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构建含miR-155的人绒毛膜滋养层细胞来源外泌体,探讨miR-155通过外泌体携带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增殖及成管能力的影响.方法 2023年1月至2023年4月于西安市人民医院(西安市第四医院)收集人体正常早孕流产绒毛组织进行人绒毛膜滋养层细胞原代培养,并提取、收集细胞上清中的外泌体;通过透射电镜、纳米粒子追踪分析(NTA)、Western-blot鉴定外泌体;通过药载技术构建含miR-155模拟物(Exo-miR-155 mimics)、抑制物(Exo-miR-155 inhibitor)以及对照物(Exo-NC)的外泌体;q-PCR检测外泌体中miR-155表达;将构建好的外泌体分别与HUVECs共孵育,荧光显微镜检测外泌体摄入情况;CCK-8、成管实验检测摄取外泌体后各组HUVECs细胞增殖、成管能力;q-PCR、Western-blot检测HUVECs中CYR61、VEGF表达水平.结果 分离培养的人绒毛膜滋养层细胞能够显著表达CK-7;人绒毛膜滋养层细胞培养液中提取的外泌体具有典型的形态、粒径并表达外泌体特征性蛋白CD9、CD63;载入外泌体中的miR-155表达与抑制效果显著;与摄取Exo-NC后的HUVECs相比,摄取Exo-miR-155 mimics后的HUVECs增殖与成管能力均下降;且细胞中CYR61 mRNA、VEGF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均降低.结论 miR-155可通过滋养层细胞来源外泌体的携带影响HUVECs增殖及成管能力,以及细胞中血管形成相关蛋白CYR61、VEGF的表达,进而与PE时胎盘功能建立异常和母体全身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相关.

目的:分析胃部与肠道原发胃肠间质瘤（GIST）的临床病理特征、基因突变特点和中高危险度原发GIST预后间的差异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1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就诊的GIST病例资料。纳入初次诊断的胃部或肠道原发GIST、并行内镜或手术切除原发灶和术后经病理证实者；排除术前接受靶向治疗者。根据上述标准，共收集1 061例原发GIST患者入组，其中胃部和肠道原发GIST分别为794例和267例；其中360例为2014年10月本院开展一代测序检测以来，进行基因检测的病例。采用Sanger测序法检测 KIT外显子9、11、13和17及 PDGFRΑ外显子12和18的基因突变情况。本研究观察指标为：（1）临床病理资料：包括患者的性别、年龄、肿瘤原发位置、肿瘤最大径、组织学类型、核分裂象计数（/5 mm 2）和危险度分级；（2）基因突变情况；（3）随访和生存及术后治疗情况；（4）中、高危险度原发GIST预后危险因素分析：包括疾病无进展生存率（PFS）和总体生存率（OS）。 结果:（1）临床病理特征：胃部和肠道原发GIST中位年龄分别为61（8~85）岁和60（26~80）岁；肿瘤最大径的中位值分别为4.0（0.3~32.0）cm和6.0（0.3~35.0）cm；核分裂象的中位值分别为3（0~113）/5 mm2和3（0~50）/5 mm2；中位Ki-67增殖指数为5%（1%~80%）和5%（1%~50%）；CD117、DOG-1和CD34的阳性率分别为99.7%（792/794）、99.9%（731/732）、95.6%（753/788）和100.0%（267/267）、100.0%（238/238）、61.5%（163/265）。与胃部GIST相比，肠道GIST中男性（χ2=6.390， P=0.011）、肿瘤最大径>5.0 cm（χ2=33.593， P<0.001）、高危险度（χ2=94.957， P<0.001）和CD34阴性（χ2=203.138， P<0.001）病例的比例更高。（2）基因突变情况：进行基因检测的360例原发GIST中，胃部和肠道分别为286例（79.4%）和74例（20.6%）。胃部原发GIST中， KIT突变、 PDGFRA突变和野生型分别占79.4%（227/286）、8.4%（24/286）和12.2%（35/286）；肠道原发GIST中， KIT突变和野生型分别占85.1%（63/74）和14.9%（11/74）。与胃部原发GIST比较，肠道GIST中 PDGFRA突变率更低［0比8.4%（24/286），χ2=6.770， P=0.034］、 KIT外显子9突变率更高［22.2%（14/63）比1.8%（4/227）， P<0.001］。而胃部与肠道GIST在 KIT外显子11突变类型和 KIT外显子11缺失突变的不同类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3）术后治疗及生存结果：排除228例同时或异时伴发其他恶性肿瘤的GIST后，对其余833例患者进行随访，中位随访53（6~124）个月，随访率为88.6%（738/833），其中295例极低危和低危险度胃部（239例）和肠道（56例）原发GIST术后均未接受靶向治疗。179例胃部（155例）和肠道（24例）原发中危险度GIST中，接受术后辅助治疗的病例分别为88例和11例。264例高危险度胃部（153例）和肠道（111例）原发GIST中，接受术后辅助治疗的病例分别为106例和62例。胃部和肠道原发GIST患者的3年、5年和10年PFS分别为96.5%、93.8%、87.6%和85.7%、80.1%、63.3%（ P<0.001）；3年、5年、10年OS分别为99.2%、98.8%、97.5%和94.8%、92.1%、85.0%（ P<0.001）。（4）中、高危险度GIST预后危险因素分析：对443例中、高危险度原发GIST患者行预后危险因素分析。与肠道原发GIST相比，胃部原发GIST患者的5年PFS更高（89.5%比73.2%， P<0.001），5年OS也更高（97.9%比89.3%， P<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危险度（HR=2.918，95%CI：1.076~7.911， P=0.035）和Ki-67增殖指数>5%（HR=2.778，95%CI：1.389~5.558， P=0.004）是影响中、高危险度GIST患者PFS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肠道原发（HR=3.485，95%CI：1.407~8.634， P=0.007）和高危险度（HR=3.753，95%CI：1.079~13.056， P=0.038）是影响中、高危险度GIST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接受术后靶向治疗是中、高危险度GIST患者PFS和OS的保护因素（HR=0.103，95%CI：0.049~0.213， P<0.001；HR=0.210，95%CI：0.078~0.564， P=0.002）。 结论:肠道原发GIST比胃GIST的临床生物学行为更具有侵袭性，术后更容易进展，且CD34阴性的比例和患者携带伊马替尼不敏感的基因突变类型 KIT外显子9突变的比例高。

目的:探讨CT检查纹理分析对胃肠间质瘤c-KIT Exon 11基因突变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2年1月至2020年5月国内3家医疗中心收治的285例(湖州市中心医院93例、安徽省阜阳市人民医院92例、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100例)GIST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30例，女155例；中位年龄为62岁，年龄范围为25～82岁。285例患者中，190例c-KIT Exon 11基因突变，设为突变组；95例c-KIT Exon 11基因未突变，设为未突变组。患者术前均行CT检查。观察指标：(1)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比较。(2)CT检查纹理参数观察者一致性检验。(3)两组患者CT检查纹理参数比较。(4)临床病理参数与CT检查纹理参数的诊断效能。采用ICC分析检验纹理参数观察者的一致性(ICC>0.80为观察者一致性良好)，取ICC>0.80纹理参数的平均值，用于进一步分析。采用Shapiro Wilk检验计量资料的正态性，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P25， P75)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五折交叉验证)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参数进行联合，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评估参数对胃肠间质瘤c-KIT Exon 11基因突变的预测效能，其中2012年1月至2018年1月数据用于内部测试，2018年2月至2020年5月数据用于外部验证。采用Delong检验比较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1)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比较：突变组患者CD34表达水平(阴性、弱阳性、阳性、强阳性)，CD117例表达水平(阴性、弱阳性、阳性、强阳性)分别为0、15、50、125例和5、15、55、115例；未突变组上述指标分别为5、55、5、30例和5、45、15、30例；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11.53，12.32， P<0.05)。(2)CT检查纹理参数观察者一致性检验：CT检查平扫纹理参数的中位值、标准差、集群突出、平均值、偏度、峰度、一致性、能量值、熵值、惯性、逆差距、Haralick的ICC值分别为0.77、0.79、0.75、0.83、0.89、0.85、0.83、0.81、0.85、0.87、0.82、0.84；动脉期分别为0.79、0.71、0.74、0.83、0.81、0.86、0.87、0.80、0.84、0.82、0.83、0.81；静脉期分别为0.74、0.72、0.70、0.88、0.81、0.84、0.89、0.82、0.83、0.84、0.86、0.88。(3)两组患者CT检查纹理参数比较：突变组患者CT检查平扫纹理参数偏度、逆差距，CT检查动脉期纹理参数平均值、能量值，CT检查静脉期纹理参数偏度、一致性、能量值、逆差距、Haralick分别为0.78±0.38、4.22(3.18，5.38)，5.51±1.87、0.013(0.007，0.020)，0.66±0.20、4.40±1.41、0.004(0.001，0.007)、0.23(0.15，0.28)、0.24±0.10；未突变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0.59±0.25、5.16(4.35，6.10)，3.96±1.04、0.020(0.014，0.027)，0.45±0.12、6.22±2.09、0.005(0.003，0.008)、0.25(0.21，0.28)、0.18±0.06；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17， Z＝-6.87， t＝-4.03， Z＝-11.43， t＝-2.21、-3.92， Z＝-2.06、-4.18， t＝-3.02， P<0.05)。(4)临床病理参数与CT检查纹理参数的诊断效能。内部测试数据集ROC分析结果显示：临床病理诊断参数中CD34及CD117表达水平的AUC分别为0.75、0.71；临床病理参数联合AUC为0.75；单项CT检查纹理参数AUC为0.54～0.67；CT检查纹理参数联合AUC为0.79；临床病理参数及CT检查纹理参数联合AUC为0.89。外部验证数据集ROC分析结果显示：临床病理诊断参数中CD34及CD117表达水平的AUC分别为0.77、0.72；临床病理参数联合AUC为0.78；单项CT检查纹理参数AUC为0.51～0.73；CT检查纹理参数联合AUC为0.80；临床病理参数及CT检查纹理参数联合AUC为0.88。Delong检验结果显示：临床病理参数及CT检查纹理参数联合AUC高于临床病理参数联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13， P<0.05)。临床病理参数及CT检查纹理参数联合AUC与CT检查纹理参数联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1.66， P>0.05)。 结论:CT检查纹理分析可无创预测胃肠间质瘤c-KIT Exon 11基因突变状态，且将临床病理参数与CT检查纹理参数联合诊断的预测效能更优。

目的:探讨合并消化道恶性肿瘤的胃间质瘤临床病理特征与预后。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2年1月至2021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收治的1 163例原发胃间质瘤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606例，女557例；年龄为59（20~94）岁。1 163例患者中，合并其他消化道恶性肿瘤129例，设为合并组；未合并其他消化道恶性肿瘤1 034例，设为无合并组。观察指标：（1）患者临床病理特征。（2）手术治疗与术后并发症情况。（3）随访和生存情况。（4）预后影响因素分析。采用门诊复查、电话及网络平台等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为患者生存情况。总生存时间定义为手术治疗至末次随访或结局事件（如死亡、失访等）发生时间。随访时间截至2022年1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Mann-Whitney U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 结果:（1）患者临床病理特征。129例合并组患者中，合并胃癌81例、食管癌39例、结肠癌8例、直肠癌1例。合并组原发胃间质瘤患者的性别（男、女），年龄（≤60岁、>60岁），术前发生临床症状（无、有），胃间质瘤肿瘤长径（<2 cm、2~5 cm、5~10 cm、>10 cm），核分裂象计数（<5个/50高倍视野、5~10个/50高倍视野、>10个/50高倍视野），细胞增殖指数Ki-67（≤5%、>5%），改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危险度分级（极低危、低危、中危、高危），胃间质瘤肿瘤坏死（无、有），伊马替尼辅助治疗（无、有），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指标DOG-1（阳性、阴性），CD34（阳性、阴性）分别为92、37例，30、99例，9、120例，114、10、3、2例，126、1、2例，122、2例，112、8、5、4例，129、0例，121、8例，118、3例，117、12例；无合并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514、520例，585、449例，194、840例，383、360、201、90例，799、155、80例，851、143例，337、308、192、197例，960、74例，769、265例，850、80例，990、44例；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21.46、51.11、11.06， Z=-10.27、-5.34， χ2 =15.94， Z=-10.61， χ2 =9.86、24.10、5.52、6.37， P<0.05）。1 163例患者中，12例术前拟诊为胃间质瘤（合并组），1例术前胃镜及病理学检查确诊为胃间质瘤（合并组）；1 150例均为术中探查或术后病理学检查确诊。（2）手术治疗与术后并发症情况。合并组129例患者中，行开放手术72例，行腹腔镜或胸腔镜手术57例（中转开放手术3例）。无合并组1 034例患者中，行内镜手术治疗207例，行开放手术371例，行腹腔镜或胸腔镜手术456例（中转开放手术8例）。合并组和无合并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10.078%（13/129）和2.321%（24/1 03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22.40， P<0.05）。（3）随访和生存情况。1 163例患者中，1 046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44（1~220）个月，术后5年总生存率为87.2%；合并组和无合并组术后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51.2%和91.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69.07， P<0.05）。（4）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胃间质瘤肿瘤长径（2~5 cm、5~10 cm、>10 cm），合并消化道恶性肿瘤，核分裂象计数（>10个/50高倍视野），胃间质瘤肿瘤坏死是影响胃间质瘤患者术后5年总生存率的相关因素（风险比=2.16，2.27，0.46，0.57，1.75，7.58，2.70，1.80，95%可信区间为1.52~3.07，1.60~3.22，0.29~0.71，0.34~0.94，1.11~2.77，5.29~10.85，1.67~4.38，1.08~2.98，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胃间质瘤肿瘤长径、合并消化道恶性肿瘤、核分裂象计数是胃间质瘤患者术后5年总生存率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1.91，1.82，2.10，7.11、2.75，95%可信区间为1.33~2.75，1.27~2.62，1.14~3.87，4.58~11.04，1.50~5.03， P<0.05）。 结论:合并消化道恶性肿瘤的胃间质瘤肿瘤长径小，改良NIH危险度分级更低；性别、年龄、胃间质瘤肿瘤长径、合并消化道恶性肿瘤、核分裂象计数是胃间质瘤患者术后5年总生存率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对回盲部炎症病变患者进行前瞻性随访观察，分析早期CD的临床特征，为CD早期诊断提供参考。方法:纳入2013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消化内科行结肠镜检查发现不明原因回盲部炎症病变的232例患者，对其进行>1年的前瞻性随访。采用卡方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比较早期CD与非特异性肠炎和肠结核患者表现为腹部症状(腹痛、腹泻、腹胀、便秘、便血、排便习惯改变)，伴随症状(口腔溃疡、关节痛)，ESR升高，CRP水平升高的患者比例，血清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CA)、抗酿酒酵母菌抗体(ASCA)、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粪便隐血阳性率，内镜下病灶大小、形态、累及部位，以及组织病理学结果。采用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早期CD相关因素。结果:232例患者中，男155例，女77例；初诊年龄为(43.9±13.8)岁；随访时间(范围)为27个月(12～79个月)，诊断为早期CD 29例(12.5%)，肠结核45例(19.4%)，非特异性肠炎105例(45.3%)，未明确诊断53例(22.8%)；其中29例早期CD患者均有腹部症状，在172例有腹部症状的回盲部炎症病变患者中占16.9%(29/172)。早期CD患者中表现为腹痛、CRP水平升高和ESR升高的患者比例，ASCA阳性率、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阳性率和肠壁增厚者比例均高于非特异性肠炎患者[62.1%(18/29)比33.3%(35/105)、13.8%(4/29)比0、13.8%(4/29)比1.0%(1/105)、24.1%(7/29)比1.0%(1/105)、20.7%(6/29)比3.8%(4/105)和95.7%(22/23)比0]，表现为无腹部症状的患者比例低于非特异肠炎患者[0比31.4%(33/1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692，Fisher确切概率法， χ2＝7.162、17.826、7.497，Fisher确切概率法、Fisher确切概率法； P均<0.05)；早期CD患者更易累及多个部位(55.2%，16/29)，以深溃疡(55.2%，16/29)和长径为5～10 mm的溃疡为主(39.3%，11/28)，非特异性肠炎则多局限于回肠末端(75.2%，79/105)，以浅表溃疡(41.0%，43/105)和长径<5 mm的溃疡为主(69.0%，49/71)。早期CD患者中表现为无腹部症状的患者比例和结核感染T细胞检测阳性率均低于肠结核组[0比15.6%(7/45)和20.7%(6/29)比68.9%(31/45)]，ASCA阳性率和肠壁增厚者比例均高于肠结核组[24.1%(7/29)比0和95.7%(22/23)比11/1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 χ2＝13.713，Fisher确切概率法， χ2＝6.710； P均<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腹痛和ASCA阳性是早期CD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855，95% CI 1.014～8.037， P＝0.047； OR＝10.033，95% CI 2.274～44.250， P＝0.002)。 结论:对不明原因的回盲部炎症病变患者进行>1年的前瞻性随访可有效早期识别和诊断CD。有腹部症状的回盲部炎症病变是CD早期表现之一，初诊时伴有腹痛、血清ASCA阳性是早期诊断CD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对比分析儿童肿瘤相关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的临床特征与预后。方法:回顾性总结2016年8月至2019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重症监护病房（PICU）收治的768例脓毒症患儿资料，根据是否存在肿瘤性疾病，分为肿瘤相关脓毒症组（135例）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组（633例）；前者又根据肿瘤类型分为血液系统肿瘤组（80例）、实体瘤组（43例）和噬血细胞综合征组（12例）。采用 t检验、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或χ 2检验比较组间临床特征、主要治疗措施和住院病死率差别。 结果:768例脓毒症患儿中，肿瘤相关脓毒症患儿135例，占17.6%。肿瘤相关脓毒症组消化道感染比例[43.0%（58/135）比28.6%（181/633）,χ 2=10.718， P=0.001]、血液感染[29.6% （40/135）比17.1%（108/633）, χ 2=11.297， P=0.001]、皮肤软组织感染[22.2%（30/135）比4.1%（26/633）, χ 2=54.013， P<0.01]明显高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组；肿瘤相关脓毒症组患儿入PICU后首次血红蛋白[71（61,83）比106 (92,116) g/L, Z=13.594, P<0.01]、白细胞计数[1.4（0.3,5.2）比9.8(5.8,15.1)×10 9/L, Z=11.213, P<0.01]、血小板计数[51（15,121）比286（192，384）×10 9/L, Z=13.336, P<0.01]、中性粒细胞[0.449（0.170,0.730）比0.683（0.537,0.800）, Z=5.974, P<0.01]和CD19 +细胞[0.106（0.008,0.274）比0.325（0.224,0.454）, Z=6.555, P<0.01]明显低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反应蛋白[82（25,155）比36（11,86） mg/L， Z=-5.257, P<0.01]、降钙素原[1.5（0.3,12.0）比0.8（0.2,4.0） μg/L, Z=-2.767， P=0.006]、CD8 +细胞[0.329（0.253,0.514）比0.209（0.156,0.275）, Z=-5.699, P<0.01]、白细胞介素（IL）-6[0.1（0.1,522.4）比0.1（0.1,0.1）ng/L， Z=-2.747， P=0.006]、IL-8[0.1（0.1,177.0）比0.1（0.1,4.5）ng/L, Z=-2.087, P=0.037]、IL-10[0.1（0.1,42.7）比0.1（0.1,6.6）ng/L, Z=-2.148, P=0.032]明显高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患儿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肿瘤相关脓毒症组需要连续性肾替代治疗（CRRT)[34.8%（47/135）比16.9%（107/633）, χ 2=26.267, P<0.01]和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83.0%（112/135）比66.2%（419/633）, χ 2=14.667, P<0.01]支持的比例均高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组。住PICU期间，肿瘤相关脓毒症患儿发生真菌感染比例高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14.1%（19/135）比0.5%（3/633）,χ 2=73.965， P<0.01]；器官功能障碍个数多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组[3（2,5）比2（1,3）个, Z=-6.988， P<0.01]。肿瘤相关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患儿的住院病死率分别为36.3%（49/135）和9.3% （59/633），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7.000， P<0.01）；血液系统肿瘤、实体肿瘤与噬血细胞综合征相关脓毒症病死率分别为35.0% （28/80）、32.6% （14/43）和7/12，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2.838， P=0.242）。 结论:肿瘤相关脓毒症患儿的感染部位、入PICU时炎症指标和合并感染病原菌与非肿瘤相关脓毒症存在差异。肿瘤相关脓毒症患儿病死率为非肿瘤相关脓毒症的4倍，应特别重视肿瘤性疾病合并感染的监测、评估及治疗策略。

目的:探讨基于CT小肠造影（CTE）的影像组学特征联合临床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克罗恩病（CD）患者英夫利西单抗（IFX）治疗后继发性无反应（SLOR）的价值。方法:该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回顾性收集2015年3月至2022年7月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的155例CD患者的临床和影像资料，采用分层抽样法按7∶3的比例分成训练集（ n=108）和测试集（ n=47）。所有患者均按规范方案治疗，根据治疗反应分为SLOR（训练集43例、测试集18例）和非SLOR（训练集65例、测试集29例）。基于训练集数据，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在临床资料中筛选出IFX治疗后SLOR的独立预测因素，建立临床模型。选择肠期CTE图像沿病灶轮廓逐层勾画以获得感兴趣区体积并提取影像组学特征，使用单因素分析及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筛选影像组学特征建立影像组学模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基于筛选出的临床独立预测因素和影像组学特征建立临床-影像组学联合模型，并绘制列线图。使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评估3个模型对IFX治疗后SLOR的预测效能，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采用决策曲线来评价模型的临床实用价值。 结果:临床资料中病程（ OR=1.983，95% CI 1.966~2.000， P=0.046）、肠腔狭窄（ OR=1.246，95% CI 1.079~1.764， P=0.015）是SLOR的独立预测因素，建立临床模型。最终9个影像组学特征被纳入影像组学模型。临床、影像组学和联合模型预测CD患者IFX治疗后SLOR的AUC在训练集中分别为0.691（95% CI 0.591~0.792）、0.896（95% CI 0.836~0.955）、0.910（95% CI 0.855~0.965），在测试集中分别为0.722（95% CI 0.574~0.871）、0.866（95% CI 0.764~0.968）、0.889（95% CI 0.796~0.982）。测试集中决策曲线分析显示影像组学模型和联合模型的临床净效益均高于临床模型，在大部分阈值概率区间内，联合模型的临床净效益高于影像组学模型。 结论:基于CTE的影像组学模型可有效预测CD患者IFX治疗后SLOR，加入临床因素病程和肠腔狭窄的联合模型可进一步提高预测效能。

CD155（PVR/Necl-5）是一种细胞黏附分子，在肿瘤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CD155通过调节肿瘤相关信号通路，影响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及黏附；或与免疫细胞上的DNAX辅助分子-1、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ITIM结构域和CD96相互作用，影响T细胞及自然杀伤细胞功能。在多种类型肿瘤细胞上均检测到CD155表达上调，且与患者预后不良密切相关，可作为预测肿瘤患者生存的生物标志物。CD155及其相应受体有望成为免疫疗法的新型靶点，在肿瘤治疗领域具有极大潜力。本文将从CD155基本结构、生物学功能及其与肿瘤诊断、预后和免疫治疗等方面对CD155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筛选肝癌干细胞来源外泌体中差异表达的miRNA并分析其对肝癌细胞恶性生物学特征的影响。方法:采用miRNA表达谱芯片分析肝癌干细胞来源外泌体中差异表达的miRNA并鉴定miRNA对肝癌干细胞恶性表型的作用。采用不同浓度(0、150、300 μmol/L)多柔比星处理细胞，采用实时定量PCR(qRT-PCR)检测miR-196a表达水平的变化；分别采用肝癌干细胞来源外泌体(Exo-NC组)、转染miR-196a抑制剂处理后的外泌体(Exo-Inhibitor组)培养肝癌细胞，检测肝癌细胞的凋亡情况以及caspase3/7的活性。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裸鼠分为Do-PBS组、Do-Exo-Inhibitor组、Do-Exo-NC组，每组各5只，采用裸鼠移植瘤实验分析miR-196a对肝癌细胞裸鼠移植瘤模型的作用。结果:本研究分离纯化了CD133 ＋ Huh7干细胞培养上清中的外泌体，发现miR-7162-3p、miR-1910-5p、miR-3613-3p、miR-196a、miR-155-5p表达上调，miR-1246和miR-3613-5p表达下调。外泌体中miR-7162-3p、miR-196a和miR-155-5p对肝癌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具有重要影响；miR-1910-5p、miR-196a和miR-155-5p对肝癌干细胞的侵袭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其中miR-196a的抑制效果最显著。在反应24 h时，多柔比星浓度在0、150、300 μmol/L时miR-196a的表达量分别为0.96±0.05、1.23±0.05和2.33±0.0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996.90， P<0.001)；48 h时，多柔比星浓度在0、150、300 μmol/L时miR-196a的表达量分别为1.02±0.07、2.35±0.05和2.89±0.5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303.00， P<0.001)。Exo-NC组肝癌细胞在多柔比星浓度为0和300 μmol/L时的细胞凋亡率分别为9.37%±0.19%和11.64%±0.27%，Exo-Inhibitor组分别为18.80%±1.91%和22.79%±1.57%，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4.41， P＝0.048； t＝4.96， P＝0.038)。未使用多柔比星处理时，Exo-NC组在24 h和48 h的caspase3/7比值分别为0.94±0.08和0.97±0.09，Exo-Inhibitor组分别为1.56±0.01和1.58±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11.41， P＝0.008； t＝6.07， P＝0.026)。使用300 μmol/L多柔比星处理细胞后，Exo-NC组在24 h和48 h的caspase3/7比值分别为0.95±0.07、1.36±0.08，Exo-Inhibitor组分别为2.84±0.08、3.20±0.14，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t＝24.20， P＝0.002； t＝15.78， P＝0.004)。Do-PBS组、Do-Exo-Inhibitor组和Do-Exo-NC组3组裸鼠的移植瘤体积依次增大，分别为(1 051.86±89.90)mm 3、(1 310.91±86.66)mm 3和(2 185.14±352.34)mm 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30.28， P<0.001)；3组移植瘤重量依次增加，分别为(0.36±0.10)g、(0.39±0.12)g和(0.76±0.16)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11.81， P＝0.002)；转染miR-196a抑制剂后裸鼠移植瘤肿瘤内miR-196a的表达显著降低，3组表达量分别为1.05±0.16、0.38±0.08和2.17±0.2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48.93， P<0.001)。 结论:肝癌干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可通过其中的miR-196a增强肝癌细胞对多柔比星的耐药性。

目的:探讨脊髓灰质炎病毒受体（PVR）对胃癌患者预后的价值。方法: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PVR mRNA在胃癌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预后的关系。回顾性分析73例接受手术治疗的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胃癌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中PVR的表达水平，分析其与胃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胃癌组织中PVR mRNA的表达水平高于癌旁正常组织（ P<0.05）。PVR的表达与胃癌患者的临床预后有关，PVR的表达越高，胃癌患者的总生存率（ P=0.011）和无病生存率（ P=0.032）越低。免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PVR在胃癌组织中高表达，主要表达于细胞质，而在正常胃组织中不表达或低表达。PVR的高表达与肿瘤大小（ P=0.001）和术后3年复发（ P=0.013）相关。 结论:PVR在胃癌组织中过度表达，PVR高表达的胃癌患者预后较差。PVR水平对胃癌患者的预后评估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