椎动脉夹层动脉瘤临床相对少见，年发病率为(1.0~1.5)/10万，具有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 [1]。急性期椎动脉夹层动脉瘤发生再破裂出血的风险高且常累及小脑后下动脉(posterior inferior cerebellar artery，PICA)，若未得到及时救治，可能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干受压、脑梗死甚至死亡等一系列不良后果 [2,3]。对于这种急性期后循环动脉瘤，常规治疗手段为支架辅助弹簧圈治疗，血流导向装置Pipeline应用极少。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近期应用Pipeline治疗1例处于急性破裂期且累及PICA的椎动脉夹层动脉瘤患者，现将其诊治过程报道如下，以分享该疾病的一种超适应证治疗方法。

专家引言：胆管癌是一种发生于肝内、外胆管上皮的原发性恶性肿瘤，具有高度的侵袭性和异质性，其中肝外胆管癌约占75%。近年来，胆管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渐增加，其高发地区主要位于东南亚；中国胆管癌的发病率大于6/10万，是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胆管癌预后极差，在高发地区是继艾滋病和脑卒中之后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近年来，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放射科舒健教授团队围绕肝外胆管癌的MRI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在MRI图像上对胆胰壶腹部及肝外胆管癌病灶进行了自动识别与分割，利用MRI的常规影像学特征、定量参数以及结合人工智能评估了肝外胆管癌的生物学行为并进行了生存分析的评估，为辅助肝外胆管癌的诊疗提供了影像学手段和依据。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宋彬教授指出，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确定了新时代资助导向，即“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合”。影像医学作为近年来医学发展最迅速的学科之一，影像科研工作充满机遇，但也面临挑战。舒健教授团队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针对胆管癌这一相对高发、预后差的有需求牵引的疾病，通过临床、影像的内容进行了系列研究，就如何有效地进行治疗前评估、改善预后、提高生存质量和生存时间等重要研究方向进行逐一探索并突破瓶颈，所做的研究符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所提出的要求，特别是建立了较好的有学科交叉特点的医工团队，科研产出硕果累累。上述主要研究结果表明舒健教授团队将影像学新技术应用于肝外胆管癌的自动检测、术前评估及临床预后预测等方面，为肝外胆管癌的临床决策提供了快速、无创、便捷和个性化的预测方法。期待该团队未来在肝外胆管癌这一疑难疾病能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最终实现肝外胆管癌患者的生存获益。

目的:研究影响儿童肾综合征出血热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2014年7月至2021年12月于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临床诊断肾综合征出血热182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将重型、危重型患儿作为观察组(24例)，轻型、中型患儿作为对照组(158例)。收集患儿的人口学、流行病学资料及入院8 h内的相关临床检验结果，以入院28 d死亡为主要结局，肾功能衰竭、肺水肿为次要结局，观察两组临床检验指标的差异，对可能的危险因素行二元Logistic回归后，根据ROC曲线判断不同结局预测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两组之间年龄、性别、BM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肺水肿、肾衰竭、休克等并发症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对照组与观察组比较，凝血功能指标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134 ± 21)s比(164 ± 34)s]、D-二聚体[(6.31 ± 3.20)mg/L比(12.43 ± 5.67)mg/L]、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vWF) [(352 ± 45)μg/L比(465 ± 103)μg/L]、血小板(platelets，PLT)[(87 ± 35)×10 9/L比(45 ± 24)×10 9/L]、乳酸(lactate，Lac)[(2.6 ± 1.1)mmol/L比(6.0±2.0)m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淋巴细胞特征分析指标淋巴细胞[(2 749 ± 686)×10 6/L比(2 374 ± 851)×10 6/L]、CD3 +[(1 821 ± 487)×10 6/L比(1 065 ± 539)×10 6/L]、CD4 +/CD8 + (1.65 ± 0.73)比(1.00 ± 0.25)、CD19 +[(559 ± 105)×10 6/L比(487 ± 133)×10 6/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炎症反应指标血清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22 ± 15)ng/L比(56 ± 21)ng/L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观察组应用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呼吸机辅助通气、血管活性药物等治疗措施比率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对纳入指标行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以死亡为主要结局，发现Lac、CD8 +、D-二聚体、vWF、PCT升高与患儿死亡率相关，是死亡的危险因素，PLT、CD4 +/CD8 +为保护性因素；以肾功能衰竭、肺水肿为次要结局，发现CD8 +、D-二聚体、Lac、PCT是引起次要结局的危险因素。危险因素联合预测模型行ROC曲线分析，主要结局变量相关危险因素预测模型的敏感度为77.91%、特异度为81.22%、AUC 0.769；次要结局变量相关危险因素预测模型的敏感度为87.61%、特异度为77.59%、AUC 0.891。 结论:CD8 +、D-二聚体、Lac、PCT、vWF等指标联合对儿童肾综合征出血热不良预后具有良好的预测性。

目的:比较乳腺癌术后背阔肌皮瓣（latissimus dorsi flap，LDF）联合假体植入与带蒂腹直肌皮瓣（transverse rectus abdominis muscle，TRAM）乳房重建的临床疗效。方法:分析2015年1月到2020年6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手术治疗的女性乳腺癌术后即刻乳房自体重建患者的临床资料。按乳房重建手术方式分为LDF+假体组（ n=75）和TRAM组（ n=35）；收集两组患者的基本信息、手术时长、失血量、术后开始辅助治疗时间、术后并发症、美学评价、局部复发率、远处转移率、死亡率等进行分析，比较两种手术的疗效。 结果:LDF+假体重建组与TRAM组患者的总生存率分别为97.3%与94.3%（ χ2=0.63, P=0.426）；美学评价优良比分别为84.6%与93.8%（ χ2=2.56, P=0.465），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LDF+假体重建组患者手术平均时长为262min，低于TRAM组的284min（ t=-2.04, P=0.044）；LDF+假体重建组患者失血量平均值为92 mL，低于TRAM组的136 mL（ t=-3.31, P=0.001）；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LDF+假体重建组的发生率低于TRAM组（10.7% vs. 25.7%， χ2=4.14, P=0.042），术后开始辅助治疗时间也早于TRAM组（10.5 d vs. 21.2 d， t=-6.63,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乳腺癌术后即刻LDF+假体乳房重建术与TRAM乳房重建术均可获得较好的乳房美学效果，两种手术方式术后并发症均较少，安全性高。

目的:分析重组抗CD25人源化单克隆抗体（人源化CD25单抗）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糖皮质激素耐药型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SR-aGVHD）的疗效。方法:纳入2019年6月至2020年10月在苏州弘慈血液病医院接受人源化CD25单抗治疗的64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SR-aGVHD患者，所有患者予人源化CD25单抗1 mg·kg -1·d -1第1、3、8天各1次，此后根据病情每周1次。在人源化CD25单抗治疗后第7、14、28天进行疗效评估。 结果:64例患者中男38例（59.4%），女26例（40.6%），中位年龄31（15~63）岁。64例SR-aGVHD患者人源化CD25单抗治疗后第7、14、28天有效率分别为48.4%（31/64）、53.1%（34/64）、79.7%（51/64）。肝脏受累是人源化CD25单抗治疗SR-aGVHD第28天疗效不佳的独立危险因素（ OR＝9.588，95% CI 0.004~0.291， P＝0.002）。从人源化CD25单抗治疗开始随访，所有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7.1（0.2~50.8）个月。治疗后12、24个月总生存率分别为63.2%（95% CI 57.1%~69.3%）、52.6%（95% CI 46.1%~59.1%），无病生存率分别为58.4%（95% CI 52.1%~64.7%）、49.8%（95% CI 43.4%~56.2%），非复发死亡率分别为28.8%（95% CI 23.1%~34.5%）、32.9%（95% CI 26.8%~39.0%）。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肝脏受累（ OR＝0.308，95% CI 0.108~0.876， P＝0.027）和Ⅲ/Ⅵ度aGVHD（ OR＝9.438，95% CI 1.211~73.577， P＝0.032）是影响移植后总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人源化CD25单抗对于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SR-aGVHD有较好的疗效。

目的:探讨高龄冠心病患者行不停跳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OPCABG)的短期和长期临床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北京安贞医院2005年6月至2014年7月31例80岁以上合并左心功能不全接受单纯OPCABG手术治疗的冠心病患者院内和出院后3～12年的随访资料。结果:患者80～88岁，平均(82.0±2.1)岁，男25例(80.6%)，术前平均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42.0±6.5)%，其中LVEF<35%有15例(48.4%)。平均手术时间4 h，院内死亡3例(9.7%)，其中1例急性呼吸衰竭，另2例死因为低心排综合征。围术期心肌梗死1例(3.2%)，急性脑梗塞2例(6.5%)，再次气管插管3例(9.7%)，二次开胸止血1例(3.2%)，术后持续肾替代治疗3例(9.7%)，围术期使用主动脉球囊反搏(IABP)8例(25.8%)。术前使用IABP2例，术中2例，术后4例。术后随访3～12年，中位时间8年。术后随访28例，随访率100%，全因死亡10例(35.7%)，心源性死亡5例(17.9%)，肺癌死亡2例(7.1%)，全身感染性脓毒血症死亡2例(7.1%)，1例不明原因猝死。再次入院2例(7.1%)。再发心绞痛2例(7.1%)。再发心肌梗死1例(3.6%)，无再次接受血运重建治疗。术后1年所有存活患者行冠状动脉计算机断层血管造影(CTA)检查，桥血管通畅率达100%。结论:80岁及以上合并左心功能不全接受单纯OPCABG手术治疗的冠心病患者短期和长期临床结果尚可接受，但死亡率和并发症风险较高，需术前全面评估。

目的:评价内镜超声（endoscopic ultrasound，EUS）引导弹簧圈栓塞联合内镜组织胶注射治疗合并较大自发性分流道的胃底静脉曲张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2016年12月—2020年12月因胃底静脉曲张伴较大自发性分流道（分流道最窄处直径5~15 mm）接受EUS引导弹簧圈栓塞联合内镜组织胶注射的24例患者资料，统计并分析短期疗效（技术成功率、术后5 d再出血率、6周死亡率）、远期疗效（1年再出血率和死亡率、3年死亡率）及安全性（异位栓塞发生率）。结果:EUS引导弹簧圈栓塞联合内镜组织胶注射技术成功率91.7%（22/24），5 d再出血率0（0/22）。1例（4.5%）术后2 d复查门静脉系统血管CT成像显示脾静脉主干部分栓塞。22例患者中2例失访，随访时间14.9（1.0~48.6）个月，术后6周死亡率0（0/20），术后1年再出血率35.0%（7/20）。12例行胃镜随访的患者中，5例出现不同程度食管静脉曲张加重，5例出现不同程度门静脉高压性胃病加重。术后1年死亡率5.0%（1/20），术后3年死亡率20.0%（4/20），均与出血及异位栓塞事件无关。结论:对于合并较大自发性分流道的胃底静脉曲张患者，EUS引导弹簧圈栓塞联合内镜组织胶注射治疗短期安全有效，并能降低异位栓塞发生风险，远期疗效及安全性仍有待进一步证实。

目的:探讨供肺冷缺血时间(CIT)延长对肺移植预后的影响。方法:对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在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接受肺移植的111例供受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供肺CIT分为CIT延长组(CIT 8~12 h，41例)和对照组(CIT<8 h，70例)，比较两组供受者最后一次血气分析、冷缺血时间等临床资料、术后并发症及短期生存情况的差异。绘制生存曲线，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两组累积存活率。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明确受者1年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共计纳入111例肺移植受者，CIT延长组和对照组分别为41例(36.9%)和70例(63.1%)。两组受者术后72 h内原发性移植物功能不全(PGD)3级的发生率分别为21.2%和16.3%，两组术后的30 d存活率分别为90.2%和94.3%，90 d存活率分别为82.9%和82.9%，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受者1年的累积存活率分别为74.6%比60.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79)。Cox回归分析显示CIT延长供肺移植与受者1年死亡风险增加无关( HR 0.691，95% CI：0.317~1.506)，但术中未使用体外膜氧合(ECMO)技术( HR 3.562，95% CI：1.061~11.959)以及术后机械通气超过3 d(HR 2.892，95% CI：1.387~6.031)会增加受者1年的死亡风险。 结论:供肺CIT延长至8~12 h进行肺移植对受者预后未产生不良影响。在权衡受者继续等待和接受移植两者的死亡风险后，接受CIT 8~12 h的供肺是可行的。

目的:比较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达沙替尼联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或化学药物治疗费城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Ph ＋ALL)的疗效差异。 方法:回顾分析2014年1月至2018年6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收治的应用达沙替尼治疗Ph ＋ALL患者56例；根据是否行allo-HSCT分为移植组22例和化疗组34例，随访时间22个月(3～50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总存活(OS)率、无病存活(DFS)率、复发及非复发死亡情况(NRM)，评价联合达沙替尼治疗时，allo-HSCT是否较化疗具有优越性。 结果:移植组和化疗组2年OS率分别为69.1 %和47.8 %( P＝0.032)，移植组和化疗组2年DFS率分别为62.2 %和43.1 %( P＝0.043)，移植组和化疗组2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14.6 %和44.1 %( P＝0.008)，两组间2年OS、DFS和累计复发率均有统计学差异；移植组非复发死亡率(NRM)高于化疗组(分别为18.6 %和14.1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476)。 结论:达沙替尼联合allo-HSCT治疗Ph ＋ALL疗效优于达沙替尼联合化疗。

肝细胞癌（HCC）的综合管理是一个全程、动态和个体化的过程。如何科学地确定肝癌高危/极高危人群、制定分层的监测方案，是早发现、早诊断和提高HCC总体生存率的关键环节。基于HCC风险预测模型、极早期预警标志物和早期筛查工具，精准识别高危/极高危人群，并将其运用于医院和社区筛查，构建医院社区一体化的"金字塔"HCC筛查模式，对HCC高危人群及患者实行跨学科科学管理和治疗，最终降低肝癌相关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