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筋膜导向的腹腔镜侧方淋巴结清扫（LLND）在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1月至2021年8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收治的100例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69例，女31例；年龄为58（32~85）岁。患者均行腹腔镜直肠癌全系膜切除术，以筋膜为导向行LLND。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3）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4）随访情况。采用电话、门诊、病案复查等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疾病进展、肿瘤复发和转移情况。生存时间为手术日期至死亡时间或末次随访时间。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8月。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 结果:（1）手术情况：100例患者中，44例行新辅助治疗，56例未行术前治疗。100例患者均行腹腔镜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其中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60例（单侧LLND 49例、双侧LLND 11例），直肠癌腹会阴联合切除术20例（单侧LLND 16例、双侧LLND 4例），全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12例（单侧和双侧LLND各6例），Hartmann术5例（单侧LLND 3例、双侧LLND 2例），后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3例（单侧LLND 2例、双侧LLND 1例）。患者手术时间为258（200~325）min，术中出血量为100（50~200）mL。19例行直肠癌低位前切除术患者同时行回肠保护性造瘘术。3例患者术中因淋巴结侵犯闭孔神经致剥离时损伤（未离断）。100例患者中，12例（行全盆腔脏器切除术患者）切除输尿管腹下神经筋膜，88例保持输尿管腹下神经筋膜完整。（2）术后情况：100例患者均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拔除尿管时间为4（3~7）d，住院时间为11（9~15）d。26例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3）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100例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肿瘤最大径为4.5（3.8~5.9）cm；肿瘤大体分型肿块型21例、溃疡型79例；肿瘤分化程度为高分化和中分化82例、低分化和未分化腺癌（印戒细胞癌）18例；TNM分期Ⅰ期14例，Ⅱ期38例，Ⅲ期48例；T分期T0~2期16例，T3~4期84例；N分期N0期52例，N1~2期48例；清扫总淋巴结数目为23（18~27）枚/人，单侧LLND数目为5（3~9）枚/人。100例患者中，侧方淋巴结阳性36例（行新辅助治疗14例）。（4）随访情况：100例患者中，97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21（1~69）个月，2年总生存率为81.6%，2年疾病无进展生存率为70.6%。97例患者随访期间，其中4例骶前肿瘤复发，1例LLND清扫区域肿瘤复发；11例肝转移，5例骨转移，单侧LLND对侧侧方淋巴结转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转移、腹膜种植转移各2例。97例患者随访期间，其中无瘤生存76例，带瘤生存4例，肿瘤相关死亡15例，非肿瘤相关死亡2例。结论:以筋膜导向的腹腔镜LLND运用于进展期低位直肠癌根治术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蔡氏套管器在胃肠道经自然腔道取标本手术（NOSES）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经术前病理检查确诊为结直肠癌或胃癌，或术前钡灌肠造影提示乙状结肠冗长或横结肠冗长；（2）具备传统腹腔镜手术的适应证；（3）体质指数<30 kg/m 2（经肛门手术）和35 kg/m 2（经阴道手术）；（4）女性患者经阴道取标本者无阴道狭窄或粘连；（5）结肠冗长症患者年龄为18~70岁，具有顽固性便秘病史且病程10年以上者。排除标准：（1）合并肠穿孔、梗阻的结直肠癌，或合并胃穿孔、胃出血、幽门梗阻的胃癌；（2）合并肺、骨远处转移或无法同期切除的肝转移；（3）有腹部大手术史或存在肠粘连；（4）临床资料不完整者。按照上述标准，2014年1月至2022年10月期间，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胃肠外科应用蔡氏套管器行NOSES手术共治疗209例胃肠肿瘤和25例结肠冗长症患者，其中中低位直肠癌14例，行外翻拖出式NOSES直肠癌根治术；左结直肠癌171例，行NOSES左半结肠癌根治术；右结肠癌12例，行NOSES右半结肠癌根治术；胃癌12例，行NOSES系统性胃系膜切除术；结肠冗长症25例，行NOSES结肠次全切除术。均采用自制免辅助切口肛门套管器——蔡氏套管器（中国发明专利号：ZL201410168748.2）取标本。主要观察指标为术后1年无复发生存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 结果:全组234例患者中，男性116例，女性118例；年龄（56.6±10.9）岁。所有患者均顺利施行NOSES手术，无中转开腹者，无手术相关死亡者。术后环周切缘阴性率为98.8%（169/171），仅2 例阳性，均为左结直肠癌组患者。术后37例（15.8%）患者出现并发症，其中出现吻合口漏11例（4.7%），吻合口出血3例（1.3%），腹腔内出血2例（0.9%），腹腔感染4例（1.7%），肺部感染8例（3.4%）。术后再手术7例（3.0%），均为吻合口漏后行回肠造口术。术后30 d内总再入院率为0.9%（2/234）。随访（18.3±3.6）个月，1年无复发生存率为94.7%。209例胃肠肿瘤患者有5例（2.4%）局部复发，均为吻合口复发；16例（7.7%）远处转移，其中肝转移8例，肺转移6例，骨转移2例。结论:蔡氏套管器辅助的NOSES手术在胃肠道肿瘤根治术及结肠冗长症行结肠次全切除术中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安全性。

目的:预防性造口永久化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临床医师在进行临床决策时，需要权衡和考虑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风险。为方便临床评估，本研究分析腹腔镜直肠癌经括约肌间切除术（LISR）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预测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采取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收治的331例经内镜及病理确诊为原发性低位直肠腺癌、行LISR并行预防性造口患者的临床资料；排除结直肠多原发癌、因肠梗阻或出血或穿孔而行急诊手术者以及未完成18个月的随访者。其中男性258例，女性113例，年龄（58.8±11.2）岁，体质指数（23.7±3.1）kg/m 2。通过R软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按约7∶3的比例选择234例患者作为建模组，剩余97例患者作为验证组。本组病例均在术前由造口师确定造口部位，选择距离回盲部30 cm的末端回肠行预防性造口。观察全组患者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情况，以及可能影响建模组患者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临床因素。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定义为术后18个月时患者预防性造口无法还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LISR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独立危险因素，采用R软件绘制列线图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331例LISR患者中，共37例（11.2%）最终预防性造口永久化，其中建模组26例，验证组11例。37例患者无法还纳造口的原因包括：吻合口漏不愈合或吻合口漏导致的狭窄（16例，43.2%）、远处转移（16例，43.2%）、无法耐受二次手术（3例，8.1%）、放射性直肠狭窄（1例，2.7%）和肛门功能恢复不良（1例，2.7%）。建模组单因素分析显示，接受新辅助放化疗、肿瘤低分化、cT3分期以及合并远处转移与预防性造口永久化有关（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接受新辅助放化疗（OR=3.078，95%CI：1.326~7.147， P=0.009）、cT3分期（OR=2.257，95%CI：1.001~5.091， P=0.049）以及合并远处转移（OR=16.180，95%CI：2.753~95.102， P=0.002）是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筛选出的危险因素成功构建预测低位直肠癌LISR术后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列线图模型，ROC曲线下面积为0.793，最佳截断值0.890，灵敏度0.577，特异度0.885；验证组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953。建模组和验证组的校正曲线均展现了较好的拟合度。 结论:新辅助放化疗、cT3分期以及远处转移是LISR患者预防性造口永久化的术前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构建的列线图模型有助于预测其发生的概率。对于有高危因素行LISR的患者，外科医生术前应充分告知预防性造口不能还纳而致永久化的风险。

肠造口手术技术细节尚无统一标准，外科学教材中的手术原则存在较大异质性。在回顾腹壁结构和腱膜的精细解剖基础上，结合作者们的实践经验，尝试提出一种基于腹壁张力和筋膜锁定缝合的肠造口技术。技术操作细节为：（1）临时性造口选择右腹直肌外缘，永久性造口选择左侧腹直肌内促进粘连；（2）皮肤行适合尺寸的圆形开孔（临时性也可一字型），皮下组织和深筋膜行钝性分离；（3）沿腹外斜肌腱膜纤维方向切开筋膜层，钝性扩开肌肉组织，腹横筋膜层水平切开小口后，扩张腹壁隧道至适合尺寸，临时性造口肠袢能恰好无阻力地提出腹壁为适宜，永久性造口稍有阻力为适宜，但均不要预留运针空间以免致死腔形成；（4）永久性造口可考虑在筋膜切线两端单纯或8字锁定缝合，避免慢性筋膜撕裂；（5）肠壁提出后，与皮肤简单固定4~8针；通常临时性回肠造口黏膜可自行翻出，无需外翻缝合；永久性造口可视情况黏膜外翻缝合。理论上讲，该技术可降低术后短期并发症和远期造口疝的发生率。期待能够在未来的研究中，验证该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目的:分析肠液回输辅助治疗对低位直肠癌患者末端回肠造口术后肛门功能、胃肠功能、营养状况的影响。方法:回顾性选择浙江金华广福肿瘤医院2021年7月至2023年1月收治的80例低位直肠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按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采用直肠癌根治术+末端回肠造口术，40例）和试验组（采用直肠癌根治术+末端回肠造口术+肠液回输辅助治疗，40例）。比较两组手术前后肛门功能、胃肠激素及营养状况指标水平。结果:术后3个月试验组肛管最大收缩压、直肠顺应性、肛管最大静息压、直肠便意感觉容量高于对照组[（169.72 ± 12.04）mmHg （1 mmHg = 0.133 kPa）比（160.42 ± 11.58） mmHg、（4.88 ± 0.17） mmHg比（4.20 ± 0.14） mmHg、（40.73 ± 4.31） mmHg比（36.05 ± 4.09） mmHg、（80.31 ± 8.27） ml比（72.53 ± 7.39） 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术后9 d胃泌素、胃动素、前白蛋白、白蛋白、血红蛋白水平高于对照组[（260.59 ± 31.57） ng/L比（224.61 ± 25.01）ng/L、（91.73 ± 10.58） ng/L比（65.65 ± 7.01） ng/L、（167.89 ± 18.14） mg/L比（152.34 ± 16.01） mg/L、（24.58 ± 2.89） g/L比（21.49 ± 2.47） g/L、（79.84 ± 8.67） g/L比（70.59 ± 8.01） 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营养不良发生率低于对照组[10.00%（4/40）比27.50%（11/4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02， P<0.05）。 结论:低位直肠癌患者末端回肠造口术后采用肠液回输辅助治疗可改善肛门功能、胃肠功能及营养状况。

目的:探讨臀部双侧V-Y推进岛状皮瓣修复肛周Paget病术后继发肛周缺损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21年1月期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科13例肛周Paget病患者在肿瘤切净后采用臀部双侧V-Y推进岛状皮瓣修复肛周缺损的临床资料，总结术后臀部恢复情况以及对肛门排便功能的影响。结果:13例肛周缺损面积4.8 cm × 5.6 cm ~ 12.2 cm × 16.4 cm，采用臀部双侧V-Y推进岛状皮瓣修复缺损，全部一期愈合。1例行临时性回肠造口术，3个月后行回肠造口回纳术后，肛门排便功能恢复；1例合并直肠癌，行乙状结肠永久性造口术分流粪便，肛门排便功能丧失。随访1 ~ 6年，13例患者臀部形态对称，12例肛门保留者排便功能正常。未合并其他恶性肿瘤的12例肛周Paget患者术后肿瘤无复发，3例患者出现肛门轻度狭窄，无肛门黏膜外翻，无伤口裂开；1例合并肛管腺癌的肛周Paget病患者在术后1年出现双侧腹股沟淋巴结、髂内淋巴结转移，半年后死亡。结论:臀部双侧V-Y推进岛状皮瓣血供可靠，推进幅度大，可修复肛周较大面积的皮肤缺损。

目的:探讨既往误治的全结肠型巨结肠(total colonic aganglionosis，TCA)病例的误治原因、再手术流程及预后，以提高对TCA的临床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1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经病理证实为TCA的71例患儿临床资料，根据首诊是否接受合适的手术方案，将患儿分为误治组与无误治组。误治组17例，无误治组45例，确诊后放弃治疗9例。误治组首诊均在三级甲等医院(综合医院9例，儿科专科医院8例)。术前误诊10例，无误诊7例。分析误治组患儿首诊信息、再手术原因及诊疗流程。通过电话或门诊随访患儿预后，比较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生长发育和排便功能。排便功能评估采用Rintala评分，评估时患儿年龄需≥4岁。结果:术前误诊患儿均未接受巨结肠手术，无误诊患儿6例行巨结肠手术，1例行升结肠造瘘，手术年龄为26(4，240)d。首次术后出现腹胀16例(16/17，94.1%)、排便困难14例(14/17，82.4%)、呕吐13例(13/17，76.5%)、小肠结肠炎10例(10/17，58.8%)。无误诊患儿再手术原因主要为痉挛段残留(5/7，71.4%)。除2例首次术后明确痉挛段残留以及1例吻合口漏患儿外，其余均再次接受术中多点冰冻病理检查(14/17，82.4%)。误治组17例患儿均再次接受巨结肠根治手术。与无误治组(41例已完成根治手术)相比，误治组平均手术次数、造瘘比例和最终根治手术年龄均明显高于无误治组[手术次数，3(3，5)次比1(1，2)次， P<0.001；造瘘比例，12/17比16/41， P＝0.028；根治手术年龄，525(197，1971)d比164(29，464)d， P＝0.007]。随访到误治组15例，无误治组31例，随访时间为5.4(2.1，8.0)年。两组患儿术后并发症、生长发育情况和Rintala评分无显著差异。 结论:TCA误治原因主要为术前误诊、手术经验不可靠和术中病理结果偏差。最终根治术前建议再次行多点冰冻病理检查明确诊断，必要时先行造瘘。首诊误治的TCA患儿的诊疗时间明显延长，但总体预后尚可。

目的:探讨经肛手工加固吻合口在经肛全直肠系膜切除（taTME）术后低位吻合器吻合口在预防吻合口漏中的作用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行taTME并行经肛手工加固吻合口的患者资料。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术前病理学诊断直肠癌；（3）肿瘤距离肛缘≤8 cm（根据盆腔MR）；（4）术前评估为初治可切除病变；（5）无论是否接受新辅助化疗或放疗；（6）行taTME手术，行吻合器端端吻合，并行可吸收线间断加固吻合口，吻合口距离肛门≤5 cm。排除标准：（1）既往具有恶性结直肠肿瘤病史；（2）合并肠梗阻、肠穿孔、肠出血等需急诊手术患者；（3）局部复发及远处转移患者；（4）术后随访时间<3个月。经肛手工加固吻合口主要步骤：在确认吻合口无出血后，使用3-0单股可吸收线采用"8"字缝合法间断加固吻合口，缝合肠壁的浆肌层，一圈缝合6~8针。上一针的出针点对应下一针进针点。术中可根据吻合器吻合的结果，对吻合口薄弱部位进行加固。主要观察指标为吻合口漏发生情况和是否二次手术及其方式；吻合口漏感染率和吻合口狭窄率；术中和术后的一般情况。结果:51例患者纳入研究，均顺利完成taTME和经肛吻合口加固手术，手术中位用时169（109~337）min，术中出血量中位数50（10~600）ml。术后住院天数中位数8（5~16）d。所有患者均获得完整直肠系膜，无远切缘阳性病例，1例（2.0%）患者出现环周切缘阳性。12例（23.5%）患者行预防性回肠造口，1例（2.0%）患者发生吻合口狭窄，予以人工扩肛处理后痊愈。有3例（5.9%）患者发生需要手术干预的C级吻合口漏、均为男性，其中2例术中未行预防性造口，行二次手术予以回肠造口及吻合口修补后痊愈；有1例经肛门探查修补吻合口，予以抗感染对症处理后痊愈。1例（2.0%）出现肛周感染，给予抗感染及坐浴等局部对症处理后康复。无术后30 d内死亡病例。结论:经肛手工加固taTME术后低位吻合口是安全可行的。

目的:探讨含益生菌溶剂经回肠造口顺行灌肠对低位直肠癌行经括约肌间切除术(ISR)并回肠造口手术患者术后肛门及肠道功能的影响。方法: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结直肠肛门外科收治的85例因低位直肠癌行ISR并回肠造口手术患者临床资料和随访信息，其中未灌肠组60例，含益生菌溶剂顺行灌肠组25例，比较两组患者基线资料与临床指标，通过问卷量表，直肠肛门测压，肠镜等评估患者术后肛门及肠道功能等情况。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 χ2检验或连续校正的 χ2检验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结果:含益生菌溶剂顺行灌肠组在造口还纳术后1、3、6个月Wexner失禁评分、低位前切除综合征评分(LARS)、6个月梅奥内镜评分(MES)、还纳术后首次排气、排便时间、并发症发生率低于非灌肠组[(11.60±1.97)分比(13.23±3.47)分、(9.40±2.50)分比(11.17±3.65)分、(7.08±1.75)分比(9.38±2.58)分， t＝2.730、2.207、4.757， P<0.05， Z＝－2.145、－2.519、－2.165， P<0.05； Z＝－3.332， P<0.05；(36.12±13.56) h比(57.67±16.60) h、(41.88±16.06) h比(60.15±16.64) h、8%(2/25)比31.7%(19/60)， t＝5.735、4.657， χ2＝4.117， P<0.05]，在还纳术后1、3、6个月大便失禁生活质量评分(FIQL)高于非灌肠组，Lifestyle/生活方式[(1.69±0.20)分比(1.36±0.21)分、(2.06±0.22)分比(1.77±0.24)分、(2.34±0.25)分比(2.01±0.31)分， t＝－6.498、－5.317、－4.744， P<0.05]、Coping/心理应对[(1.67±0.26)分比(1.49±0.27)分、(1.90±0.35)分比(1.73±0.33)分、(2.38±0.35)分比(2.15±0.37)分， t＝－2.715、－2.056、－2.585， P<0.05]、Depression/抑郁[(2.19±0.34)分比(1.81±0.31)分、(2.37±0.47)分比(2.04±0.50)分、(3.09±0.36)分比(2.76±0.64)分， t＝－5.048、－2.827、－2.902， P<0.05]、Embarrassment/社交窘迫[(2.15±0.66)分比(1.76±0.55)分、(2.31±0.75)分比(1.95±0.64)分、(2.61±0.76)分比(2.22±0.67)分， t＝－2.788、－2.264、－2.284， P<0.05]，两组在还纳术后3、6个月肛管静息压(ARP)、肛管最大收缩压(MSP)、直肠最大容积(MTV)、直肠顺应性(R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07±6.17) mmHg比(26.54±4.34) mmHg、(33.46±6.22) mmHg比(29.33±4.70) mmHg，(97.13±8.23) mmHg比(90.84±12.07) mmHg、(105.63±8.12) mmHg比(100.67±13.09) mmHg，(56.50±6.39) ml比(59.50±8.01) ml、(62.30±6.48) ml比(63.30±7.90) ml，(5.72±1.27) ml/mmHg比(5.65±1.15) ml/mmHg、(8.20±1.52) ml/mmHg比(7.81±1.54) ml/mmHg， t＝－1.478、－1.675、－1.361、－1.018、0.925、0.309、－0.128、－0.568， P>0.05]。 结论:通过含益生菌溶剂经回肠造口顺行灌肠可以一定程度改善ISR患者术后肠道功能及排便症状，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加快患者术后肠道恢复情况。

目的:探讨病变肠管切除手术对比转流性肠造口手术治疗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RLRI）晚期并发症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从PubMed、Embase、Scopus、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有关病变肠管切除手术与转流性肠造口手术治疗RLRI严重并发症比较的研究。中文检索词为："放射性肠损伤、放射性肠炎、手术"。英文检索词为："Radiation-induced intestinal injury、Bowel injury from radiation、Radiation Proctitis、Surgery、Colostomy"。文献纳入标准：（1）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有关病变肠管切除手术与转流性肠造口手术对RLRI合并晚期严重并发症患者术后影响的试验设计、有对照组或临床描述性研究文献；（2）各文献中研究开展的年代清晰；（3）研究对象为术前诊断为RLRI合并顽固性出血、狭窄、梗阻、瘘、穿孔等晚期并发症患者；（4）病变肠管切除手术包括：Hartmann、Dixon、Bacon、Parks。转流性肠造口手术包括：回肠造口、结肠造口；（5）若同一机构或作者发表的研究开展时间相同的文献，选择其中研究样本量最大的一篇，但如果研究开展的时间不同（即研究对象不同）则可以都入选；（6）预后观察指标中至少包括症状改善情况、并发症、病死率、关瘘率中的一种。关瘘率的定义为病变肠管切除手术及转流性肠造口手术患者术后分别成功实施肠造口关闭的比率。其中，率的计算采用直接计算法或可以转化为直接计算法。排除标准：（1）无对照组的单臂研究；（2）研究对象包括首次手术非病变肠管切除或造口手术的患者；（3）有远处转移的晚期患者；（4）统计学处理方法不合理；（5）资料不完整，如研究中缺少预后观察指标。按以上标准筛选文献后，提取资料和质量评价，采用Review Manager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采用敏感性分析对研究结果的稳定性进行检验，采用漏斗图进行发表偏倚的分析。结果:纳入文献11篇，均为回顾性研究，共计426例RLRI晚期并发症患者，其中病变肠管切除手术组174例，转流性肠造口手术组252例。与转流性肠造口手术组相比，虽然病变肠管切除手术组并发症发生率更高（35.1%比15.9%，OR=2.67，95% CI：1.58~4.53， P<0.001），但在缓解术后症状（缓解率：94.2%比64.1%，OR=6.19，95% CI：2.47~15.52， P<0.001）和术后关闭瘘口（关瘘率：62.8%比5.1%，OR=15.17，95% CI：1.21~189.74， P=0.030）方面更具优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术后病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1%比18.8%，OR=0.74，95% CI：0.21~2.59， P=0.640）。敏感性分析显示，两组患者在术后并发症、病死率、症状改善率以及关瘘率方面与未排除前的Meta分析结果进行比较，未发生大的变化，结果较为稳健可信。漏斗图分析提示发表偏倚较小。 结论:RLRI晚期并发症患者行病变肠管切除手术并发症发生风险高，术后病死率与转流性肠造口手术相当，但前者在术后症状改善及关瘘率方面优于转流性肠造口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