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妊娠期接种新冠疫苗与孕妇妊娠并发症和新生儿不良出生结局发生风险的关系，为改进孕妇接种新冠疫苗策略提供依据。方法:以“covid-19 vaccines”“covid19”“covid 19”“vaccin*”“neonatal outcomes”“perinatal outcomes”“pregnancy outcomes”“premature birth”“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妊娠并发症”“出生结局”“围产期结局”为主要检索词，采用主题词+自由词的方法，在PubMed、Web of Science、Scopus、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5月27日。使用Stata16.0进行meta分析，计算合并后的效应值，进行异质性检验、敏感性分析和发表偏倚评估。结果:共检索到482篇相关文献，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共纳入12篇英文文献，有88 682名孕妇在妊娠期接种疫苗。meta分析结果显示孕妇在妊娠期接种新冠疫苗不会增加妊娠高血压、产后出血、新生儿早产、小于胎龄儿和新生儿5 min Apgar评分<7的发生风险，合并后的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 RR）及95%置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 CI）分别为0.97（0.91~1.05）、1.01（0.83~1.23）、0.92（0.77~1.10）、0.97（0.90~1.04）和0.93（0.87~1.00）。孕妇是否接种新冠疫苗两组间的新生儿出生体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合并后的均数差（mean difference，MD）及95% CI为-18.26（-40.39~3.87） g。但结果显示孕妇在妊娠期接种新冠疫苗可能会增加妊娠糖尿病的发生风险，合并后的 RR（95% CI）为1.14（1.03~1.26）。此外，敏感性分析表明结果可靠性较好， Egger’s检验和Begg’s检验结果均表明纳入文献之间不存在发表偏倚。 结论:基于国外7个国家的研究提供的证据不支持孕妇在妊娠期接种新冠疫苗会增加常见妊娠并发症和新生儿不良出生结局的发生风险，但仍需更多国内的研究为孕妇接种新冠疫苗提供安全性证据。

目的:探索脓毒症患者住院期间最佳脉搏血氧饱和度（SpO 2）范围。 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提取美国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Ⅳ（MIMIC-Ⅳ）脓毒症患者人口统计学信息、生命体征、合并症、实验室参数、危重症评分、临床治疗信息和临床结局等资料。采用广义加性模型（GAM）结合Loess平滑函数，分析并可视化脓毒症患者住院期间SpO 2与院内全因病死率的非线性关系，确定最佳SpO 2范围，然后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Kaplan-Meier生存曲线验证SpO 2与院内全因病死率的关联性。 结果:共纳入5?937例脓毒症患者，其中1?191例（20.1%）在住院期间死亡。GAM分析显示，脓毒症患者住院期间SpO 2与院内全因病死率存在非线性关系，呈"U"型曲线，当SpO 2在0.96～0.98时病死率最低。经过多因素调整的Logistic回归模型进一步证实，住院期间SpO 2在0.96～0.98的患者病死率低于SpO 2<0.96的患者〔低氧组，优势比（ OR）＝2.659，95%可信区间（95% CI）为2.190～3.229， P<0.001〕和SpO 2>0.98的患者（高氧组， OR＝1.594，95% CI为1.337～1.900， P<0.001）。Kaplan-Meier生存曲线同样表明，住院期间SpO 2在0.96～0.98的患者生存概率高于SpO 2<0.96和SpO 2>0.98的患者（Log-Rank检验： χ2＝113.400， P<0.001）。且敏感性分析显示，除样本量较小的亚组外，在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MI）、入院类型、种族、心率、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呼吸频率、体温、心肌梗死、充血性心力衰竭、脑血管疾病、慢性肝病、糖尿病、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Ⅱ（SAPSⅡ）、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评分（SIRS）、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等亚组分层中，SpO 2在0.96～0.98患者的病死率较SpO 2<0.96和SpO 2>0.98的患者明显降低。 结论:脓毒症患者住院期间SpO 2水平与院内全因病死率呈"U"型曲线关系，即高氧与低氧均与死亡风险增加有关，且确定最佳SpO 2范围为0.96～0.98。

目的:分析使用非甾体抗炎药(NSAIDs)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患者不良预后结局发生风险的关系。方法:以"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s" "cox-2 inhibitors" "2019-nCoV" "COVID-19" "SARS-CoV-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非甾体抗炎药"为主要检索词，采用主题词＋自由词的方法，在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中华医学期刊网、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建库始至2023年2月。2名研究者按照纳排标准进行文献筛选、质量评价和数据提取，使用Stata 14.0进行meta分析。结果:最终纳入研究12项，总样本量2 571 306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使用NSAIDs不会增加COVID-19患者死亡、重症COVID-19、入住重症监护病房、急性肾损伤或连续肾脏替代治疗、机械通气、氧疗和因COVID-19住院治疗的发生风险，合并 OR(95% CI)分别为0.81(0.63～1.04)、1.21(0.40～3.64)、1.29(0.84～1.98)、0.90(0.60～1.35)、0.81(0.54～1.21)、0.98(0.88～1.10)、1.11(0.75～1.63)。按照NSAIDs暴露时间进行亚组分析后，结果显示使用NSAIDs与COVID-19患者死亡风险降低有关，确诊COVID-19前、确诊COVID-19后、暴露时间不明3个亚组的 OR(95% CI)分别为0.99(0.98～1.00)、0.69(0.61～0.78)、0.51(0.47～0.56)。敏感性分析表明结果可靠性较好，Egger′s检验和Begg′s检验结果均表明纳入文献不存在发表偏倚。 结论:现有的证据不支持使用NSAIDs会增加COVID-19患者不良预后的发生风险，反之可能会降低患者的死亡风险。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带来的重大公共卫生挑战已经逐渐平息，然而，仍有大量人群受到长新冠综合征或后新冠综合征的困扰。长新冠综合征的临床表现为新冠病毒感染后累及呼吸、循环、神经、消化及运动等多个系统的长期持续症状。同时，新冠病毒感染是导致老年人群发生衰弱、肌少症的重要原因。然而，目前临床及学术界对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骨骼肌衰减尚未充分重视。因此，本文围绕长新冠综合征与肌少症的关系展开综述，探寻新冠病毒介导"细胞因子风暴"、线粒体损害、低氧状态等多个环节导致骨骼肌衰减的病理机制，旨在提高临床及学术界的重视，共同完善新冠病毒感染后衰弱和肌少症的临床应对策略。

目的:探讨液体超负荷与脓毒症患者住院死亡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方法:多中心前瞻性队列研究。对象来源于2013年1月至2014年8月中国危重症患者脓毒症调查，选年龄≥18岁、入住ICU时间≥3 d的脓毒症患者，计算患者入组后前3天每日液体平衡、累积液体平衡、液体超负荷、最大液体超负荷（MFO）。根据MFO将研究对象分为MFO<5%L/kg者、MFO 5%~10%L/kg者及MFO≥10%L/kg者。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不同MFO者住院累积存活率，采用带有限制性立方样条函数的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MFO与脓毒症患者住院死亡风险的关系。结果:2 070例脓毒症患者纳入本研究，男性1 339例，女性731例，年龄（62.6±17.9）岁。1 374例（66.4%）患者存活，696例（33.6%）患者住院期间死亡。MFO<5%L/kg者 968例（46.8%），MFO 5%~10%L/kg 者530例（25.6%），MFO≥10% L/kg者572例（27.6%）。死亡者入ICU前3天的液体总入量［7 642.0（2 874.3，13 639.5）ml］高于存活者［5 738.0（1 489.0，7 153.5）ml］，液体总出量［4 086.0（1 367.0，6 354.5）ml］低于存活者［6 130.0（2 046.0，11 762.0）ml］。随着住ICU时间延长，患者累积生存率逐渐降低，MFO<5%者为74.9%（725/968），MFO 5%~10% L/kg者为67.7%（359/530），MFO≥10% L/kg者为51.6%（295/5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与MFO<5% L/kg者比，MFO≥10% L/kg者住院死亡风险增加（ HR=1.49，95 %CI 1.28~1.73）。MFO每增加1% L/kg，患者住院死亡风险增加7%（ HR=1.07，95 %CI 1.05~1.09）。MFO与住院死亡风险呈“J”型剂量-反应关系，MFO为4.1% L/kg，患者住院死亡风险最低。 结论:液体超负荷与脓毒症患者住院死亡风险存在“J”型曲线关系，住院死亡风险最低点为MFO为4.1% L/kg，累积液体量高于或低于“最适”液体平衡，脓毒症患者死亡风险均会增加。

目的:探讨新辅助同步放化疗（nCRT）在治疗SiewertⅡ、Ⅲ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中的有效性、安全性及预后。方法:本研究为随机对照临床研究（Clinical Trials注册号为NCT01962246）。纳入2012年2月至2016年6月期间，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外三科接受治疗的AEG患者，所有患者术前均经胃镜、CT等检查确定为Ⅱ型或Ⅲ型AEG且为进展期胃癌（T 2~4N 0~3M 0或T 1N 1~3M 0），病变纵轴长径≤8 cm，未接受抗肿瘤治疗且无化疗及手术禁忌；排除伴随有肝肾、心血管系统等重要脏器严重疾病，对卡培他滨或奥沙利铂药物及其辅料过敏，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化疗或者其他研究药物，妊娠或哺乳期妇女，伴有致口服卡培他滨有困难的疾病以及合并其他肿瘤的患者。通过样本量估算，共纳入150例AEG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入组患者分为nCRT组和直接手术组各75例。nCRT组术前接受XELOX方案（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进行化疗，同期进行放疗（45 Gy，25次，1.8 Gy/d，5次/周）。以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及CT测量肿瘤体积减少率分别对nCRT组进行临床疗效评判。直接手术组完善术前检查后、nCRT组于nCRT结束后8~10周后行手术治疗，先行腹腔镜探查，如腹腔脱落细胞学阴性或无腹腔种植转移，则行开腹手术，根据日本《胃癌处理规约》行经腹根治性全胃切除术联合胃周淋巴结清扫。主要观察指标为两组患者的3年总体生存率（OS）和无病生存率（DFS）；次要观察指标为R 0切除率、围手术期化疗的毒性分析和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随访截止2019年12月31日，收集两组术后复发转移及生存时间，分析各项指标及相互间关系。 结果:剔除临床资料不完整、患者或家属要求撤回知情同意书以及未按方案进行治疗者后，最终nCRT组63例、直接手术组69例被纳入本研究，两组一般临床特征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63例nCRT组患者治疗后进行RECIST1.1评价，影像学评估有效率为42.9%（27/63），疾病稳定率为98.4%（62/63）；CT测量nCRT前后肿瘤体积分别为（58.8±24.4）cm 3和（46.6±25.7）cm 3，CT测量肿瘤体积减小有效率为47.6%（30/63）。nCRT组中性粒细胞数减少[65.1%（41/63）比40.6%（28/69），χ 2=7.923， P=0.005]、恶心[81.0%（51/63）比56.5%（39/69），χ 2=9.060， P=0.003]和乏力[74.6%（47/63）比42.0%（29/69），χ 2=14.306， P=0.001]的发生率均高于直接手术组。放射性胃炎/食管炎、放射性肺炎是nCRT组特有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52.4%（33/63）和15.9%（10/63）。63例nCRT组患者肿瘤退缩分级为：0级11例（17.5%），1级20例（31.7%），2级28例（44.4%），3级5例（7.9%）；17.5%（11/63）的患者获得病理完全缓解。96.8%（61/63）的nCRT组患者达到R 0切除，高于直接手术组（87.0%，60/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199， P=0.040）。nCRT组与直接手术组每例患者标本淋巴结检出分别为（27.6±12.4）枚和（26.8±14.6）枚，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015， P=0.976），术后病理淋巴结转移率和淋巴结阳性率分别为44.4%（28/63）比76.8%（53/69），4.0%（70/1 739）比21.9%（404/1 84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14.552， P<0.001；χ 2=248.736， P<0.001）。中位随访52（27~77）个月，nCRT组与直接手术组3年DFS分别为52.4%与39.1%（ P=0.049），3年OS分别为63.4%与52.2%（ P=0.01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根据CT测量肿瘤体积减少率是否≥12.5%，将63例nCRT组患者分为有效组（30例）与无效组（33例），两组3年DFS分别为56.6%与45.5%（ P=0.098），3年OS为73.3%与5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8）。肿瘤退缩分级为0级、1级、 2级及3级患者的3年DFS分别为81.8%、70.0%、44.4%和20.0%（ P=0.024）；3年OS分别为81.8%、75.0%、48.1%和40.0%（ P=0.04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nCRT联合手术治疗改善了SiewertⅡ、Ⅲ型AEG患者的治疗效果，患者远期预后良好。

目的:探讨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者疾病自然进程中病毒学标志物与宿主抗HBV免疫所致肝脏病理损伤的关系及动态变化。方法:回顾性选取2016年1月到2022年6月于浙江省台州医院接受肝穿刺活检的238例成人慢性HBV感染者。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血小板、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白蛋白、HBV DNA、qHBsAg、HBeAg等一般临床资料，以及患者的肝组织炎症活动度和纤维化分级等肝脏病理诊断指标。按HBeAg状态对患者进行分组，并分别按不同肝脏炎症活动度、不同HBV DNA载量对患者行亚组分组，统计学分析比较各组的HBV病毒学标志物水平的组间差异，及其与患者肝脏炎症损伤指标如ALT、AST及肝组织炎症活动度间的相关性。结果:HBeAg阳性患者中有中度及以上肝脏炎症活动度（G≥2）患者的病毒学标志物水平均显著低于轻（无）炎症活动度（G<2）者（HBV DNA： t = 3.102， P = 0.002；qHBsAg: Z = -4.859， P < 0.001；HBeAg： Z = -4.386， P < 0.001）；而在HBeAg阴性患者中则呈现相反的趋势，G≥2亚组的HBV DNA水平、qHBsAg显著高于G<2亚组（HBV DNA： t = -5.269， P < 0.001；qHBsAg: Z = -2.951， P = 0.003）。对应地，HBV DNA水平、qHBsAg在HBeAg阳性患者中与肝脏炎症活动度及肝脏炎症损伤指标AST呈弱到中等强度的负相关（HBV DNA与炎症活动度： r = -0.300， P = 0.001；qHBsAg与炎症活动度： r = -0.432, P < 0.001; qHBsAg与AST： r = -0.233， P = 0.008）；而在HBeAg阴性患者中则与肝脏炎症活动度及ALT、AST呈弱到中等强度的正相关（HBV DNA与炎症活动度： r = 0.439， P < 0.001; HBV DNA与ALT： r = 0.502, P < 0.001；HBV DNA与AST： r = 0.582， P < 0.001），其中qHBsAg仅与患者的肝脏炎症活动度呈弱的正相关（ r = 0.285， P = 0.003）。进一步对HBeAg阳性患者按HBV DNA是否> 2×10 6 IU/ml进行亚组分析发现，HBV DNA>2×10 6 IU/ml亚组的患者其HBV病毒学标志物与肝脏炎症活动度及ALT、AST间呈弱到中等强度的负相关（HBV DNA与炎症活动度： r = -0.276， P = 0.009; HBV DNA与AST： r = -0.262, P = 0.014; qHBsAg与炎症活动度： r = -0.448, P < 0.001; qHBsAg与ALT： r = -0.223， P = 0.037; qHBsAg与AST： r = -0.455， P < 0.001; HBeAg与炎症活动度： r = -0.433， P < 0.001；HBeAg与ALT： r = -0.257， P = 0.016; HBeAg与AST： r = -0.369， P < 0.001）；但上述"负相关"在HBeAg仍为阳性且HBV DNA≤2×10 6 IU/ml的患者中消失。不仅如此，HBV DNA与ALT、HBeAg与AST更分别呈中等强度的正相关（HBV DNA与ALT： r = 0.305， P = 0.049 7; HBeAg与AST: r = 0.321, P = 0.038）。 结论:在慢性HBV感染的疾病进程中，在HBeAg阳性且HBV DNA>2×10 6 IU/ml时，患者的抗HBV免疫应答可通过清除感染肝细胞来有效地抑制HBV的复制，而当HBV DNA载量低于该界值时，患者的抗HBV免疫性应答更多地造成了肝组织炎症损伤。

目的:分析信迪利单抗致甲状腺功能（甲功）异常的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方法:研究对象选自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在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肿瘤科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收集符合纳入标准患者的电子病历，记录其一般情况、信迪利单抗用药情况、联合用药情况和应用信迪利单抗前后甲功检查结果。对出现甲功异常的患者，应用Naranjo不良反应因果关系评估量表进行信迪利单抗与甲功异常的因果关系评价；根据评价结果为"肯定"和"很可能"者的病历资料，分析甲功异常的临床特征。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45例，24例（16.6%）发生信迪利单抗相关甲功异常，因果关系评估结果均为"很可能"。24例患者中，男性14例，女性10例；年龄37~87岁；信迪利单抗单药治疗者5例，联合化疗者16例，联合靶向药物治疗者3例。24例患者均有基线甲功检查结果，其中23例甲功正常，1例为亚临床甲功亢进（甲亢）。24例甲功异常包括甲功减退（甲减）13例、亚临床甲减5例、甲亢2例和亚临床甲亢4例；11例发生在3个用药周期内；严重程度均为1或2级，无明显临床症状，仅4例甲减患者轻度乏力。13例甲减患者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后9例恢复或好转，4例病情持续但未加重。5例亚临床甲减患者有3例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其中2例恢复，1例演变为亚临床甲亢；余2例先行观察未予干预，后演变成甲减，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后恢复。甲亢或亚临床甲亢的6例患者均未予干预，除1例亚临床甲亢自愈外，5例患者演变为甲减或亚临床甲减，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后3例甲功恢复或好转，2例持续甲减但未加重。结论:甲功异常是信迪利单抗较常见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以甲减为主；临床症状不明显，严重程度多为1或2级。使用该药时应常规监测甲功，出现甲减时可及时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预后一般较好。

目的:探讨早期测量中心静脉压（CVP）与脓毒症患者病死率的关系。方法:基于重症监护医学信息数据库-Ⅲ v1.4（MIMIC-Ⅲ v1.4）中的健康数据，收集所有重症监护病房（ICU）成人脓毒症患者的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合并症、生存时间、总住院时间、ICU住院时间、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生命体征、入ICU首日实验室检查结果、血管活性药物使用情况、首日输液量和液体平衡、尿量、对肾脏替代治疗和机械通气的需求、脓毒症诊断以及在ICU中进行首次CVP测量的时间和数值。根据入ICU 6 h内是否测量CVP将患者分为早期测量和对照两组；根据获得首次CVP的时间将患者进一步分为≤3 h、4～6 h、7～12 h和12 h内未测量4个亚组。主要研究终点为28 d病死率。使用局部加权平滑（Lowess平滑）分析来探讨初始CVP值与病死率的关系；使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及Log-Rank检验对28 d生存情况进行单变量分析；使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评估CVP测量及时性与病死率的关系。结果:共纳入4 733例成人脓毒症患者，其中1 673例在入ICU 6 h内测量了CVP，另外3 060例未测量者作为对照组。CVP早期测量组除基础肾衰竭患者较对照组更少外，两组人口学特征和基础疾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CVP早期测量组入ICU 24 h内病情较对照组更重，表现为更高的血乳酸（Lac）水平和SOFA评分。CVP早期测量组28 d病死率显著低于对照组（34.2%比40.7%， P<0.01）。CVP早期测量组患者总住院时间更短，ICU住院时间更长，需要机械通气和血管活性药物的比例更高，24 h内液体入量和平衡量也更多。Lowess平滑分析显示，初始CVP与病死率之间呈"U"形关系，提示过高或过低的初始CVP均与不良预后相关。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与12 h内未测量CVP患者相比，3 h内测量者28 d累积生存率明显升高（66.7%比59.1%；Log-Rank检验： χ2＝15.810，校正 P<0.001）；而4～6 h和7～12 h测量者28 d累积生存率与12 h内未测量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64.4%、60.3%比59.1%；Log-Rank检验： χ2值分别为5.630、0.100，校正 P值分别为0.053、>0.999）。Cox多因素分析显示，以12 h内未测量CVP患者作为参照建立Cox比例风险模型，在校正混杂变量（性别、年龄、SOFA评分、初始Lac、肾衰竭以及24 h内最高血糖、最低血小板计数和最高白细胞计数）后发现，入ICU后及时测量CVP可降低脓毒症患者28 d病死率〔≤3 h：风险比（ HR）＝0.65，95%可信区间（95% CI）为0.55～0.77， P<0.001；4～6 h： HR＝0.72，95% CI为0.60～0.87， P＝0.001；7～12 h： HR＝0.80，95% CI为0.66～0.98， P＝0.032〕。 结论:早期测量CVP与脓毒症患者28 d病死率下降相关。在休克早期进行液体复苏时，CVP是一种易获取且可以指导液体治疗的安全性指标。

目的:建立新型冠状病毒分离和培养方法，为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研发和动物实验打下理论基础并提供实验依据，同时探究病毒TCID 50与基因拷贝数之间可能存在的数量关系。 方法:采集本省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咽拭子标本，将处理后的标本接种于Vero细胞并进行病毒分离，通过qPCR和二代测序鉴定该分离毒株，同时测定该毒株的半数组织细胞感染量（50% tissue culture infection dose，TCID 50）。稀释质粒标准品并进行qPCR，建立标准品线性回归曲线，检测不同代次、不同TCID 50的病毒基因拷贝数。 结果:将标本接种于Vero细胞后，24~72 h未发现明显细胞病变效应（Cytopathogenic effect，CPE），96 h细胞出现明显CPE，可判定为+，120 h细胞全部发生病变。结论:新型冠状病毒可在Vero细胞系中增殖，并可连续传代；在限定病毒传代次数等条件下，病毒TCID 50和病毒基因拷贝数之间存在对应的数量关系，可实现二者间的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