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调查以申请上市注册为目的的药物和疫苗儿科临床试验的开展情况，为儿科临床试验的发展提供参考。方法:调查从2013年9月6日（强制登记开始日）至2019年9月6日（截止日）在药物临床试验登记和信息公示平台上登记的儿科临床试验项目。收集儿科临床试验项目数量、药物类型、申办方、试验状态和完成情况等信息并进行汇总。所有项目根据类别分为药物组（含化学药物、中药和天然药物、生物制品）和疫苗组。结果:6年间，该平台共登记有儿童受试者参与的项目为349项（药物162项+疫苗187项）。2018年化学药物和生物制品的数量分别为23项和11项，是历年来登记数量最多的。中药和天然药物的儿科临床试验数量2014年有11项，2015至 2018年每年只有2~4项。药物和疫苗临床试验已完成项目分别为22.8%（37/162）和41.7%（78/187）。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项目仅42项。登记为Ⅰ期的儿科药物和疫苗的临床试验项目分别为4和46项。内分泌系统药物开展的临床试验项目最多，为36项。结论:中国注册类儿科药物和疫苗临床试验项目近年来有了较好的发展，但数量还是很少，需要进一步推进儿科临床试验的发展。

国家免疫规划是提高儿童健康水平、降低儿童死亡率、预防和减少传染性疾病发生的简便、有效的措施。虽然疫苗上市前经历了Ⅰ~Ⅲ期临床试验，但由于样本量和观察时间的局限，很多不良反应在疫苗上市前无法获知。所以在疫苗上市后开展基于大规模人群的安全性主动监测就显得尤为必要。自身对照病例系列（self-controlled case series，SCCS）设计是一种常见的主动监测方法。SCCS在20世纪90年代被提出，该方法主要用于疫苗的安全性研究。SCCS通过仅含有病例（发生目标结局的患者）的数据来探索随时间变化的暴露与不良结局之间的关联。由于SCCS中只纳入了病例，所以无法获得绝对发生率，继而无法获得队列研究的结局指标相对危险度或风险比，同时也不能获得病例对照研究的结局指标比值比。通过对比同一个体在风险期和对照期的事件发生数，SCCS 可以获得相对发生率（relative incidence，RI）。

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胃癌的腹膜转移与疾病迅速进展相关。细胞减灭术（CRS）后直接进行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已成为治疗胃癌腹膜转移患者的重要手段。然而，HIPEC存在不同的治疗方案，如开腹或闭腹、灌注液、管数、温度、持续时间以及不同的药物方案，可影响患者的生存率和预后。本文旨在通过对不同的HIPEC药物技术方案进行系统综述，为HIPEC治疗方案和技术的标准化提供更多参考证据。本文纳入两项随机对照试验、3项Ⅰ和Ⅱ期前瞻性临床试验、两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和34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共1 511例患者。最常见的HIPEC方案为将顺铂50~75 mg/m 2和丝裂霉素C 30~40 mg/m 2溶解于3~4 L生理盐水中，在42℃~43℃的温度下，胃肠吻合后，于闭腹的HIPEC系统中，使用2~3根导管，灌注液流速为500 ml/min，持续时间为60~90 min。在胃肠吻合后进行HIPEC的研究中，吻合口漏发生率较低。采用开腹HIPEC以及两种药物治疗方案的研究显示总体生存率更高。目前HIPEC的治疗方案存在较大异质性，在临床试验中，需进一步比较技术方法和不同的药物方案，以明确最佳治疗方案，使得该技术合乎标准化。

目的:评估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rh-EGF)滴眼液对圆锥角膜患者接受强化的跨上皮角膜交联术后早期上皮修复及泪膜稳定性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连续收集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于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住院治疗的原发性进展期圆锥角膜并拟进行强化的离子电渗法跨上皮角膜交联术的患者66例66眼，其中男37例，女29例，平均年龄(21.27±3.80)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33例33眼，分别使用羧甲基纤维素钠滴眼液和rh-EGF滴眼液点眼。在术前和术后第1、3、5、7、14、28天时对2个组患者分别行眼表疾病指数(OSDI)问卷评估、裂隙灯生物显微镜检查、角膜荧光素钠染色评分、非接触式眼压测量、裸眼视力(UCVA)和最佳矫正视力(BCVA)检查、球结膜充血程度评估、泪液分泌试验、非接触式泪膜破裂时间(NIBUT)测定、泪河高度测定并进行比较。结果:术后第7天，2个组患眼OSDI值均较术前显著增加，试验组患眼OSDI值较对照组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角膜胶原交联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患眼角膜上皮染色评分值的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组别＝16.701， P<0.01； F时间＝454.418， P<0.01)，其中术后第3天和第5天，试验组患眼角膜上皮染色评分分别为1.79±0.65和0.91±0.46，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70±0.68和1.55±0.5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术后第3天和第5天，试验组患眼球结膜充血程度分值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个组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点患眼NIBUT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组别＝13.084， P<0.01； F时间＝34.383， P<0.01)。2个组术后第7、14和28天时NIBUT值均较术前有所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但随着术后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回升；术后第7天和第14天，试验组患眼的NIBUT值分别为(8.18±2.26)s和(9.49±1.95)s，明显高于对照组的(5.93±2.33)s和(7.52±2.27)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2个组手术前后各时间点患眼的眼压、视力变化以及泪液分泌量、泪河高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rh-EGF对圆锥角膜患者接受强化的跨上皮角膜交联术后上皮修复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眼角膜交联术后早期不适，促进泪膜稳定性的恢复。

目的:探讨成年发病戈谢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家系基因突变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3月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1例戈谢病患者的诊治经过，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患者（先证者）女性，34岁，2005年发现贫血及血小板计数低、脾大，此后定期体检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三系减少渐进加重，脾脏进行性大，因乏力加重于2020年3月19日就诊。查体示肝脾大，血常规示三系减少，骨髓形态学见大量戈谢细胞。先证者外周血β-葡萄糖脑苷脂酶（GBA）1.8 nmol·mg -1·h -1（参考值10～25 nmol·mg -1·h -1），其父、母、弟弟、女儿β-GBA均正常。二代测序结果示，先证者BCL2基因突变，位点c.127G>A p.A43T，突变频率49.53%。GBA基因检测示，先证者c.1448T>C杂合突变（致病突变），c.1026A>G和c.1038C>T杂合突变（同义突变），c.1075G>T杂合突变（临床意义不明突变）；先证者父亲c.1448T>C杂合突变，为携带者；先证者母亲c.1075G>T杂合突变；先证者弟弟未发现基因突变；先证者女儿c.1448T>C杂合突变，为携带者。诊断为戈谢病Ⅰ型（非神经病变型）。患者拟参加伊米苷酶临床试验，随访中，血常规三系相对稳定，脾脏仍进行性增大。 结论:戈谢病属于罕见病，易误诊、漏诊，当有患者不明原因血细胞减少、肝脾大并且多脏器受累时，需警惕戈谢病的可能性，应尽早完善酶学及基因检查。

目的:总结分析肺鳞状细胞癌新辅助免疫治疗后的病理形态特征。方法:纳入31例接受了新辅助免疫治疗的可切除肺鳞状细胞癌患者，均来自中国医学科肿瘤医院招募的抗PD-1信迪利单抗（Sintilimab）新辅助免疫治疗Ⅰb期临床试验（ChiCTR-OIC-17013726）。根据irPRC标准判读免疫治疗相关病理组织学形态，并根据残存活肿瘤百分比评价病理缓解程度。结果:根据原发灶残存活肿瘤百分比分为3种病理缓解程度（完全病理缓解、显著病理缓解和非显著病理缓解），该组病例比例分别是19%（6例）、29%（9例）和52%（16例）。新辅助免疫治疗后肿瘤退变区内可见大量的免疫激活现象（大量的免疫细胞浸润，包括淋巴细胞、浆细胞、泡沫样组织细胞浸润，淋巴细胞聚集现象，三级淋巴样结构）、组织修复的形态特征（包括异物巨细胞、肉芽肿形成、增殖性纤维化和新血管生成）。结论:新辅助免疫治疗对肺鳞状细胞癌具有较好的疗效。新辅助免疫治疗后病理评估具有与其机制相一致的独特组织病理形态学特征。

根治性放化疗是不可切除局部晚期食管癌的标准治疗方法，但其疗效有待进一步提高，联合免疫治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潜在方向。目前根治性放化疗与免疫治疗的联合主要包括三种模式：放化疗前进行诱导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放化疗期间同步联合免疫治疗、放化疗后免疫维持治疗。现有多项Ⅰ、Ⅱ期临床试验显示，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患者可耐受，临床疗效良好，期待更多研究数据和长期的随访结果。同时，免疫治疗带来的不良反应仍值得关注。寻找最优的联合治疗模式、筛选适合该治疗模式的患者群体、尽早预测和识别严重不良反应是需要持续探索的方向。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暴发流行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疫苗接种是有效预防病毒感染流行的手段。2019-nCoV与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同属于β-冠状病毒。基于对SARS-CoV和MERS-CoV的了解，科学家对2019-nCoV病毒特征的研究、候选抗原及表位的鉴定、动物模型的建立、免疫应答的检测，疫苗的设计等工作取得了快速进展。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新冠疫苗）的研发也取得了快速进展，新冠疫苗类型几乎涵盖了目前疫苗研究的所有形式，包括灭活疫苗、重组蛋白疫苗、病毒载体疫苗、核酸疫苗（mRNA疫苗与DNA疫苗）等。至2020年3月，已有2项新冠疫苗进入了Ⅰ期临床试验，分别为我国军事医学科学院联合天津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研发的基于腺病毒载体的重组新冠疫苗和美国Moderna公司的mRNA 疫苗，两种疫苗均以2019-nCoV的刺突蛋白为抗原靶标。同时，新冠疫苗研发仍面临着许多未知的挑战，如2019-nCoV病毒抗原特征、抗原变异、机体的保护性免疫应答特征以及对老年及基础病人群是否具有保护，新冠疫苗量产的生产工艺等方面仍需要更多的研究。疫苗研发具有其固有规律，在加快速度的同时，保证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是必须的前提。

目的:总结已公开的化学药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开展情况,以期为后续化学药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的顺利开展提供参考.方法: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药物临床试验登记与信息公示平台并结合药智、丁香园等第三方数据库,检索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的化学药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信息,并采用Excel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其临床试验开展情况.结果:自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化学药改良型新药临床试验公示的数量逐年上升,3年时间总计公示了548次.其中,2.2类改良型新药占比最高,超过50％,2.1类改良型新药占比最少.开展的临床试验分期主要以Ⅰ期临床研究为主.结论:化学药改良型新药可借鉴已上市产品的临床开发数据,减免部分临床研究,缩短研发周期,这些是目前新药研发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