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磁共振成像(MRI)与多层螺旋CT在喉癌诊断及术前分期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2月-2023年11月于我院同时进行MRI与多层螺旋CT检查的173例疑似喉癌患者临床资料,将病理检查作为诊断"金标准",分析MRI与多层螺旋CT对喉癌的诊断效能.以病理检查临床分期结果为依据将喉癌患者分亚组,比较MRI与多层螺旋CT在喉癌临床分期诊断中的准确性.结果 病理检查结果显示,此次173例疑似喉癌患者中确诊110例;MRI和MSCT诊断喉癌的Kappa值分别为0.712和0.196.110例确诊喉癌患者的病理术前分期为T1期18例、T2期32例、T3期37例、T4期23例,MRI与MSCT在喉癌患者术前分期评估中的准确度分别为87.27％(96/110)和72.73％(80/110).结论 在喉癌患者中,相较于多层螺旋CT,MRI具有更高的诊断效能,有助于进行术前分期,为临床治疗提供方向,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早期肺腺癌患者发生气腔播散(STAS)的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5-01-01-2017-12-21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胸外科接受肺切除术的554例肿瘤长径≤3 cm肺腺癌患者(pT1a-c)资料,其中男261例,女293例.年龄31～79岁,中位年龄61岁.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x2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预后及影响STAS发生的关联因素.结果 Ⅰ A期(pT1a-cN0M0)肺腺癌患者307例,其中男137例(44.6％),女170例(55.4％),发生STAS 71例,阳性率为23.1％.在Ⅰ A期肺腺癌患者中,STAS与肿瘤实性成分比例(CTR,Z=-2.245,P=0.025)、脉管瘤栓(x2=46.512,P＜0.001)、不同病理类型(x2=6.782,P=0.011)、存在微乳头成分(Z=-4.569,P＜0.001)及病理亚型中附壁成分缺失(x2=4.237,P=0.040)有关联.在554例入组患者中,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STAS与脉管瘤栓、胸膜侵犯、淋巴结转移、N分期有关联(均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脉管瘤栓(OR=0.513,95％CI:0.301～0.874,P=0.014)和胸膜浸润(OR=20.475,95％CI:9.727～43.099,P＜0.001)是STAS出现的独立风险因素.生存分析结果显示,STAS阳性患者表现为更差的无复发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均P＜0.05.结论 STAS是早期肺腺癌的不良预后因素,且与更具侵袭性的临床病理特征如CTR、胸膜侵犯、脉管瘤栓、微乳头成分和淋巴结转移等有关.

目的 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肾癌患者MDSC、T-reg、CD3+CD4+T细胞、CD3+CD8+T细胞和CD3-CD1+6CD5+6细胞的表达情况,以及各项指标与肾癌进展的相关性,探讨各项指标在肾癌治疗预后中的相关价值.方法 选取2021年9月至2022年11月住院的肾癌患者44例为肾癌组,选取29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清晨,空腹采集3 mL静脉血.所有肾癌患者均已通过组织病理学诊断.采用全血9色荧光11参数流式细胞术检测肾癌患者和健康体检者MDSC、Treg、CD3+CD4+T细胞、CD3+CD8+T细胞、CD3+CD4+T细胞/CD3+CD8+T细胞比值和CD3-CD1+6CD5+6细胞表达水平.收集患者的临床数据:包括年龄、性别、BMI、临床分期、肿瘤大小、病理类型.结果 肾癌组与对照组之间性别、年龄、BM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肾癌组与对照组之间外周血CD3+CD4+、CD3+CD8+、CD3+CD4+/CD3+CD8+、NK、T-reg、PMN-MDSC、M-MDSC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肾癌患者CD3+CD4+、CD3+CD8+的表达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T-reg、PMN-MDSC、M-MDSC的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肾癌周血中患者外的CD3+CD4+、CD3+CD8+、CD3+CD4+/CD3+CD8+、NK、T-reg、PMN-MDSC、M-MDSC的表达水平与性别、年龄、BMI、病理学类型水平无显著相关(P＞0.05).CD3+CD8+T、CD3+CD4+/CD3+CD8+、NK 与肿瘤大小、临床分期之间无明显相关性(P＞0.05),CD3+CD4+、M-MDSC、PMN-MDSC、Treg与肿瘤大小、临床分期有相关性(P＜0.05).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外周血CD3+CD4+淋巴细胞低表达,T-reg、PMN-MDSC、M-MDSC的高表达可能与肾癌患者分期相关(P＜0.05).通过构建ROC曲线结果显示:按照临床分期进行分组,"0"为Ⅰ期、Ⅱ期组,"1"为,Ⅲ期、Ⅳ期组,T-reg、PMN-MDSC、M-MDSC血清指标水平检测肾细胞Ⅲ期、Ⅳ期患者的 AUC 均＞0.70,均有一定的评估价值.T-reg、PMN-MDSC、M-MDSC、M-MDSC+Treg、PMN-MDSC+Treg与参考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PMN-MDSC+Treg联合检测的差异性最为显著(P＜0.05).结论 肾癌患者与对照组相比CD3+CD4+T细胞、CD3+CD8+T、CD3-CD1+6CD5+6细胞有明显降低,CD4/CD8比值升高,PMN-MDSC、M-MDSC和Treg细胞明显升高,提示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CD3+CD4+、PMN-MDSC、M-MDSC、T-reg在肿瘤大小、临床分期中表达水平不同,肿瘤直径越大,临床分期越晚,PMN-MDSC、M-MDSC、T-reg表达水平越高.外周血MDSC、T-reg与肾癌临床分期相关,外周血MDSC、T-reg对于肾癌的发生、发展和预后可能有一定的提示意义.

目的:探讨2021年WHO肺腺癌分类判断Ⅰ期肺腺癌预后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手术，且术后病理学检查确诊为Ⅰ期肺腺癌的829例患者资料。男性389例，女性440例，年龄（60±11）岁（范围：32~90岁）。术前CT表现为实性结节570例，磨玻璃结节259例。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进行组间比较，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总体生存和无复发生存的因素。结果:829例患者中腺泡型为主型470例，乳头型为主型165例，贴壁型为主型90例，实体型为主型62例，微乳头型为主型42例。与实性结节组相比，磨玻璃结节组患者中贴壁型为主型比例更高［20.5%（53/259）比6.5%（37/570），χ2=35.922， P<0.01］，而微乳头型［1.2%（3/259）比6.8%（39/570），χ2=11.961， P<0.01］和实体型［1.5%（4/259）比10.2%（58/570），χ2=19.172， P<0.01］为主型比例更低。贴壁型为主型的患者预后最好，腺泡型和乳头型为主型较差，实体型和微乳头型为主型的预后最差（ P值均<0.01）。T2期（ HR=1.631，95% CI：1.030~2.583， P=0.037）、病理主型（ P=0.036）、存在微乳头型成分（ HR=1.764，95% CI：1.143~2.722， P=0.010）及CT表现为实性结节（ HR=18.690，95% CI：7.587~46.043， P<0.01）为术后复发的预后因素。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实性结节和磨玻璃结节中，存在实体型成分均是总体生存的预后因素，存在微乳头型成分则均是无复发生存的预后因素。 结论:除病理学亚型外，存在微乳头型成分和实体型成分也是Ⅰ期肺腺癌患者的预后因素。病理学亚型与T分期相结合对Ⅰ期肺腺癌患者预后的判断更有价值、更可靠。

目的:探讨食管癌根治术后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收治的555例行食管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344例，女211例；年龄为（64±8）岁。观察指标：（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单因素分析根据资料类型采用对应的统计学检验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前进法。 结果:（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555例患者中，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6.40%（91/555）。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中，共分离培养细菌59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53株，革兰氏阳性菌 3株，真菌3株，包括多重耐药菌20株。53株革兰氏阴性菌中，鲍曼不动杆菌18株（12株多重耐药），肺炎克雷伯菌18株（3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6株（2株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各2株（2株大肠埃希菌和1株阴沟肠杆菌多重耐药），粘质沙雷菌、克氏柠檬酸杆菌、纹状棒杆菌、奇异变形菌、产酸克雷伯菌各1株。3株革兰氏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2株，肺炎链球菌1株。3株真菌均为白色假丝酵母菌。18株鲍曼不动杆菌中，对亚胺培南、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哌酮或舒巴坦、环丙沙星、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情况分别为12、12、11、9、8、6、5株；18株肺炎克雷伯菌的上述指标分别为0、1、1、1、2、0、2株。（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食管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异常的脂质代谢、系统炎症指标对肾细胞癌骨转移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1月至2017年11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239例肾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68例出现骨转移(骨转移组，56例为同时性转移，12例为异时性转移)，171例未发生骨转移(对照组)。骨转移组男53例，女15例；年龄(59.47±11.41)岁；49例(72.1%)有吸烟史，41例(60.3%)既往合并高血压病，56例(82.4%)既往合并糖尿病。对照组男116例，女55例；年龄(58.61±11.10)岁；119例(69.6%)有吸烟史，92例(53.8%)既往合并高血压病，138例(80.7%)既往合并糖尿病。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骨转移组平均体质指数[(24.25±4.00)kg/m 2]低于对照组[(25.41±3.67)kg/m 2]( P<0.05)。骨转移组原发肾肿瘤分期T 1期29例、T 2期7例、T 3期18例、T 4期13例，对照组肾肿瘤分期T 1期128例、T 2期8例、T 3期29例、T 4期6例。统计患者肾肿瘤切除手术术前血脂指标：总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含量；系统炎症指标：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使用单因素分析和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骨转移组和对照组间血脂指标、系统炎症指标的差异。 结果:骨转移组LDL-C[(2.89±0.76)mmol/L)]高于对照组[(2.61±0.81)mmol/L， P<0.05]；而TC、TG、HDL-C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骨转移组NLR(3.74±2.23)显著高于对照组(2.23±1.68， P<0.001)；骨转移组PLR(193.88±139.43)显著高于对照组(122.67±54.66，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一般资料、肿瘤分期、病理亚型后，血清LDL-C水平升高与肾细胞癌骨转移的发生相关( HR＝1.766，95% CI 1.025～3.043， P<0.05)；在初次诊断肾细胞癌时，NLR比值>3的患者，合并出现或后期发生骨转移的概率是比值≤3者的5.052倍(95% CI 1.987～12.845， P<0.05)；PLR升高与肾细胞癌发生骨转移无相关性( P>0.05)。骨转移组中LDL-C升高(≥2.58 mmol/L)的患者比例(69.2%，45例)显著多于对照组(47.4%，81例， P<0.01)。 结论:血脂指标中LDL-C水平升高是肾细胞癌骨转移的危险因素；系统炎症指标中NLR升高与肾细胞癌发生骨转移呈正相关。上述脂质代谢和系统炎症指标异常可早期识别肾细胞癌骨转移高危风险患者。

目的:基于倾向评分匹配（PSM）比较脑膜旁横纹肌肉瘤（rhabdomyosarcoma，RMS）与非脑膜旁RMS的生存差异，同时探讨影响头颈部横纹肌肉瘤（head and neck rhabdomyosarcoma，HNRMS）患者总生存率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分析北京协和医院2016年1月至2020年5月共64例经病理确诊为HNRMS的患者，其中男性31例，女性33例，年龄（8.0±8.9）岁。根据基线特征差异分为不同亚组并用Kaplan-Meier法绘制并比较生存曲线，按照原发部位是否靠近脑膜旁，分为非脑膜旁组（27例）与脑膜旁组（37例），通过1∶1 PSM，筛选出2组患者进一步分析，比较匹配前后临床基本资料以及2组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差异，并使用单因素与多因素Cox等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讨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在64例HNRMS患者中，M0分期、危险分层较低、TNM分期较低均提示了较好的总生存率（ P值均<0.05），匹配前脑膜旁RMS患者具有更高的T分期及术后美国横纹肌肉瘤研究组（Intergroup Rhabdomyosarcoma Study，IRS）分期（ P值均<0.05），匹配后2组间基线数据无显著差异，匹配后脑膜旁组与非脑膜旁组患者的1、2、3年总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肿瘤大小<5 cm、病理分型为胚胎型、 FOXO1融合基因阴性、危险分层较低、TNM分期较低是总生存率的影响因素（ P值均<0.05），其中肿瘤大小与病理分型是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HR=2.36，95% CI：1.07~5.20， P=0.033； HR=5.54，95% CI：1.18~25.95， P=0.030）。 结论:与主流观点不同，本研究未发现头颈部脑膜旁与非脑膜旁RMS的预后差异；肿瘤大小<5 cm、病理分型为胚胎型提示患者有较好的总生存率。

目的:探讨原发性肾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病理特点及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0月至2021年6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42例肾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男17例，女25例；中位年龄60.0(50.0，67.0)岁；表现为腰腹痛20例，血尿7例，腹胀4例，无症状11例；肿瘤位于左侧23例，右侧19例；肿瘤直径8.0(4.8，10.5)cm。CT增强扫描病变呈轻度强化，强化程度低于正常肾实质。临床分期：T 1期6例，T 2期11例，T 3期11例，T 4期14例；淋巴结转移17例；远处转移11例。36例行手术治疗，其中27例行根治性肾切除术，5例行肾部分切除术，4例行介入栓塞手术；6例未行手术治疗，其中5例行单纯化疗，1例行支持治疗。根据2016 WHO泌尿系统与男性生殖器官肿瘤分类，肾神经内分泌肿瘤分为高分化肾神经内分泌肿瘤(简称为NET，包含类癌和不典型类癌)和高级别肾神经内分泌癌(简称为NEC，包含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和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比较两种病理类型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并采用log-rank检验对总体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结果:NET组19例，其中类癌12例，不典型类癌7例；NEC组23例，均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全组42例均获随访，中位随访时间60(35，99)个月，中位生存时间25(15，60)个月；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40.0%和21.2%。NET组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72.6%和42.3%。NEC组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6.3%和0。NET组Ki-67指数中位值3%(2%，10%)，术后化疗2例，初诊后3例发生早期(6个月内)进展。NEC组Ki-67指数中位值60%(40%，80%)，术后化疗10例，初诊后13例发生早期进展。两组在初始治疗方式、术后化疗、Ki-67指数、病情早期进展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病情早期进展、初始治疗方式、肿瘤分化、Ki-67指数均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NEC( HR＝13.964， P＝0.003)和病情早期进展( HR＝3.626， P＝0.018)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治性肾切除术( HR＝0.197， P＝0.033)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进一步亚组分析结果显示，NEC术后行辅助化疗患者中位生存时间较未行辅助化疗患者显著延长(21个月与9个月， P＝0.0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肾原发性神经内分泌肿瘤临床罕见，症状不典型，确诊依靠病理，治疗首选根治性肾切除术。NET预后可，NEC预后极差。NEC和病情早期进展是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治性肾切除术是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

目的:评估艾塞那肽在不同基线肾功能的糖尿病肾脏病（DKD）患者中的肾脏有效性。方法:本研究为一项多中心、开放、随机、平行对照试验的亚组分析临床研究。收集2016年3月至2019年4月从4家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分别为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省第二中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二沙岛分院及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筛选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30 ml·min -1·（1.73 m 2） -1且24 h尿白蛋白排泄率（UAER）>0.3 g/24 h的2型糖尿病（T2DM）患者。入选患者按照1∶1的比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配至干预组或对照组并随访24周。干预组治疗方案为艾塞那肽联合甘精胰岛素；对照组治疗方案为赖脯胰岛素联合甘精胰岛素。根据基线时eGFR分期，分为G1期，eGFR≥90 ml·min -1·（1.73 m 2） -1；G2期，eGFR为60~89 ml·min -1·（1.73 m 2） -1；G3a期，eGFR为45~59 ml·min -1·（1.73 m 2） -1；G3b期，eGFR为30~44 ml·min -1·（1.73 m 2） -1。使用重复测量的混合效应模型对全分析集中UAER的变化率按上述分组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92例T2DM患者被随机分配至干预组（46例）及对照组（46例）并至少使用过1次研究用药，最终81例患者（干预组43例，对照组38例）被纳入全集分析集中。全分析集中，基线时17例患者（干预组9例，对照组8例）为G1期，34例患者（干预组20例，对照组14例）为G2期，15例患者（干预组7例，对照组8例）为G3a期，15例患者（干预组7例，对照组8例）为G3b期。经过24周的干预，干预组和对照组比较，UAER在G1期亚组中减少了2.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45）；在G2期亚组中减少了55.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5）；在G3a期亚组中增加了5.4%，在G3b期亚组中减少了21.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861和0.459）。 结论:基线时G2期的DKD患者中应用艾塞那肽肾脏获益更大。

目的:分析非转移性结肠癌不同肿瘤位置（左半结肠或右半结肠）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的差异，探讨肿瘤位置和错配修复状态（MMR）对生存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检索北京协和医院结直肠外科结肠癌前瞻性登记数据库2016年1月至2020年8月期间，接受根治性切除、且病理检查证实为非转移性结肠腺癌患者的病例资料和随访信息。将起源于中肠，位于回盲部、升结肠和横结肠近2/3的肿瘤定义为右半结肠癌；而将起源于后肠，位于横结肠远1/3、降结肠和乙状结肠的肿瘤定义为左半结肠癌。使用χ 2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使用Kaplan-Meier曲线和Log-rank检验进行两组患者的生存分析并比较组间的无病生存率（DFS）和总体生存率（OS）。使用Cox回归分析生存的影响因素，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以调整混杂后再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共纳入856例结肠癌患者，其中肿瘤TNM分期Ⅰ期129例（15.1%），Ⅱ期391例（45.7%），Ⅲ期336例（39.3%）；错配修复缺陷（dMMR）139例（16.2%）。左半结肠癌442例（51.6%，左半结肠癌组），右半结肠癌414例（48.4%，右半结肠癌组）。相比右半结肠癌，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男性比例高［62.0%（274/442）比54.1%（224/414），χ 2=5.462， P=0.019］，中位体质指数也高［24.2（21.9，26.6）kg/m 2比23.2（21.3，25.5）kg/m 2， U=78 789.0， P<0.001］，高、中分化腺癌比例［93.2%（412/442）比83.1%（344/414），χ 2=22.266， P<0.001］更高；dMMR状态［9.0%（40/442）比23.9%（99/414），χ 2=34.721， P<0.001］和合并脉管侵犯［24.0%（106/442）比30.2%（125/414），χ 2=4.186， P=0.041］比例更低。所有患者中位随访时间48（33，59）个月。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左半结肠癌组患者与右半结肠癌组患者的DFS（ P=0.668）和OS（ P=0.82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dMMR是结肠癌患者DFS的独立保护因素（HR=0.419，95%CI：0.204~0.862， P=0.018）；T3~4（HR=2.178，95%CI：1.089~4.359， P=0.028）、N+（HR=2.126，95%CI：1.443~3.133， P<0.001）和神经侵犯（HR=1.835，95%CI：1.115~3.020， P=0.017）是DFS的独立危险因素。肿瘤位置不是影响非转移性结肠癌患者DFS和OS的独立因素（均 P>0.05）。亚组分析发现，在右半结肠癌组患者中，dMMR患者的DFS优于错配修复正常（pMMR）患者（HR=0.338，95%CI：0.146~0.786， P=0.012），但是两组患者的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0.340，95%CI：0.103~1.119， P=0.076）。对DFS的独立危险因素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后，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DFS（ P=0.343）和OS（ P=0.65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dMMR患者的DFS（ P=0.047）和OS（ P=0.040）均优于pMMR患者。 结论:不同肿瘤位置的非转移性结肠癌患者其临床病理特征存在差异；但患者的生存与肿瘤位置无关，而与MMR有关，dMMR状态与更好的生存有关，在右半结肠癌患者中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