信息，选取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的艾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2005—2015年在凉山州接受抗病毒治疗且年龄≥ 15周岁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共14 219例。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进行抗病毒治疗患者生存时间的单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研究对象的年龄为（36.10±9.41）岁，其中男性10 021例，占70.5%，感染途径以静脉吸毒为主（61.0%，8 678例）；至随访观察终止时间，依然在治者10 001例（70.3%），死亡1 425例（10.0%）；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 HR（95% CI值）=0.67（0.55~0.81）］、性感染途径［ HR（95% CI值）=0.67（0.56~0.79）］，CD 4+T淋巴细胞计数在200~350［ HR（95% CI值）=0.41（0.35~0.47）］及≥350者［ HR（95% CI值）=0.28（0.24~0.34）］，是死亡的保护性因素，而开始治疗时患者临床分期Ⅱ期［ HR（95% CI值）=0.70（0.58~0.84）］，以及体重指数异常［ HR（95% CI值）=1.75（1.50~2.03）］是死亡的危险因素（以上 P值均<0.05）。 结论:早期进行抗病毒治疗对提高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效果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加强HIV感染者/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相关知识宣传教育，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还可通过营养支持的方式，增强患者体质，从而延长其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

目的:为解决医学院校学生高等数学学习难度大、学时紧、学生学习兴趣差、接受程度低等困扰高等数学学习的问题，积极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方法:选取2022级临床医学专业、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共6个班级243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试验组），采用自制线上学习资源与中国大学MOOC教学资源结合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课前根据教学内容设置教学目标、上传教学资源，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发布课前学习任务，帮助学生课前预习。课中教师面授，并在学习通平台发布课堂提问、随堂测验等，检验课上学习效果，方便教师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及时进行教学调整，帮助学生顺利完成课上学习。课后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发布课上授课视频及课后习题讲解等，辅助学生巩固课上学习。并分班建立课程QQ群，方便课后与学生沟通、辅导答疑。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 t检验。 结果: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有效提高了学生课上的参与度，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课上平均师生互动由每节6次提高到10次；课上出勤率由原来的93.93%（232/247）提高到97.94%（238/243）；作业按时提交率由原来的92.71%（229/247）提高到96.71%（235/243）。课程教学完成以后，学生的期末综合成绩由（81.27±4.56）分提高到（89.52±3.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25， P<0.001）。 结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采用，不仅对学生学习成绩有良性作用，而且更大程度地激发了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热情。后续期待学生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目的:探究2011—2020年我国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ART）及时性的变化。方法:选取2011—2020年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新诊断的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以我国ART标准调整的时间节点为依据，划分"2011—2013年"（治疗标准：CD4 +T淋巴细胞计数≤350个/μL）、"2014—2015年"（治疗标准：CD4 +T淋巴细胞计数≤500个/μL）、"2016—2020年"（治疗标准：全部HIV感染者均可接受ART）三个ART标准阶段，回顾性分析不同ART标准阶段ART及时性的变化。 结果:2011—2020年新诊断的HIV感染者共计1 100 135例，3个ART标准阶段启动治疗的中位时间分别为300、70和24 d。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与2011—2013年确诊的感染者相比，2014—2015年（ HR=1.45，95% CI：1.44~1.46）和2016—2020年（ HR=2.41，95% CI：2.40~2.42）确诊的感染者ART启动更快。 结论:2011—2020年我国HIV感染者ART治疗及时性得到显著提高。

目的:探讨静脉用药调配中心（PIVAS）细胞毒性药物用药错误（ME）的发生情况。方法:通过医院信息系统调取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PIVAS所有含细胞毒性药物的处方，筛选出药师审核处方时发现的ME（定义为处方错误），并翻阅PIVAS"用药错误记录本"筛选出同时段PIVAS内部发生的ME（定义为调配错误），对所有细胞毒性药物相关ME的分级、分类、发生环节、引发人员、错误内容和涉及的药物进行描述性分析。另将在PIVAS未被发现而传递至下一环节的ME定义为出门错误。结果:设定时段我院PIVAS共收到细胞毒性药物处方347 367例，发现1 080例ME，ME发生率为0.31%。1 080例ME均为未造成患者伤害的B级错误，其中处方错误841例（77.87%），调配错误239例（22.13%）；调配错误中有5例未被拦截而导致出门错误，出门错误发生率为0.01‰（5/347 367）。错误内容排在前5位者分别为溶媒错误（63.15%，682/1 080）、处方不完整（11.67%，126/1 080）、数量错误（8.80%，95/1 080）、用量错误（6.11%，66/1 080）和静脉给药方法错误（4.35%，47/1 080）。1 080例ME共涉及细胞毒性药物32种，排名前5位者依次为紫杉醇（23.24%，251/1 080）、氟尿嘧啶（12.59%，136/1 080）、多柔比星（6.39%，69/1 080）、顺铂（5.46%，59/1 080）和依托泊苷（5.37%，58/1 080）。结论:我院PIVAS细胞毒性药物ME发生率为0.31%，均为B级错误。ME分类主要为处方错误，内容主要为溶媒错误，涉及的药物主要为紫杉醇、氟尿嘧啶、多柔比星、顺铂和依托泊苷。

目的:调查急诊高钾血症患者的治疗现状和预后，分析急诊高钾血症患者院内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方法:利用电子信息系统，提取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北京协和医院急诊高钾血症患者〔年龄≥18岁，血清电解质检查钾离子（K +）浓度≥5.5 mmol/L〕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基础疾病、实验室检查结果、降钾治疗措施及预后，根据预后将患者分为死亡组及存活组，采用单因素分析及Cox回归分析急诊高钾血症患者院内全因死亡的影响因素。 结果:共纳入高钾血症患者579例，其中男性310例（53.5%），女性269例（46.5%）；中位年龄64（22）岁；轻度、中度、重度高钾血症患者分别有317例（54.7%）、143例（24.7%）、119例（20.6%）。499例（86.2%）患者接受了降钾治疗，共有44种降钾治疗方案，其中糖+胰岛素（I+G，61.3%）、排钾利尿剂（Diu，57.2%）、碳酸氢钠（SB，41.9%）、钙剂（CA，44.4%）在急诊科较常用，糖+胰岛素+钙剂+排钾利尿剂+碳酸氢钠（I+G+CA+Diu+SB）四联降钾治疗方案是急诊科最常用的降钾方案。高钾血症患者血清K +水平越高，联合降钾治疗比例越高，血液净化（HD）比例越高（轻度、中度、重度患者联合降钾比例分别为58.4%、82.5%、94.8%，HD比例分别为9.7%、13.3%、16.0%）。随着降钾治疗种类增多，血钾降至正常的比例增高，6种降钾方式联合治疗患者血钾降至正常的比例达100%。不同降钾治疗方式中，HD治疗者血钾降至正常的比例最高，达93.8%。579例患者中院内死亡111例（19.2%）。Cox回归分析显示，合并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死亡风险高〔风险比（ HR）＝1.757，95%可信区间（95% CI）为1.155~2.672， P＝0.009〕；血钾降至正常（ HR＝0.248，95% CI为0.155~0.398， P＝0.000）及使用Diu（ HR＝0.335，95% CI为0.211~0.531， P＝0.000）的患者死亡风险低。 结论:急诊降钾治疗方案异质性较大，合并心功能不全的高钾血症患者病死率高，血钾降至正常的患者病死率低。

目的:旨在充分发挥大型仪器在科研管理和科技覆盖中的作用。方法:对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大型仪器设备平台的开放共享方式进行了文献调研，并结合北京大学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大型仪器技术平台开放运转10余年的探索和实践进行分析。结果:虽然现阶段大型仪器技术服务平台的开放共享仍存在诸多问题，但北京大学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大型仪器技术平台通过大型仪器设备的分层分级管理、建设高效灵活的共享管理信息系统、引入高层次的仪器管理和服务人员并加强培训以及加强共享平台的安全管理四方面的工作，实现了大型仪器技术服务平台的高效开放共享。结论:在现阶段通过一定的管理、系统能力以及人员队伍建设，可以有效推动大型仪器技术服务平台的开放共享。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之下迫切需要找到有效的治疗手段来对抗这种疾病。一系列候选治疗已经进入临床试验或正处于准备阶段。鉴于找到有效药物的紧迫性，在循证医学临床研究设计规范与准则的基础上，提出除了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外，可以采用实验性的整群随机对照试验、阶梯设计，以及观察性的病例-时间-对照研究等设计类型，开展COVID-19治疗药物的临床研究，并且强调顶层科学设计、有序规范开展，避免重复研究，阻止低效或设计方案存在偏倚的临床研究。呼吁构建标准统一的信息系统，设立明确的COVID-19临床数据标准和数据收集模式，以在常规医疗环境下形成COVID-19的病例队列，开展比较效果研究，切实解决并促进临床研究人员更好地共享、交换信息，提高研究效率。

目的:探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急性肝损伤（AHI）的临床特点与危险因素。方法:研究设计为集中监测，监测对象为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在山西白求恩医院住院并使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的所有患者，但在进行该药致AHI临床特点和危险因素分析时，排除患有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原发性肝癌或恶性肿瘤肝转移以及用药前肝功能异常者。对用药后出现肝功能异常并经主诊医师和临床药师共同判定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所致AHI者，由专人另行建立临床档案，并每个月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对当月应用该药患者的实验室检查记录进行复核。监测期结束后，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监测对象的电子病历，记录纳入分析患者的基本信息，基础疾病，盐酸胺碘酮注射液用药总剂量，联合用药情况，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后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检测结果，用药至发生AHI的时间，以及AHI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情况。将患者分为AHI组和无AHI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将组间比较 P<0.2的指标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 OR及其95 %CI。 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71例，其中发生AHI者34例，AHI发生率为12.5%。AHI组与无AHI组（237例）患者的性别分布、年龄、身高、体重、静脉用药总剂量、联用其他药物（包括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β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抗凝血药物、激素类药物和抗肿瘤药物等）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AHI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患者占比高于非AHI组[58.8%（20/34）比30.8%（73/237）， χ 2=10.358， P=0.001]。2组患者应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前ALT、AST、TBil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用药后AHI组患者ALT、AST和TBil水平均明显高于用药前[341（176，1 175）U/L比25（16，31）U/L， P=0.014；439（167，1 586）U/L比36（24，56）U/L， P=0.029；36.0（15.31，42.1）μmol/L比18.6（14.8，22.1）μmol/L， P<0.001]，且均明显高于用药后非AHI组（ P=0.006， P=0.026， P<0.001）。34例AHI患者中，用药第2、3和5天出现肝功能异常者分别为19、14和1例，均无明显临床体征和症状。诊断AHI后，29例患者停用盐酸胺碘酮注射液，3例改用利多卡因，2例分别继续用药1和3 d后停药。34例患者均接受保肝对症治疗，32例（94.1%）好转，至出院时25例（78.1%）肝功能指标均在参考值范围内，7例（21.4%）ALT、AST水平恢复至参考值上限2倍以内，TBil水平在参考值范围内；2例（5.9%）患者进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救治后1例肝功能恢复正常，1例死亡。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 OR=3.209，95 %CI：1.537~6.704， P=0.002； OR=2.437，95 %CI：1.083~5.486， P=0.031； OR=3.172，95 %CI：1.507~6.677， P=0.002）。 结论: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多发生在用药3 d内，起病急，临床体征和症状均不明显，诊断主要依据肝功能检查；冠心病、合并≥3种基础疾病、联用≥3种药物是盐酸胺碘酮注射液致AHI的独立危险因素。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自发生以来，在全国乃至全球迅速蔓延。广州作为一线城市，人口流动性大，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腾讯、阿里云两大科技公司，充分利用其人工智能技术，在病例传播链条分析、密切接触者等重点人员管理、一线工作人员防控技能培训和便民服务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实践。通过人工智能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解决了防控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为疫情防控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