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二烯丙基三硫化物（DATS）对人胃癌细胞叶酸受体α（FRα）表达的影响及相关调控机制。方法:选择人胃癌细胞株BGC823、AGS，用10、20、40、80 μmol/L DATS处理BGC823细胞48 h，5、10、20、40 μmol/L DATS处理AGS细胞48 h，以6 μmol/L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抑制剂曲古抑菌素A（TSA）处理细胞作为表观遗传研究的阳性对照，以未经DATS处理的细胞作为阴性对照。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DATS诱导胃癌细胞凋亡情况。在DATS处理BGC823、AGS细胞48 h后，换无DATS细胞培养液培养不同时间，检测FRα蛋白表达变化。采用6 μmol/L TSA或40 μmol/L DATS处理BGC823细胞和AGS细胞，蛋白质印迹法检测FRα、HDAC1和HDAC2以及组蛋白H3赖氨酸9位点乙酰化修饰（H3K9ac）和组蛋白H4赖氨酸5位点乙酰化修饰（H4K5ac）蛋白表达水平。应用BGC823细胞接种BALB/c裸鼠，建立移植瘤模型，DATS组裸鼠腹腔注射10 mg/kg DATS 16 d后，提取荷瘤组织蛋白，进行靶蛋白表达的检测；对照组注射等量0.9% NaCl溶液。结果:BGC823和AGS细胞经梯度浓度DATS处理后细胞FRα蛋白表达均呈剂量依赖性上调（ F＝65.68， P<0.01； F＝26.65， P<0.01）。撤除DATS后，BGC823和AGS细胞FRα蛋白表达逐渐降低并恢复至初始水平（ F＝74.57， P<0.01； F＝30.92， P<0.01）。随着DATS处理浓度的增加，BGC823、AGS细胞凋亡率均增加（ F＝32.95， P<0.01； F＝38.97， P<0.01）。BGC823、AGS细胞经TSA处理后FRα蛋白表达分别上调约4.5倍（ t＝-12.62， P<0.01）和3.6倍（ t＝-10.00， P<0.01）。分别经40、20 μmol/L DATS作用后，BGC823和AGS细胞FRα蛋白表达水平上调（均 P<0.01），HDAC1、HDAC2的表达受抑制（均 P<0.01），H3K9ac和H4K5ac的乙酰化修饰水平升高（均 P<0.01）。裸鼠荷瘤实验显示，给药后第16天，DATS组移植瘤体积小于对照组[（214±39）mm 3比（577±98）mm 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86， P<0.01）。与对照组相比，DATS组移植瘤组织FRα蛋白表达上调约2倍（ t＝-5.29， P<0.01），HDAC1和HDAC2蛋白表达水平均下调（ t＝9.36， P<0.01； t＝9.88， P<0.01）。 结论:DATS以剂量依赖和可逆性方式上调人胃癌BGC823、AGS细胞FRα蛋白表达，其机制可能与DATS影响肿瘤细胞组蛋白乙酰化修饰有关。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病理生理变化受遗传、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组蛋白翻译后修饰（HPTM）是一种主要的表观遗传学类型，是环境因素影响基因表达的重要桥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型HPTM被质谱鉴定出来，研究发现，它们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该文总结新型HPTM（主要集中在β-羟基丁酰化、丁酰化、丙酰化、丙二酰化、琥珀酰化和巴豆酰化）在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中的研究进展，为进一步探索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提供新的视角。

目的:探讨Notch1信号对川崎病患儿调节性T细胞（Treg）的影响及在血管损伤机制中的作用。方法:以2019年3月至2021年6月收治的42例川崎病患儿为研究对象，分别于急性期及输注丙种球蛋白（IVIG）治疗后取样送检，对照组为32名同年龄健康儿童。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静脉血CD4 +CD25 hiFoxp3 + Treg数量及叉头螺旋翼状转录因子（Foxp3）、细胞毒性T细胞相关抗原4（CTLA4）、糖皮质激素诱导的肿瘤坏死因子受体（GITR）、Notch1蛋白表达水平；免疫共沉淀-定量PCR技术鉴定CD4 + T细胞Foxp3基因启动子组蛋白H4乙酰化（H4Ac）及Notch1受体胞内结合域1（NICD1）、重组信号结合蛋白J（RBP-J）、p300结合水平；荧光定量PCR分析早老素1（PSEN1）、主导控制样蛋白1（MAML1）、RBP-J和Foxp3 mRNA表达；ELISA检测血浆中IL-10、TGF-β蛋白浓度。采用 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法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①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急性期川崎病患儿CD4 +CD25 hiFoxp3 + Treg比例显著降低[（4.3±1.5）%和（7.9±2.9）%； t=6.41， P<0.001]，分化及功能相关分子（Foxp3、CTLA4、GITR）表达水平和血浆IL-10、TGF-β蛋白浓度明显下降（ t=6.87， P<0.001； t=4.26， P<0.001； t=7.88， P<0.001； t=8.42， P<0.001； t=13.01， P<0.001），其中合并冠状动脉损伤组（CAL）前述6项指标低于无冠状动脉损伤组（NCAL）[ t=5.83， P<0.001； t=3.83， P<0.001； t=3.28， P=0.002； t=5.05， P<0.001； t=5.96， P<0.001； t=5.17， P<0.001]，治疗后显著上调[ t=7.13， P<0.001； t=6.10， P<0.001； t=4.31， P<0.001； t=6.55， P<0.001； t=7.40， P<0.001； t=7.84， P<0.001]。②急性期川崎病患儿Foxp3基因启动子H4Ac修饰及NICD1、p300结合水平明显低于同年龄对照组（ t=10.25， P<0.001； t=6.93， P<0.001； t=6.75， P<0.001），其中CAL组Foxp3基因启动子H4Ac及NICD1、p300结合水平低于NCAL组（ t=6.08， P<0.001； t=2.66， P=0.011； t=6.02， P<0.001），治疗后明显上调（ t=7.72， P<0.001； t=4.16， P<0.001； t=5.76， P<0.001）。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Foxp3基因启动子H4Ac与其mRNA水平呈正相关（ r=0.47， P<0.001）。各组间Foxp3/RBP-J结合水平略有改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57， P>0.005； t=0.61， P>0.05； t=1.20， P>0.05）。③急性期川崎病患儿CD4 + T细胞表面Notch1受体蛋白及下游信号分子PSEN1、MAML1及RBP-J表达水平显著下调[ t=5.28， P<0.001； t=6.31， P<0.001； t=11.78， P<0.001； t=8.06， P<0.001]，且CAL组前4项指标均低于NCAL组[ t=3.16， P=0.003； t=4.13， P<0.001； t=5.42， P<0.001； t=4.05， P<0.001]，治疗后呈不同程度回调（ t=4.77， P<0.001； t=6.43， P<0.001； t=11.95， P<0.001； t=7.79， P<0.001）。经体外重组人Jagged1蛋白刺激48 h后，川崎病患儿及对照组CD4 + T细胞Foxp3基因H4Ac及NICD1、p300结合水平明显高于未处理组[（川崎病： t=15.36， P<0.001； t=7.25， P<0.001； t=14.29， P<0.001），（对照组： t=7.87， P<0.001； t=5.71， P<0.001； t=8.74， P<0.001）]，RBP-J结合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川崎病： t=1.11， P>0.05；对照组： t=1.37， P>0.05），但川崎病患儿Foxp3基因H4Ac及NICD1、p300结合水平仍低于对照组（ t=3.86， P<0.001； t=3.42， P=0.001； t=2.85， P=0.006）。④经川崎病血清刺激健康儿童外周血PBMCs建立炎症细胞模型，IVIG干预组Treg比例、Foxp3表达水平及CD4 + T细胞Notch1、RBP-J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未处理组（ t=7.10， P<0.001； t=10.16， P<0.001； t=8.06， P<0.001； t=9.77， P<0.001），Foxp3基因启动子H4Ac及NICD1结合水平亦高于后者（ t=7.24， P<0.001； t=8.24， P<0.001）。 结论:Notch1信号低下所致Treg数量不足及功能障碍可能是导致川崎病患儿免疫功能异常活化及血管损伤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的:构建具有良好组织相容性的CD31抗体耦联脾脏脱细胞支架，经内皮细胞再种植实现支架脉管系统预血管化。方法:经脾动脉灌注1%曲拉通X-100(Triton X-100)/0.1%氨水制备大鼠脾脏脱细胞支架，苏木精-伊红(HE)染色和糖胺多糖(GAG)含量检测评价脱细胞效率， t检验分析脱细胞后DNA去除的效果。利用(3-二甲基氨丙基)-碳化二亚胺(EDC)和N-羟基琥珀酰亚胺(NHS)将CD31抗体耦联到脾脏脱细胞支架，再种植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s)。继续培养3 d后，免疫荧光检测评价细胞黏附。体内移植2周后，经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评价支架体内血管生长及组织相容性。 结果:脾脏脱细胞支架HE染色未见明显细胞残留，脱细胞支架DNA含量[(43.26±5.14) ng/mg]较正常脾脏组织DNA含量[(5 896.00±393.90) ng/mg]明显减少( t＝14.860， P<0.05)。脱细胞支架GAG含量[(30.92±1.70) ng/mg]较正常脾脏组织GAG含量[(42.37±1.77) ng/mg]保留了70%以上。免疫荧光结果显示CD31成功结合到脱细胞支架中，且HUVECs定植于支架血管腔内，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呈阳性表达。支架体内移植2周后，HE染色、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CD31修饰脾脏脱细胞支架组血管生成数目明显多于未修饰组，且具有良好的组织相容性。 结论:大鼠脾脏脱细胞支架保留了基本的脉管结构及细胞外基质成分，CD31耦联修饰的脾脏脱细胞支架支持HUVECs的定植生长，且体内具有促血管生成作用，具有良好的组织相容性。

目的:探讨靶向肝癌干细胞的紫杉醇纳米粒的制备及其对肝癌HepG2细胞（CD133阳性亚群占8%）和Huh-7细胞（CD133阳性亚群占65%）的效果。方法:应用单乳溶媒挥发法制备聚乳酸-聚羟基乙酸共聚物装载的紫杉醇纳米粒，采用1-乙基-3-（3-二甲基氨丙基）-碳化二亚胺/N-羟基琥珀酰亚胺（EDC/NHS）交联法制备由抗CD133抗体修饰的紫杉醇纳米粒，即靶向纳米粒。检测纳米粒的表征及理化特性（包封率和载药率、粒度分布、形态、体外释放）。将肝癌Huh-7和HepG2细胞与紫杉醇纳米粒或靶向纳米粒共培养，应用流式细胞术分析肝癌细胞对纳米粒的摄取和累积，并检测CD133阳性细胞比例，应用平板克隆形成实验分析细胞存活情况。结果:扫描电镜检测显示，靶向纳米粒的粒径为（429.26±41.53）nm，Zeta电位为-11.2 mV，具有球形形态和较高的包封率[（87.53±5.90）%]。流式细胞术检测显示，37 ℃时，Huh-7细胞靶向纳米粒组的荧光强度较紫杉醇纳米粒组荧光强度高（13 397±720比6 898±6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37 ℃时，HepG2细胞紫杉醇纳米粒和靶向纳米粒组间荧光强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 899±343比8 432±516， P>0.05）。Huh-7细胞靶向纳米粒组CD133阳性细胞比例较紫杉醇纳米粒组低[（15.7±2.6）%比（54.9±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31， P=0.008）；HepG2细胞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平板克隆形成实验结果显示，靶向纳米粒作用后，各时间点Huh-7细胞存活率低于紫杉醇纳米粒作用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56， P=0.009）；紫杉醇纳米粒和靶向纳米粒作用后，HepG2细胞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19， P=0.142）。 结论:制备的靶向肝癌干细胞的纳米粒对肝癌Huh-7细胞有良好抑制作用。

目的 制备运载双层抗原的CS-PLGA微球制剂,并对其进行相关表征鉴定.方法 通过复乳法结合溶剂挥发法制备得到多孔微球后,在4 ℃水浴条件下装载抗原,利用抗原浓度梯度介导的物理扩散促进抗原进入微球内部,并通过静电作用结合在微球外表面,形成内外双层抗原运载.根据聚乳酸-羟基乙酸共聚物(PLGA)材料玻璃转化温度这一特性,促进多孔微球表面孔道在48 ℃条件下发生愈合,使其形成闭合的微球制剂,再将得到的微球制剂与壳聚糖溶液混悬镀层,进行阳离子修饰,逆转微球表面负性电位.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动态光散射粒度仪等检测微球形态、粒径分布和电位变化,采用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鉴定抗原是否装载至微球制剂中,采用荧光标记的BSA和荧光标记的PLGA材料进行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抗原装载后的分布情况,通过BCA法检测微球制剂的包封率和载药率.结果 扫描电镜和光学显微镜结果显示多孔微球成孔良好,粒径大小为(73.94±0.81)nm,多分散性指数为0.038±0.004.Zeta电位由负转正说明壳聚糖已被成功镀层至微球表面.经过SDS-PAGE、激光共聚焦显微镜等证实BSA已被成功运载.经micro BCA试剂盒检测后多孔微球包封率为(3.01±0.04)％,载药率为(1.50±0.02)％.结论 成功制备得到运载双层抗原的CS-PLGA制剂,为后续缓控释制剂研究提供新思路.

目的 合成一种雷公藤红素-氨基葡萄糖酰胺偶联物(celastrol-glucosamine conjugate,Cel-GlcN),并评估其细胞毒性、调脂活性,以缓解Cel不良反应强、水溶性差的问题.方法 采用氨基葡萄糖对Cel第20位的羧酸基团进行酰胺化修饰,分别在二氯甲烷、N,N-二甲基甲酰胺(N,N-dimethylformamide,DMF)体系中使用1-乙基-(3-二甲基氨基丙基)碳酰二亚胺[1-(3-dimethylaminopropyl)-3-ethylcarbodiimide hydrochloride,EDC]、六氟磷酸苯并三唑-1-基-氧基三吡咯烷基磷(benzotriazol-1-yl-oxytripyrrolidino-phosphonium hexafluorophosphate,PyBOP)作为酰胺偶联反应的活化剂加速 Cel-GlcN 的合成,使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HPLC-MS/MS)、1H-NMR、13C-NMR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FTIR)对其结构进行了表征,基于人肝癌HepG2细胞模型评价其细胞毒性、调脂活性及氧化应激水平.结果FTIR确定了化合物中酰胺键的存在,HPLC-MS/MS测定了化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1H-NMR、13C-NMR鉴定了化合物的具体化学结构,相比于天然产物Cel,Cel-GlcN的水溶性得到了显著升高(由常温下的1.23 μg/mL提升为226.00 μg/mL),可能以缓控释作用释放Cel从而减轻其对细胞的毒性和机体内的氧化应激水平.结论 成功合成了 Cel-GlcN,水溶性得到改善,体外细胞实验证实其调脂活性基本不变而细胞毒性降低,从而为Cel相关药物的研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目的 研究硫氢化钠(NaHS)是否通过调节谷胱甘肽(GSH)的合成,降低活性氧自由基(ROS)产生,改善小鼠 2 型糖尿病心肌病(DCM).方法 将小鼠心房肌细胞系HL-1 分为对照组、高葡萄糖(HG:40 mmol/L)和棕榈酸(Pal:500 μmol/L)处理组;以及硫氢化钠(NaHS,100 μmol/L)、DL-炔丙基甘氨酸[PPG,胱硫醚 γ裂解酶(CSE)抑制剂,1 mmol/L]和 N-乙酰-L-半胱氨酸(NAC,ROS抑制剂,5 mmol/L)处理 72h组.Western blot检测CSE和谷胱甘肽合成酶(GSS)的表达;二氢乙锭(DHE)和二氯氟甲烷(DCFH)检测ROS含量;免疫共沉淀检测核因子红细胞系2 相关因子2(Nrf2)泛素化水平及Nrf2 与肌肉特异性环指蛋白1(Murf1)的相互作用.结果 与对照组比高糖高脂处理HL-1 细胞后CSE、溶质载体家族 7 成员 11(SLC7A11)、谷氨酸半胱氨酸连接酶催化亚基C(GCLC)、谷氨酸半胱氨酸连接酶修饰亚基M(GCLM)、谷胱甘肽合成酶(GSS)的表达水平下降,而NaHS能恢复其表达.高糖高脂组ROS含量高于NaHS组.与NaSH组比高糖高脂条件下Murf1 与Nrf2 的相互作用增加,Nrf2 泛素化水平明显增加.结论 硫氢化钠减轻Nrf2 的泛素化,增加GSH合成关键酶的表达.

背景:金纳米粒子在多功能经皮给药系统的开发中具有重要意义,较小尺寸的金纳米粒子可通过细胞间路径向真皮层渗透,然而由于易团聚和胶体形态的限制,金纳米粒子存在着难以局限发挥效应、递送效率低的问题.目的:通过结合相变纳米液滴与生物黏附性水凝胶开发一种超声优化的水凝胶支架,用于金纳米粒子的经皮递送.方法:利用乳剂溶剂挥发法制备包载金纳米粒子的超声相变纳米液滴,并将其装载到聚多巴胺修饰的甲基丙烯酰化明胶水凝胶内制备复合水凝胶支架,对超声响应性纳米金载体进行结构与化学组分的表征,对复合水凝胶支架的微观结构、孔隙率、渗透性、流变学、体外止血及抗菌性能等进行表征.通过Live/Dead染色评价复合水凝胶支架的细胞相容性,并评估低强度脉冲超声对支架材料渗透性、孔隙率和力学性能的优化效果.结果与结论:①透射电镜和紫外-可见光光谱证明纳米金载体的成功构建,粒径及电位检测结果显示超声响应性纳米金载体具有较好的稳定性;②Live/Dead染色证明,复合水凝胶支架具有一定的生物相容性;③扫描电镜下可见复合水凝胶支架具有多孔网状结构,且部分大孔内部可见纳泡受超声辐照后产生的直径约2 μm的微孔,结合渗透性实验说明强度脉冲超声可以优化水凝胶支架的孔隙和渗透性;复合水凝胶支架的止血性能优于止血海绵、聚多巴胺@甲基丙烯酰化明胶水凝胶支架;在低强度脉冲超声辐照下,复合水凝胶支架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效应与抗菌性能;④热成像结果显示金纳米粒子包载在超声响应的纳泡中,在受到超声激励下可以得到更均匀的播散;⑤力学性能测试结果表明,负载含金纳米粒子的相变纳米液滴后水凝胶支架的储能模量增加,表现出更强的力学性能,断裂伸长率为122%,延展性优于不含金纳米粒子的相变纳米液滴组(P<0.05);⑥结果表明,复合水凝胶支架具备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抗菌性、抗氧化性及止血作用.

背景:对于长段气管缺损的替代治疗,尽管近年来组织工程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不尽完善,其中最大的难点就是不能快速实现气管替代物的血运重建.目的:初步探索经负载外泌体水凝胶修饰的聚己内酯支架构建可快速血管化气管替代物的潜力.方法:提取SD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制备甲基丙烯酰化透明质酸溶液,将外泌体溶液与甲基丙烯酰化透明质酸溶液按照体积比1∶1混合,紫外光照射5 min制备负载外泌体的甲基丙烯酰化透明质酸水凝胶.检测未负载外泌体水凝胶的降解情况,负载外泌体水凝胶外泌体的控制释放情况.采用3D打印法制备聚己内酯支架,将单纯的甲基丙烯酰化透明质酸溶液与负载外泌体的甲基丙烯酰化透明质酸水溶液分别滴加至支架表面,紫外光照射后获得水凝胶修饰的支架与外泌体修饰的支架.将30只SD大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每组10只,分别于皮下包埋单纯的支架、水凝胶修饰的支架与外泌体修饰的支架,术后30 d取出各组支架及周围组织,通过苏木精-伊红及Masson染色观察新生血管生成情况,免疫荧光检测CD31的表达.结果与结论:①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凝胶逐渐降解,并且包封于水凝胶中的外泌体逐渐释放,可持续释放至30 d以上,并且外泌体的释放速率快于水凝胶自身的降解速率,浸泡30 d时仍有近20%的外泌体未被释放;②扫描电镜下可见,单纯的聚己内酯支架表面粗糙,经水凝胶修饰后,支架孔隙之间覆盖一层凝胶物质,支架表面变得光滑、致密;③大鼠皮下包埋30 d后,苏木精-伊红及Masson染色显示,与水凝胶修饰支架组相比,外泌体修饰支架组支架内部可见更多的新生血管形成,两组支架表面的水凝胶未完全降解;免疫荧光染色显示,外泌体修饰支架组CD31表达高于水凝胶修饰支架组(P<0.000 1);④结果表明,甲基丙烯酰化透明质酸水凝胶可以作为外泌体的控释载体,经负载外泌体甲基丙烯酰化透明质酸水凝胶修饰后的3D打印聚己内酯支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且具有促进新生血管形成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