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2022—2023年西安市接受初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病例治疗前HIV-1基因耐药特征及亚型分布情况。方法:募集2022年5月至2023年3月西安市初始ART病例，采集静脉抗凝全血303份，提取病毒RNA，经反转录和巢式PCR扩增HIV-1 pol基因片段，进行Sanger测序。获得的 pol基因片段序列经COMET HIV-1判断亚型，并经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HIV BLAST和RIP工具验证亚型。用斯坦福大学HIV耐药数据库HIVdb Program工具对序列信息进行耐药解析。 结果:303例样本PCR扩增成功并获得 pol基因片段序列260例。共检测到10种亚型或流行重组型，以CRF07_BC为主（55.77%），其次为CRF01_AE（32.69%）、CRF55_01B（4.62%）和B亚型（2.69%）。20例存在治疗前耐药相关突变（DRMs）并对一线治疗药物存在低度到高度耐受，总体治疗前耐药率为7.69%。CRF01_AE毒株耐药占比最高（3.46%）；其次是CRF07_BC（1.92%）和CRF55_01B（1.15%）。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耐药发生率最高，以依非韦伦和奈韦拉平药物耐药发生最常见。 结论:西安市治疗前HIV-1基因型耐药发生水平较高（7.69%），应加强治疗前耐药监测检测，分析HIV-1耐药毒株传播来源，为临床用药和个体化治疗提供数据支持。

目的:了解北京地区HIV-1感染者治疗前耐药特征及其对抗病毒治疗效果影响。方法:对初始治疗病例进行基线和随访耐药检测，使用斯坦福大学HIV耐药数据库解释获得的pol基因片段序列，分析治疗前或获得性耐药特征。结果:共获得325例（97.9%）治疗前pol基因片段。主要流行毒株为CRF01_AE（49.4%），CRF07_BC（27.1%）和B亚型（5.4%）；新发重组毒株占9.9%。11例（3.4%）携带治疗前耐药突变，其中1例发展为获得性耐药。2年治疗过程中11例（3.3%）出现病毒抑制失败，10例存在耐药相关突变，其治疗前CD4细胞计数低于200个/μL。结论:北京地区HIV-1治疗前耐药发生率较低，且对一线方案治疗影响较小。艾滋病期病例容易发生耐药导致治疗失败。及时动员治疗，加强治疗后耐药监测，维持持续病毒抑制治疗效果。

目的:分析河南省2002—2020年接受抗病毒治疗（ART）10年及以上≥15岁HIV感染者和AIDS患者（HIV/AIDS）的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从中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收集河南省2002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HIV感染者和AIDS患者数据，对最终符合纳入标准（住址为河南省；接受ART治疗满10年时仍存活；有完整的基线和随访信息者，如人口学特征、CD4 +T淋巴细胞计数、病毒载量等）的20 256例研究对象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HIV/AIDS生存状况的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20 256例研究对象共计随访82 738.2人年，平均随访4.1人年；男女比例为1∶1.06；接受ART治疗10年时年龄为（51.2±8.7）岁；感染途径以血液传播（85.5%）为主；已婚者占71.2%；88.5%研究对象在村/乡级治疗机构接受治疗。共计死亡2 030例（10.0%），其中因艾滋病相关疾病死亡1 897例（93.5%），病死率为9.4%（1 897/20 256）。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主要结果显示，与起始年龄25~39岁组患者相比，40~54岁、55~69岁、≥70岁年龄组患者死亡风险较高， HR（95% CI）值分别为1.57（1.19~2.08）、3.78（2.86~4.99）和6.17（4.33~8.79）；与起始CD4 +T淋巴细胞计数≥350个/μl组相比，200~349个/μl组和<200个/μl组患者死亡风险较高， HR（95% CI）值分别为1.81（1.61~2.04）和3.64（3.20~4.15）；与起始病毒载量结果<1 000拷贝/ml患者相比，≥1 000拷贝/ml的患者死亡风险较高， HR（95% CI）值为1.73（1.52~1.97）；与接受一线ART方案患者相比，接受二线ART方案患者的死亡风险较低， HR（95% CI）值为0.12（0.11~0.14）。 结论:2002—2020年河南省接受ART治疗10年以上HIV/AIDS生存率较高；年龄、CD4 +T淋巴细胞计数、病毒载量等均为HIV/AIDS生存的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四川省部分地区接受一线方案并发生耐药的HIV-1感染者更换二线方案后抗病毒治疗（ART）效果及耐药突变。方法:采用队列研究方法，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对接受一线方案发生耐药的HIV-1感染者随访2年，采用 χ2检验分析观察终点CD4 +T淋巴细胞（CD4）计数、病毒载量（VL）变化及耐药突变情况的差异，使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更换二线方案且依从性较好的HIV-1感染者ART效果的影响因素。 结果:共招募HIV-1感染者737例，在持续保持较好依从性的情况下，及时更换二线方案HIV-1感染者持续CD4计数>200个/μl和持续病毒抑制的比例较高（ P<0.05），其中基线不同耐药程度HIV-1感染者持续CD4计数>200个/μl和持续VL<200拷贝数/ml（持续病毒抑制）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更换二线方案后，部分蛋白酶抑制剂和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的耐药突变位点分别呈上升和下降趋势（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更换二线方案且依从性较好的HIV-1感染者中，未持续病毒抑制的影响因素包括母婴传播是异性性传播感染的3.01（95% CI：1.29~7.00）倍、未及时更换二线方案是及时更换二线方案的2.55（95% CI：1.41~4.62）倍、CRF85_BC亚型是CRF01_AE亚型的3.32（95% CI：1.49~7.42）倍。 结论:一线方案耐药差异不影响更换二线方案后的四川省HIV-1感染者ART效果；及时更换二线方案并保持良好依从性，有助于提高HIV-1感染者免疫水平和持续保持较低VL水平。母婴传播、未及时更换二线方案和感染CRF85_BC亚型是HIV-1感染者更换二线方案后影响ART成功的危险因素。

目的:分析广州市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后HIV-1病毒载量介于50~200 copies/mL的感染者基因型耐药发生特征。方法:募集2023年1月至7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门诊接受ART满6个月，且HIV-1病毒载量介于50~200 copies/mL的感染者。用0.5 mL血浆于4 ℃超速离心浓缩病毒后提取RNA，经逆转录和巢式PCR扩增HIV-1 pol基因片段。获得基因序列经COMET HIV-1进行分型，并用Mega 11构建系统邻接法进化树验证亚型。经斯坦福HIV耐药数据库解析耐药发生情况。 结果:共随访11 799例感染者，发现415例（3.5%）低水平病毒载量感染者。从完成检测的297例感染者中扩增获得154条 pol基因片段序列（52.0%）。主要基因亚型为CRF01-AE（34.4%，53/154）和CRF07-BC（31.2%，48/154）。耐药相关突变（drug resistance mutations，DRMs）发生率为37.0%（57/154），最常见的DRMs为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NRTIs）突变V179E（11.7%，18/154）和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s）突变S68G（6.5%，10/154）和M184V（5.2%，8/154）。对任一药物耐药发生率为17.5%（27/154），其中NVP耐药率为11.7%（18/154），EFV耐药率为11.0%（17/154），RPV耐药率为10.4%（16/154）。 结论:广州ART后低水平病毒载量感染者耐药相关突变发生率较高（18.2%~37.0%），对我国常用的一线抗病毒药物存在不同程度耐药。应加强治疗后低病毒载量感染者的耐药监测，以优化治疗方案、改善临床结果。

目的 探讨比克恩丙诺片与一线ART抗病毒治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的效果评价.方法 前瞻性选取2020年3月至2022年3月在广西省来宾市人民医院诊治的82例HIV/AIDS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41例.观察组给予比克恩丙诺片治疗,对照组给予一线ART抗病毒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T淋巴细胞亚群(CD4+、CD8+、CD4+CD45RA+)、HIV RNA定量、白细胞介素(IL)-17、IL-23、免疫重建成功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治疗后,两组CD4+、CD8+、CD4+CD45RA+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CD4+、CD8+、CD4+CD45RA+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HIV RNA定量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的HIV RNA定量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的IL-17、IL-23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且观察组的IL-17、IL-23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免疫重建成功率为73.17％,高于对照组(51.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7.32％,低于对照组(24.3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比克恩丙诺片治疗HIV/AIDS效果优于一线ART抗病毒,不仅能更好地调整患者机体免疫,并且能降低HIV RNA定量,且安全性高,无严重不良反应.

目的 分析江苏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一线抗病毒治疗失败病人特征及耐药突变发生情况,监测耐药发生并为评估抗病毒治疗效果提供依据.方法 用In-house法对抗病毒治疗失败病人进行基因型耐药检测.采用队列研究的方法,选取2013-2014年入组、一线抗病毒治疗首次发现耐药的病人.利用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管理系统收集入组病人信息.采用x2检验分析具有不同特征的病人耐药突变发生率的差异,多重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耐药的影响因素.结果 人组调查对象为404人,一线抗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失败患者中的耐药发生率为53.96％(218/404),感染途径以同性性传播和异性性传播为主.治疗时间为2～4年的病人更易产生耐药(OR=1.96,95％ CI:1.18 ～3.25),初始CD4+T细胞值越高,耐药发生的风险越低.耐药类别以逆转录酶抑制剂(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NRTI)和非逆转录酶抑制剂(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NNRTI)联合耐药为主(73.39％),耐药位点以NRTI相关的M184V(79.27％)和NNRTI相关的103N(35.21％)、181C (32.39％)、190A (26.29％)为主.结论 加强抗病毒治疗人群的早期随访,提高病人服药依从性,延迟并控制病人耐药产生是维持抗病毒治疗成果的关键.

目的 评估基于克力芝(LPV/r)为基础的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RT)方案,对治疗起始点偏于晚期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艾滋病(AIDS)病人的疗效.方法 对来自本院112例治疗起始点偏晚[CD4+T淋巴细胞(简称CD4细胞)计数＜200个/μL为基准]的病人,在抗病毒治疗24个月后进行疗效分析.结果 112例病人中,基于依非韦伦(EFV)一线方案起始治疗91例,在治疗半年后出现治疗失败49例,其中5例出现严重机会性感染,平均CD4细胞为(92±51)个/μL,与21例基于治疗起始点含克力芝为基础的二线ART方案比较,治疗半年后CD4细胞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49例治疗失败后更换基于克力芝为基础的二线方案后治疗成功,24个月后平均CD4细胞为(298±176)个/μL,与21例起始治疗即基于克力芝为基础的ART方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于治疗起始点偏于晚期的病人,基于克力芝的起始方案更加安全,有效,不容易出现治疗失败.

目的 分析艾滋病患者更换二线抗病毒药物后的病毒学、免疫学效果和耐药情况及病毒抑制失败的相关因素.方法 将175名一线抗病毒药物治疗失败且更换二线抗病毒药物治疗的艾滋病患者纳入研究,比较其换药前后病毒抑制率、CD4细胞数及耐药情况.结果 换二线药物12、24及36个月的病毒抑制率(VL＜1 000 copies/mL)分别为73.4％、79.3％及92.8％(趋势检验,P=0.04),CD4细胞中位数由换二线药物前的193 cells/μL上升到318、371及378 cells/μL(P＜0.01).患者在更换二线药物前及换药后3个时间点的耐药率分别为81.1％、17.3％、14.0％和9.6％(趋势检验,P＜0.01).更换二线药物前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NRTI)类耐药率为70.9％,出现频率较高的NRTIs类耐药突变为T215CFYI(45.7％)、M184V(42.3％)及M41L(40.0％);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NNRTI)类耐药率为81.1％,其中频率较高的NNRTIs类耐药突变包括K103NST(47.4％)、Y181C(40.0％)及G190AS(28.0％).在更换二线药物前后未发现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s,PIs)相关的耐药突变位点.更换二线药物后有漏服情况的患者更易在36个月发生病毒抑制失败.结论 艾滋病患者更换二线药物后的治疗效果较好,提高服药依从性可进一步提高病毒抑制效果.

目的 评估HIV感染者/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病人接受一线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早期(治疗4周)的疗效.方法 2014年9月至2017年9月在哈尔滨市传染病院接受一线ART治疗和随访的HIV/AIDS病人325例,药物组合分别为含齐多夫定(Zidovudine,AZT)或替诺福韦(Tenofovir,TDF)加拉米夫定(lamivudine,3TC)及依菲韦伦(Efavirenz,EFV)两组.用药前、用药后4周,分别测定CD4+T淋巴细胞数和病毒载量(viral load,VL),评价治疗效果.结果 共纳入325例HIV/AIDS病人,AZT组合116人,TDF组合209人,两组在性别、年龄、感染途径占比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ZT和TDF组合在抗病毒治疗4周的病毒抑制率分别为80％和7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49).将两组病人的基线VL进行分区间对比研究发现,在低基线VL时(HIV-RNA＜ 105),AZT组合的病毒抑制率(88％)低于TDF组合(94％)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基线病毒在高基线VL时(HIV-RNA≥105),AZT组合的病毒抑制率(74％)明显高于TDF组合(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结论 含AZT的治疗方案比TDF治疗方案在短期治疗(4周)具有较高的病毒抑制率,即AZT具有更快速的病毒学应答特性,对指导临床用药合理治疗HIV感染及AIDS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