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口内入路下颌角截骨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变化，以及影响手术满意度的因素。方法:以2016年12月至2019年12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整形外科收治的235例下颌角肥大患者为研究对象，均行口内入路下颌角截骨整形术。根据中文版FACE-Q制作问卷，分别于术前、术后6个月从面部外观、生活质量、不良反应等方面对其进行评估，分值范围0～100分，得分越高表明满意度越高。使用配对 t检验分析术前、术后差异，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与各维度得分间的关系，并使用逐步回归分析模型探索影响手术满意度的因素，当回归系数 B>0时说明具有正向影响关系。 结果:共收回83份完整问卷，其中男12例，女71例，年龄19～41岁，平均25.8岁。其中初中学历1例，高中11例，大学54例，硕士及以上17例。1例患者对手术效果不满意，其余患者均表示满意。不同维度术后的评分均高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下面部与下颌满意度提高了(32.54±13.77)分，颏部满意度提高了(8.17±10.97)分，面部总体外观满意度提高了(31.42±15.67)分，心理健康提高了(18.17±16.39)分，社会功能(自信心)提高了(14.11±13.34)分。不同文化水平之间的患者在不同维度的FACE-Q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研究发现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对患者手术满意度的影响存在正相关关系( r：0.482～0.806， P<0.001)，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示术后下颌轮廓与下面部的美观程度会对结局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回归系数 B>0， P<0.05， R2＝0.584)。 结论:下颌角术后患者的面部外观、生活质量、心理健康、社会功能(自信心)等方面都有所改善，影响患者对手术的满意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重要、最可能的因素为术后下颌轮廓与下面部外观的美观程度，同时也与受教育程度、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

目的:评价“掌握我生活”（TELSA）结构化教育对我国成人1型糖尿病（T1DM）患者的干预效果。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T1DM综合管理门诊就诊，符合入排标准且有意愿参加TELSA结构化教育的成人T1DM患者64例作为干预组，同时入组年龄、性别等匹配的64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干预过程中，干预组失访3例，对照组失访4例，最后干预组有效样本61例，对照组有效样本60例。对照组由T1DM专职教育护士进行1次面对面的教育，历时约2 h。干预组实施TELSA结构化教育项目。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6个月、干预后12个月评估研究对象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自我管理能力、生活质量。结果:干预组和对照组年龄 M（ Q1， Q3）分别为30.0（22.0，43.5）、29.5（22.3，42.5）（ P>0.05），男性比例分别为 47.54%（29例）、45.00%（27例）（ P>0.05）；两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自我管理能力、生活质量均存在组间×时间的交互效应（ P<0.05）。TELSA结构化教育干预后6和12个月，干预组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由基线水平的（7.87±1.45）%分别降至（7.23±1.06）%、（7.28±0.93）%（均 P<0.05），低于对照组的（7.72±1.20）%、（7.76±1.24）%（均 P<0.05）。TELSA结构化教育干预后，干预组患者成人T1DM自我管理量表（SMOD-CA）得分呈上升趋势（ P<0.001），糖尿病特异性生存质量量表（A-DQOL）得分呈下降趋势（ P<0.001），而对照组患者得分趋势变化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853和0.227）。干预后6和12个月，干预组患者的SMOD-CA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01），A-DQOL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均 P<0.001）。 结论:TELSA结构化教育可有效改善成人T1DM患者的糖代谢水平，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和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一种新的内镜额部除皱方法并总结其临床效果。方法:2010年1月至2017年1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形外科119例患者行内镜额部除皱术。该术式在额肌上做平行切断以改善额部皱纹。部分降眉肌、皱眉肌用微创钳钝性咬除。术中不使用固定装置，也不行缝扎固定。术后对患者发放相关FACE-Q量表评估满意度，并测量手术前后眉部位置。结果:术后1周，119例患者肿胀基本消除，眉间纹、额横纹明显减轻或消失。眉部测量显示，患者眉毛有明显抬高。FACE-Q量表结果显示，患者对术后额部皱纹、眉间皱纹改善满意度高，对手术结果满意度高；患者自觉年轻7岁。该术式常见的早期并发症是额部暂时性皮肤麻木，其次是发际线后退。结论:内镜额部除皱术式可有效改善额部、眉间皱纹，满足患者需求。

目的:构建适用于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受损的6年风险简易预测工具。方法:以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项目的34 349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对象，通过面对面访谈收集对象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和慢性病患病情况等资料，采用器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IADL）量表评价对象的功能状态，采用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表评价对象的心理健康状况，通过体格检查获取对象的身高、体重和血压等资料并计算体质指数（BMI），基线和随访时均采用Katz量表评价ADL状况。以ADL状态为因变量，以Lasso回归筛选得到的关键预测因素为自变量，构建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并采用列线图工具可视化。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和校准曲线分别评估模型的区分度和校准度。采用不bootstrap 200次重复抽样进行模型的内部验证。采用敏感性分析评价模型的稳健性。结果:研究对象年龄［ M（ Q1， Q3）］为86（75，94）岁，其中男性9 774名（46.0%）。共随访112 606人年，发生ADL受损4 578例，发病密度为40.7/1 000人年。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年龄增长、BMI升高、女性、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史可使ADL受损发生风险升高［ HR（95% CI）分别为1.06（1.05~1.06）、1.05（1.04~1.06）、1.17（1.10~1.25）、1.07（1.01~1.13）和1.41（1.23~1.62）］；少数民族、连续行走1 km、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几乎每天做家务可使ADL受损发生风险降低［ HR（95% CI）分别为0.71（0.62~0.80）、0.72（0.65~0.80）、0.74（0.68~0.82）和0.69（0.64~0.74）］。模型对ADL受损发生风险预测的AUC值为0.853，校准曲线显示预测概率和实际观测概率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剔除不可干预因素（年龄、性别和民族）后，模型对ADL受损发生风险预测的AUC值为0.779；65~74岁和75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中AUC值分别为0.634和0.765；基于IADL中连续行走1 km和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2个变量构建的模型与基于IADL综合得分构建的模型的AUC值分别为0.853和 0.851。 结论:所建立的ADL受损风险预测模型性能良好且稳健。

目的:了解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患者自评和代评生活质量的差异性，为临床护理人员正确测评其生活质量提供依据。方法:于2019年5—8月采取方便抽样方法，选取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山东省省立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就诊的165例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患者及其主要照顾者为调查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老年人及其主要照顾者一般情况调查表、阿尔茨海默病生活质量量表、中国版失智功能障碍评估量表、蒙特利尔认知量表、简版老年抑郁量表、神经精神症状问卷以及照顾负担量表进行面对面调查。结果:回收有效问卷为150份。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患者自评生活质量总分为（33.40±2.84）分，代评生活质量总得分为（31.45±3.4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AD老年患者年龄、受教育程度、合并疾病种类、功能障碍、抑郁状况、照顾负担是自评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 P<0.05）；照顾者与老年人关系、照顾者受教育程度、照顾者自评健康状况、日常生活能力、神经精神症状、照顾负担是代评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患者自评和代评生活质量存在差异性，建议通过提高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患者自评准确度及照顾者测评准确度减少差异，有助于提高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支持-表达性团体心理干预对肿瘤放疗患者复发恐惧的影响。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9月—2023年2月上海市质子重离子医院的72例住院肿瘤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干预组及对照组，各36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组实施支持-表达性团体心理干预。采用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癌症患者生命意义感量表以及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复发恐惧、生命意义感以及领悟社会支持评分。结果:共脱落7例。最终干预组33例、对照组32例完成研究。干预前，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复发恐惧、生命意义感以及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支持-表达性团体心理干预后，干预组的癌症复发恐惧总分、生理健康维度及社会家庭维度得分分别为（30.42±8.31）、（15.58±4.12）、（14.82±4.83）分，均低于对照组的（36.19±5.64）、（18.84±3.48）、（17.09±3.27）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3.260、-3.446、-2.216， P<0.05）。干预后，干预组的生命意义感总分为（63.42±6.37）分，高于对照组的（54.91±6.5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325， P<0.05）。干预后，干预组的领悟社会支持得分为（67.64±7.93）分，高于对照组的（62.38±10.2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18， P<0.05）。另外，干预组干预后的复发恐惧水平低于干预前，生命意义感及领悟社会支持水平高于干预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支持-表达性团体心理干预能帮助肿瘤患者处理所面临的生存、情感及人际关系问题，减轻患者对复发的恐惧，提高患者生命意义感及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目的: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国内女性下颌轮廓进行曲线拟合，获取理想的拟合函数模型，并探索在下颌截骨术中应用数理曲线进行截骨线设计的效果。方法:(1)选择2010年1月至2020年12月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和上海全景医学影像诊断中心的青年女性头颅CT资料，采用Likert量表对CT重建图像的下颌形态进行评估，筛选出下颌角肥大人群、下颌美观人群、截骨术后美观人群，作为参考样本。采用Python平台Spyder模块进行下颌轮廓形态的曲线拟合分析，以拟合度 R2衡量拟合效果( R2均值≥0.800视为可作为拟合函数， R2均值≥0.900视为可满足临床应用需求)。分析多项式函数、对数函数等数理曲线在下颌美观人群面部轮廓中的拟合程度，获取理想的下颌轮廓曲线拟合函数模型。(2)选择2020年3月至2021年3月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烧伤、整形外科接受口内入路下颌截骨术的下颌角肥大患者，采用基于数理曲线设计的截骨方案指导手术(数理导板组)，术后应用三维重建技术评估疗效。并同接受徒手截骨(徒手截骨组)、传统截骨导板指导截骨(传统导板组)的患者相比较。统计3组的术前准备时间、截骨时间、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术后6个月采用Face-Q量表的jawline分量表进行患者手术效果满意情况自评。 结果:(1)选取205例青年女性头颅CT资料，从中筛选出下颌角肥大人群73例，下颌美观人群32例，截骨术后美观人群5例，作为参考样本，开展下颌轮廓曲线拟合。结果显示，3次多项式函数( R2＝0.918±0.027)和对数函数( R2＝0.930±0.039)可用于模拟美观人群下颌轮廓曲线形态。(2)数理导板组(选用对数函数进行截骨设计)、传统导板组和徒手截骨组分别纳入28、14和11例下颌角肥大患者。所有患者对术后下颌轮廓形态满意，未见畸形、显著不对称等并发症。数理导板组在jawline量表总分、手术时间、截骨时间指标上明显优于徒手截骨组( P均<0.01)；数理导板组术前准备时间少于传统导板组[(82.39±9.77)min vs. (97.07±17.49)min， P<0.01]，且jawline量表评估显示患者对下颌线侧面观及下面部轮廓流畅程度的评分高于传统导板组[(3.75±0.44)分vs. (3.14±0.36)分，(3.71±0.46)分vs. (3.36±0.50)分， P均<0.05]。 结论:基于最小二乘法的曲线拟合可用于模拟下颌角截骨，对数函数等模型可用于下颌截骨术前设计，在术后轮廓流畅度和对称度上具有优势。基于数理曲线的截骨设计可兼顾患者诉求和美学标准，为手术提供精准化、个体化的方案。

Face-Q量表作为新一代面部整形美容方面的患者自我报告结果评估工具(patient reported outcome measures, PROMs)，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该文对Face-Q量表的研制发展过程、量表结构、信效度和反应性及国际研究进展作一概述，以期对该量表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目的:对比分析帕金森病(PD)患者脑深部电刺激(DBS)术后应用传统面对面程控与远程程控方式的疗效差异。方法:前瞻性纳入2019年4月至2021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进行DBS手术的30例PD患者。所有患者术后1个月于门诊开机进行首次程控，之后每3个月程控1次，根据不同的程控方式分为远程程控组(15例)与传统门诊程控组(15例)。于术前、开机后6个月对两组患者进行评估。比较两组患者的术前基线资料、术后国际运动障碍学会统一帕金森病运动量表第三部分(MDS-UPDRS Ⅲ)评分、每日左旋多巴等效剂量(LEDD)、不良反应、治疗相关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以及患者和家属的满意度评分。结果:两组患者性别、手术年龄、病程、术前MDS-UPDRS Ⅲ评分(多巴胺能药物未起效状态)、术前LEDD、术前药物改善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患者基本具有可比性。开机后6个月，远程程控组与门诊程控组比较，MDS-UPDRS Ⅲ评分及其改善率、不良反应发生比例、LEDD减少量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远程程控组较门诊程控组患者的程控耗时少[ M( Q1， Q3)分别为38(27，62)、120(72，216)h， U＝25.50， P＝0.001]、支出的程控费用少[ M( Q1， Q3)分别为900(900，1 200)、8 000(1 800，12 500)元， U＝11.00， P＝0.001]。远程程控组患者开机后6个月对症状控制的总体满意度、家属及护理人员对程控治疗过程的满意度、患者及家属对与程控医生沟通的有效程度评分均高于门诊程控组(均 P<0.05)。 结论:PD患者DBS术后采用远程程控与门诊程控可获得相似的治疗效果，远程程控并未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且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患者满意度更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探讨肝癌腹腔镜根治术后患者癌症恐惧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7年2月—2020年10月浙江省肿瘤医院腹部外科收治的1 320例肝癌腹腔镜根治术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P-Q-SF）和医学应对方式问卷（MCMQ）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患者癌症恐惧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 320份，回收有效问卷1 308份，有效回收率为99.09%。结果:1 308例患者的中文版FoP-Q-SF总分为（36.51±6.23）分，56.65%（741/1 308）的患者得分>34分。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因疾病带来的经济压力、因肝癌住院次数及癌症家族史的肝癌腹腔镜根治术后患者中文版FoP-Q-SF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患者的MCMQ面对维度得分低于国内常模，回避、屈服维度得分高于国内常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患者的中文版FoP-Q-SF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MCMQ的面对维度得分呈负相关（ P<0.01），与屈服、回避维度得分呈正相关（ P<0.01）。 结论:超过半数的肝癌腹腔镜根治术后患者的癌症恐惧超过正常水平，且采取回避和屈服方式面对疾病的患者，其恐惧水平更高。护理人员应根据不同患者情绪水平给予针对性护理干预，并帮助患者建立积极的应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