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国产阿扎胞苷联合维奈托克治疗中高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中、高危MDS患者30例,所有患者均为初诊.用国产阿扎胞苷每日75mg/m2,持续5～7d,皮下注射,4周为1个周期;同时在第1天联合给予100 mg维奈托克,口服,根据患者的耐受情况逐步增量,最大量不超过400 mg 1次/d,每周期服用时间不超过28d.分析入组患者的完全缓解率(CR)、部分缓解率(PR)以及总体反应率(ORR).结果:中高危MDS患者共30例,经2个周期国产阿扎胞苷联合维奈托克治疗后,15例(50％)CR,11例(36.7％)PR,ORR率为86.7％,4例(13.3％)转化为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AML).结论:国产阿扎胞苷联合维奈托克治疗中高危MDS患者可获得较高的治疗反应率,不良反应的严重性、发生率和不良事件类型均与2种药物的已知安全性一致.

目的:探讨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miR-140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术后应用阿霉素+环磷酰胺+多西他赛（ACT）方案化疗后复发转移的关系。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2019年4月于桐城市人民医院接受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或乳腺癌保乳根治术后行ACT方案化疗的60例女性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纳入同期本院的健康体检者60例为健康对照组。于术前及化疗结束后1周抽取所有患者的空腹外周静脉血2 ml，应用定量实时聚合酶联反应法测定血清中miR-137、miR-140的相对表达水平。收集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包括年龄、绝经状态、病理类型、TNM分期、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状态、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状态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状态。所有乳腺癌患者术后均进行随访3年，根据患者病历和随访结果记录术后复发、远处转移及死亡时间。结果: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及miR-140相对表达量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0.89±0.15）&（1.34±0.21）（ t=4.99， P<0.001）及（0.83±0.14）（1.18±0.17）（ t=4.25， P<0.001）。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水平与TNM分期、ER状态和HER2状态有关（ t=2.56、2.06、2.24， P=0.003，0.007、0.004），miR-140水平与TNM分期和HER2状态有关（ t=1.95、2.11， P=0.008、0.006）。化疗结束后，乳腺癌患者的血清miR-137及miR-140相对表达量为（1.05±0.16）及（0.97±0.18），相较于术前均显著升高（ t=2.69、3.05， P=0.004、0.002）。共17例患者3年内出现复发或远处转移，患者3年无进展生存率为71.67%（43/60）。复发转移患者的miR-137及miR-140水平均显著低于未发生复发转移患者（0.74±0.14）&（0.94±0.13）及（0.73±0.10）&（0.87±0.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15， P<0.001）及（ t=3.63， P<0.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miR-137及miR-140表达水平预测乳腺癌患者复发转移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2.4%、79.1%和82.4%和69.8%。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低水平miR-137组患者的3年无进展生存率显著低于高水平miR-137组（ P=0.025）；低水平miR-140组与高水平miR-140组患者的3年无进展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82）。 结论:血清miR-137、miR-140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术后应用ACT方案化疗后疗效有关，血清miR-137高水平与患者预后不良有关。

目的:探讨外照射联合近距离放疗在治疗局部进展期非手术直肠癌患者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回顾分析2013－2015年间局部进展期非手术直肠癌患者11例临床资料，其中男7例、女4例。患者均接受盆腔外照射联合三维腔内近距离放疗，完成盆腔外照射放疗(D T50Gy分25次)后，行近距离推量D T15～20Gy分3～4次。盆腔转移淋巴结采用外照射推量至60～66Gy分30～33次。外照射期间均行同期卡培他滨单药化疗。放疗后采用RECIST标准进行疗效评价。应用 Kaplan- Meier法计算生存和局控率。采用RTOG损伤分级标准评估早、晚期放疗反应。 结果:11例患者高剂量率三维腔内近距离治疗近距离中CTV D 90%的EQD 2 Gy为(21.3±1.60) Gy。原发灶完全缓解率为64%，部分缓解率为27%，客观缓解率为91%。中位随访时间36个月，1、2、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2%、64%、46%，无瘤生存率为64%、45%、27%；3年局部额控制率为46%。1例患者治疗结束后第8个月肺部转移。1－2级肠道急性不良反应7例，泌尿系统急性不良反应5例；2级骨髓抑制反应1例；1－2级肠道晚期不良反应5例，泌尿系统晚期不良反应1例；均给予对症处理后好转。 结论:外照射联合三维腔内近距离治疗在局部进展期不可手术的直肠癌患者中，疗效可靠且不良反应可耐受，是一种可行的、安全有效的直肠癌根治性治疗方案。

目的:初步观察信迪利单抗在晚期胰腺癌多线治疗中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的8例晚期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病理类型均为腺癌。治疗方案为信迪利单抗单药或联合其他药物三线及以上治疗。按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评价临床疗效，统计客观缓解、疾病控制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无进展生存（PFS）、总生存（OS），采用常用不良事件术语标准（CTCAE）5.0评估不良反应并分级。结果:8例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3例。8例患者中，1例部分缓解（PR），1例疾病稳定（SD），6例疾病进展（PD）；客观缓解1例，疾病控制2例。中位PFS时间为2.0个月（95% CI 0.6~3.4个月），中位OS时间为3.5个月（95% CI 2.2~4.8个月）。主要不良反应为乏力（3例），皮疹、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尿路感染、高尿酸、高血糖、肾功能不全各1例。患者的不良反应主要为1~2级，未发生3~4级不良反应，经对症治疗好转。 结论:多线治疗后进展的晚期胰腺癌患者有可能从信迪利单抗治疗中获益，且不良反应多可耐受。

目的:检测乳腺癌组织信号转导及转录激活因子3（STAT3）、Fascin-1（FSCN1）蛋白表达，探讨STAT3与FSCN1蛋白表达的相关性及其临床病理意义。方法:收集2007年1月至2019年6月本院病理科保存的浸润性乳腺癌组织标本411例和同时切除的正常乳腺组织标本40例。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乳腺癌和乳腺正常组织STAT3和FSCN1蛋白表达，分析STAT3和FSCN1蛋白表达的相关性。237例乳腺癌患者获得了预后生存分析资料，将患者分为STAT3和FSCN1均强阳性组（ n=14）、STAT3或FSCN1单一强阳性组（ n=64）和STAT3和FSCN1均非强阳性组（ n=159），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 结果:正常乳腺和乳腺癌组织中STAT3蛋白表达强阳性率分别为15.0%（6/40）和30.4%（125/411），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0）。年龄更小、组织学高级别、雌激素受体（ER）阴性、孕激素受体（PR）阴性和三阴性分子亚型者中，乳腺癌组织STAT3强阳性表达率明显更高（均 P<0.05）；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的乳腺癌患者STAT3强阳性表达率低于HER2非阳性患者（ P<0.05）。乳腺癌组织中FSCN1蛋白强阳性率为19.3%（76/394）。STAT3强阳性表达患者的FSCN1蛋白强阳性率（30.7%，35/114）较STAT3非强阳性表达者（14.6%，41/280）显著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乳腺癌组织中STAT3和FSCN1蛋白表达显著正相关（ rs=0.185， P<0.001）。生存分析显示STAT3和FSCN1均强阳性的乳腺癌患者5年平均生存期及5年总生存率显著低于STAT3或FSCN1单一强阳性患者及STAT3和FSCN1均非强阳性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45， P=0.011）。 结论:乳腺癌组织STAT3高表达并与FSCN1表达正相关，STAT3和FSCN1二者同时高表达与患者预后不良有关。

目的:探讨含达雷妥尤单抗的方案在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RRMM）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2月至2023年11月青岛市市立医院收治的42例RRMM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26例，女16例，年龄为59（47，82）岁。根据患者使用达雷妥尤单抗疗程数不同分为3组：长疗程组（≥9个疗程， n=21）、中疗程组（7~8个疗程， n=12）、短疗程组（≤6个疗程， n=9）。随访截至2023年11月10日，随访时间为15.6（6.0，34.0）个月。患者完成至少2个疗程的治疗后进行疗效评估，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缓解（sCR）、完全缓解（CR）、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部分缓解（PR）、微小缓解（MR）、疾病稳定（SD）和疾病进展（PD）。统计分析患者基本临床特征、治疗的总有效率以及不良反应。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比较不同疗程数组间无进展生存时间（PFS）的差异。 结果:42例患者中，15例（35.7%）合并髓外病变或浆细胞白血病，7例（16.6%）合并淀粉样变性，18例（42.9%）合并肾功能不全。Mayo分期中，骨髓瘤细胞遗传学分层高危25例（59.5%）、标危8例（19%）、因各种原因未获得细胞遗传学数据9例（21.4%）。接受2线治疗的患者16例（38.0%），3线治疗的患者13例（31.0%），4线以上治疗的患者13例（31.0%）。所有患者均接受至少2个疗程的治疗，达到的最佳疾病缓解程度为sCR 4例（9.5%）、CR 3例（7.1%）、VGPR 10例（23.8%）、PR 11例（26.2%）、MR 6例（14.2%），总有效率为80.9%（34/42）。其中长疗程组总有效率为100%（21/21），中疗程组总有效率为91.6%（11/12），短疗程组总有效率为22.2%（2/9）。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短疗程组PFS为5.0（95% CI：3.1~6.9）个月，中疗程组PFS>8.0个月，长疗程组PFS>38.0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3级不良反应主要为中性粒细胞减少（3 例）、血小板减少（1 例）。没有患者因为不良反应终止治疗。 结论:含达雷妥尤单抗方案治疗RRMM需要更长的疗程数才能达到最大疗效，不良反应可控。

目的:依据血药浓度评估血液净化技术对急性虫螨腈中毒的治疗效果，为临床救治提供经验。方法:2022年本院收治2例进行血液净化治疗的急性虫螨腈中毒患者，动态监测血液中虫螨腈及其高毒性代谢产物溴代吡咯腈浓度，并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病例1摄入13 h后给予首次血液灌流，灌流l h时溴代吡咯腈浓度下降率为28.82%，灌流2 h时回升并超过灌流前水平。完成3次血液灌流后，血液中虫螨腈、溴代吡咯腈浓度仍超过首次灌流前浓度，分别达到248 ng/mL和1 307 ng/mL。摄入130 h后血虫螨腈浓度呈下降趋势，溴代吡咯腈浓度在130h达峰值3 164 ng/mL，178 h下降至2 707 ng/mL。病例2在摄入150 h后血液中虫螨腈、溴代吡咯腈浓度分别达到392 ng/mL和7 733 ng/mL，进行四次血液灌流，首次血液灌流后血液中虫螨腈浓度下降率37.75%，溴代吡咯腈浓度下降率为38.02%。给予持续性血液透析滤过（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diafiltration, CVVHDF）治疗85 h，溴代吡咯腈浓度维持在4 234~6 410 ng/mL。预后：病例1随访至12 d后失访，未查证到死亡信息；病例2死亡，生存期为247 h。结论:血液灌流仅可部分清除溴代吡咯腈，CVVHDF清除溴代吡咯腈能力差。虫螨腈和溴代吡咯腈表观分布容积（apparent volume of distribution, Vd）大，摄入后快速进入各组织，易在脂肪等组织蓄积，其后缓慢释放回血液，在血液中停留时间较长，虫螨腈的峰值浓度出现早于溴代吡咯腈。临床医生应重视早期消化道清除毒物。

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目的：:以睫状肌麻痹验光作为近视诊断金标准，比较常用的近视筛查方案及其不同组合用于儿童近视筛查的准确性。方法：:系列病例研究。连续选取2021年12月至2022年11月期间，在马鞍山市妇幼保健院初次就诊的儿童543例，年龄6~8岁，检查并记录儿童裸眼远视力（UCDVA）、眼轴长度（AL）、平均角膜曲率半径（CR）、自然瞳孔下电脑验光屈光度（PR）及睫状肌麻痹验光后等效球镜度（SE）。以PR≤-0.50 D作为近视阳性界值；UCDVA<5.0为视力不良；轴率比（AL/CR）>3视为可疑近视；以睫状肌麻痹验光后SE≤-0.50 D为近视诊断金标准。筛查方案共7种，分别为：UCDVA、PR、AL/CR、UCDVA+PR、UCDVA+AL/CR、PR+AL/CR、以及UCDVA+PR+AL/CR。筛查方案评价指标包括灵敏度、特异度、约登指数、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诊断符合率和ROC曲线下面积等。不同近视筛查方案间阳性检出率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当使用单一指标筛查近视时，PR方案准确性最好，其灵敏度（100.0%）、特异度（89.2%）、约登指数（0.89）、阳性预测值（64.7%）、阴性预测值（100.0%）、诊断符合率（0.732）和ROC曲线下面积（0.95）均最高。当使用2种指标组合筛查近视时，UCDVA+PR方案和PR+AL/CR方案准确性较接近（约登指数分别为0.91、0.92），均比UCDVA+AL/CR方案准确性好（约登指数为0.87）。当使用3种指标组合，即UCDVA+PR+AL/CR方案筛查近视时，仅特异度（96.2%）、阳性预测值（83.3%）和诊断符合率（0.861）相较UCDVA+PR和PR+AL/CR方案稍有提升，其余准确性及可靠性指标均有所下降。结论：:在大规模儿童近视筛查中，如果只使用单一指标筛查近视，可考虑使用PR；如果可以联合2种指标筛查近视，可考虑使用UCDVA+PR或PR+AL/CR；当3种指标全部联合筛查近视时，筛查效能提升有限。

目的:探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血清脂蛋白a[Lp（a）]的水平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2年6月就诊于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87例DLBCL患者的临床资料（初治DLBCL组），选择健康体检者78名为对照组。比较初治DLBCL组和对照组Lp（a）的水平，及治疗后获得不同疗效的DLBCL患者Lp（a）水平。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Lp（a）预测DLBCL患者疗效的效能，计算曲线下面积（AUC），确定最佳临界值。根据最佳临界值，将DLBCL患者分为低Lp（a）组和高Lp（a）组，比较不同Lp（a）水平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DLBCL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采用Kaplan-Meier法比较不同Lp（a）水平DLBCL患者无复发生存（RFS）和总生存（OS）。结果:初治DLBCL组患者Lp（a）水平为（0.24±0.09）g/L，对照组为（0.09±0.06）g/L，DLBCL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61， P＝0.019）。87例患者中，治疗后达完全缓解（CR）54例，部分缓解（PR）23例，疾病进展（PD）10例。CR、PR、PD患者Lp（a）水平分别为（0.09±0.09）g/L、（0.12±0.08）g/L、（0.25±0.15）g/L，CR、PR患者Lp（a）水平均低于初治DLBCL患者Lp（a）水平[（0.24±0.09）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D组Lp（a）水平与初治DLBCL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血清Lp（a）预测DLBCL患者疗效的最佳临界值为0.25 g/L，AUC为0.776（95% CI：0.676～0.876， P<0.05），其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66.67%、82.76%。根据Lp（a）的最佳临界值（0.25 g/L），将患者分为低Lp（a）组（≤0.25 g/L）（57例）和高Lp（a）组（>0.25 g/L）（30例）。高Lp（a）组患者中，乳酸脱氢酶>227 U/L、Ann Arbor分期Ⅲ～Ⅳ期、结外器官受累>1个的患者比例均高于低Lp（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Cox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Ann Arbor分期Ⅲ～Ⅳ期、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3～5分及Lp（a）>0.25 g/L是影响DLBCL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Ann Arbor分期Ⅲ～Ⅳ期、IPI评分3～5分是影响DLBCL患者RFS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低Lp（a）组中位OS时间未达到；高Lp（a）组中位OS时间为21个月，两组O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低、高Lp（a）组中位RFS时间均为未达到，两组RFS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02）。 结论:DLBCL患者Lp（a）水平升高，Lp（a）可能是影响DLBCL预后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