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出血是常见的产科并发症,是导致全球孕产妇死亡的首要原因,子宫收缩乏力是导致产后出血的主要原因.催产素及卡贝催产素等子宫收缩剂是预防和治疗子宫收缩乏力的一线药物,催产素作为预防产后出血的首选药物和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子宫收缩剂,其在不同分娩方式中的用药途径、给药时机、剂量和给药速率等方案尚未达成一致.其中多胎妊娠、肥胖等产后出血高危人群中催产素的使用方案与低危人群不同,现有研究的热点是在产后出血高危人群中,如何以最低剂量达到最佳的预防效果,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综述催产素预防产后出血及其给药方案,总结催产素在不同分娩方式中的应用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作出展望.

目的 分析术前误诊为"子宫肌瘤"的子宫恶性肿瘤患者临床资料,总结经验以提高术前诊断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3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收治的因"子宫肌瘤"行手术治疗,术中或术后发现子宫恶性肿瘤的3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32例患者平均发病年龄(50.6±7.6)岁;临床症状出现异常子宫出血16例(50.00％),出现尿频便秘等压迫症状6例(18.75％),自触及下腹包块2例(6.25％),体检发现"子宫肌瘤"8例(25.00％);病程平均(16±5)月.超声或磁共振提示最大结节平均直径为(10.5±4.5)cm.超声下主要表现为子宫增大、内含回声不均的实性肿块,有时可见不规则囊性区、肿块周边或内部血流丰富.磁共振提示T1呈等信号,T2呈高信号,增强扫描明显不均匀强化,边界不清.术后病理为子宫平滑肌肉瘤12例,上皮样平滑肌肉瘤2例,子宫内膜间质肉瘤11例,腺肉瘤5例,癌肉瘤1例,恶性间叶瘤1例.32例患者术前均因"子宫肌瘤"接受手术治疗,"子宫肌瘤"切除术12例,全子宫切除术20例,二次补充手术14例,术后辅以放疗或化疗1例.术后复发2例,截至2024年5月无死亡病例.结论 术前误诊为子宫肌瘤的子宫恶性肿瘤主要是子宫肉瘤,很难在术前明确诊断.如患者有异常子宫出血症状,应积极行内膜活检取样.如为绝经后患者、有恶性肿瘤发病高危因素、术前超声或磁共振提示肿瘤回声不均匀、边界不清、血运丰富者需引起警惕,必要时需请放射科医生会诊再次共同阅片,谨慎选择手术方式及入路,术中应仔细剖视标本,及时送冰冻病理检查.

输血在心脏手术中难以避免且已被证实对患者总体预后产生不利影响，但患者血液管理（PBM）作为一种基于循证医学的以患者为中心的系统化方案，能够减少不必要的血制品暴露，改善患者预后。文章综述了心脏外科患者围手术期PBM的研究进展，包括术前、术中和术后的不同阶段，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参考。术前阶段重点关注高危出血风险患者的评估以及贫血管理；术中PBM策略的优化涵盖了微创技术、逆行自体血预充、自体血回输、凝血因子浓缩物、抗纤溶剂及粘弹性凝血试验的应用；术后则采取限制性输血策略。

目的:探讨硕通镜联合输尿管软镜治疗2～3 cm肾下盏结石疗效及影响因素分析。方法:回顾性选取2019年2月—2022年12月于玉林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肾下盏结石患者102例，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51例。观察组患者采用硕通镜联合输尿管软镜治疗，对照组患者采用单纯输尿管软镜治疗。依据术后结石清除情况将患者分为结石未清除组( n＝13)和结石清除组( n＝89)。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碎石时间、术中出血量、并发症发生率、结石清除率。广义估计方程分析评价治疗时间、治疗方法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视觉模拟评分(VAS)、白细胞(WBC)、血尿素氮(BUN)、血肌酐(Cr)、血红蛋白(HGB)、降钙素原(PCT)的影响。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价影响一次性术后清石率的影响因素。基于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模型并对模型进行评价。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118.72±9.61) min比(136.65±11.27) min]、住院时间[(6.43±1.12) d比(10.29±2.23) d]及碎石时间[(51.23±10.38) min比(56.62±11.43) min]明显较短，术中出血量[(128.52±10.20) mL比(157.53±15.31) mL]明显较少，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广义估计方程分析评价结果显示，治疗时间、治疗方法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WBC、HGB、BUN、Cr、PCT、VAS有明显影响( 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5.88%比19.61%)明显降低，一次性术后清石率(94.12%比80.39%)明显增加，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手术方式、下盏肾盂角(IPA)、肾盂下盏高度(CPH)、结石最大径均是2～3 cm肾下盏结石患者一次性术后清石率的影响因素( P<0.05)。本研究构建的列线图模型的区分度、校准度及临床实用性均较好，且可较好地识别2～3 cm肾下盏结石清除不彻底的高危患者。 结论:硕通镜联合输尿管软镜处理2～3 cm肾下盏结石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具有操作简单、术中出血少，术后并发症少、一次性术后清石率高的优势。IPA、CPH、结石最大径、手术方式均是2～3 cm肾下盏结石患者一次性术后清石率的独立影响因素。本研究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可较好地识别2～3 cm肾下盏结石清除不彻底的高危患者。

目的:评估改良贯穿式胰肠连续吻合术，即胰腺断面U型加固的贯穿式胰肠连续吻合术(U-PPJ)在临床相关术后胰瘘(CR-POPF)高危胰腺肿瘤患者中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8月至2023年12月在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肝胆外科接受胰腺手术的33例胰腺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2例，女性11例，年龄(64.9±8.6)岁。按照术中胰肠吻合方式不同分为U-PPJ组( n＝11)和贯穿式胰肠吻合(PPJ)组( n＝22)。收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CR-POPF、腹腔出血等临床资料。 结果:33例患者均成功接受胰腺手术，术后均顺利出院。U-PPJ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为200.0(100.0，200.0)ml，术后住院时间为13.0(11.0，18.0)d，引流管拔除时间为17.0(12.0，21.0)d，无术后CR-POPF发生。U-PPJ组和PPJ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天数、引流管拔除时间、术后生化漏发生率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U-PPJ组患者CR-POPF的发生率低于PPJ组[0比22.7%(5/2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U-PPJ在CR-POPF高危胰腺肿瘤患者中安全、有效，与PPJ相比，可降低CR-POPF的发生率。

目的:探讨磁控胶囊内镜对评估服用肠溶阿司匹林的老年患者上消化道出血风险的价值。方法:分析2018年1月—2020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和北京安贞医院行磁控胶囊内镜检查的服用肠溶阿司匹林的老年患者临床资料，评估其上消化道出血的风险，进行评分和分组(评分≤3分者为低危组，评分>3分者为中高危组)。比较低危组和中高危组患者间上消化道出血发生率、胃和十二指肠黏膜损伤的差别。结果:入选的66例患者男45例、女21例，年龄60～81岁，均服用肠溶阿司匹林，其中出血者17例。低危组( n＝51)和中高危组( n＝15)患者，上消化道出血发病率分别为17.6%和53.3%( P<0.001)，胃溃疡发病率分别为5.9%和26.7%( P<0.001)，胃黏膜损伤评分中位数分别为2.0和2.0( P＝0.621)，十二指肠溃疡发病率分别为2.0%和18.8%( P<0.001)，十二指肠损伤评分中位数分别为1.0和1.0( P＝0.936)。磁控胶囊内镜对该类患者预测上消化道出血风险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55。 结论:服用肠溶阿司匹林的老年患者上消化道出血风险评估可用于预测患者上消化道出血风险，但评分细则尚需进一步完善。中高危患者可使用磁控胶囊内镜监测阿司匹林相关上消化道黏膜损伤。

目的:预防性造口永久化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临床医师在进行临床决策时，需要权衡和考虑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风险。为方便临床评估，本研究分析腹腔镜直肠癌经括约肌间切除术（LISR）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预测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采取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收治的331例经内镜及病理确诊为原发性低位直肠腺癌、行LISR并行预防性造口患者的临床资料；排除结直肠多原发癌、因肠梗阻或出血或穿孔而行急诊手术者以及未完成18个月的随访者。其中男性258例，女性113例，年龄（58.8±11.2）岁，体质指数（23.7±3.1）kg/m 2。通过R软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按约7∶3的比例选择234例患者作为建模组，剩余97例患者作为验证组。本组病例均在术前由造口师确定造口部位，选择距离回盲部30 cm的末端回肠行预防性造口。观察全组患者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情况，以及可能影响建模组患者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临床因素。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定义为术后18个月时患者预防性造口无法还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LISR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独立危险因素，采用R软件绘制列线图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331例LISR患者中，共37例（11.2%）最终预防性造口永久化，其中建模组26例，验证组11例。37例患者无法还纳造口的原因包括：吻合口漏不愈合或吻合口漏导致的狭窄（16例，43.2%）、远处转移（16例，43.2%）、无法耐受二次手术（3例，8.1%）、放射性直肠狭窄（1例，2.7%）和肛门功能恢复不良（1例，2.7%）。建模组单因素分析显示，接受新辅助放化疗、肿瘤低分化、cT3分期以及合并远处转移与预防性造口永久化有关（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接受新辅助放化疗（OR=3.078，95%CI：1.326~7.147， P=0.009）、cT3分期（OR=2.257，95%CI：1.001~5.091， P=0.049）以及合并远处转移（OR=16.180，95%CI：2.753~95.102， P=0.002）是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筛选出的危险因素成功构建预测低位直肠癌LISR术后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列线图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793，最佳截断值0.890，灵敏度0.577，特异度0.885；验证组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53。建模组和验证组的校正曲线均展现了较好的拟合度。 结论:新辅助放化疗、cT3分期以及远处转移是LISR患者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构建的列线图模型有助于预测其发生的概率。对于有高危因素行LISR的患者，外科医生术前应充分告知预防性造口不能还纳而致永久化的风险。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息肉（EPs）发病的相关高危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因异常阴道出血、超声提示宫腔内异常行宫腔镜检查的患者669例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分为两组，其中EPs组患者（息肉组）304例，非EPs组患者（非息肉组）365例。记录患者的临床资料，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息肉组中位数为45岁，非息肉组为47岁）、孕次（息肉组中位数为2次，非息肉组为3次）、产次（息肉组中位数为1次，非息肉组为2次）、绝经（息肉组49例，占16.12%；非息肉组83例，占22.74%）、慢性子宫内膜炎（息肉组111例，占36.51%；非息肉组174例，占47.67%）、宫颈息肉（息肉组58例，占19.08%；非息肉组46例，占12.60%）、高血压（息肉组48例，占15.79%；非息肉组88例，占24.11%）、糖尿病（息肉组14例，占4.61%；非息肉组31例，占8.49%）等是EPs发生的危险因素（ Z=-3.71、-4.30、-2.50，χ 2=4.59、8.44、0.02、0.01、0.04，均 P < 0.05）。多因素分析提示，年龄、孕次、慢性子宫内膜炎、宫颈息肉对EPs发病有明显影响（ OR=0.97、95% CI 0.95～0.99， OR=0.80、95% CI 0.72～0.90， OR=0.53、95% CI 0.38～0.74， OR=1.73、95% CI 1.10～2.72，均 P < 0.05）。 结论:年龄、孕次、慢性子宫内膜炎、宫颈息肉均为EPs发病的相关高危因素。

目的:比较机器人辅助根治性膀胱切除及Bricker术中采用体内与体外尿流改道的疗效和并发症。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3月浙江省人民医院收治的204例膀胱癌患者的病例资料，患者均接受机器人辅助根治性膀胱切除及Bricker术，其中采用体外尿流改道(ECUD组)82例，采用全腔内尿流改道(ICUD组)122例。ECUD组男67例(81.7%)，女15例(18.3%)；中位年龄70(61，76)岁；有吸烟史35例(43.2%)；既往有高血压病31例(37.5%)，糖尿病17例(21.3%)，心脏病13例(15.7%)，腹部手术史15例(17.8%)；中位体质指数(BMI)为26.1(24.3，28.5)kg/m 2；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评分≤2分67例(81.7%)，≥3分15例(18.3%)；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15例(18.3%)，肌层浸润性膀胱癌67例(81.7%)；接受新辅助化疗16例(19.5%)。ICUD组男95例(77.9%)，女27例(22.1%)；中位年龄68(62，75)岁；有吸烟史58例(47.3%)；既往有高血压病40例(32.6%)，糖尿病33例(22.8%)，心脏病28例(26.7%)，腹部手术史17例(14.2%)；中位BMI 25.6(23.4，27.8)kg/m 2；ASA评分≤2分105例(86.1%)，≥3分17例(13.9%)；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29例(24.9%)，肌层浸润性膀胱癌93例(75.1%)；接受新辅助化疗22例(18.0%)。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ICUD组回肠膀胱制作及输尿管种植方法：距回盲部15 cm处用切割闭合器截取约15 cm回肠制备回肠膀胱通道并恢复回肠的连续性；将取好的回肠膀胱近心端封闭，将双侧输尿管间距3 cm分别种植在回肠膀胱通道上；双侧输尿管内均置入F6单J管引流尿液。ECUD组方法：取脐下5 cm切口，进入腹腔，找到回盲部，将回肠末段提出体外，距盲肠15 cm处切开肠系膜，结扎血管至动脉弓，于回肠上做一小切口；自断端向上15 cm处同法处理肠系膜、肠管；用直线切割吻合器截取所需肠段并恢复延续性，冲洗游离肠段，将双侧输尿管置入单J管并与游离肠管吻合，间距3 cm。比较两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术后进固体食物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切口疼痛(评分>5分)例数、术后再入院率、围手术期死亡率、术后并发症、术后病理检查结果等。 结果:两组手术均顺利完成，无中转开放或普通腹腔镜手术，无严重术中并发症。ICUD组与ECUD组的手术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60(230，310)min与235(220，290)min， P＝0.078]。ECUD组术中出血量多于ICUD组[300(200，400)ml与150(100，300)ml， P＝0.037]，但两组输血例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例(8.6%)与9例(7.4%)， P＝0.196]。ECUD组的术后排气时间[4(2，6)d与2(1，3)d， P＝0.024]和术后进固体食物时间[7(4，9)d与4(3，5)d， P＝0.019]长于ICUD组。ECUD组和ICUD组术后住院时间[8(5，11)d与6(5，9)d， P＝0.21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CUD组术后早期(术后<30 d)总并发症发生率[19.6%(24/122)与34.2%(28/82)， P＝0.029]、早期轻微(Clavien-Dindo Ⅰ~Ⅱ级)并发症发生率[13.9%(17/122)与25.6%(21/82)， P＝0.007]、晚期(术后30~90 d)严重(Clavien-Dindo≥Ⅲ级)并发症发生率[4.1%(5/122)与10.1%(8/82)， P＝0.039]明显低于ECUD组；早期严重并发症发生率[5.7%(7/122)与8.5%(7/82)， P＝0.089]、晚期总并发症发生率[15.6%(19/122)与16.1%(13/82)， P＝0.345]、晚期轻微并发症发生率[11.5%(14/122)与6.0%(5/82)， P＝0.085]与ECUD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CUD组与ECUD组的淋巴结清扫数量[21(14，25)枚与19(15，24)枚]、淋巴结阳性率[10.7%(13/122)和10.0%(8/82)]、切缘阳性率[3.3%(4/122)与4.8%(4/82)]和术后病理分期[T 1期~T is期：25例(20.3%)与14例(17.1%); T 2期~T 3期：97例(79.7%)与68例(82.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ICUD组和ECUD组术后切口疼痛分别为43例(35.6%)和46例(5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ICUD组术后30 d和90 d再入院率分别为1.6%(2/82)和4.9%(6/82)，ECUD组术后30 d和90 d再入院率分别为1.2%(1/122)和9.8%(8/12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围手术期均无死亡病例。 结论:机器人辅助根治性膀胱切除及体内Bricker术治疗肌层浸润性或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是安全且可重复的手术方式。腔镜下完全体内重建膀胱切实可行，具有术中出血少、术后肠管功能恢复快、术后早期并发症少的优势。

目的:通过诺模图(Nomogram)模型预测内镜下组织黏合剂治疗肝硬化患者胃静脉曲张的疗效。方法:选择2014年8月至2017年9月因肝硬化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且接受内镜下组织黏合剂治疗的158例患者。随访12个月，主要结局指标为再出血。分析肝硬化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后再出血的影响因素。构建诺模图模型，比较其与Child分级、计算机体层摄影血管造影(CTA)和肝静脉压力梯度(HVPG)预测肝硬化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后再出血的准确性。统计学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以及Kaplan-Meier曲线和log-rank检验。结果:随访中，在内镜下治疗后2、6和12个月分别出现再出血18例(11.4%)、37例(23.4%)和49例(31.0%)。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酒精性肝硬化、糖尿病、Child-Pugh分级(A级与B或C级)、CTA腔外血管(有与无)、HVPG(<16 mmHg与≥16 mmHg，1 mmHg＝0.133 kPa)、门脉系统广泛栓塞、食管静脉曲张、食管胃静脉曲张2型、组织黏合剂注射点(≤3点与>3点)和组织黏合剂注射量(≤3 mL与>3 mL)均为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后再出血的影响因素( HR＝0.575、2.018、1.562、3.433、2.945、1.859、2.743、0.324、1.840、1.477、1.716，95% CI 0.305～1.084、0.902～4.514、0.814～2.792、1.753～6.724、1.663～5.217、1.012～3.415、0.852～8.830、0.079～1.335、1.012～3.317、0.839～2.602、0.935～3.152， P均<0.2)。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hild-Pugh分级、CTA腔外血管和HVPG均为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后再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HR＝2.665、2.886、2.095，95% CI 1.339～5.300、1.580～5.271、1.099～3.995， P均<0.05)。Kaplan-Meier曲线显示，Child-Pugh分级(A级与B或C级)、CTA腔外血管(有与无)和HVPG(<16 mmHg与≥16 mmHg)均能有效预测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后1年累积未再出血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ROC曲线分析显示，联合Child-Pugh分级、CTA腔外血管和HVPG(<16 mmHg与≥16 mmHg)的模型可能比Child-Pugh分级和HVPG有更好的预测价值(AUC＝0.746、0.673和0.585，95% CI 0.662～0.829、0.583～0.762和0.486～0.683， P<0.01、 P＝0.001、 P＝0.089)。根据诺模图评分的下四分位数和上四分位数将患者分为低、中、高危组，结果显示诺模图可以有效区分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后再出血的高危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CTA腔外血管、HVPG和Child-Pugh分级是肝硬化胃静脉曲张内镜下治疗疗效的独立预测指标，基于此3项指标建立的诺模图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可能优于Child-Pugh分级和HV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