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急性脑出血(ACH)合并吞咽障碍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确定有效防护对策,以降低营养不良发生风险.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收治的 350 例ACH合并吞咽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 7∶3 比例随机分为建模组(n=245)和验证组(n=105),根据营养不良发生风险分为营养不良亚组和营养良好亚组,统计建模组患者一般资料,采用Lasso、Logistic回归方程筛选ACH合并吞咽障碍患者营养不良影响因素,构建诺谟图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分析诺谟图预测效能.结果 350 例ACH合并吞咽障碍患者中营养不良占比 65.71%(230 例);Lasso筛选变量及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评分、入院时营养不良、营养支持、吞咽障碍程度、低蛋白血症、吞咽功能训练、年龄及糖尿病均为患者营养不良影响因素(P＜0.05);在建模组绘制诺谟图模型显示,AUC为 0.932,敏感度为 81.50%,特异度为 95.20%,表现出良好预测效能.结论 ACH合并吞咽障碍患者受入院时GCS评分、营养支持、入院时营养不良、吞咽障碍程度等因素影响,继发营养不良风险较高,临床可结合本文分析预测患者营养不良风险,并加强对症干预,改善预后.

目的:通过Meta分析明确ICU患者肠内营养支持并发腹泻的危险因素，为预防腹泻提供依据。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The Cochrane of Library、CNKI、万方、维普、SinoMed自建库到2020年6月30日关于ICU患者肠内营养期间发生腹泻危险因素的文献，采用RevMan 5.1软件进行分析。结果:共纳入14篇文献，涉及16个相关危险因素。经Meta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包括低蛋白血症（ OR=2.51）、年龄（ OR=2.08）、肠内营养前禁食（ OR=4.70）、机械通气（ OR=2.24）、肠内营养制剂使用时长（ OR=1.35）、肠内营养制剂剂量（ OR=1.01）、肠内营养制剂速度（ OR=1.03）、管饲钾剂（ OR=1.65）、抗生素（ OR=1.98）、胃动力药物（ OR=2.06）、抑酸剂（ OR=2.62）。 结论:ICU患者肠内营养支持并发腹泻的危险因素包括患者自身及病情因素（低蛋白血症、年龄、肠内营养前禁食、机械通气、APACHE Ⅱ）、营养制剂因素（肠内营养制剂使用时长、剂量、速度）、药物因素（钾剂、抗生素、胃动力药、抑酸剂）。鉴于ICU患者肠内营养支持并发腹泻的危险因素较多，临床应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以降低其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经皮微波消融(US-PMMA)治疗早期肝癌(HCC)患者生存预后的高危因素，及对术后总生存率(OS)、肿瘤特异性生存率(CSS)和无病生存率(DFS)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2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介入超声科行US-PMMA治疗的HCC患者1 563例。依据WHO对年龄的界定，以60岁及以上为老年组共733例，60岁以下为青年组共830例。所有病灶均为首次接受US-PMWA。收集患者及病灶基线资料，使用单变量和多变量Cox回归模型及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分析OS、DFS和CSS基线特征的危险比(HR)。OS、DFS和CSS以Kaplan-Meier曲线表示，用Log-rank检验比较。结果:与青年组HCC相比，老年组HCC更易罹患低白蛋白血症、低血红蛋白血症以及较多合并症，但肝硬化发生少、肝功能较好。经PSM后，肿瘤长径(95% CI＝1.1~1.4， P<0.001)及数量(95% CI＝1.2~1.9， P<0.001)、γ-谷氨酰转移酶(γ-GT)(95% CI＝1.0~1.0， P<0.001)和甲胎蛋白(AFP )(HR为1.5，95% CI＝1.2~1.8， P<0.001)是OS、CSS和DFS的共同预测因子。年龄(95% CI＝1.2~1.8， P<0.001)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LR)(95% CI＝1.0~1.0， P＝0.043)是OS和CSS的另外两个预测因子。白蛋白可预测OS，而性别和肝硬化可预测DFS。在随访期间(12~156个月)，Log-rank检验表明，所有预测因子均显著影响OS、CSS或DFS(均 P<0.01)。其中，多发肿瘤对OS、CSS和DFS的影响最大，与单发病灶患者比较，多发病灶患者12年OS、CSS和DFS分别降低了9.2%、2.5%和4.1%，中位生存期分别缩短12.3个月、25.0个月和11.3个月。 结论:不同类型早期HCC患者微波消融后预后获益不同。在影响长期生存和疾病进展的众多高危因素中，纠正低蛋白血症和肝功能对改善早期HCC患者US-PMWA后预后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术置管行肠内营养治疗重症脑出血患者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自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行肠内营养治疗的85例重症脑出血患者，根据肠内营养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鼻胃管组(44例)和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术置管组(41例)。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2组患者的肠内营养治疗效果及并发症发生率、住院时间的差异。结果:与鼻胃管组比较，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术置管组患者的腹泻、胃潴留、低蛋白血症的发生率较低，管道堵塞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术置管组患者的住院时间[(35.2±4.7) d]低于鼻胃管组患者的住院时间[(37.6±5.4)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鼻胃管组、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术置管组患者肠内营养治疗后NRS2002评分分别为(1.73±0.52)分、(1.87±0.64)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重症脑出血患者采用经皮内镜下胃空肠造瘘术置管行肠内营养治疗，可降低腹泻、胃潴留、低蛋白血症等并发症的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但应注意降低胃空肠造瘘术置管的堵管率。

患儿，女，3岁，因"咳喘2 d，发热伴无尿1 d"于2019年1月就诊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科。采用回顾性分析。患儿于0.5年前因慢性肾衰竭开始维持性腹膜透析治疗。此次入院后诊断为慢性肾衰竭合并急性肾损伤、呼吸衰竭、心力衰竭、重症甲型H1N1流感。经高容量腹膜透析(HVPD)、机械通气、帕拉米韦、甲泼尼龙等治疗好转。文献检索显示，国内外均未见应用HVPD治疗儿童急性肾损伤的病例报道或队列研究。本病例提示，HVPD能有效清除溶质、控制容量，而无严重低蛋白血症和高血糖，其可能成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患儿一种有效的肾脏替代治疗方式。

初步调查自然寿命地区高龄老年人低蛋白血症和贫血的流行率。回顾性分析2015—2017年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高龄老年人4 006例，平均年龄(83.9±3.0)岁，男性2 482例、女性1 524例，分析血清蛋白水平和贫血相关指标。结果显示，高龄老年人低蛋白血症总体患病率为18.4%(738/4 006)，3年分别是22.7%(269/1 782)、20.3%(234/1 154)、14.1%(235/1 6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8.348， P＝0.000)；贫血总体患病率6.8%(274/4 006)，3年分别是7.1%(84/1 182)、6.9%(80/1 154)、6.6%(110/1 67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677， P＝0.713)。低蛋白血症组的高龄老年人贫血流行率高于正常蛋白组，其血红蛋白(Hb)、红细胞计数(RBC)、红细胞比容(HCT)、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HC)水平低于正常蛋白组，红细胞分布宽度(RDW-CV)水平高于正常蛋白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贫血主要类型为正常细胞性贫血，以轻度贫血为主。高龄老年人存在较高的低蛋白血症和贫血流行率，营养状态不容忽视，应重视高龄老年人健康体检，及时发现营养问题，尽早干预。

目的:系统评价和分析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风险因素。方法:由2名研究者独立检索PubMed、Cochrarne Library、Web of Science、Embase、CINAHL、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NKI、维普、万方数据库中关于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肺部感染风险因素的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0年6月15日。经文献筛选、文献质量评价及提取资料后利用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共纳入17篇文献，其中中文文献11篇，英文文献6篇。Meta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年龄≥75岁、手术等待时间>48 h、手术时间>2 h、全身麻醉、吸烟（史）、合并脑卒中、贫血、合并COPD、合并呼吸系统疾病、低蛋白血症、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为Ⅲ或Ⅳ级、机械通气、血清维生素25（OH）D缺乏、入住ICU、合并糖尿病、术前合并症数量>3个、认知功能障碍、低功能状态是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风险因素（ P<0.05）。 结论: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受众多因素影响，建议组建多学科团队及时准确识别术后肺部感染的风险因素，并积极采取措施预防术后肺部感染的发生。

目的:调查评估内科住院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1年1~2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顺德医院内科住院部542例患者，采用Barthel指数评估表评估ADL，调查患者一般资料及慢性疾病患病情况，测定患者生物学指标，分析ADL与患者一般资料、慢性疾病和生物学指标的相关性。结果:内科住院患者中出现ADL受损的患者459例，占84.69%；单因素分析及Spearman相关分析均显示，部分慢性疾病影响内科住院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与共患疾病数量、病程密切相关(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提示ADL评分与白蛋白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内科住院患者合并基础疾病越多，病程越长，ADL受损越严重，以低蛋白血症为主的营养不良是患者ADL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对于共患疾病数量多、病程长、营养不良患者需要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并注意改善其营养状态，积极纠正躯体功能状态，以提升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目的:分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复发转移性宫颈癌的疗效、安全性及其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87例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根据复发转移后是否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将患者分为非免疫治疗组（ n=32）及免疫治疗组（ n=55）。比较两组患者的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1（OS1，病理确诊日期至随访截止时间或患者死亡时间）、总生存期2（OS2，首次免疫治疗/非免疫治疗时间至随访截止时间或患者死亡时间）、安全性及影响预后的因素。 结果:非免疫治疗组与免疫治疗组的DCR分别为53.1%（17/32）和72.7%（40/5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44， P=0.064）。非免疫治疗组中位OS1为51.0个月，免疫治疗组未达到中位OS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50， P=0.006）；非免疫治疗组中位OS2为28.0个月，免疫治疗组未达到中位OS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07， P=0.008）。非免疫治疗组与免疫治疗组的中位PFS分别为18.0个月和23.0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01， P=0.915）。在免疫治疗组中，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作为一线治疗的患者占70.9%（39/55），作为二线及以上治疗的患者占29.1%（16/55），患者均未达到中位OS2，中位PFS分别为23.0个月和17.0个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94， P=0.333； χ2=2.00， P=0.158）；38.2%（21/55）的患者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局部放疗，61.8%（34/55）的患者未行放疗，患者均未达到中位OS2，中位PFS分别为19.0个月和25.0个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62， P=0.432； χ2=0.01， P=0.906）。非免疫治疗组与免疫治疗组用药期间1~2级血尿及甲状腺功能减退发生率分别为53.1%（17/32）比27.3%（15/55）、3.1%（1/32）比21.8%（12/5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82， P=0.016； χ2=4.19， P=0.041）；非免疫治疗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1~2级为59.4%（19/32），3~4级为34.4%（11/32）]与免疫治疗组[1~2级为80.0%（44/55），3~4级为3.6%（2/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50， P<0.001）；肌酐升高、谷草转氨酶及谷丙转氨酶升高、淋巴细胞降低、低蛋白血症、蛋白尿、皮疹、乏力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是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 HR=0.31，95% CI为0.12~0.77， P=0.012）。 结论:无论作为一线或二线及以上治疗，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延长了患者的OS1、OS2，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是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

目的:通过手术部位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为感染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实现感染防控的关口前移。方法:从医院信息系统提取2016年11月至2019年8月入住广南县人民医院普外科和骨科的手术患者信息。根据术后是否发生手术部位感染，将患者分为感染组和非感染组。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手术部位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9 346例手术病例，其中感染组117例，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率为1.2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低蛋白血症（ OR=2.585）、非清洁切口（ OR值分别为3.243和5.125）、手术持续时间超过3 h（ OR=2.315）、输血（ OR=2.239）、放置引流管（ OR=2.133）以及留置导尿管（ OR=1.973）是发生手术部位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术前预防使用抗菌药物是保护因素（ OR=0.383）。 结论:患者个人因素、手术相关因素及术后诊疗相关因素均与手术部位感染的发生密切相关。临床需特别关注患者术前低蛋白血症、围术期预防用抗菌药物以及术后引流管、导尿管留置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