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是危害青少年健康的常见疾病之一.临床上,X线图像Cobb角测量法是评估患者脊柱侧凸严重程度的"金标准".由于X线图像中肋骨和骨盆阴影重叠以及椎骨形态差异等因素影响,人工测量在寻找关键点时步骤复杂且耗时长,快速且准确的Cobb角自动测量方法具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现有深度学习方法中基于分割的方法易受图像质量影响;基于关键点检测方法过于关注局部特征提取导致定位不准确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了一种以椎骨为中心的标志点检测方法,来实现脊柱侧弯Cobb角自动估计算法.方法 构建一种基于融合多尺度和注意力机制M型椎骨检测网络(multi-scale attention M-shaped network,MSAM-Net).首先,使用多尺度金字塔拆分注意力(multi-scale pyramids squeeze attention,MPSA)模块和注意力特征融合(attentional feature fusion,AFF)模块提取椎骨特征和上下文信息,然后,根据椎体中心和角偏移量定位4个角标志点,以在脊柱侧弯评估任务中提高椎骨标志点检测的性能,进而实现近胸段、主胸段和胸腰段曲线的Cobb角估计.结果 为了评估Cobb角估计与真实侧弯角度之间的偏差程度,本研究算法基于AASCE MICCAI 2019挑战赛数据集,使用4种指标对Cobb角精度进行评估,分别是对称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symmetric 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SMAPE)、欧氏距离(Euclidean distance,ED)、曼哈顿距离(Manhattan distance,MD)和切比雪夫距离(Chebyshev distance,CD).测试得到SMAPE为9.39％,ED为4.18;MD为5.92;CD为5.34.与基于分割和检测的5种深度学习方法进行对比,实现更好的Cobb角测量结果.结论 本研究可以准确识别和定位X线图像中椎骨,帮助医生测量AIS患者的Cobb角,为临床AIS诊断、手术计划和脊柱健康分析提供决策支持.

目的:观察比较Perthes病患儿早期手术治疗和保守治疗的病程演变，探讨早期手术治疗Perthes病的意义。方法:收集自1997年1月至2017年12月收治的67例Perthes病患儿资料，分为手术组（35例）和保守组（32例）。手术组35例，男32例，女3例，年龄（8.3±1.0）岁（范围7.0~11.8岁），左侧21例，右侧14例；保守组32例，男24例，女8例，年龄（8.4±1.4）岁（范围7.1~12.0岁），左侧22例，右侧10例。每3个月摄取骨盆正位及蛙式位X线片，参照改良Waldenstr?m分期评估Perthes病的病程演变，在系列观察未发现改良Waldenstr?mⅡb期视为跳过碎裂期。在愈合期后的骨盆正位及蛙式位X线片根据Stulburg分级评估结果，并且测量患侧与健侧干骺端宽度比值和股骨头骺高度比值。结果:35例手术组进入Ⅲa期所需时间（0.58±0.33）年（范围0.1~1.5年），32例保守组（0.96±0.30）年（范围0.4~1.8年），进入修复期所需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259， P<0.05）；手术组病程跳过碎裂期共11例（31%），保守组5例（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2.626， P<0.05）；手术组干骺端患侧与健侧比为108.0%±6.0%（范围101%~123%），保守组115.8%±11.2%（范围101%~1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450， P<0.05）。手术组股骨头骺高度患侧与健侧比为82.5%±8.2%（范围61%~96%），保守组74.7%±1.3%（范围33%~9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921， P<0.05）。手术组改良Stulberg分级为Ⅰ类髋关节29髋，Ⅱ类髋关节6髋，Ⅲ类髋关节0髋；保守组Ⅰ类髋关节16髋，Ⅱ类髋关节10髋，Ⅲ类髋关节6髋。两者进入Ⅳ期后Stulberg分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386， P<0.05）。 结论:早期手术改变了Perthes病的自然演变，早期手术治疗缩短Perthes病碎裂期病程，使其更早进入修复期，并且有机会跳过碎裂晚期，改变其自然病程，愈合后股骨近端形态改变更接近正常。

目的:探讨骶髂关节复位质量对骨盆环损伤仿生复位内固定术的临床效果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9年2月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确诊为累及骶髂关节的骨盆环损伤，且行仿生复位内固定术治疗的7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48例，女性30例，年龄（48.3±8.3）岁（范围：28~68岁）。患者在行仿生复位内固定术后，以术后即刻CT检查图像测量的受损侧骶髂关节残余移位最大距离作为分组依据，≤5 mm者纳入解剖仿生复位组，>5 mm纳入非解剖仿生复位组；非解剖仿生复位组中，根据残余移位的方向，再将其分为分离移位组、前后移位组。患者术后即刻和末次随访时拍摄X线片，若出现骶髂关节再移位或内植物松动、移位、断裂及骨折再移位等情况，即定义为内固定失效。采用Majeed骨盆骨折评分系统评估患者术后的功能状态，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估其疼痛程度。组间比较采用完全随机设计方差分析、χ2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Mann-Whitn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 H检验。 结果:根据患者术后CT图像测量结果，解剖仿生复位组28例，非解剖仿生复位组50例；非解剖仿生复位组中，分离移位组27例，前后移位组23例。解剖仿生复位组、分离移位组、前后移位组间患者的一般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患者术后随访（37.8±6.6）个月（范围：25~51个月）。末次随访时，解剖仿生复位组患者术后Majeed评分优良率为96.4%（27/28），分离移位组为74.1%（20/27），前后移位组为30.4%（7/23）；解剖仿生复位组优良率优于分离移位组和前后移位组（ Z=-6.479， P<0.01； Z=-6.256， P<0.01），分离移位组优良率优于前后移位组（ Z=-3.607， P<0.01）。解剖仿生复位组患者VAS为0分17例，1~3分11例；分离移位组为0分6例，1~3分16例，4~6分5例；前后移位组为0分3例，1~3分7例，4~6分13例；解剖仿生复位组VAS低于分离移位组和前后移位组（ Z=-3.515， P<0.01； Z=-3.506， P<0.01），分离移位组与前后移位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813， P=0.070）。共8例患者发生内固定失效，解剖仿生复位组失效率为0（0/28），分离移位组为11.1%（3/27），前后移位组为21.7%（5/23）；解剖仿生复位组与前后移位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4），与分离移位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11），前后移位组与分离移位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44）。 结论:累及骶髂关节损伤的骨盆骨折患者行仿生复位内固定术后，骶髂关节解剖仿生复位患者的功能状态、疼痛情况、内固定失效率明显优于非解剖仿生复位患者。分离移位患者术后功能恢复优于前后移位患者。

目的:证明S 1椎体后缘入口位的透视对经皮骶髂螺钉置入存在指导意义。 方法:①收集134例正常成人骨盆CT资料，导入Mimics Medical 21.0系统，测量分析骶椎的解剖学参数，寻找S 1椎体前、后缘解剖学参数差异。②利用测量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对5个成年人尸体骨盆标本徒手置钉，采用传统透视技术(位)，模拟临床实践。置钉完成后透视S 1椎体前、后缘入口位，观察二者成像差异，直视下检查螺钉是否穿出骶管。③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0年10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骨科收治的11例骨盆后环骨折患者临床资料；均接受经皮骶髂螺钉固定术，传统透视技术徒手置钉，术中分别透视S 1前、后缘入口位以指导螺钉安全置入；行CT检查确定是否存在螺钉错位。 结果:①正常人CT测量：S 1前缘入口位角（20.71°±11.89°）显著小于S 1后缘入口位角（41.99°±11.67°），S 1上终板宽度[（32.22±3.41）mm]显著大于S 1下终板宽度[（20.10±3.28）mm]，S 1椎体前、后缘存在解剖学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②尸体实验：5个标本中的2个出现了S 1椎体前、后缘入口位显像差异，且螺钉穿出骶管。③临床组：所有患者闭合复位满意。共置入17枚螺钉，S 1置入12枚螺钉，S 2置入5枚螺钉；手术时间84~141 min，平均114.4 min；透视次数69~101次，平均89.6次；术中出血量110~463 mL，平均296.6 mL；术后CT未观察到螺钉错位。 结论:S 1椎体前、后缘入口位角存在差异，透视后缘入口位能清晰显示椎体后缘，从而提高置钉的安全性。

目的:探讨不同强度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盆底肌训练对阴道分娩患者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PFD）的疗效。方法:选取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2017年1月至2019年4月阴道分娩后PFD患者72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358例）和观察组（362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盆底肌训练治疗，观察组采用增强电刺激强度联合生物反馈盆底肌训练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盆底功能电生理指标、压力性尿失禁（SUI）发生率、盆腔脏器脱垂/尿失禁性功能问卷（PISQ-12）评分、盆腔器官脱垂定量（POP-Q）分期法的6个测量点值，6个测量点为阴道前壁中线距处女膜缘3 cm处（Aa点）、阴道顶端或前穹隆到Aa点之间阴道前壁上段中的最远点（Ba点）、阴道后壁中线距处女膜缘3 cm处（Ap点）、阴道后穹隆或阴道顶端至Ap点的阴道后壁上段的最远点（Bp点）、宫颈或子宫切除后阴道顶端所处的最远端（C点）和有宫颈时的后穹隆的位置（D点）。结果:观察组Ⅰ类肌纤维疲劳度、Ⅱ类肌纤维疲劳度、前静息平均肌电值、慢肌平均肌电值、后静息平均肌电值、快肌最大肌电值和阴道动态压力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2.51 ± 0.22）%比（- 3.29 ± 0.37）%、（- 2.89 ± 0.27）%比（- 3.18 ± 0.32）%、（3.41 ± 0.39）μV比（2.91 ± 0.28）μV、（30.12 ± 0.22）μV比（28.29 ± 0.37）μV、（3.14 ± 0.55）μV比（2.51 ± 0.30）μV、（39.89 ± 0.27）μV比（38.18 ± 0.32）μV和（76.92 ± 28.18）cmH 2O（1 cmH 2O=0.098 kPa）比（69.10 ± 30.66）cmH 2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观察组SUI发生率和PISQ-12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14.36%（52/362）比27.09%（97/358）和（28.49 ± 3.61）分比（37.62 ± 3.8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观察组Aa、Ba、Ap和C点较对照组明显改善[（- 2.69 ± 0.21）cm比（- 2.38 ± 0.13）cm、（- 2.30 ± 0.52）cm比（- 2.21 ± 0.33）cm、（- 2.91 ± 0.35）cm比（- 2.85 ± 0.24）cm和（- 5.33 ± 065）cm比（- 5.20 ± 056）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65、2.469、2.691和2.889， P<0.05）；两组Bp和D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阴道分娩后PFD患者采用较强强度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盆底肌训练能明显改善患者盆底电生理指标、POP-Q指标，降低SUI发生率，提高性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智能化骨盆骨折复位手术导航定位系统辅助治疗骨盆骨折的近期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3月至2022年12月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接受智能化骨盆骨折复位手术导航定位系统辅助治疗的49例骨盆骨折患者病历资料。男30例、女19例；年龄（51.51±18.71）岁（范围20~92岁）。骨盆骨折Tile分型：B1型2例、B2型7例、B3型3例、C1型30例、C2型7例。受伤至手术时间为6（5，10） d（范围2~22 d）。患者均在智能化骨盆骨折复位手术导航定位系统辅助下完成骨盆骨折复位内固定手术，术前、术后均行骨盆正位、入口位、出口位X线及骨盆CT检查，根据X线图像测量骨折移位及复位情况，采用Matta复位标准评估骨折复位质量。记录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骨折固定方式及术后随访时间，功能评价采用Majeed评分系统。结果:48例患者在智能化骨盆骨折复位手术导航定位系统辅助下完成微创骨盆骨折复位内固定手术，另1例因复位失败改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手术时间为（206.5±7.1） min（范围105~420 min），术中出血量为100（20，100） ml（范围10~600 ml）。根据Matta复位标准评估术后骨盆后环移位的骨折复位质量：优30例、良8例，优良率为93%（38/41）；骨盆前环分离移位的复位质量：优45例、良3例，优良率为100%（48/48）。48例患者获得11.0（3.0，18.8）个月随访（范围3~23个月），末次随访时Majeed功能评分为（81.9±17.0）分（范围42~100分），其中优27例、良11例，优良率为79%（38/48）。结论:智能化骨盆骨折复位手术导航定位系统辅助治疗骨盆骨折具有精确完成复位及内固定的优势，可以获得良好的骨折复位质量和近期疗效。

目的:探讨髋关节翻修术中应用双球面填充块重建髋臼骨缺损的临床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3年12月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接受髋关节翻修术，并采用双球面填充块重建髋臼骨缺损的119例（124髋）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57例（58髋），女性62例（66髋）；年龄（65.0±11.8）岁（范围：40~102岁）；体重指数（23.9±3.5）kg/m 2（范围：16.1~32.2 kg/m 2）。髋臼周围骨缺损Paprosky分型 ⅡA型2髋，ⅡB型29髋，ⅡC型34髋，ⅢA型31髋，ⅢB型28髋。9例（9髋）合并骨盆不连续。手术前后拍摄X线片测量髋关节旋转中心高度、旋转中心至泪滴的水平距离，观察假体影像学稳定性，记录术后并发症等情况。比较术前及末次随访时Harris髋关节评分（HHS）、双下肢长度差异等。数据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 结果: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时间（167.0±53.4）min（范围：90~380 min）。术中出血量（345.3±124.2）ml（范围：100~1 200 ml）。髋关节旋转中心高度由术前的（39.7±13.0）mm降至术后的（21.8±7.1）mm，旋转中心至泪滴的水平距离由术前的（34.0±10.6）mm提高至术后的（38.5±5.9）m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5.859， P<0.01； t=5.266， P<0.01）。随访时间（26.1±15.4）个月（范围：6~60个月）。末次随访时，HHS由术前的（35.2±10.0）分提高至（85.5±9.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0.723， P<0.01）。双下肢长度差异由术前的（2.1±1.1）cm降至（0.5±0.5）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767， P<0.01）。随访期间所有患者的髋臼组件在影像学上均稳定、无移位。3例患者出现髋关节脱位，经闭合复位后随访期间假体在位良好。其他患者无脱位、松动、骨折、感染复发及血管神经损伤等并发症发生。 结论:双球面填充块可有效重建髋臼骨缺损，恢复髋关节旋转中心，改善髋关节功能，近中期疗效满意。

目的:探讨微创猫眼侧方腰椎融合术（CLIF）对重度成人退变性脊柱侧凸后路矫正融合节段选择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纳入2016年6月至2019年3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骨科中心脊柱外科收治的Lenke-Silva分级为Ⅴ级和Ⅵ级的重度成人退变性脊柱侧凸患者。入组患者首先完成术前临床和影像学检查，评估Lenke-Silva分级，确定Ⅰ期CLIF手术节段，同时预判如行单纯后路矫形需融合节段数；Ⅰ期术后再次评估Lenke-Silva分级，将患者分为有效组（Lenke-Silva分级降低）和无效组（Lenke-Silva分级不变），根据二次评估的结果制定Ⅱ期后路手术方式。比较两组患者实际融合节段与预计行单纯后路矫形需融合节段的差值、分期手术前后及末次随访时侧凸Cobb角、冠状面与矢状面影像学参数、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和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分析Lenke-Silva分级降低的影响因素。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秩和检验、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共54例患者纳入本研究。男性8例，女性46例，年龄（68.8±5.8）岁（范围：56~77岁），术前Lenke-Silva分级：Ⅴ级26例，Ⅵ级28例。行Ⅰ期CLIF 194个节段，其中114个节段（58.8%）行前柱松解重建术（ACR），15个节段（7.7%）：使用大角度融合器。Ⅰ期术后，32例患者（22例Ⅴ级、10例Ⅵ级）Lenke-Silva分级降低，纳入有效组；22例患者（4例Ⅴ级、18例Ⅵ级）Lenke-Silva分级无变化，纳入无效组。有效组中32例患者术前侧凸顶椎位置均在L 1以下，无效组中18例（81.8%，18/22）患者术前侧凸顶椎位置在L 1以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3）；有效组患者椎间隙前方均无连续性骨赘，无效组中7例椎间隙前方有连续性骨赘（31.8%，7/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有效组患者Ⅰ期术中行ACR（71.2%比39.5%，χ2=20.660， P<0.01）和使用大角度融合器的节段更多（12.7%比0， P=0.001），而术后严重融合器下沉节段较少（5.9%比15.8%，χ2=4.793， P=0.029）。Ⅰ期术后，两组患者腰椎Cobb角无差异，有效组腰椎前凸角为（34.0±8.3）°，大于无效组的（25.5±9.7）°（ t=3.478， P=0.001），而骨盆投射角与腰椎前凸角之差为（15.7±4.6）°，小于无效组的（20.0±10.8）°（ t=-2.129， P=0.038）。有效组与无效组患者相比，Ⅱ期手术融合节段更少、上端固定椎终止于胸椎例数更少，实际融合节段较预判行单纯后路矫形所需融合节段减少更多（ P值均<0.01）。所有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24~45个月，两组患者Ⅰ期、Ⅱ期术后和末次随访时的影像学结果和临床效果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Ⅰ期CLIF能降低部分严重退变性脊柱侧凸患者的Lenke-Silva分级，Ⅰ期CLIF术后Lenke-Silva分级降低可能与术前顶椎位置、椎间隙前方连续性骨赘，术中使用ACR和大角度融合器，以及术后融合器下沉程度等因素相关。Ⅱ期术前进行脊柱力线再评估，有助于融合节段的准确选择，减少手术创伤。

目的:研究正常成人完整骨盆CT扫描三维重建数字化测量髂骨翼内板相对于方形区的倾斜角度，为临床提高髂骨与髋臼骨折复位质量提供影像解剖学参数支持。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6年1月—2018年12月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行CT三维重建检查的正常成人完整骨盆数据，其中男60例(120侧)、女40例(80侧)，平均年龄42.18岁。将数据以DICOM格式导入Mimics 20.0软件，去除周围软组织、骶骨以及双侧股骨，建立完整双侧独立的三维髋骨模型；将髂骨翼分为前、中、后三区，依据骨盆相关骨性标志标记髂骨翼各分区相对于方形区的倾斜角并利用Mimics软件进行测量。比较同性别左右侧、不同性别间相应倾斜角的差异，以及不同部位倾斜角的差异。结果:男性和女性的前、中、后区倾斜角分别为142.40°±5.62°和142.03°±4.82°，130.78°±5.75°和126.37°±6.17°，101.27°±5.40°和100.46°±5.44°。同性别左、右侧前、中、后区倾斜角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不同性别间前区与后区倾斜角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男性中区倾斜角大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166, P<0.05)。髂骨翼内板相对于方形区的前、中、后三区倾斜角逐渐减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髂骨翼内板相对于方形区的倾斜角在不同性别、不同部位有一定变化，该解剖学参数可以为术中指导髂骨与髋臼骨折解剖复位提供参考依据，在一定程度上从整体角度提高骨盆髋臼骨折的复位质量，并能评价骨折的旋转移位情况，弥补Matta评价标准的不足。

目的:探讨采用三维CT最大内切球法分析单侧髋臼周围截骨术（periacetabular osteotomy，PAO）对女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患者骨产道影响的可行性。方法:选取62例行单侧PAO手术的育龄女性DDH患者，采集手术前后骨盆CT的"DICOM"数据，用最大内切球法在医学影像交互软件（the medical imaging interaction toolkit，MITK）上测量25层骨产道的大小（即最大内切球直径）。于手术前后骨盆站立正位X线片上测量外侧中心边缘（lateral center edge，LCE）角、髋臼倾斜角（T?nnis角）和髂坐线与股骨头内缘的距离。根据LCE角大小将患者分为严重组（LCE≤0°）和非严重组（0°0.05）。其中髋臼截骨块前上缘（1~13层）变窄明显（手术前后差值的均值范围为4.23~5.95 mm）；髋臼截骨块前缘耻骨支下缘与闭孔后缘上部之间的区域（5~10层）变窄最多（5.62~5.95 mm）。手术前后骨产道最窄位置均在坐骨棘平面（20层），术前最大内切球直径为（105.34±7.16）mm，术后为（104.47±7.06）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198， P=0.032）。髋关节旋转中心内移与1~20层骨产道变窄呈正相关，T?nnis角变小与1~10层骨产道变窄呈正相关，LCE增大与2~5层骨产道变窄呈负相关（ P<0.05）。髂坐线与股骨头内缘的距离对1~20层骨产道大小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β=0.27~0.50， P<0.05）。身高与术前、术后骨产道最窄部位的大小呈正相关（ r=0.565， r=0.586， P<0.001）。严重组与非严重组手术前后骨产道及骨产道变窄程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685~0.655， P>0.05）。 结论:单侧PAO引起坐骨棘以上骨产道变窄，轻度影响骨产道最窄位置（坐骨棘水平）。单侧PAO不会影响骨产道正常的DDH育龄女性患者正常胎儿的正常分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