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回顾性研究观察不稳定型心绞痛围术期应用调脾护心法治疗的临床疗效,运用数据挖掘、网络药理学分析用药规律及作用机制.方法:选取2020年9月—2022年9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不稳定型心绞痛围术期病人400例,分为中药组(372例)和非中药组(28例),非中药组采用西医常规治疗,中药组在非中药组基础上加用调脾护心法中药汤剂治疗,手术前后均每天服用2次,每次200 mL.比较两组中医证候积分和心绞痛症状改善情况;运用数据挖掘总结中药组处方用药规律,网络药理学分析核心处方作用靶点.结果:治疗后,中药组中医证候积分低于非中药组(P＜0.05),心绞痛症状疗效优于非中药组(P＜0.05).数据挖掘共筛选出调脾护心法医案372例,核心药物83味,药性以温热为主,温性药物最多,药味酸、苦、甘为主,共占73.40％;聚类分析发现以"白术、陈皮、茯苓、广木香、蒲公英、酸枣仁、炙甘草、炙远志"为核心处方;网络药理学分析:生物利用度(OB)≥30％、类药性(DL)≥0.18核心中药成分185个;对19个交集基因进行基因本体(GO)分析,发现在细胞组分方面主要与胞质部分、细胞外围、质膜、内膜系统等相关;在分子功能方面与酶结合、信号受体结合等密切联系;在生物学过程方面主要与细胞对化学刺激的反应、定位调控等有关;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发现其与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及其受体(AGE-RAGE)、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白细胞介素-17(IL-17)信号通路、肿瘤坏死因子(TNF)信号通路等密切相关.结论: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运用调脾护心法干预不稳定型心绞痛围术期病人可以提高临床疗效,处方核心药物是白术、陈皮、茯苓、广木香、蒲公英、酸枣仁、炙甘草、炙远志,其作用机制可能与AGE-RAGE、MAPK、IL-17、TNF信号通路相关.

1 医学名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生理学名词》、《生物化学名词与生物物理学名词》、《化学名词》、《植物学名词》、《人体解剖学名词》、《细胞生物学名词》及《医学名词》系列为准.药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版和《中国药名通用名称》2014 版为准;新开发的药物,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委员会的"命名原则",药物名称或新译名词应附英文,不用商品名称.

目的:探讨非诺贝特联合熊去氧胆酸（UDCA）治疗生化应答不佳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8年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门诊诊断为UDCA生化应答不佳、加用非诺贝特治疗的早期PBC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联合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联合治疗方案为非诺贝特+UDCA，疗效指标为有效率和生化应答率。联合治疗12个月时血清碱性磷酸酶（ALP）降至治疗前基线值以下为有效，降至<1.5×参考值上限为实现生化应答。安全性指标为非诺贝特相关不良反应（肝损伤、肾损伤等）发生率。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42例，男性12例，女性30例；加用非诺贝特时年龄为（53±10）岁；联合治疗时间为5 d~34个月。对34例联合治疗患者的疗效分析结果显示，治疗12个月时ALP平均水平较基线值下降，其中10例（29.4%）降至参考值范围，有效率为100%；治疗前ALP为235（210，326）U/L，治疗12个月时降至134（104，190）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34例患者中25例（73.5%）患者实现生化应答，治疗前ALP为221（198，256）U/L，治疗12个月时降至125（99，143）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0）。42例患者中16例（38.1%）发生非诺贝特相关不良反应，包括肝损伤8例（19.0%，其中1例合并烧心），肾损伤4例（9.5%），肌痛、颜面部水肿、烧心、头痛、皮肤瘙痒伴皮疹各1例（各2.3%）。8例肝损伤患者4例为轻度、1例为中度、3例为重度；轻度者未予干预，2个月后丙氨酸转氨酶（ALT）恢复至基线水平；中、重度者，停用非诺贝特并予保肝治疗后ALT和总胆红素均恢复至基线水平。4例肾损伤患者中2例停用非诺贝特后血清肌酐（Scr）恢复至基线水平；2例未停药，Scr自行恢复至参考值范围。 结论:非诺贝特联合UDCA治疗生化应答不佳的早期PBC患者有效，有73.5%的患者实现生化应答。非诺贝特常见不良反应为肝损伤及肾损伤，用药期间需密切监测患者的肝、肾功能。

目的:调查以申请上市注册为目的的药物和疫苗儿科临床试验的开展情况，为儿科临床试验的发展提供参考。方法:调查从2013年9月6日（强制登记开始日）至2019年9月6日（截止日）在药物临床试验登记和信息公示平台上登记的儿科临床试验项目。收集儿科临床试验项目数量、药物类型、申办方、试验状态和完成情况等信息并进行汇总。所有项目根据类别分为药物组（含化学药物、中药和天然药物、生物制品）和疫苗组。结果:6年间，该平台共登记有儿童受试者参与的项目为349项（药物162项+疫苗187项）。2018年化学药物和生物制品的数量分别为23项和11项，是历年来登记数量最多的。中药和天然药物的儿科临床试验数量2014年有11项，2015至 2018年每年只有2~4项。药物和疫苗临床试验已完成项目分别为22.8%（37/162）和41.7%（78/187）。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项目仅42项。登记为Ⅰ期的儿科药物和疫苗的临床试验项目分别为4和46项。内分泌系统药物开展的临床试验项目最多，为36项。结论:中国注册类儿科药物和疫苗临床试验项目近年来有了较好的发展，但数量还是很少，需要进一步推进儿科临床试验的发展。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发生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情况及其危险因素。方法:收集2020年1月15日至3月7日在长沙市第一医院出院的COVID-19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DILI的诊断标准，将患者分为DILI组和非DILI组。记录并比较2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基础疾病、COVID-19分型、入院时和用药后肝功能检测结果、用药情况、用药后出现DILI的时间、DILI的治疗和预后，计算COVID-19患者DILI的发生率，将组间比较 P<0.05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 结果:共有203例COVID-19出院患者符合纳入标准，36例患者出现DILI，发生率为17.73 %。DILI组和非DILI组（167例）患者的性别分布，基础疾病为高血压、脂肪肝、胆石症者占比，COVID-19临床分型和用药种数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2组患者入院时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和总胆红素（TBil）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用药后DILI组ALT、AST水平均高于用药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DILI组患者用药后出现DILI的中位时间为8（6，11）d，患者均无明显临床体征和症状。发生DILI后16例患者停用可疑药物并予以护肝治疗，6例仅停药未治疗，14例未停药但予护肝治疗；出院时36例患者中34例好转，2例肝功能未恢复至参考值范围。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男性（ OR=3.939，95 %CI：1.426~10.883， P=0.008）、重型和危重型COVID-19（ OR=6.433，95 %CI：2.411~17.162， P<0.001）、基础疾病为脂肪肝（ OR=3.815，95 %CI：1.298~11.215， P=0.015）、胆石症（ OR=16.347，95 %CI：1.267~210.990， P=0.032）和用药种数>8种（ OR=10.181，95 %CI：3.606~28.744， P<0.001）是COVID-19患者发生药物性肝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长沙市第一医院出院的COVID-19患者DILI发生率为17.73 %，男性、COVID-19临床分型为重型和危重型、基础疾病为脂肪肝和胆石症以及用药种数>8种是COVID-19患者发生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儿童H3K27变异型弥漫性中线胶质瘤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并分析预后相关因素。方法: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39例）和西安交通大学附属西安市儿童医院（2例）2016年7月至2020年7月诊断为H3K27变异型弥漫性中线胶质瘤、年龄≤18岁的病例41例，分析其临床表现、影像学特点、组织病理学特征、免疫表型及分子遗传学特征，并对肿瘤的大小、发生部位和病理组织学分级在诊断及判断预后方面的意义进行探讨。结果:41例患儿中，男性21例，女性20例；发病年龄为3~14岁，平均年龄和中位年龄分别为7.6岁和7.0岁。其中发生于脑干36例，非脑干部位5例。临床多表现为头晕、行走不稳和肢体乏力等。影像学表现多变。组织学表现多样，从低级别到高级别胶质瘤形态均可见到，还可伴有神经元分化。免疫组织化学显示肿瘤细胞均弥漫表达H3K27M、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和Olig2。基因检测显示76%（16/21）病例肿瘤细胞H3F3A基因突变，多伴有TP53（62%，13/21）的错义突变；5例为（24%，5/21）HIST1H3B基因突变，均伴有ACVR1和磷酸肌醇3激酶（PI3K）途径基因（PIK3CA占4/5和PIK3R1占1/5）的错义突变。该肿瘤预后较差，随访显示仅1例患者存活，其余均死亡，平均总体生存时间7个月，中位总体生存时间为4个月。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肿瘤部位、影像学肿瘤最大径、组织学级别和手术方式对患儿的总体生存时间影响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儿童H3K27变异型弥漫性中线胶质瘤具有独特的临床病理和分子遗传学特征，预后较差，肿瘤部位和病理组织学级别对预后无明显影响，需要新的特效药物和综合治疗方案来改善患儿的预后。

吡咯［1，2-α］吲哚是一种结构新颖的融合杂环骨架，也是许多天然活性产物和药物的基本结构单元及合成中间体。吡咯［1，2-a］吲哚杂环衍生物因其具有广泛而显著的生物活性，在有机合成和药物化学中备受关注。植物提取物一直以来都是活性化合物的重要来源，目前从植物提取物中发现并分离得到的基于吡咯［1，2-a］吲哚杂环结构的生物碱有Isatisine、isoborreverine、flinderoles、polyavolensin和yuremamine。笔者综述了国内外对吡咯［1，2-a］吲哚杂环衍生物的生物活性研究进展，在筛选活性化合物和候选药物方面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目的:探讨Toll样受体4(TLR4)在原发性肾病综合征(INS)患儿肾组织及外周血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采集2015年10月至2018年6月在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确诊为INS的78例患儿肾活检组织及21例儿童正常肾组织(对照组1)，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标本中TLR4表达水平，比较INS不同肾脏病理类型、不同临床分型中TLR4表达水平的差异，分析其与24 h尿蛋白、血清清蛋白的相关性；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INS患儿治疗前(活动期)及治疗后(缓解期)和23例健康儿童(对照组2)外周血中TLR4表达水平，比较INS不同肾脏病理类型、不同临床分型患儿血清中TLR4表达水平的差异，分析其与24 h尿蛋白、血清清蛋白的相关性；对INS患儿肾小管中TLR4的表达水平与血清TLR4的表达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1．与正常肾组织TLR4水平[(0.93±0.26)%]比较，TLR4在各型INS患儿肾小球及肾间质的表达[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MsPNG)型：(0.93±0.21)%、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SGS)型：(1.02 ± 0.25)%、膜性肾病(MN)型(1.03±0.09)%、微小病变(MCD)型(1.02±0.2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0.741， P＝0.562)；而肾小管TLR4的表达水平明显增高[MCD型：(82.94±4.62)%、MN型：(63.54±1.98)%、MsPGN型：(42.32±2.97)%、FSGS型：(22.60±2.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 929.842， P<0.01)，其中MCD型INS患儿肾小管TLR4表达水平较MN型、MsPGN型、FSGS型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肾小管TLR4在临床分型为激素敏感型肾病综合征(SSNS型)肾脏组织中表达最高，在激素耐药型肾病综合征(SRNS)型表达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20.951， P<0.01)。2.活动期INS患儿血清TLR4表达[MsPNG型：(143.36±12.99) ng/L、FSGS型(75.94±7.29) ng/L、MN型( 210.22±14.66) ng/L、MCD型(283.93±21.58) ng/L]显著高于缓解期患儿[MsPNG型：(29.51±4.93) ng/L、FSGS型(15.66±3.78) ng/L、MN型(45.40±5.73) ng/L、MCD型(62.29±7.90) ng/L]及对照组2儿童[(0.69±0.33) n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且缓解期INS患儿血清TLR4的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2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86.287， P<0.01)。活动期及缓解期INS患儿血清TLR4的表达水平均以MCD型最高，其次为MN型，而FSGS型最低；血清TLR4在临床分型为SSNS型表达最高，SRNS型表达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47.438， P<0.01)。3.INS患儿肾小管中TLR4的表达水平[(62.82±20.94)%]与其活动期血清中TLR4的表达水平[(213.26±73.33) ng/L]呈正相关( r＝0.852， P<0.05)；INS患儿肾小管及活动期血清TLR4的表达水平均与24 h尿蛋白水平[(123.05±33.55) mg/kg]均呈正相关( r＝0.401、0.427，均 P<0.05)，与血清清蛋白水平[(19.54±3.55) g/L]均呈负相关( r＝－0.602、－0.617，均 P<0.05)。 结论:TLR4在INS患儿肾小管及血清中表达增高，且表达水平可能与不同肾脏病理类型及临床分型有关，与疾病活动具有相关性。

目的:探究生物素对免疫检测的干扰及大剂量服用生物素对免疫指标的影响。方法:招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体检健康的志愿者34名，并将其分为5组：对照组(10例)、低剂量组(6例)、中剂量组(6例)、高剂量组(6例)和超高剂量组(6例)。同期选择本院10例慢性心衰稳定期随访者作为稳定心衰组，采用化学发光法自动化检测平台检测心肌肌钙蛋白I、肌钙蛋白T水平，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方法检测生物素水平。结果:与对照组相比，稳定心衰组患者第1日至第5日生物素浓度明显降低，肌钙蛋白I、肌钙蛋白T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1d＝11.40、13.33、63.60， t2d＝17.11、6.67、63.42， t3d＝14.10、13.33、64.71， t4d＝16.67、6.67、62.43， t5d＝15.80、13.33、66.05， P值均<0.001)。与用药前相比，服用5 mg生物素后低剂量组、服用10 mg生物素后中剂量组、服用20 mg生物素后高剂量组、服用50 mg生物素超高剂量组肌钙蛋白I、肌钙蛋白T及生物素浓度均明显升高，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F＝148.11、53.08、38.39、147.26、57.47、42.63、152.82、69.26、58.63、152.68、62.57、48.27， P值均<0.001)。 结论:生物素会干扰链霉亲和素捕获目标分析物的能力，从而导致检测结果的假性升高或者降低，影响临床判断。

目的:探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11(HDAC11)抗乙肝病毒(HBV)的体内效果和毒性。方法:选取4~6周龄雄性C57BL/6 (H-2b)小鼠，通过尾静脉高压水注射法建立HBV体内复制模型。采用随机数表法分组方式分为5组：正常对照组，仅给予磷酸缓冲盐溶液(PBS)处理；模型组，仅注射HBV复制质粒；HDAC11低、中、高剂量组，在注射HBV复制质粒的同时分别给予2.5、5.0、10.0 μg/只小鼠剂量的HDAC11过表达质粒。于注射后第1、4、7、10、14天采集小鼠眼眶静脉血，通过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检测法分析血清中乙肝表面抗原(HBsAg)、e抗原(HBeAg)的水平；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分析血清中HBV脱氧核糖核酸(DNA)的水平；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肝组织中核心抗原(HBcAg)的表达水平。采用Student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给药后第1天，HDAC11低、中、高剂量组的HBsAg水平均显著低于模型组[(165.99±50.35)比(238.69±31.99) IU/ml， t＝3.498， P<0.01]，[(89.92±34.55)比(238.69±31.99) IU/ml， t＝8.937， P<0.01]，[(26.56±19.45)比(238.69±31.99) IU/ml， t＝16.027， P<0.01]。给药后第4天，HDAC11中、高剂量组的HBsAg水平仍显著低于模型组[(164.86±67.99)比(242.78±20.42) IU/ml， t＝3.104， P<0.01]，[(70.78±44.76)比(242.78±20.42) IU/ml， t＝9.889， P<0.01]。给药后第1天，HDAC11中、高剂量组的HBeAg水平均显著低于模型组[(4.43±1.62)比(12.05±5.90)， t＝3.523， P<0.01]，[(1.91±1.11)比(12.05±5.90)， t＝4.778， P<0.01]。给药后第4天，HDAC11低、中、高剂量组的HBV DNA水平显著低于模型组[(4.64±2.60)×10 3比(3.11±1.63)×10 4 IU/ml， t＝3.197， P<0.05]，[(2.08±1.27)×10 3比(3.11±1.63)×10 4 IU/ml， t＝3.541， P<0.05]，[(3.41±2.30)×10 3比(3.11±1.63)×10 4 IU/ml， t＝3.354， P<0.05]。肝组织中的HBcAg水平显著降低。给药组血清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水平及动物体重等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结论:HDAC11在体内具有显著的抗HBV复制的效果，且毒性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