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SIRT1）的氧连乙酰葡萄糖胺（O-GlcNAc）糖基化修饰介导的核因子（NF）-κB信号通路对心肌细胞损伤的调节作用。方法:为了分析O-GlcNAc糖基转移酶（OGT）对SIRT1功能的影响，将H9c2细胞分为正常葡萄糖（NG）组、高糖（HG，30 mmol/L）组、HG+对照小干扰RNA（HG+siNC）组、HG+OGT siRNA（HG+siOGT）组、HG+对照质粒（HG+vector）组、HG+OGT过表达质粒（HG+OGT）组，每组6个复孔。为了分析O-GlcNAc糖基化对SIRT1蛋白功能的影响，将H9c2细胞分为NG组、HG组、HG+二甲基亚砜（HG+DMSO）组、HG+OGT抑制剂（HG+Ac-5SGlcNAc）组和HG+OGA抑制剂（HG+NButGT）组，每组6个复孔。为了分析O-GlcNAc修饰位点突变对SIRT1功能的影响，将H9c2细胞分为NG组、HG组、HG+Vector组、HG+SIRT1 WT组和HG+SIRT1 S549A组，每组6个复孔。采用Western blotting检测细胞中SIRT1蛋白表达和O-GlcNAc糖基化修饰水平，以及NF-κB信号通路表达水平，使用2′，7′-二氯荧光素和脱氧核糖核苷酸末端转移酶介导的缺口末端标记法（TUNEL）检测试剂盒检测细胞活性氧（ROS）和凋亡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细胞培养上清中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IL）-6、IL-1β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两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与NG组相比，HG组H9c2细胞中SIRT1蛋白降低（ P<0.001），OGT的表达水平升高（ P<0.001），同时H9c2细胞ROS和凋亡水平增加（ P<0.05），NF-κB信号通路介导的炎症反应被激活（ P<0.05）；与HG+siNC组和HG+DMSO组比较，HG+siOGT组和HG+Ac-5SGlcNAc组H9c2细胞中SIRT1的O-GlcNAc修饰水平均降低（ P<0.001），细胞内ROS和凋亡水平降低（ P<0.05），NF-κB信号通路介导的炎症反应被抑制（ P<0.05）；与HG+Vector组和HG+DMSO组比较，HG+OGT组和HG+NButGT组H9c2细胞中SIRT1的O-GlcNAc修饰水平增加（ P<0.05），细胞ROS和凋亡水平增加（ P<0.05），NF-κB信号通路介导的炎症反应被激活（ P<0.05）。与HG+SIRT1 WT组比较，HG+SIRT1 S549A组中H9c2细胞增殖能力降低（ P<0.01），细胞ROS和凋亡水平均增加（ P<0.01），NF-κB信号通路水平增加（ P<0.001）。 结论:高浓度葡萄糖通过增加SIRT1蛋白的O-GlcNAc糖基化修饰水平，抑制SIRT1的蛋白水平和功能，并导致细胞内NF-κB信号通路的激活，增加高糖诱导的细胞炎症反应，促进心肌细胞损伤。

目的:探讨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对老年胶质母细胞瘤(GBM)治疗及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市环湖医院2012—2018年收治的65例新诊断的老年GBM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在术后接受了调强放疗，49例患者接受了替莫唑胺单药化疗。依据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分为MGMT(+)组和MGMT(-)组，比较两组生存情况。采用 Kaplan- Meier法生存分析并应用 log- rank法行单因素预后分析， Cox模型多因素预后分析。 结果:全组中位总生存期为18.0个月。MGMT(+)组、MGMT(-)组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27个、15.3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数目、MGMT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同步放化疗与预后相关( P＝0.029、 P＝0.001、 P<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数目、同步放化疗是影响老年GBM患者预后因素( P＝0.037、 P＝0.004)。MGMT(+)组中同步放化疗与单纯放疗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27.0个月和12.0个月( P＝0.040)；MGMT(-)组中同步放化疗与单纯放疗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分别为17.0个月和10.0个月( P＝0.122)。 结论: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与老年GBM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在常规分割放疗的基础上联合替莫唑胺同步及序贯化疗可能带来进一步生存获益。

目的:探讨复发胶质瘤的病理学特征及其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02年8月到2016年12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神经外科收治的54例复发胶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再次行肿瘤切除术治疗，术后行病理学检测，包括肿瘤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级、Ki-67指数、O 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MGMT)表达状态、异柠檬酸脱氢酶1( IDH1)状态；同时根据组织坏死程度、是否存在肿瘤细胞及肿瘤细胞活性情况进行病理学分型。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患者的总生存期(OS)。进一步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法判断影响复发胶质瘤患者OS的临床因素。 结果:54例患者的病理学检测结果，(1)WHO分级：Ⅱ级6例(11.1%)、Ⅲ级14例(25.9%)、Ⅳ级30例(55.6%)，另4例(7.4%)未见肿瘤细胞。与初次手术比较，32例患者(59.2%)的WHO分级无变化，7例(13.0%)降低，15例(27.8%)升高。(2)Ki-67指数：共32例两次均行相关检测，其中15例的Ki-67指数降低、14例升高，另3例无改变。(3) IDH1状态：共29例两次均行相关检测，其中9例为突变型，20例为野生型；两次检测均未发生变化。(4)MGMT表达状态：共8例两次均行相关检测，6例无变化，其中3例表达阳性、3例表达阴性；另2例结果改变，均为初次表达阳性，二次表达阴性。(5)病理学分型：4例为坏死型，20例为混合型，30例为活性型。54例患者的随访时间为(16.1±3.2)个月(1.3～160.3)个月。Kaplan-Meier法分析结果显示，54例患者的中位OS(范围)为14.4个月(9.2～19.5个月)。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复发肿瘤WHO分级高( HR＝2.80，95% CI：1.42～5.53， P<0.01)和术后未行放疗( HR＝4.05，95% CI：1.41～11.64， P＝0.01)是影响复发胶质瘤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初步提示复发胶质瘤再次手术后的组织病理学会发生变化；再次手术后WHO病理分级低和术后行放疗是复发胶质瘤患者预后较好的临床因素。

目的:分析S100钙结合蛋白A11(S100A11)在脑胶质瘤患者中的表达特征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CGGA)数据库中310例脑胶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和转录组测序结果。根据患者的病理学特征，评价S100A11在不同分组中的表达特征。同时选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RNA测序数据库中的611例脑胶质瘤患者对其进行验证。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判断S100A11表达量对脑胶质瘤患者生存期的影响。进一步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法评估S100A11表达量是否为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法获得与S100A11相关基因的生物学功能，以判断S100A11参与脑胶质瘤恶性进展的可能机制。结果:在CGGA数据库中，S100A11的表达量随肿瘤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级的升高而增加(Ⅱ、Ⅲ、Ⅳ级依次为：－0.78±0.69、－0.12±0.80、0.62±0.84， F＝96.250， P<0.001)；S100A11在间质型、异柠檬酸脱氢酶( IDH)野生型和O 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MGMT)启动子非甲基化型脑胶质瘤中的表达水平更高(均 P<0.001)；在2016年WHO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中，S100A11在 IDH野生型低级别胶质瘤和 IDH野生型胶质母细胞瘤中均具有较高的表达(均 P<0.001)。S100A11高表达者的总体生存率明显低于低表达者( P<0.05)。S100A11的上述表达特征在TCGA RNA测序数据库中得到相似的结果。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100A11高表达是影响脑胶质瘤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HR＝1.227，95% CI：0.963～1.538， P＝0.014)，可用于判断预后。S100A11可能与脑胶质瘤细胞的免疫反应、细胞外基质调控等生物学过程有关。 结论:S100A11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量与其恶性程度相关，可能通过影响肿瘤细胞的免疫反应参与脑胶质瘤的恶性进展；S100A11可能成为脑胶质瘤患者预后判断的指标及治疗靶点。

目的:分析H3K27变异型弥漫性中线胶质瘤（diffuse midline glioma，H3K27-altered，DMG）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及预后相关因素，并探讨神经营养原肌球蛋白受体激酶（neurotrophic tropomyosin receptor kinase，NTRK）作为DMG的治疗靶点的可行性。方法:收集2016年7月至2021年3月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诊断为DMG的病例样本232例，分析其临床、影像、病理、O 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MGMT）启动子甲基化比率、NTRK免疫表达、NTRK基因融合的特点，并对肿瘤发生年龄、部位、组织学分级、NTRK蛋白及基因改变、术后辅助治疗方式在预后方面的意义进行研究。 结果:232例病例（包含原发/复发病例8例，即共有224例患者，男性118例，女性106例），儿童组（≤18岁）98例，成人组（>18岁）126例。儿童组和成人组发病部位分别以脑干（59/98，60.2%）和丘脑（41/126，32.5%）最为多见。影像学上病变多呈现为T1低或等信号，T2高信号，增强信号变化较大，但多数肿瘤无明显增强信号。组织学分级包含2级（9/224，4.0%）、3级（41/224，18.3%）、4级（174/224，77.7%）。肿瘤细胞均弥漫表达H3K27M，而H3K27me3均表达丢失。MGMT启动子甲基化比率较低（1/45，2.2%）。Pan-TRK蛋白阳性率为79.0%（177/224），NTRK1融合阳性率10.0%（5/50）。儿童组和成人组的组织学分级、NTRK蛋白表达、NTRK基因融合比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随访患者159例，其中109例死亡（68.6%），总体生存时间1~55个月，中位生存期12个月。患者预后与年龄、部位、手术方式及术后辅助治疗相关（ P<0.05）。 结论:DMG患者临床预后凶险，成人组和儿童组DMG肿瘤的发病部位、预后存在差异。NTRK1基因融合在DMG中占比达10.0%，提示TRK抑制剂可以作为DMG治疗的一个新选择。

目的:通过检测DNA甲基转移酶1(DNMT1)和叉头蛋白转录因子O亚型(FOXO)3a在结肠癌患者血清中的水平，分析两者在结肠癌中的关系以及联合检测预测结肠癌发生的诊断效能。方法:选取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确诊并收治的结肠癌患者105例作为结肠癌组，65例同期经活检确诊的结肠息肉患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患者血清中DNMT1、FOXO3a水平；Pearson相关分析结肠癌患者血清中DNMT1、FOXO3a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对DNMT1、FOXO3a水平在结肠癌中的诊断价值进行评估。结果:对照组与结肠癌组患者血清中DNMT1水平分别为0.93±0.28和1.34±0.35，与对照组相比，结肠癌组患者中DNMT1水平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7.990， P<0.001)；两组患者血清中FOXO3a水平分别为1.04±0.39和0.69±0.18，与对照组相比，结肠癌组患者中FOXO3a水平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7.940， P<0.001)。DNMT1和FOXO3a的水平在结肠癌患者血清中呈负相关( r＝-0.687， P<0.001)。DNMT1预测结肠癌发生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843，敏感性为71.40%，特异性为90.80%；FOXO3a预测结肠癌发生的AUC为0.812，敏感性为88.60%，特异性为67.70%；二者联合预测结肠癌发生的AUC为0.859，敏感性为89.50%，特异性为92.30%；与FOXO3a单独检测相比，二者联合检测对结肠癌的预测价值更高( Z＝1.982， P＝0.047)。 结论:结肠癌患者血清中DNMT1水平升高，FOXO3a水平则降低，二者在结肠癌患者血清中呈负相关，二者联合检测能够有效提高结肠癌的诊断价值。

目的:探讨初发胶质母细胞瘤扩大切除与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前瞻性纳入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人民医院，河南大学医学院)神经外科自2014年1月至2017年1月接受手术治疗的初发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根据患者术前1周内、术后24 h内MRI T1增强序列及液体衰减反转恢复序列(FLAIR)影像获得术前强化肿瘤体积、强化肿瘤残余体积和FLAIR序列的肿瘤体积、FLAIR序列的肿瘤残余体积，计算肿瘤切除程度。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确定胶质母细胞瘤患者总生存期(OS)的影响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患者的生存曲线及Log-rank检验比较强化肿瘤全切除组和未全切除组、FLAIR序列的肿瘤全切除组和未全切除组患者的生存率。结果:最终纳入患者128例，强化肿瘤全切71例(55.5%)，其中FLAIR序列的肿瘤全切17例(13.3%)。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KPS)、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强化肿瘤残余体积、FLAIR序列的肿瘤残余体积、FLAIR序列的肿瘤切除程度是患者OS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强化肿瘤全切除组患者的生存率明显高于强化肿瘤未全切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强化肿瘤全切除患者中，FLAIR序列的肿瘤全切除组患者的生存率明显高于FLAIR序列的肿瘤未全切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MRI FLAIR序列显示的肿瘤残余是影响OS的一个重要因素，初发胶质母细胞瘤的扩大切除是必要的。

目的:评价七氟烷后处理减轻失血性休克复苏(HSR)小鼠认知功能障碍时甲基转移酶样3(METTL3)介导的N6-甲基腺苷(m6A)甲基化修饰与沉默信息调节因子1(SIRT1)的关系。方法:清洁级健康雄性C57BL/6小鼠40只，8～10周龄，体质量22～26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5组( n＝8)：假手术组(Sham组)、HSR组、七氟烷后处理＋HSR组(SP＋HSR组)、过表达METTL3基因rAAV＋七氟烷后处理＋HSR组(METTL3＋SP＋HSR组)和过表达METTL3基因rAAV阴性对照＋七氟烷后处理＋HSR组(NC＋SP＋HSR组)。经右颈总动脉在30 min内将小鼠体内总血容量40%的血液匀速抽出，1 h后在30 min内将抽出的血液原路回输，建立HSR模型。SP＋HSR组先HSR模型，在输血即刻吸入七氟烷(呼气末浓度2.4%)30 min。Sham组和HSR组于相应时点吸入70%O 2-30%CO 2混合气体30 min。METTL3＋SP＋HSR组和NC＋SP＋HSR组于造模前4周时向小鼠双侧海马注射相应病毒450 nl。于造模后72 h时，采用Morris水迷宫实验和新物体识别实验检测小鼠学习记忆能力。行为学实验结束后，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海马组织METTL3和SIRT1表达，采用qRT-PCR法检测海马组织SIRT1 mRNA表达，采用Dot blot法检测海马组织RNA m6A甲基化水平。 结果:与Sham组相比，HSR组第1～6天时逃避潜伏期延长，原平台象限停留时间缩短，穿越原平台位置次数减少，新物体识别指数降低，海马组织METTL3表达上调，RNA m6A甲基化水平升高，SIRT1及其mRNA表达下调( P<0.05)；与HSR组相比，SP＋HSR组第1～6天时逃避潜伏期缩短，原平台象限停留时间延长，穿越原平台位置次数增加，新物体识别指数升高，海马组织METTL3表达下调，RNA m6A甲基化水平下降，SIRT1及其mRNA表达上调( P<0.05)；与SP＋HSR组相比，METTL3＋SP＋HSR组第2～6天时逃避潜伏期延长，原平台象限停留时间缩短，穿越原平台位置次数减少，新物体识别指数降低，海马组织METTL3表达上调，RNA m6A甲基化水平升高，SIRT1及其mRNA表达下调( P<0.05)，NC＋SP＋HSR组上述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七氟烷后处理减轻HSR小鼠认知功能障碍的机制与下调METTL3表达，降低m6A甲基化水平，上调SIRT1表达有关。

目的:研究Delta样典型Notch配体3(DLL3)基因在脑胶质瘤中的表达特征及其临床意义，进而探索其在脑胶质瘤中的生物学功能。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计划数据库(CGGA)的两套mRNA测序数据集及其匹配的临床数据，其中数据集1包含325例样本，数据集2包含693例样本。应用R软件分析DLL3在不同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级、不同分子分型脑胶质瘤的表达模式，并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方法验证DLL3蛋白在不同WHO级别脑胶质瘤中的表达水平。通过Kaplan-Meier生存曲线评价DLL3不同表达水平的脑胶质瘤患者的生存差异。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脑胶质瘤患者总体生存期的因素。通过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析与DLL3表达相关的基因。采用功能富集分析方法分析与DLL3表达相关基因的生物学功能。结果:在数据集1中，DLL3的表达随着WHO级别的升高而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DLL3在异柠檬酸脱氢酶(IDH)突变型患者中的表达量高于IDH野生型患者( P<0.001)；DLL3在IDH野生型患者中的表达量低于IDH突变型且染色体1p/19q共缺失患者和IDH突变型且染色体1p/19q非共缺失患者( P<0.001)；DLL3在O 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MGMT)启动子甲基化患者中的表达量高于非甲基化患者( P<0.001)；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验证DLL3表达随着WHO级别的升高而下调( P<0.01)；DLL3的上述结果在数据集2中得到相似结果。在两个数据集中，DLL3高表达组患者的总体生存期均长于低表达组患者(均 P<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WHO分级(WHO Ⅲ级： HR＝2.861，95% CI：1.910～4.287；Ⅳ级： HR＝4.655，95% CI：3.010～7.199)、染色体1p/19q共缺失( HR＝0.439，95% CI：0.293～0.657)以及DLL3高表达( HR＝0.593，95% CI：0.427～0.823)均为脑胶质瘤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均 P<0.001)。与DLL3表达相关的基因有661个(| r|≥0.4， P<0.05)；生物信息学分析提示，DLL3可能与脑胶质瘤患者的轴突发生、突触组织、负向调控神经系统发育等功能相关。 结论:随着脑胶质瘤病理学级别的升高，DLL3的表达水平下调；DLL3表达水平与脑胶质瘤患者的生存期密切相关，可作为判断脑胶质瘤患者预后的潜在指标和治疗靶点。

目的:鉴定并筛选胆管癌差异性甲基化基因以预测胆管癌患者的预后。方法:选择2019年10月至2020年5月福建省立医院8例胆管癌患者胆管癌组织及癌旁组织进行850K甲基化测序分析，获取差异性甲基化基因。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中下载2018年36例患者胆管癌全基因组甲基化数据及临床信息，从基因表达综合（GEO）数据库下载2012年胆管癌甲基化数据（GSE32879），从GEPIA2数据库下载2018年TCGA数据库胆管癌总生存（OS）及无病生存（DFS）差异生存基因组数据。联合送检样本850K甲基化测序分析的差异甲基化位点（DMP）和差异甲基化区域（DMR）结果、TCGA和GEO数据库中甲基化基因以及胆管癌生存基因，在Sangerbox VENN工具中进行多数据集合分析，交集筛选得出共同差异性甲基化基因。在Sangerbox中运用最小 P值法确定基因表达的临界值，分为差异性甲基化基因高、低表达组，比较两组胆管癌患者OS、DFS、疾病特异性生存（DSS）、无病间隔（DFI）、无进展间隔（PFI）。进行基因本体（GO）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富集分析。 结果:8例患者的胆管癌组织与癌旁组织850K甲基化测序共鉴定出121 954个DMP，DMR中共鉴定出差异性甲基化基因1 399个；交集鉴定得出共同预后相关基因氨基葡萄糖（N-乙酰）转移酶1（GCNT1）和神经营养受体酪氨酸激酶3（NTRK3）。GCNT1在胆管癌组织中表达高于癌旁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0）；NTRK3在胆管癌组织中表达高于癌旁组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90）。采用最小 P值法，以GCNT1及NTRK3联合表达情况预测胆管癌患者预后，按两基因表达量总和排序，以排序的30%为临界值时，胆管癌高表达组及低表达组间DFS差异最为显著（ P<0.001）；两组间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65）。GO功能分析结果显示，GCNT1与蛋白质糖基化、大分子糖基化、糖化、糖蛋白生物合成过程、糖蛋白代谢过程、转移酶活性和转移糖基、蛋白质O-聚糖基化、O-聚糖加工等有关；NTRK3与神经营养素信号通路、Ras信号通路、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ErbB信号通路、磷脂酶D信号通路、癌症中枢碳代谢、自然杀伤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等有关。KEGG分析结果显示，GCNT1主要与黏蛋白型O-聚糖生物合成、代谢途径等系统功能相关联，NTRK3主要与细胞表面受体通路、细胞内信号转导、刺激反应的正向调节、跨膜受体蛋白酪氨酸激酶信号通路、酶联受体蛋白信号通路、MAPK信号通路级联及调节、蛋白质磷酸化信号转导等系统功能相关联。 结论:胆管癌差异性甲基化基因GCTNT1、NTRK3表达对胆管癌患者预后有一定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