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首发抑郁障碍患者前额叶磁共振波谱的特征,并进一步分析质子磁共振波谱分析(1H-MRS)指标对首发抑郁障碍的诊断价值.方法 2021年1月-2022年12月在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随机选取满足入组标准和排除标准的首发抑郁障碍患者40例作为研究组,随机选取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40名健康者作为对照组,采用超导型磁共振成像系统采集研究对象的1H-MRS指标,采用自编的一般情况问卷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资料,将收集的数据整理并录入数据库,运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x2检验、成组t检验,并构建ROC曲线.结果 (1)研究组与对照组比较,2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独生子女和年龄的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2)研究组N-乙酰基天门冬氨酸(NAA)/肌酸复合物(Cr)值(1.74±0.73)低于对照组(2.03±0.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胆碱复合物(Cho)/Cr值(1.07±0.53)低于对照组(1.11±0.3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以NAA/Cr值为检验变量,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分组为状态变量(研究组=1,对照组=0)构建ROC曲线,NAA/Cr值对首发抑郁障碍有一定的预测作用(AUC=0.664,P=0.012).结论 首发抑郁障碍患者前额叶神经元功能低下,NAA/Cr值显著减低,NAA/Cr值作为客观指标对首发抑郁障碍有一定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基于独立成分分析(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ICA)法的大尺度脑网络研究对首发未治疗成人重性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患者静息态脑网络(resting state networks，RSNs)内及网络间功能连接变化的价值。方法:2019年1月至2021年6月选取MDD患者23例(MDD组)及性别、年龄及受教育年限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healthy control，HC)30例(HC组)，两组均进行静息态脑功能成像(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检查，MDD组进行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7)评估。采用ICA法对rs-fMRI数据进行分析，获得有意义的RSNs。采用SPM-12、Gift软件比较MDD组与HC组RSNs内及网络间内在功能连接强度的差异，采用IBM SPSS statistic 25.0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评价MDD组RSNs内及网络间功能连接强度与HAMD-17评分的相关性。结果:与HC组相比，MDD组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MNI：x，y，z＝-6，54，25)内在功能连接强度显著增强；左侧角回(angular gyrus，AG)(MNI：x，y，z＝-48，-66，21)、左侧楔前叶(precuneus，PCu)(MNI：x，y，z＝-6，-63，33)、左侧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MNI：x，y，z＝-36，12，51)及右侧前脑岛(anterior insula，AI)(MNI：x，y，z＝36，21，0)内在功能连接强度均显著减弱；MDD组后默认网络(posterior default mode network，pDMN)与前默认网络(anterior default mode network，aDMN)间功能连接强度较HC组显著减弱( t＝-2.206， P＝0.032)，pDMN与左额顶网络(left frontal parietal network，lFPN)间功能连接强度较HC组显著增强( t＝2.318， P＝0.025)。MDD组mPFC内在功能连接强度、pDMN-lFPN间功能连接强度与HAMD-17评分均呈正相关( r＝0.524， P＝0.010； r＝0.441， P＝0.035)。 结论:基于ICA法的大尺度脑网络研究能够发现首发未治疗成人MDD患者RSNs内及网络间功能连接异常，有望为临床MDD的诊治提供客观的影像学标记。

目的:探讨首发精神分裂症（SCH）患者中脑多巴胺区［腹侧背盖区及双侧黑质致密部（VTA/SNc）］静态功能连接（sFC）及动态功能连接（dFC）的异常改变，及其与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的相关性。方法:前瞻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2年5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98例首发未用药SCH患者，以及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与之匹配的199名健康对照（HC）组资料。所有被试均行高分辨率结构像MRI及静息态功能MRI（rs-fMRI）扫描。将中脑多巴胺区（VTA/SNc）定义为三个种子点，采用sFC和dFC方法分析SCH组与HC组VTA/SNc功能连接具有统计学差异的脑区，将差异脑区提取的sFC和dFC值与患者的PANSS量表中阳性量表分、阴性量表分、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分、总分以及各症状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SCH组男86例，女112例，年龄（23±9）岁，HC组男95例，女104例，年龄（22±5）岁。SCH组的PANSS量表中阳性量表分为（20±7）分，阴性量表分为（21±7）分，一般精神病理量表分为（41±11）分，总分为（82±22）分。与HC组相比，SCH组VTA与小脑蚓部7/9区、左侧壳核、右侧丘脑、左侧中扣带回四个脑区团块sFC值降低（峰值中心， t值分别为-4.35、-4.81、-4.35、-4.65，体素 P<0.005，团块 P<0.05），右侧SNc与左侧小脑半球4/5/8区、右侧壳核、右侧内侧眶额回、左侧壳核四个脑区团块sFC值降低（峰值中心， t值分别为-4.91、-5.15、-4.77、-5.21，体素 P<0.005，团块 P<0.05），左侧SNc与右侧壳核、右侧内侧眶额回、左侧中扣带回三个脑区团块sFC值降低（峰值中心， t值分别为-5.82、-4.83、-4.65，体素 P<0.005，团块 P<0.05）；SCH组VTA与右侧顶下回、右侧角回、右侧顶上回dFC变异值降低（ t=-4.17）。SCH组以VTA为种子点的脑区团块2（左侧壳核）、以右侧SNc为种子点的脑区团块4（左侧壳核）的sFC值与PANSS量表中的阳性量表分呈正相关（ r=0.141、0.169，均 P<0.05），差异脑区功能连接值尚与幻觉、妄想、猜疑、敌对、交流障碍、被动/淡漠、交流缺乏、刻板思维、抑郁、不合作、判断和自知力缺乏、冲动控制障碍、主动回避社交这些症状呈现相关性（均 P<0.05）。 结论:首发SCH患者中脑多巴胺区（VTA/SNc）与小脑、丘脑、纹状体、前额叶、扣带回等脑区静态功能连接或动态功能连接（稳定性）降低，并与疾病阳性与阴性症状分数存在相关性。

目的:应用 11C-Raclopride PET/CT及rs-fMRI，探讨静息状态下首发抑郁症患者脑纹状体多巴胺D 2受体结合力(non-displaceable binding potential，BP ND)改变与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FC)改变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与临床症状是否具有相关性。 方法:选择38例首发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组)及年龄、性别、受教育年数与其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40名(对照组)。所有受试者均在入组前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项版本)评分，入组后均在静息状态下接受脑 11C-雷氯必利( 11C-Raclopride)PET/CT和rs-fMRI检查。采用MIAKAT软件及DPARSF软件分别分析受试者脑纹状体多巴胺D 2受体BP ND及纹状体与全脑FC，应用SPSS 20.0软件及Rest 1.8软件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两独立样本 t检验探讨抑郁症患者脑纹状体多巴胺D 2受体BP ND及纹状体与全脑FC改变，并应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两种改变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的相关性。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抑郁症组左右两侧纹状体(尾状核及壳核)D 2受体BP ND均减低(左侧尾状核：1.16±0.37，1.48±0.39；右侧尾状核：1.21±0.31，1.62±0.48；左侧壳核：1.73±0.47，2.21±0.66；右侧壳核：1.79±0.46，2.17±0.65； t＝－3.66，－4.42，－3.68，－2.91，均 P<0.001)。与对照组相比，抑郁症组左侧尾状核与左侧内侧前额叶(4.38±1.31，2.35±0.48)、左侧额中回(3.36±1.11，1.64±0.56)及左侧额上回(3.14±0.78，1.64±0.53)FC均增高( t＝9.16，8.74，9.95，均 P<0.05)；抑郁症组左侧壳核与左侧内侧前额叶FC增高(4.10±1.42，2.42±0.64， t＝6.82， P<0.05)，左侧壳核与左侧前扣带回FC减低(1.60±0.55，2.68±0.84， t＝－6.76， P<0.05)；抑郁症组右侧尾状核与右侧内侧前额叶FC增高(4.32±1.30，2.33±0.63， t＝8.51， P<0.05)，右侧尾状核与右侧杏仁核FC减低(1.67±0.57，3.46±0.64， t＝－8.27， P<0.05)；抑郁症组右侧壳核与右侧内侧前额叶FC增高(3.77±1.25，2.31±0.63， t＝6.49， P<0.05)。抑郁症组左侧尾状核BP ND同左侧尾状核与左侧内侧前额叶FC值间为负相关( r＝－0.66， P<0.001)；抑郁症组左侧壳核BP ND同左侧壳核与左侧内侧前额叶FC值间为负相关( r＝－0.50， P＝0.001)；抑郁症组右侧尾状核BP ND同右侧尾状核与右侧内侧前额叶FC值间为负相关( r＝－0.67， P<0.001)；抑郁症组右侧壳核BP ND同右侧壳核与右侧内侧前额叶FC值间为负相关( r＝－0.47， P＝0.003)。抑郁症组左侧尾状核与左侧内侧前额叶FC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总分、焦虑躯体化呈正相关( r＝0.55，0.68，均 P<0.001)；抑郁症组左侧壳核与左侧内侧前额叶FC同认知障碍、迟缓呈正相关( r＝0.37，0.40， P＝0.021，0.01)；抑郁症组右侧尾状核与右侧内侧前额叶FC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总分、焦虑躯体化呈正相关( r＝0.52，0.67，均 P<0.001)；抑郁症组右侧壳核与右侧内侧前额叶FC同认知障碍呈正相关( r＝0.50， P＝0.002)。 结论:首发抑郁症患者纹状体区多巴胺D 2受体结合力异常与其多巴胺奖赏环路相关脑区神经元活动协同性异常存在相关性，且与抑郁症临床症状相关，可能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病机制。

目的:探讨基于时机理论的延续性护理对首发抑郁症男性患者生活质量、自我护理能力及家属照顾者照顾能力的影响。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年3月—2020年3月在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境障碍一科住院治疗的100例男抑郁症患者及100名照顾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及其照顾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各50例、照顾者各50名。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和随访，试验组在此基础上进行基于时机理论的延续性护理干预6个月。对照组和试验组均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顿焦虑量表（HAMA）、WHO生活质量测定量简表（WHOQOL-BREF）、自我护理能力量表（ESCA）、家属照顾者照顾能力（FCTI）量表，在入院72 h、出院时、出院3个月、出院6个月对患者及其照顾者进行评估。结果:干预后，试验组患者HAMA、HAMD得分均低于对照组，WHOQOL-BREF各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出院时、出院3个月、6个月后试验组照顾者FCTI量表总分均低于对照组，患者ESCA总分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基于时机理论的延续性护理能有效缓解首发男抑郁症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同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自我护理能力以及家属照顾者的照顾水平。

目的:分析皮质基底节综合征（CBS）的临床表现以及伴慢性疼痛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分析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北京医院收治的临床诊断为很可能或可能的CBS患者的病历资料，包括性别、年龄、病程、主诉、神经系统查体及血液生化、肿瘤标志物、感染等实验室检查、简易智力状态检查（MMSE）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以及影像学检查结果。结果:共收集到8例患者临床特征符合很可能或可能的CBS诊断标准。主要临床表现为不对称的运动障碍，包括强直、震颤、肌阵挛、姿势步态异常等， 对左旋多巴反应差，其中7例患者存在失用，5例患者出现异己手，5例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8例患者中，7例患者头颅MRI检查均显示不同程度的额、顶、颞叶等皮层萎缩，受累肢体对侧为著。5例患者行头18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成像（ 18F-FDG PET）检查，结果显示额、顶、颞、枕叶及基底节有广泛的葡萄糖代谢减低，症状较重的对侧更加明显。6例患者伴有疼痛，疼痛类型包括肌张力障碍性疼痛3例、神经病理性疼痛、肌肉骨骼性疼痛和不明原因疼痛各1例，其中1例患者以疼痛为首发症状，1例患者服用左旋多巴后疼痛缓解。 结论:皮质基底节综合征主要临床特征是不对称的运动障碍和认知功能障碍，伴有失用、皮层感觉障碍和异己肢。头颅MRI和PET检查有助于明确临床诊断。疼痛可能是CBS常见的非运动症状之一。

目的:探究焦虑性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质及其与临床症状的关系。方法:2011年12月至2014年10月纳入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就诊的177例首发未治疗的抑郁症患者和社区招募的185例健康对照(健康对照组)。根据焦虑/躯体化因子得分是否≥7分，将抑郁症患者分为焦虑性抑郁症组( n＝92)和非焦虑性抑郁症组( n＝85)。采用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neuroticism extraversion openness five-factor inventory，NEO-FFI)、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HAMD-17)对被试进行评估。使用SPSS 21.0进行统计分析。使用协方差分析比较三组人格维度得分的差异，使用Logistic回归、线性回归和广义线性模型分析人格维度与焦虑性抑郁的关系。 结果:三组被试在神经质( F＝108.863， P<0.01)、外向性( F＝86.357， P<0.01)、宜人性( F＝50.615， P<0.01)、责任感( F＝24.730， P<0.01)四个维度的得分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两两比较，焦虑性抑郁组[(43.05±8.92)分]和非焦虑性抑郁组[(39.85±7.21)分]的神经质得分均高于健康对照组[(30.16±6.25)分](均 P<0.01，Bonferroni校正)；外向性[(31.22±6.33)分，( 32.61±6.83)分]、宜人性[(38.66±5.80)分，(39.46±6.19)分]、责任感[(39.75±6.89)分，( 38.85±7.26)分]得分均低于健康对照组[(40.29±5.37)分，( 44.79±4.68)分，( 44.09±5.66)分](均 P<0.01，Bonferroni校正)；焦虑性抑郁症组的神经质得分高于非焦虑性抑郁症组，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Bonferroni校正)。控制年龄、性别及受教育年限，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神经质( B＝0.082， OR＝1.085，95% CI＝1.020~1.154， P＝0.009)和责任感( B＝0.060， OR＝1.062，95% CI＝1.006~1.120， P＝0.028)维度得分为抑郁症患者出现焦虑症状的危险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焦虑性抑郁症患者NEO-FFI神经质维度得分对HAMD-17焦虑/躯体化因子分( B＝0.055，95% CI＝0.021~0.089， P＝0.002)和认知障碍因子分( B＝0.074，95% CI＝0.023~0.125， P＝0.005)有正向预测作用。 结论:相对非焦虑性抑郁症患者，焦虑性抑郁症患者具有更高的神经质水平，且神经质水平对其焦虑症状、认知障碍有正向预测作用。高神经质和高责任感水平可能是抑郁症患者出现焦虑症状的危险因素。

目的:通过比较首发未治疗的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患者和健康对照血清糖脂代谢指标、血浆和粪便中胰高血糖素样肽-1(glucagon-like peptide-1，GLP-1)水平及肠道特定菌群(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含量，探讨MDD的发病机制。方法:选取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0日住院治疗的MDD患者和同一时期体检正常的健康志愿者各80例。分别采集MDD患者和健康对照的血液、粪便样本，采用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血清糖脂代谢相关指标，使用ELISA方法检测血浆和粪便中GLP-1水平，使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肠道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相对含量，分析组间糖脂代谢指标、GLP-1水平及肠道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相对含量差异。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 结果:MDD组TC、HDL、LDL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3.99±0.85)mmol/L ，(4.78±0.86)mmol/L; (1.18±0.29)mmol/L，(1.30±0.28)mmol/L; (2.64±0.70)mmol/L，(3.19±0.69)mmol/L; t＝5.559，2.371，4.695，均 P<0.05]。MDD组血浆、粪便GLP-1水平均低于对照组[血浆：(0.81±0.22)pmol/mL，(1.05±0.26)pmol/mL， t＝4.509， P<0.01；粪便：(2.23±0.46)pmol/mL ，(2.47±0.37)pmol/mL， t＝2.533， P<0.05]。MDD组粪便中乳酸杆菌(2.56±1.59，3.51±2.21)、双歧杆菌(2.24±1.89 ，3.17±2.08)相对含量低于健康对照组( t＝2.218，2.082，均 P<0.05)。MDD组血浆GLP-1水平与FPG、TG、疾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r＝-0.281、-0.221、-0.437， P<0.05)，对照组血浆GLP-1水平与FPG呈负相关( r＝-0.580， P<0.01)；MDD组粪便GLP-1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r＝-0.298， P<0.01)，健康对照组粪便GLP-1水平与肠道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呈正相关( r＝0.685、0.428， P<0.01)。 结论:MDD患者存在糖脂代谢异常、GLP-1水平降低及肠道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相对含量下降，肠道菌群的改变影响了GLP-1水平，GLP-1可通过和肠道及中枢神经系统的特异性受体结合对MDD患者糖脂代谢和抑郁症状产生作用。

目的:探讨IMB模型下的延续性护理干预在改善首发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障碍中的效果。方法:选取2019年2月至2022年6月江南大学附属中心医院收治的脑卒中患者101例，根据护理干预方式不同分为实验组(IMB模型下的延续性护理干预)和对照组(常规传统化护理干预)，其中实验组51例，对照组50例。对比两组护理干预前后匹兹堡睡眠质量(PSQI)评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表(WHOQOL－BREF)评分及蒙特利尔量表(MoCA)、简易智能量表(MMSE)评分。结果:干预后，实验组睡眠持续时间、睡眠效率、入睡所需时间、睡眠质量、促睡眠药物、睡眠障碍、对日间影响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实验组HAMA、HAMD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实验组WHOQOL－BREF评分、MoCA、MMSE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首发脑卒中患者采用IMB模型下的延续性护理干预，能改善患者睡眠质量、不良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提高认知功能。

目的:探讨首发抑郁障碍患者恶性心律失常的危险因素以及心室晚电位的预测作用。方法:采用队列研究方法，观察基线抑郁症状严重程度、治疗过程中抑郁缓解程度以及心室晚电位状况与心律失常发生率的关联。对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评估，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17项版本进行评估，对于基线心室晚电位的判定采用DMS Lab 3.0心电工作平台晚电位分析系统进行判定(CardioScan 12 NET版本)。对心室晚电位阳性的首发抑郁患者进行为期3年的随访研究，考察心室晚电位阳性和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变化及其与心律失常发生的关联性，探寻心室晚电位的预测与恶性心律失常的关联度。统计分析使用SPSS 20.0软件包，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非正态分布计数资料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计算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 RR)。 结果:通过对400名首发抑郁患者3年的追踪随访，共22.25%(89/400)发生恶性心律失常。基线心室晚电位阳性和阴性组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分别为39.46%(58/147)和12.25%(31/253)，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9.578, P<0.01)。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基线心室晚电位阳性(与基线心室晚电位阴性组比较， RR＝10.78，95% CI＝8.34～13.80)，有心律失常家族史(与没有心律失常家族史比较， RR＝5.23，95% CI＝2.41～9.85),基线抑郁症状严重程度高(与基线抑郁症状严重程度低比较， RR＝1.73，95% CI＝1.25～2.85)，首次疗效差且反复入院次数多(与首次疗效好且入院次数少比较， RR＝1.11，95% CI＝1.04～1.17)，起病年龄<20岁(与起病年龄≥20岁比较， RR＝1.07，95% CI＝1.02～1.93)是首发抑郁症患者发生恶性心律失常的危险因素(均 P<0.05)。 结论:基线心室晚电位阳性、心律失常家族史、起病年龄小、治疗疗效欠佳者，其3年内需要心内科干预的恶性心律失常发生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