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驱动基因和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双阴性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3年6月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治疗的61例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情况，将患者分为一线和非一线双免疫治疗组。每月随访1次，随访截至2023年10月1日。应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评价疗效，不良反应评价参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制定的通用不良反应术语标准。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一线和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PFS的影响因素。结果:61例NSCLC患者中，男49例（80.3%）；年龄23~88（65.3±7.4）岁；TNM分期为ⅢC期14例（23.0%），Ⅳ期47例（77.0%）；非一线治疗40例（65.6%）。客观缓解率为24.6%（15/61），疾病控制率为52.5%（32/61）。61例患者均获得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17.8个月，中位PFS为6.0个月（95% CI：5.5~6.4个月），中位OS为17.0个月（95% CI：14.8~19.2个月）。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的中位PFS长于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7.0个月（95% CI：6.0~7.9个月）比4.0个月（95% CI：3.3~4.6个月）， P<0.001］；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中位OS长于非一线双免疫治疗患者［19.0个月（95% CI：18.1~19.9个月）比13.0个月（95% CI：10.8~15.1个月）， P<0.001］。多因素Cox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肿瘤远处转移（ HR=1.414，95% CI：1.253~1.725）、非一线双免疫疗法（ HR=1.412，95% CI：1.184~1.652）、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 HR=1.328，95% CI：1.151~1.546）是P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 HR=0.917，95% CI：0.823~0.984）是PFS的保护因素。发生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41例（67.2%），其中3~4级不良反应21例（32.8%），停药8例（13.1%），无死亡病例。 结论: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双免疫疗法可作为晚期驱动基因和PD-L1双阴性NSCLC患者的治疗选择。肿瘤远处转移、非一线双免疗法、肿瘤突变负荷<10 mut/Mb是影响患者PFS的危险因素，非鳞癌是影响患者PFS的保护因素。

1例53岁女性患者于肝内胆管癌术后20个月给予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140 mg静脉滴注、1次/d，第1、20天。第2次应用该药后第3天，患者出现双下肢乏力；第14天乏力加重，出现视物模糊、上眼睑下垂、胸闷气促伴心悸；第24天出现胡言乱语，发展为呼之不应。给予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及对症支持治疗后患者神志恢复。诊断为药源性重症肌无力危象，合并心力衰竭、呼吸衰竭。给予激素、人免疫球蛋白治疗19 d后，患者眼睑下垂、心悸症状明显好转，但呼吸衰竭无明显好转，无法脱机自主呼吸。

1例65岁男性患者因胃癌根治术后肿瘤复发接受免疫治疗联合靶向治疗（纳武利尤单抗360 mg静脉滴注、第1天，安罗替尼12 mg口服、1次/d，第1天至第14天；21 d为1个周期）。治疗第7个周期时发生甲状腺功能减退和手足综合征，停用安罗替尼，予左甲状腺素钠50 μg口服、1次/d。纳武利尤单抗治疗第9个周期，患者出现不明原因乏力，实验室检查示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8:00）19.5 ng/L、皮质醇（8:00）191 nmol/L、促甲状腺激素19.3 mU/L、游离甲状腺素11.5 pmol/L。将左甲状腺素钠加量至100 μg口服、1次/d。此后患者ACTH和皮质醇水平继续下降，考虑为纳武利尤单抗所致的免疫相关性垂体炎。停用纳武利尤单抗，给予皮质醇替代治疗11 d后，患者乏力症状减轻。1年随访结果示患者皮质醇逐渐恢复，但ACTH仍<1.5 ng/L，提示纳武利尤单抗对本例患者的垂体损伤不可逆。

目的: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治疗对于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受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对浙江树人大学树兰国际医学院附属树兰(杭州)医院2015年9月至2018年6月收治的使用ICI治疗的6例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受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评估PD-1/PD-L1抑制剂治疗后，移植物排斥反应的发生情况及总体有效率、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等临床结果。结果:6例受者中，使用纳武利尤单抗(Nivolumab)者4例，度伐利尤单抗(Durvalumab)者2例；中位疗程为8.3个(2~31)个周期。疾病稳定3例，疾病进展3例。疾病稳定3例的无进展生存期分别为1.5、16.2、18.0个月，复发后中位生存期为19.75个(10.8~37.8)个月。出现急性排斥反应1例，排斥反应发生的时间为应用PD-1抑制剂后第28天，受者接受了大剂量糖皮质激素与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冲击治疗，但最终还是因急性排斥反应导致的肝功能衰竭而死亡。结论:ICI可以作为肝癌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的挽救性治疗手段之一，但也可能诱发严重的急性排斥反应，应在密切监测肝功能的情况下谨慎使用。

Objective::Well-defined germ-line mutations in the PTCH1 gene are associated with syndromic multiple basal cell carcinomas (BCCs). Here, we used whole exome sequencing (WES) to identify the role of patched-1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unusually large BCCs. Methods::A 72-year old patient presenting with numerous BCCs progressing to large ulcerating lesions was enrolled. WES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pathogenic gene locus.Results::Genetic work-up by WES identified a homozygous PTCH1 nonsense mutation in the tumor tissue but not present in her blood cells or in non-lesional skin. In addition, heterozygous missense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three cancer-associated genes ( EPHB2, RET, and GALNT12) in blood cells as well as in lesional and non-lesional skin. We also tested systemic immune therapy as a potentially beneficial approach to treat patients with numerous large BCCs on scatted areas of involvement. A rapid and sustained response to nivolumab was noted, suggesting that it is an efficacious drug for long-term therapeutic outcome. Conclusion::PTCH1, EPHB2, RET, and GALNT12 may potentially contribute to the synergistic oncogene driven 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manifesting as multiple, unusually large BCCs.

胆道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升高，对于晚期或不可切除的患者，全身治疗是最主要的治疗手段。吉西他滨联合顺铂仍是晚期一线标准化疗方案，同时吉西他滨联合替吉奥、吉西他滨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亦是一线治疗可选择的方案。研究证实免疫治疗作为后线治疗生存获益优势明显，其中纳武单抗疾病控制率达61%，且中位总生存期超过1年。此外，针对FGFR2、IDH1/2、HER-2等胆道肿瘤主要驱动基因的靶向药物也表现出了良好的抗肿瘤活性，成为晚期胆道肿瘤治疗的研究热点。对晚期胆道肿瘤系统化疗、免疫治疗及分子靶向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可为临床实践提供帮助。

目的:分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致糖尿病的风险。方法: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2004年第1季度至2021年第2季度收录的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致糖尿病[包括暴发性1型糖尿病（FT1DM)、1型糖尿病（T1DM)、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不良事件（AE）报告，采用比例报告比值比（ PRR）法评价4种药物与FT1DM、T1DM、DKA间的相关性。AE报告数≥3、 PRR≥2且 χ2≥4的AE被判定为与药物有统计学相关性， PRR越大，AE与药物的相关性越强，风险信号越强。 结果:收集到的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相关糖尿病AE报告分别为53、386、957和72例，共1 468例。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与FT1DM相关性的 PRR分别为21.97（ χ2=40.71)、71.50（ χ2=3 531.21)、294.30（ χ2=43 915.75）和33.58（ χ2=279.70）；与T1DM相关性的 PRR分别为12.12（ χ2=162.08)、21.04（ χ2=3 391.17）、20.99（ χ2=5 816.11）和9.71（ χ2=224.81）；与DKA相关性的 PRR分别为6.93（ χ2=161.26)、4.78（ χ2=426.52）、6.82（ χ2=1 797.15）和3.04（ χ2=41.84）。4种药物与目标AE均有统计学相关性，致目标AE的风险信号强度均为FT1DM>T1DM>DKA；致FT1DM的风险信号强度为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致T1DM的风险信号强度为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度伐利尤单抗>阿替利珠单抗；致DKA的风险信号强度为度伐利尤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 结论: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均可导致糖尿病，以致FT1DM的风险信号最强，T1DM次之，DKA较弱。

本文报道1例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抑制剂导致的多发内分泌腺体功能减退病例。患者男性51岁，因非小细胞肺癌术后PET-CT检查，发现隆突下肿大淋巴结考虑转移，接受PD-1抑制剂治疗共14个周期，治疗过程中出现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1型糖尿病，停用PD-1抑制剂后5个月出现乏力、出汗、低血糖，化验提示垂体前叶功能减退[继发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生长激素(GH)/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减低]，给予泼尼松龙替代治疗后症状缓解。本例为国内报道的首例PD-1抑制剂导致的多发内分泌腺病病例，特别是停药后患者甲状腺功能减退、1型糖尿病无明显改善而垂体前叶功能减退进一步加重，提示接受PD-1抑制剂治疗的患者，治疗过程中及停药后均需注意监测甲状腺、垂体、胰腺、肾上腺等内分泌腺功能指标变化，以便及时发现并正确采取医疗措施避免漏诊误治，改善预后。

本文结合过去10年最新的临床研究证据，对5类常见的胸膜疾病的治疗做一个简要的概括。（1）对于无症状的恶性胸腔积液（MPE），无须胸腔穿刺（胸穿）排液。对于出现症状的MPE，尝试一次胸穿大量排液以确定大量排液之后能否缓解呼吸困难或是否存在肺膨胀不全；只要大量排液能缓解气急症状，应以埋管引流和（或）胸膜固定术作为一线治疗手段。如果患者存在肺膨胀不全、胸膜固定术失败或积液出现分隔，则只能行埋管引流，胸膜固定术不再有价值。（2）基于肺结核的临床试验结果，结核性胸膜炎的抗结核治疗方案如下：初治结核病6个月的治疗方案应当包括2个月的异烟肼、利福平和吡嗪酰胺联合治疗；巩固期为异烟肼和利福平联合治疗4个月。（3）联合胸腔内注入纤溶剂/脱氧核糖核酸酶可作为胸腔感染的初治用药，或作为外科手术后的后续治疗方案。推荐使用剂量为：组织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10 mg/次，每天2次；脱氧核糖核酸酶5 mg/次，每天2次。（4）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在处置首发的自发性气胸即使是中大量的气胸时，也宜采取更加审慎、更加保守的态度，无需急于排气。（5）与目前用于治疗恶性胸膜间皮瘤的标准化疗方案相比较，联合应用纳武利尤单抗和易普利姆玛的免疫治疗能够大大地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和提高存活率，提示免疫治疗完全可以成为不可手术切除的恶性胸膜间皮瘤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

1例64岁男性胃腺癌患者接受奥沙利铂（250 mg静脉滴注、第1天）和替吉奥（60 mg口服、2次/d、第1~14天）方案化疗（21 d为1个治疗周期），1个月后，联合纳武利尤单抗免疫治疗（240 mg静脉滴注、第1天，14 d为1个周期）。纳武利尤单抗第4个周期给药后第2天（首次用药后第44天），患者出现腹泻，呈水样便，3~4次/d，伴轻度腹痛；3 d后腹泻加重，呈暗红色血便，覆脓苔，最多达10次/d，伴明显腹痛。根据肠镜及组织学检查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初发型、全结肠、活动期、重度），考虑为纳武利尤单抗所致3级免疫相关性结肠炎。暂停化疗及免疫治疗，给予糖皮质激素、奥曲肽治疗，患者腹痛、腹泻症状逐渐好转。纳武利尤单抗停药后第45天，患者再次接受奥沙利铂+替吉奥化疗，未再出现肠炎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