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化学遗传学技术构建胰升糖素样肽1(GLP-1)神经元可控性模型大鼠，并观察GLP-1神经元兴奋性的变化对食欲的调控作用。方法:将15只大鼠分为绿色荧光蛋白(GFP)组、HM3D组和HM4D组，每组5只。分别在3组大鼠的孤束核区域注射不同组合的腺相关病毒(rAAV)，GFP组在孤束核区域注射rAAV-GLP-1-cre和rAAV-GFP-dio；HM3D组在孤束核区域注射rAAV-GLP-1-cre和rAAV-HM3D-mCherry-dio；HM4D组在孤束核区域注射rAAV-GLP-1-cre和rAAV-HM4D-mCherry-dio。通过观察腹腔注射不同剂量N-氧化氯氮平(CNO)后大鼠的摄食行为和体重变化来筛选其最佳剂量。通过与腹腔注射生理盐水进行比较来确认GLP-1神经元的可调控性。观察大鼠处死前30 min注射CNO后大鼠孤束核区域GLP-1神经元的激活数量及下丘脑POMC神经元的表达。结果:各组大鼠孤束核区域内GLP-1神经元均成功被标记，CNO注射剂量为1mg/kg时，HM3D组大鼠摄食减少( P＝0.021)，而HM4D组大鼠摄食增加( P＝0.002)。而注射剂量为0.5 mg/kg和3 mg/kg时均未出现此效应。免疫荧光结果显示，HM3D组孤束核中GLP-1神经元的兴奋性高于GFP组( P＝0.022)，GFP组高于HM4D组( P＝0.049)。腹腔注射CNO后HM3D组大鼠孤束核区域内的GLP-1神经元及下丘脑的POMC神经元表达也高于HM4D组( P＝0.003)。 结论:通过化学遗传学技术在大鼠孤束核内注射不同组合的rAAV能够成功建立GLP-1神经元可控性模型大鼠。1 mg/kg的CNO剂量能够有效激活或抑制该神经元，从而产生调控食欲的效应。

目的:了解广州地区腹泻患儿感染非伤寒沙门菌(NTS)的流行病学特征和临床表现，为我国儿童NTS感染的防治提供依据。方法:2019年1月至12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3个院区利用分层抽样收集腹泻患儿粪便标本570份，非腹泻儿童粪便标本296份，通过细菌培养，挑取相应菌落使用沙门菌诊断血清进行初步血清诊断，再用系统生化法进行确诊，同时使用结构化问卷收集研究对象基本信息。结果:腹泻患儿组NTS检出率为6.67%(38/570例，95% CI：4.90%～9.02%)，非腹泻儿童组NTS检出率为1.01%(3/296例，95% CI：0.34%～2.93%)，2组NTS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805， P<0.05； OR＝6.976，95% CI：2.135～22.796)；男、女腹泻患儿NTS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395， P>0.05； OR＝1.254，95% CI：0.619～2.541)；NTS检出率在<2岁儿童中为5.30%(22/416例，95% CI：3.52%～7.88%)，在>2岁儿童组中为10.40%(16/154例，95% CI：6.50%～15.21%)，2组NTS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700， P<0.05； OR＝2.076，95% CI：1.060～4.068)；NTS检出率在门诊腹泻患儿中为5.40%(25/460例，95% CI：3.70%～7.89%)，在住院腹泻患儿中为11.80%(13/110例，95% CI：7.04 %～19.18%)，2组NTS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813， P<0.05； OR＝2.332，95% CI：1.152～4.721)；NTS腹泻患儿检出率在春季为4.60%(10/217例，95% CI：2.52%～8.28%)，在夏季为8.50%(12/141例，95% CI：4.93%～14.29%)，在秋季为9.60%(15/144例，95% CI：6.41%～16.48%)，在冬季为1.50%(1/168例，95% CI：0.11%～3.30%)，不同季节NTS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9.404， P<0.05)。NTS检出阳性与阴性的患儿临床出现发热、呕吐、腹痛、血便和糊状便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NTS分型以肠炎沙门菌为主，其次为鼠伤寒沙门菌。 结论:NTS是广州地区引起儿童腹泻的重要细菌性病原体之一，男女感染率无差异，2岁以上儿童多发，秋季高发，容易出现发热、呕吐、腹痛、血便和糊状便的临床表现。NTS分型以肠炎沙门菌为主，其次为鼠伤寒沙门菌。实验室检测可为NTS相关腹泻的诊治提供参考。

转运RNA(tRNA)是将信使RNA(mRNA)翻译成蛋白质的关键分子，研究表明它还是一些非编码小RNA的前体RNA。近年来，人们发现在细菌、真菌、植物和动物中存在一些长约16～60 nts的非编码RNA(ncRNA)，它们是由tRNA精确剪切而来的片段(tRF)，并非是随机降解的产物。目前人们对这类小分子RNA的认识还很有限，近年的研究表明tRF在各种疾病中具有重要的功能。本文针对tRF的分类、修饰及其在各种疾病中的作用及机制等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那不勒斯预后评分（NPS）在可切除SiewertⅡ~Ⅲ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治疗前应用的临床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胃部肿瘤科收治的可切除SiewertⅡ~Ⅲ型AEG患者病例资料等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根据术前白蛋白浓度、总胆固醇水平、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计算NPS，并分为NPS-0（0分）、NPS-1（1和2分）和NPS-2（3和4分）。采用Kaplan-Meier进行不同NPS评分组间无病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描述，使用log-rank检验进行组间比较，Cox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生存分析，并采用时间依赖性ROC（t-ROC）曲线比较NPS、全身炎性反应评分（SIS）、营养控制状态（CONUT）和预后营养指数（PNI）4个常用的炎性反应-营养评价系统与预后的关系。结果:共纳入221例AEG患者，中位年龄63.0（36.0~87.0）岁；男性190例（86.0%），女性31例（14.0%）。根据pTNM分期，Ⅰ期47例（21.3%）、Ⅱ期为68例（30.8%）、Ⅲ期为106例（48.0%）。SiewertⅡ型147例（66.5%）、Ⅲ型74例（33.5%）。NPS-0组45例（20.4%）、NPS-1组142例（64.2%）和NPS-2组34例（15.4%）。NPS评分高与患者年龄偏大（χ2=5.056， P=0.027）和TNM分期偏晚（ H=5.204， P<0.001）有关。中位随访39（6~105）个月，16例（7.2%）失访。NPS-0组、NPS-1组与NPS-2组中位OS分别为78.4、63.1和37.0个月，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21）。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影响SiewertⅡ~Ⅲ型AEG患者OS的因素包括TNM分期（Ⅱ期：HR=2.182，95%CI：1.227~3.878， P=0.008；Ⅲ期：HR=3.534，95%CI：1.380~6.654， P<0.001）、肿瘤分化程度（G3：HR=1.995，95%CI：1.141~3.488， P=0.015）、血管侵犯（HR=2.172，95%CI：1.403~3.363， P<0.001）、辅助化疗（HR=0.326，95%CI：0.200~0.531， P<0.001）、PS（NPS-1：HR=2.331，95%CI：1.371~3.964， P=0.002；NPS-2：HR=2.494，95%CI：1.165~5.341， P=0.019）、SIS（NPS-1：HR=2.170，95%CI：1.244~3.784， P=0.006；NPS-2：HR=2.291，95%CI：1.052~4.986， P=0.037）和CONUT（HR=1.597，95%CI：1.187~2.149， P=0.038）。NPS-0组、NPS-1组与NPS-2组间中位DFS分别为68.6、52.5和28.3个月，组间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9）。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影响SiewertⅡ~Ⅲ型AEG患者DFS的因素包括：TNM分期（Ⅱ期：HR=2.789，95%CI：1.210~6.428， P=0.016；Ⅲ期：HR=10.721，95%CI：4.709~24.411， P<0.001）、辅助化疗（HR=0.640，95%CI：0.432~0.946， P=0.025）和NPS（NPS-1：HR=1.703，95%CI：1.043~2.782， P=0.033；NPS-2：HR=3.124，95%CI：1.722~5.666， P<0.001）。t-ROC分析显示：与SIS、CONUT和PNI等评分系统相比，NPS在预测SiewertⅡ~Ⅲ型AEG患者OS及DFS方面均更准确。 结论:NPS与年龄和TNM分期相关，是可切除SiewertⅡ~Ⅲ型AEG的独立预后因素，且在预测生存方面价值优于SIS、CONUT和PNI等评分系统。

通过回顾性研究分析，探究非伤寒沙门菌（NTS）对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性及耐药机制。以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2020年5月至2021年2月临床标本中分离的105株NTS为研究对象，采用VITEK2 Compact全自动鉴定药敏分析系统和血清学实验对菌株进行鉴定；用琼脂稀释法检测菌株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和萘啶酸的敏感性；对105株NTS 进行全基因组测序，采用Abricate等软件分析菌株的耐药相关基因，包括质粒介导的喹诺酮耐药基因（PMQR）和喹诺酮耐药决定区（QRDR）；采用SISTR和MLST分析血清型和ST型，并构建系统发育树。结果显示，分离的NTS主要为ST34鼠伤寒沙门菌（53.3%）。药敏结果显示NTS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和萘啶酸的耐药率分别为30.4%、1.9%和22.0%，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的中介率为27.6%、54.2%；62株喹诺酮类非敏感株中共有46株（74.2%）携带PMQR基因，主要为 qnrS1（80.4%），其次为 aac（ 6′） -Ib-cr（15.2%）；QRDR突变分析共有14株和8株NTS分别存在 gyrA和 parC基因突变， gyrA均为第87位氨基酸位点突变，分别为Asp87Tyr、Asp87Asn、Asp87Gly， parC检出Thr57Ser突变。综上，本研究发现，NTS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性相对较高，携带 qnrS1基因主要导致NTS对环丙沙星和左氧氟沙星的敏感性下降，发生 gyrA：87位点突变主要导致NTS对萘啶酸耐药；同时携带多种PMQR和存在QRDR突变，可导致NTS对3种喹诺酮类药物耐药。鼠伤寒沙门菌在临床分离株中存在克隆传播现象，需进一步加强流行病学的监测。

目的:探讨改良贯穿缝合T管在腹腔镜胆道手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22年1—12月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收治的15例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行腹腔镜胆道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8例，女7例；年龄为（49±14）岁。15例患者中，8例行腹腔镜胆囊切除+胆总管探查取石+常规T管引流术，设为常规组；7例行腹腔镜胆囊切除+胆总管探查取石+改良贯穿缝合T管引流术，设为改良组。观察指标：（1）术中和术后情况。（2）随访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1）术中和术后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生命体征平稳，无不适症状。常规组和改良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2）随访情况。两组患者均完成术后30 d门诊随访。常规组和改良组患者窦道壁厚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常规组8例患者中，2例术后30 d行T管造影检查确认无结石残留后拔除T管，其中1例发生胆瘘，重新留置引流管；6例延长T管留置时间至术后6周，行T管造影检查确认无结石残留后拔除T管，均无胆瘘发生。改良组7例患者中，2例术后30 d行T管造影检查发现胆总管结石残留，拔除T管后行经皮胆道镜取石，窦道壁形成良好，取石顺利；5例行T管造影检查确认无结石残留后拔除T管，均无胆瘘发生。 结论:改良贯穿缝合T管可用于腹腔镜胆道手术。

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DAC)的诊断和分期主要依据CT、MRI和内窥镜超声，但这些成像技术对肝、腹膜和其他远处微小转移灶的检出率低 [1]。肽受体核素靶向诊断是实现病灶精准定位的新技术，本课题组前期基于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neoplasm, pNET)高表达的生长抑素受体，用 68Ga标记生长抑素类似物成功实现对pNET病灶的精准定位和肿瘤分期 [2]。近年来，神经降压素(neurotensin, NTS)及其高亲和力NTS受体1(NTS receptor 1, NTSR1)被报道与多种恶性肿瘤的生长和侵袭密切相关 [3]。NTSR1已被证实在75%~90%的PDAC中异常高表达，在正常胰腺不表达，在胰腺炎和pNET中表达较低，有望成为PDAC的理想靶标 [4]。NT-20.3是新型NTS类似物，对NTSR1亲和力高 [5]。本研究制备了 68Ga-1，4，7，10-四氮杂环十二烷-1，4，7，10-四乙酸(1，4，7，10-tetraazacyclododecane-1，4，7，10-tetraacetic acid, DOTA)-NT-20.3，考察其稳定性和药代动力学特性，经microPET/CT显像评价其对NTSR1(+)荷人胰腺癌裸鼠肿瘤的靶向性，为后续PDAC靶向诊疗一体化研究奠定基础。

目的:探讨肿瘤科护士职业认同感、护理缺失对护士团队合作的影响及护士参与加速康复外科（ERAS）程度是否对护士团队合作具有调节作用。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11—12月选取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34个外科病区的587名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职业认同感量表（OIS）、肿瘤科护理缺失量表、护士团队合作量表（NTS）对其进行调查。本研究共发放问卷587份，回收有效问卷583份，有效回收率为99.32%（583/587）。结果:583名肿瘤科护士NTS、OIS、护理缺失量表得分分别为（126.86±15.62）、（123.26±22.67）、（121.24±52.79）分。肿瘤科护士NTS总分与OIS总分、护理缺失量表总分均呈正相关（ P<0.01）。护理缺失在职业认同感与团队领导、信任与支持、团队心智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成立，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 结论:肿瘤科护士职业认同感直接正向影响护士团队合作中的团队领导、信任与支持、团队心智，护理缺失具有中介效应。护理人员参与ERAS的程度对护士团队合作具有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奥沙利铂诱导化疗引起的周围神经病理性疼痛（CIPNP）的分子机制。方法:SPF级SD雄性大鼠16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奥沙利铂实验组（5.0%葡萄糖溶液中溶解2.4 mg/kg奥沙利铂， n=8）和对照组（等体积5%的葡萄糖溶液， n=8）。通过奥沙利铂连续给药建立大鼠CIPNP模型，测定并比较两组大鼠机械性痛觉、热痛觉过敏、冷痛觉过敏等疼痛行为学指标。采用RNA测序技术对大鼠背根神经节（DRG）基因转录组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奥沙利铂诱导CIPNP的分子机制。 结果:实验组大鼠在第7天开始出现机械痛觉异常和冷热痛觉过敏，在第14天达到最强。通过转录组测序，共定量到20 152个基因，以组间差异倍数绝对值≥2和 P<0.05的标准筛选到379个差异表达基因（DEG）；其中Npy、Car3、Cdkn1a、Nts、Prc1、Ms4a7和Ecel1 7个基因为外周神经损伤疼痛相关基因。通过基因本体论功能分析，奥沙利铂诱导的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参与氧运输、细胞分裂、中间体、着丝粒、氧转运蛋白活性、氧结合等功能。通过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信号通路（KEGG）分析，奥沙利铂诱导的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参与疟疾、非洲锥虫病、原发性免疫缺陷、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信号通路（PPAR）等。 结论:奥沙利铂可能通过诱导疼痛相关基因以及相关信号通路引起外周神经性疼痛。

目的:探讨纳米孔靶向测序技术(NTS)检测复杂性尿路感染病原菌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7月至2021年6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326例复杂性尿路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24例，女102例。年龄(56.88±14.58)岁。收集抗感染治疗前同一时间尿液样本分别行NTS及尿培养检测，记录检测所耗时间和检测结果。采用 χ2检验、 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两种检测方法病原菌检出率、检测所耗时间及检出菌种数量的差异。 结果:326例中NTS和尿培养分别检出尿路微生物221例(67.80%)和78例(23.93%)，NTS尿路微生物检出率显著高于尿培养( χ2＝130.25， P<0.01)。NTS和尿培养分别检出病原菌177例(54.29%)和76例(23.31%)，NTS病原菌检出率显著高于尿培养(χ 2＝38.95， P<0.01)。221例中NTS检出1种尿路微生物106例，2种68例，≥3种47例；78例中尿培养检出1种尿路微生物73例，2种5例；NTS检出尿液微生物种类明显多于尿培养( Z＝11.49， P<0.01)。NTS检出1种病原菌114例，2种48例，≥3种15例；尿培养检出1种病原菌71例，2种5例；NTS检出病原菌种类明显多于尿培养(Z＝9.67， P<0.01)。NTS检出尿路微生物的种类显著多于尿培养( Z＝11.49， P<0.01)，其中病原菌种类亦显著多于尿培养( Z＝9.67， P<0.01)。NTS与尿培养检测时长分别为(24.29±2.65)h与(49.28±11.30)h，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39.48， P<0.01)。135例(41.41%)NTS与尿培养结果完全一致；150例(46.01%)NTS提示尿培养未检出的尿路微生物，其中112例(34.36%)为病原菌；27例(8.28%)NTS除检出尿培养提示的病原菌外，还检出更多病原菌。6例(1.84%)治疗后复查NTS可见首要病原菌reads数量值下降，出现定植菌或条件致病菌生长。5例(1.53%)复查尿培养结果验证了入院时NTS检测结果，其中2例(0.61%)入院时NTS可以覆盖后续多次尿培养病原菌。 结论:NTS检测尿路感染病原菌具有快速、灵敏、全面的优势，在尿培养结果尚未报告甚至阴性时，NTS具备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可作为尿培养的有效补充，有利于对患者病情的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