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创伤是45岁以下青壮年主要的死亡原因。基层医院严重创伤救治经验的匮乏、医联体间缺乏快速有效的转诊模式均导致严重创伤的致残率及病死率增加。而5G网络信息高速率、低延时实现多学科会诊前置基层医院、诊疗早期共同决策，弥补了基层医院救治经验的不足。医联体间依托信息联动的精简诊疗流程，可缩短创伤急救时间。为此，笔者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0月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收治的128例基层医院转诊严重创伤患者临床资料，初步分析5G网络医联体联动救治模式在严重创伤救治过程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采用转录组测序技术(RNA-seq)筛选脓毒症相关性脑病(SAE)小鼠海马差异表达的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及mRNA，构建竞争性内源性RNA(ceRNA)调控网络。方法:清洁级健康雄性C57BL/6小鼠10只，6~8周龄，体质量20~25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 n＝5)：假手术组(Sham组)和脓毒症组(Sepsis组)。Sepsis组采用盲肠结扎穿孔(CLP)法制备小鼠脓毒症模型，Sham组只开腹不进行盲肠结扎和穿孔。分别于术前1 d及术后3 d时行Morris水迷宫实验和条件恐惧实验检测小鼠认知功能。随后Sham组随机处死3只小鼠，Sepsis组处死认知功能测试最差的3只小鼠，取海马组织，通过BGISEQ-500平台行转录组测序，得到差异表达的mRNA和lncRNA，测序结果通过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Dr.Tom平台行可视化分析，利用Cytoscape软件构建ceRNA调控网络。 结果:与Sham组比较，Sepsis组逃避潜伏期延长，靶向限停留时间百分比和僵直时间百分比降低( P<0.05)。转录组数据分析共获得差异表达的lncRNA 62个，其中45个lncRNA表达上调，17个lncRNA表达下调；差异表达的mRNA 282个，其中173个mRNA表达上调，109个mRNA表达下调。对差异表达的mRNA进行生物学过程的GO富集分析，结果显示差异表达的mRNA参与了记忆、学习或记忆、炎症应答、衰老相关行为减退的调空、突触可塑性调节等生物学过程；对差异表达的mRNA进行KEGG通路富集分析，结果显示差异表达的mRNA富集于IL-17信号通路、TNF信号通路、NF-κB信号通路等。对差异表达的mRNA进行KDA分析，结果示Ch25h、Il6ra、Lcn2、Sgk1、Nr4a3、Osm、Saa3、Ccl7、Sqle、Dhcr24为SAE的关键基因。基于9个lncRNA、28个mRNA和134个miRNA成功构建了SAE小鼠海马的ceRNA调控网络。 结论:RNA-seq结果分析发现Ch25h、Il6ra、Lcn2、Sgk1、Nr4a3、Osm、Saa3、Ccl7、Sqle、Dhcr24 10个mRNA以及Rian、Gm35874、Gm34347等lncRNA是调控小鼠SAE的关键基因；同时成功构建了SAE小鼠海马基于lncRNA-miRNA-mRNA的ceRNA调控网络。

为了解决中国航空医学救援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滞后状况，聚焦航空救援通信网络和通信技术不足等关键短板，迫切需要采用高效的5G通信技术，制定明确的航空医学救援流程，以提升我国直升机航空医学救援的整体水平。中国医师协会急救复苏与灾难医学专业委员会整合急救专家、医疗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议，共同撰写了《5G+直升机航空医学救援流程中国专家共识（2024版）》。共识推荐5G技术在航空医学救援领域应用推广，在启动航空医学救援时利用5G技术进行预警和调度，以及在救援现场及飞行过程中使用5G技术将患者生命体征、高清视频等信息传输至急救中心和接诊医院。结合深圳大学总医院利用5G技术完成航空医学救援演练以及国际首例跨地区长途航空医学救护高龄危重患者的成功案例，充分展示了5G技术在航空医学救援中的潜力。该共识旨在规范和指导5G+直升机医学救援，最终实现患者"登机即入院"的目标。

目的:以可视化形式了解我国革兰阳性菌（G +菌）所致脓毒症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内容，分析其大致研究方向，从而掌握近年研究热点话题。 方法:应用计算机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SinoMed）从建库至2019年10月以中文形式全文发表的G +菌所致脓毒症相关文献。对相关文献发表年份、发表期刊、研究机构和作者的分布及趋势进行统计，并采用Ucinet 6.0软件绘制作者的社会网络关系图，分析其内在联系。提取相关文献的主题词，采用Ucinet 6.0软件中的NetDraw按照中心度排列各主题词之间的关系，采用书目信息共现分析系统软件（BICOMS2软件）对高频主题词进行归类并生成可视化矩阵，采用图形聚类工具软件（gCLUTO软件）对高频主题词进行聚类分析并生成可视化曲面图，分析当前G +菌所致脓毒症的研究热点、研究趋势及研究方向。 结果:共检索G +菌所致脓毒症相关文献1 976篇，排除会议摘要、新闻报道、研究资讯、内容缺失或与主题不符的文献26篇，最终共1 950篇纳入可视化分析。发文量分析显示，1979至1992年G +菌所致脓毒症相关研究较少，从2008年开始呈几何倍数增长，2008至2018年累计发文量达1 144篇，约占总发文量的58.67%（1 144/1 950）。1979至2019年累计发文量超过5篇的院所共23家，其中达到或超过10篇的院所有6家，超过20篇的院所有1家；载文量超过100篇的期刊仅5本；参与相关文章撰写的作者5 381人，但累计发文量超过10篇的高产作者不多，且未见跨省市院所之间的合作关系。对出现频次超过5次的103个高频主题词进行社会网络分析显示，G +菌所致脓毒症研究主要围绕"脓毒症"展开，包括耐药性强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所致脓毒症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免疫力较为低下的新生儿和儿童；治疗药物的选择逐渐向抗耐药性较强的糖肽类、人工合成的唑烷酮类抗菌药物发展。针对G +菌所致脓毒症治疗药物的研发可能成为未来脓毒症相关内容的研究方向或新领域。对103个高频主题词进行聚类分析显示，目前G +菌所致脓毒症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五大主题，即脓毒症的早期诊断，脓毒症的细菌感染途径、院内获得性感染、细菌耐药，脓毒症的流行病学防治基础，静脉导管感染相关脓毒症，脓毒症患者的治疗、护理及预后。 结论:近年来G +菌所致脓毒症研究热度整体呈升温趋势，但跨院所之间的资源共享和学术交流仍不足，有待进一步提高。

目的:评价IL-1β/c-Jun氨基末端激酶(JNK)通路在七氟烷诱发大鼠离体海马神经元程序性坏死中的作用。方法:原代培养SD大鼠胎鼠的海马神经元，分别接种于96孔板(1×10 4个/ml，200 μl/孔)和6孔板(1×10 6个/ml，2 ml/孔)中，培养7 d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 n＝20)：对照组(C组)、七氟烷组(S组)和IL-1受体拮抗剂组(I组)。C组常规培养，I组加入IL-1受体拮抗剂IL-1ra 1 μg/μl孵育30 min后，将S组和I组置于含2%七氟烷的培养箱中，37 ℃培养5 h。收集神经元，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神经元形态，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神经元程序性坏死率，MTT法检测神经元活力，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IL-1β、IL-1受体Ⅰ型(IL-1RI)、IL-1受体辅助蛋白(IL-1RAcP)、磷酸化JNK(p-JNK)、受体相互作用蛋白1(RIP1)、RIP3和磷酸化人混合系列蛋白激酶样结构域(p-MLKL)的表达水平。 结果:与C组比较，S组神经元活力降低，程序性坏死率升高，IL-1β、IL-1RI、IL-1RAcP、p-JNK、RIP1、RIP3和p-MLKL表达上调( P<0.05)；与S组比较，I组神经元活力升高，程序性坏死率降低，IL-1β、IL-1RI、IL-1RAcP、p-JNK、RIP1、RIP3和p-MLKL表达下调( P<0.05)。C组神经元形态未见明显异常，S组神经元胞体皱缩，突起断裂及突起间网络稀疏；I组神经元胞体圆润，形态接近正常。 结论:七氟烷诱发大鼠离体海马神经元程序性坏死的机制与激活IL-1β/JNK通路有关。

目的:探讨肝细胞癌术前红细胞分布宽度（RDW）的预后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2年4月至2017年8月国内3家医疗中心收治的1 025例（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86例、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48例、青海大学附属医院191例）肝细胞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 809例，女216例；年龄为（54±11）岁，年龄范围为16~83岁。1 025例病人红细胞分布宽度变异系数（RDW-CV）平均值为14.3%，其中高RDW（RDW-CV>14.3%）病人347例，低RDW（RDW-CV≤14.3%）病人678例。观察指标：（1）肝细胞癌病人临床病理特征。（2）肝细胞癌病人预后影响因素分析。（3）随访及生存情况。（4）独立影响因素分层分析。采用门诊、电话或网络等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术后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7年10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Graphpad Prism 7.0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1）肝细胞癌病人临床病理特征：高RDW病人年龄（≤70岁、>70岁），肝硬化（无、有），肝功能Child-Pugh分级（A级、B级或C级），甲胎蛋白（≤200 μg/L、>200 μg/L），肿瘤数目（单发、多发）分别为313、34例，152、186例，161、53例， 158、143例，186、109例；低RDW病人上述指标分别为641、37例，359、310例，415、48例，367、227例，547、131例，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709，6.787，23.906，7.114，34.375， P<0.05）。（2）肝细胞癌病人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肝功能Child-Pugh分级、甲胎蛋白、RDW-CV、肿瘤长径、肿瘤数目是影响病人预后的相关因素（风险比=1.388，1.432，1.534，1.455，2.813，1.505，95%可信区间为1.004~1.920，1.086~1.887，1.263~1.864，1.211~1.748，2.293~3.450，1.173~1.932，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RDW-CV、肿瘤长径和肿瘤数目是病人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1.020，1.340，2.427，1.438，95%可信区间为1.007~1.032，1.027~1.749，1.801~3.272，1.057~1.956， P<0.05）。（3）随访及生存情况：1 025例病人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124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25个月。高RDW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为23个月，低RDW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为44个月，两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640， P<0.05）。（4）独立影响因素分层分析：针对年龄、肿瘤长径和肿瘤数目3个独立影响因素进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954例年龄≤70岁病人中，高RDW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为25个月，低RDW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为48个月，两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4.030， P<0.05）。71例年龄>70岁病人中，高RDW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为11个月，低RDW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为29个月，两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933， P>0.05）。459例肿瘤长径≤5 cm病人中，高RDW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为44个月，低RDW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为76个月，两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8.660， P<0.05）。487例肿瘤长径>5 cm病人中，高RDW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为14个月，低RDW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为18个月，两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2.950， P>0.05）。733例单发肿瘤病人中，高RDW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为20个月，低RDW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为48个月，两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530， P<0.05）。240例多发肿瘤病人中，高RDW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为15个月，低RDW病人中位生存时间为20个月，两者总体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820， P<0.05）。 结论:术前RDW可预测肝细胞癌病人的预后，高RDW病人预后更差。RDW在年龄≤70岁和肿瘤长径≤5 cm病人中具有更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结合HPLC和网络药理学方法对三化汤治疗脑缺血的活性成分进行含量测定，预测其发挥作用的潜在靶点。方法:采用HC-C18色谱柱(250 mm×4.6 mm，5 μm)，流动相为甲醇-乙腈-0.05%磷酸水，梯度洗脱，流速1.0、0.8 ml/min；检测波长254 nm，柱温30 ℃，进样量10 μl。运用TCMIP V 2.0平台检索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橙皮苷、厚朴酚和羌活醇6种成分作用靶点，以Cerebral ischemia为关键词，检索GeneCards、在线人类孟德尔遗传数据库(OMIM)、疗效药靶数据库(TTD)、Disgenet数据库，筛选6种活性成分治疗脑缺血潜在靶点，构建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和疾病-成分-靶点-通路整合网络。结果:三化汤中6种活性成分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橙皮苷、厚朴酚和羌活醇线性范围分别为0.080 4~0.804 0 μg、0.015 3~0.382 0 μg、0.041 8~0.626 4 μg、0.312 6~3.908 0 μg、0.037 9~0.568 8 μg、0.045 3~1.359 6 μg，相关系数均大于0.999 0。经测定7份样品中上述6个成分含量范围分别为0.887~0.971 mg/g、0.094~0.101 mg/g、0.110~0.119 mg/g、1.494~1.669 mg/g、0.126~0.145 mg/g、0.153~0.167 mg/g。网络药理学分析发现，TNF、TP53、MAPK14、JUN、IL1B、MYC、ESR1、ICAM1、PTGS2、PPARG为三化汤中6种活性成分治疗脑缺血的核心靶点。结论:建立了三化汤治疗脑缺血6种活性成分质量控制方法，该方法样品处理简便，色谱条件简单，结果准确。明确了三化汤中6种活性成分治疗脑缺血的10个潜在靶点，为进一步研究其作用机制奠定基础。

目的:运用网络药理学和分子对接技术研究杜仲丸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验验证。方法:通过TCMSP挖掘杜仲丸的主要化学成分并预测相关靶点，检索GeneCards、DisGeNET、OMIM数据库获得骨质疏松症的潜在靶点；取两者交集靶点，利用STRING数据库进行蛋白质交互作用分析，构建PPI网络；将交集靶点导入DAVID数据库进行GO功能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对主要成分和核心靶点进行分子对接。将18只雌性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模型组、杜仲丸组，每组6只。模型组和杜仲丸组大鼠切除卵巢制备骨质疏松症模型。杜仲丸组灌胃杜仲丸提取物5 g/kg，对照组和模型组灌胃等体积的生理盐水，1次/d，连续8周。采用ELISA法检测血清TNF-α、IL-6及IL-1β水平，Western blot检测股骨PI3K、Akt蛋白表达。结果:获得杜仲丸活性成分34个，对应靶点243个，骨质疏松症靶点1 059个。杜仲丸治疗骨质疏松症的核心靶点有TNF、IL-6、AKT1、TP53、IL-1β等，通过调控PI3K-Akt、TNF通路发挥作用。实验结果提示，与模型组比较，杜仲丸组大鼠血清TNF-α、IL-6、IL-1β水平降低（ P<0.05），股骨PI3K、Akt蛋白表达降低（ P<0.05）。 结论:杜仲丸可能通过β-谷甾醇、槲皮素、山柰酚等活性成分，作用于TNF、IL-6、AKT1、TP53、IL-1β等靶点，调控PI3K-Akt信号通路、TNF信号通路等，发挥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作用。

目的:优选活血散瘀泡腾片的提取工艺。方法:以芍药苷与羟基红花黄色素A含量、干膏收率为评价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多指标综合评分法结合正交试验、Back Propagation(BP)人工神经网络优选加水量、提取时间、提取次数等工艺参数。结果:芍药苷和羟基红花黄色素A分别在0.079 5～1.590 4 μg、0.038 5～1.539 2 μg范围内线性关系良好，平均回收率分别为98.18%、96.22%， RSD分别为0.77%、1.31%。确定活血散瘀泡腾片最佳提取工艺为9倍量水，加热回流提取3次，每次1 h。 结论:正交试验联合BP人工神经网络优化方法实用高效，优选的提取工艺科学合理，稳定可行。

本文列举智慧医疗中革新性的技术——虚拟现实（virual reality，VR）和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技术在医学应用中较为成功的案例，对VR和AR技术在生殖中心的诊疗工作的应用前景进行了分析，提出将虚拟3D影像模型、虚拟的仿真模型、头戴式显示器、VR眼镜、虚拟操纵杆、数据手套等设施以及5G网络应用于手术技能培训评估和考核、术前方案规划模拟和治疗方案的评估、手术辅助、远程手术、缓解疼痛等具体应用方案。同时，本文对未来VR/AR体系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勾画和展望，以搭建一个基于VR/AR技术的智慧生殖中心的架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