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在基层单位对新生儿复杂型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HD）筛查的可行性。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2015年11月至2019年12月在河北省黄骅开发区博爱医院、丰宁县中医院、唐县妇幼保健院和容城县妇幼保健院4个试点单位共71 580例新生儿采用“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进行CHD筛查。同时收集未开展“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2012年6月至2014年6月）在上述单位超声检查后转诊至河北省儿童医院CHD筛查诊治中心（简称本中心）并得到手术证实的CHD患儿262例（其中复杂型CHD 39例），以本中心结果为金标准，计算新生儿复杂型CHD筛查的灵敏度、特异度、诊断符合率。采用 χ2检验及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分析法对“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开展前、后新生儿复杂型CHD筛查的灵敏度进行比较分析；采用 χ2检验对培训后试点单位与本中心复杂型CHD诊断结果，以及各试点研究单位间复杂型CHD筛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共检出CHD 553例（占筛查总例数的0.77%），包括66例复杂型CHD和487例简单型CHD。经本中心明确诊断发现，复杂型CHD假阴性3例（完全型肺静脉异位引流漏诊1例，冠状动脉异常起源于肺动脉漏诊1例，双主动脉弓左主动脉弓左锁骨下动脉远端闭锁漏诊1例），复杂型CHD假阳性1例（主-肺动脉间隔假性回声失落误诊为主-肺动脉间隔缺损1例），复杂型CHD类型误诊5例（肺静脉共同腔闭锁误诊为完全型肺静脉异位引流1例，永存第五主动脉弓狭窄误诊为主动脉缩窄1例，肺动脉吊带误诊为左肺动脉缺如1例，主动脉重度缩窄误诊为主动脉弓离断1例，主动脉峡部闭锁误诊为主动脉缩窄1例）。最终确诊的复杂型CHD 68例（占CHD总数的12.3%），筛查总体灵敏度、特异度、诊断符合率分别为95.6%（65/68）、99.8%（484/485）和86.8%（59/68），ROC曲线下面积为0.98，“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开展前复杂型CHD常规筛查诊断方法的筛查灵敏度、特异度、诊断符合率分别为69.2%（27/39）、95.5%（213/223）和61.5%（24/39），ROC曲线下面积为0.82。“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开展后，复杂型CHD筛查灵敏度较前明显提高（ χ 2=14.28， P<0.05）。“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筛查结果与本中心以及各试点单位间复杂型CHD筛查灵敏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十二切面超声筛查诊断法”适用于基层单位开展新生儿复杂型CHD超声筛查工作；对于某些特殊类型的CHD，基层单位超声诊断水平有待提高，建议到诊治中心进一步确诊。

目的:探讨全反式维甲酸(ATRA)调控Kruppel因子5(Klf5)在预防移植静脉术后狭窄的作用及机制。方法:建立新西兰大白兔(海军军医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静脉动脉化动物模型，按完全随机分为造模组(A、B、C组分别为饲养2、4、8周)和ATRA组(D、E、F组分别为饲养2、4、8周，鼻饲ATRA10 mg/d)、空白对照组(G组)，各6只。分别获取移植静脉标本，行苏木精-伊红染色及免疫组化检验。建立人脐静脉平滑肌细胞(SMC)KLF5过表达细胞模型，以ATRA干预，划痕实验、细胞增殖实验(CCK-8)明确SMC增殖及迁移情况；免疫共沉淀明确ATRA对Klf5-RARa结合的阻断作用。两组间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多组间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 t检验方法。 结果:各组管径：A组(107.58±18.11) μm，B组(144.65±26.10) μm，C组(160.28±28.06) μm，D组(78.42±9.00) μm，E组(102.75±16.47) μm，F组(117.47±38.06) μm，G组(35.73±6.04) μm。组间比较，建模组各组(A、B、C各组)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G组)( t＝5.81、8.81、10.08， P<0.01)，同期建模组各组明显高于ATRA组( t＝2.06、2.96、3.03， P<0.05)。以染色指数法计算免疫组化结果，建模各组细胞核增殖抗原(Ki-67，2周3.07±0.64，4周3.67±0.81，8周1.93±0.41)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 t＝6.93、9.37、4.16， P<0.01)，也高于同期ATRA组(2周2.87±0.52，4周3.60±1.21，8周2.10±0.24， t＝4.91、6.66、2.14， P<0.05)。实验组Klf5表达(2周4.43±0.70，4周5.67±1.18，8周3.03±0.98)明显高于对照组( t＝7.27、9.09、3.83， P<0.01)，建模组与ATRA组间KLF5(2周4.43±0.70，4周5.67±1.18，8周3.03±0.98)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49、0.17、0.42， P>0.05)。CCK-8实验：72 h Klf5组吸光度( A)值(1.54±0.20)高于其余3组( t＝5.62、5.84、8.31， P<0.01)，Klf5+ATRA组(1.02±0.14)高于ARTA组(0.80±0.07， t＝2.47， P<0.05)，对照组(1.04±0.13)高于ATRA组( t＝2.70， P<0.05)。划痕实验：以迁移前后划痕距离的比值，klf5组0.098±0.006，对照组0.404±0.009，ATRA组0.597±0.014，Klf5+ATRA 0.265±0.012，组间比较ATRA组高于其余3组( t＝4.81、6.12、8.41， P<0.01)，Klf5组低于其余3组( t＝-8.37、-10.16、-12.25， P值均<0.01)。免疫共沉淀发现Klf5-RARa可以结合形成复合物，以不同浓度ATRA电泳 A值进行统计分析，50 μmol/ml组 A值(1.38±0.15)及70 μmol/ml组 A值(1.19±0.12)明显低于其余各组(对照组1.88±0.16、10 μmol/ml组1.81±0.10、30 μmol/ml组1.76±0.13， t＝-5.60、-5.10、-4.80、-7.10、-6.80、-6.40， P<0.01)。 结论:ATRA可以通过对KLF5-RARa结合的阻断作用来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及迁移，进而预防静脉移植术后血管狭窄。

目的:评估肺静脉隔离（PVI）联合经皮球囊二尖瓣成形术（PBMV）治疗风湿性二尖瓣狭窄伴长程持续性心房颤动（LSPAF）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入选2012年7月至2019年7月在徐州市中心医院接受PVI联合PBMV治疗的风湿性二尖瓣狭窄伴LSPAF的患者11例，其中男2例，年龄（58.2±10.0）岁，在三维电解剖系统（Carto）指导下完成PVI，以达到全部肺静脉-心房间电隔离为消融终点，然后采用球囊（Inoue）实施PBMV。比较手术前后二尖瓣瓣口面积、左心房内径、射血分数等指标，出院后通过电话及门诊随访患者症状、心电图及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等。结果:所有患者均完成了PVI+PBMV手术，手术时间（189±29）min和X线曝光时间（30±10）min，术中及术后无严重并发症发生。与术前相比，术后早期超声心动图显示二尖瓣口面积明显增加[（2.13±0.13）cm 2对（1.19±0.13）cm 2， P<0.001]，未发现中重度二尖瓣反流。在15~72个月（中位56个月）随访中，4例患者心房颤动（房颤）复发，其中2例接受再次消融，1例在二次手术后再次复发；2例拒绝再次消融。在1~2次房颤消融术后，11例患者中8例未复发房颤。 结论:对于风湿性二尖瓣狭窄伴LSPAF患者，PVI联合PBMV治疗是安全可行的，对于多数患者可以取得较满意的效果。

目的: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监测肝移植术后门静脉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7月至2018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99例行肝移植手术受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81例，女性18例，年龄(51±9)岁。根据术后2年内是否发生门静脉并发症分为门静脉并发症组( n＝23)和非门静脉并发症组( n＝76)。另外选择同期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体检的30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16名，女性14名，年龄(40±14)岁。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肝移植术后1、7、14、30、180、365、730 d患者肝脏的形态，记录患者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门静脉血流量。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肝移植术后1、7、14、30、180 d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和门静脉血流量均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着时间的延长，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门静脉血流量呈递减趋势，至术后365 d，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门静脉血流量与正常对照组间差异已无统计学意义( P>0.05)。门静脉并发症组23例患者中，门静脉狭窄者9例，门静脉栓塞者14例。9例门静脉狭窄患者的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63.8(46.0，78.6)cm/s高于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35.0(29.6，41.8)cm/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3.35， P<0.001)。9例门静脉狭窄患者的门静脉血流量993(887，1168)ml/min高于非门静脉并发症组患者术后1个月的811(682，1 018)ml/min，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2.37， P＝0.020)。 结论:肝移植术后门静脉最大血流速度及血流量术后早期均处于高水平，随着时间延长可恢复至正常水平。超声动态监测门静脉血流量变化对肝移植术后门静脉狭窄和门静脉栓塞的诊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目的:评价同种异体静脉置换在腹部外科应用的围手术期安全性及远期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中心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115例术中行同种异体静脉置换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围手术期并发症以及远期置换血管狭窄情况。结果:本组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最常见术式为胰腺癌根治性胰十二指肠切除术（75.7%），最常见置换血管部位依次为门静脉-脾静脉-肠系膜上静脉汇合部（53.9%）、肠系膜上静脉（23.5%）、门静脉（18.3%）。本组患者围手术期死亡6例（5.2%），发生并发症31例（27.0%），与置换血管直接相关并发症包括门静脉血栓形成2例（1.7%）。随访期间置换血管发生轻度狭窄8例（7.5%），中度狭窄12例（11.5%），重度狭窄14例（13.2%）。置换血管中重度狭窄半年、1年、2年发生率分别为8.0%、24.4%、34.5%。结论:采用同种异体静脉血管术中重建腹部大静脉短期、中期效果良好，术后抗凝治疗或可降低血栓形成或狭窄的发生率。

患者男，48岁，因"慢性肾衰竭行血液透析5年，左上肢肿胀伴透析时心悸、恶心、呕吐不适1周"就诊，为进一步诊治于2022年3月4日以"慢性肾衰竭维持透析，左前臂桡动脉－头静脉内瘘并发肿胀手综合征"收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肾内科。既往病史：高血压病史12年，规律服用降压药，平时血压维持在140~150/80~90 mmHg(1 mmHg＝0.133 kPa)，近期血压波动，间断高达170~180/100 mmHg。3年前曾患"脑出血"，遗留右上肢肌力减弱后遗症，偶有癫痫发作。体格检查：意识清，精神可，言语迟钝，反应慢；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存在；左上肢及颜面部肿胀发紫，左侧颈静脉怒张，左前胸壁静脉曲张；左前臂动静脉内瘘处可触及震颤，可闻及血管杂音；右侧肢体肌力Ⅳ级，余肢体肌力Ⅴ级。行影像学检查。①颈静脉及上肢血管超声检查：左侧颈内静脉(internal jugular vein，IJV)扩张，IJV血流持续反向，锁骨下静脉(subclavian vein，SCV)血流部分汇入头臂静脉，部分经IJV瓣膜口逆流达IJV远心段，SCV及IJV均呈动脉化血流频谱，IJV瓣口处峰流速120 cm/s；左侧桡动脉－头静脉内瘘吻合口宽5.1 mm，肱动脉流量约3 500 ml/min，桡动脉远心端血流逆向汇入内瘘(图1)；②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升主动脉增宽，左、右心房增大；③中心静脉计算机断层扫描静脉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venography，CTV)：左侧头臂静脉汇入上腔静脉处狭窄(图2)；④头部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及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左侧外囊软化灶伴含铁血黄素沉积，左侧大脑脚华勒变性；时间飞跃法MRA(time of flight MRA，TOF-MRA)示左侧海绵窦、岩下窦、横窦、乙状窦显影，呈动静脉瘘样血流(图3)。诊断明确后分别予以左头臂静脉裸支架植入术及左SCV覆膜支架植入术，左前臂人造血管桡动脉－头静脉内瘘重建术(图4)。术后1周内患者上肢肿胀逐渐恢复正常，透析时头痛等不适症状消失，超声复查显示内瘘流量下降至1 500 ml/min左右，IJV反流停止，血流呈淤滞状态。术后半年超声复查，IJV反流又复发同术前，不伴明显不适症状。

目的:评估外周切割球囊（peripheral cutting balloon，PCB）治疗动静脉内瘘（内瘘）长段狭窄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并初步探讨PCB治疗后再狭窄的影响因素。方法:该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纳入2021年8—11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海淀院区因内瘘狭窄（狭窄长度>2 cm）接受PCB进行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percutaneous transluminal angioplasty，PTA）治疗的患者。收集和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及PTA术后相关随访资料，统计PTA术后3、6、12个月的内瘘初级通畅率及初级辅助通畅率。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内瘘初级通畅率的生存曲线，Log-rank检验比较两组间内瘘初级通畅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法分析PCB治疗后内瘘再狭窄的影响因素。结果:该研究共纳入65例患者，年龄为（62.57±11.55）岁，男性42例（64.62%），自体动静脉内瘘61例（93.85%），移植物动静脉内瘘4例（6.15%）。PCB治疗后内瘘狭窄最窄处内径（ t=-41.731， P<0.001）、肱动脉血流量（ t=-12.510， P<0.001）均显著高于治疗前，治疗后内瘘阻力指数显著低于治疗前（ t=9.241， P<0.001）。PTA术后技术成功率为100%（65/65），临床成功率为96.92%（63/65）；2例患者在PTA术后未能顺利完成血液透析，但均无相关严重并发症发生。随访时间为12（7，13）个月。12个月内24例（36.92%）出现内瘘功能障碍。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PCB治疗后3、6、12个月的内瘘初级通畅率分别为90.77%、81.54%和63.08%，12个月的初级辅助通畅率为100%。PCB治疗后12个月内内瘘狭窄病变长度<36 mm患者的初级通畅率显著高于病变长度≥36 mm患者（Log-rank χ2=6.007， P=0.014）。多因素Cox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变长度增加是PCB治疗后12个月内内瘘再狭窄的独立影响因素（ HR=1.022，95% CI 1.001～1.045， P=0.042）。 结论:PCB治疗内瘘相关长段狭窄安全、有效。病变长度增加是PCB治疗后内瘘再狭窄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目的:分析首次建立动静脉内瘘的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患者中心静脉狭窄（central vein stenosis，CVS）的发生率、危险因素及其对同侧动静脉内瘘初级通畅的影响。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纳入2019年1月至2020年8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首次建立上肢动静脉内瘘且术前有中心静脉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结果的CKD患者为研究对象。比较有、无颈部透析用中心静脉导管置管史患者CVS发生率及CVS组与无CVS组动静脉内瘘初级通畅率的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CKD患者发生CVS的影响因素；Kaplan-Meier法分析动静脉内瘘的初级通畅率；Cox回归法分析CVS对同侧动静脉内瘘初级通畅的影响。结果:283例CKD患者入选该研究，年龄（50.45±14.76）岁，男165例（58.3%），中位透析龄0.5（0，7.0）个月，55例（19.4%）患者动静脉内瘘成形术前存在CVS，其中狭窄程度<50% 39例，狭窄程度≥50% 16例。有右颈部中心静脉导管置管史患者CVS发生率显著高于无置管史患者［60.5%（26/43）比9.9%（15/151）， χ2=51.274，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颈部透析用中心静脉导管留置时间≥3个月（ OR=4.345，95% CI 1.540～12.263， P=0.006）是CKD患者发生CVS的独立影响因素。在268例CVS同侧肢体建立动静脉内瘘的患者中，中位随访34个月，中重度CVS组患者的动静脉内瘘初级通畅率显著低于无CVS组（5/7比58/228， χ2=7.720， P=0.005），锁骨下静脉狭窄及上腔静脉狭窄组患者的动静脉内瘘初级通畅率显著低于无名静脉狭窄组（4/5比8/27， χ 2=6.974， P=0.008；6/8比8/27， χ 2=6.908， P=0.009）。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中重度CVS及合并糖尿病是动静脉内瘘初级通畅的独立影响因素（分别 HR=4.362，95% CI 1.644～11.574， P=0.003； HR=2.682，95% CI 1.624～4.431， P<0.001）。 结论:首次建立动静脉内瘘的CKD患者CVS的发生率较高，颈部透析用中心静脉导管留置时间≥3个月是CVS的独立危险因素，中重度CVS是动静脉内瘘初级通畅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总结在上尿路修复和重建中应用肠道的经验，探讨肠代输尿管术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6月至2021年12月贵州省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收治的138例长段输尿管狭窄患者的病例资料，男66例，女72例。年龄(35.54±21.35)岁，其中儿童9例，年龄(10.78±4.41)岁。输尿管狭窄位于左侧65例，右侧38例，双侧34例。孤立肾12例。输尿管上段狭窄26例，中段狭窄2例，下段狭窄24例。输尿管全长狭窄14例，输尿管多发狭窄54例。术前留置肾造瘘管22例，留置双J管88例。术前行B超、增强CT、CTU、MRU、顺行和逆行造影检查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为(15.93±4.67)cm。术前血肌酐(93.94±37.13)μmol/L，尿素氮(5.91±1.99)m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83.53±25.18)ml/min。孤立肾患者术前血肌酐(104.83±69.14)mol/L，尿素氮(7.33±2.90)mmol/L，eGFR(64.53±14.46)ml/min。本研究138例，接受回肠代输尿管术(回肠组)123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14.48±6.28)cm，选取回肠段长度(20.67±11.20)cm，替代输尿管长度(22.97±8.09)cm；Yang-Monti回肠代输尿管术(Yang-Monti回肠组)7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15.43±4.35)cm，截取回肠段(3.00±0.58)段，每段回肠段长度2.5～3.0 cm，重建回肠段长度(16.83±3.97)cm，重建回肠替代输尿管长度(11.50±5.65)cm；Yang-Monti结肠代输尿管术(Yang-Monti结肠组)8例，术中测量输尿管狭窄长度(6.00±0.93)cm，截取结肠段(2.75±0.46)段，每段结肠段长度1.5～2.0 cm，重建结肠段长度(5.13±1.13)cm，重建结肠替代输尿管长度(4.88±1.46)cm。Yang-Monti回肠组与回肠组术中测量的输尿管狭窄长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900)；Yang-Monti结肠组与回肠组术中测量的输尿管狭窄长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2)；Yang-Monti回肠组( P＝0.0001)和Yang-Monti结肠组( P＝0.0003)与回肠组替代的输尿管长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种术式术后留置术区引流管、尿管、输尿管内支架管，术前留置的肾造瘘管术后保留。 结果:所有手术均顺利完成，术中未发生并发症。Yang-Monti回肠组手术时间(376.40±202.80)min、Yang-Monti结肠组手术时间(626.30±224.20)min，与回肠组手术时间(286.80±97.24)min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94， P＝0.0001)；Yang-Monti回肠组术中出血量(314.30±213.50)ml、Yang-Monti结肠组术中出血量(210.00±96.07)ml，与回肠组术中出血量(183.90±199.70)ml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971， P＝0.7157)。所有患者出院前肌酐(84.45±28.51)μ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39)；尿素氮(5.79±2.61)mmol/L( P＝0.6684)，eGFR(89.11±25.17)ml/min( P＝0.1506)，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孤立肾患者出院前肾功能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Yang-Monti回肠组和回肠组的引流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0.00±5.35)d和(9.24±6.45)d( P＝0.7599)，尿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3.17±4.79)d和(17.61±10.29)d( P＝0.2973)，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19.86±9.34)d和(16.02±10.70)d( P＝0.355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Yang-Monti结肠组和回肠组的引流管留置时间分别为(14.88±7.81)d和(9.24±6.45)d( P＝0.0202)，尿管留置时间分别为(8.88±2.80)d和(17.61±10.29)d( P＝0.0188)，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34.88±17.04)d和(16.02±10.70)d( P＝0.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Yang-Monti回肠组1例术后第2天发生低钾血症，予静脉滴注氯化钾纠正。回肠组5例术后第2天发生代谢性酸中毒，予纠正。回肠组6例、Yang-Monti回肠组1例术后尿管中发现黏液样分泌物，Yang-Monti结肠组8例术后尿管中发现白色絮状物，予保持尿管通畅。回肠组5例、Yang-Monti回肠组1例、Yang-Monti结肠组1例术后出现尿瘘，其中回肠组1例再次手术调整双J管后治愈，其余均保守治疗并延长留置输尿管内支架管后治愈。13例术后发热，予敏感抗生素后治愈。33例发生尿路感染，26例使用抗生素治疗，10例尿培养阳性，予敏感抗生素治疗；7例未使用抗生素治疗，6例术后尿常规提示白细胞异常，尿培养阴性。8例失访。130例术后随访2～36个月。肌酐(93.00±31.14)μmol/L( P＝0.8279)，eGFR(83.10±24.32)ml/min( P＝0.9138)，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尿素氮(6.82±2.46)mmol/L，与术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2)。孤立肾患者手术前后肾功能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均未发生电解质异常。1例出院后7 d因黏液堵塞尿管发生尿潴留，导致输尿管膀胱吻合口3 cm尿囊肿，更换尿管后消失。并发输尿管结石、肾结石各1例，再次行输尿管镜治疗。13例影像学检查提示同侧肾轻度积水。16例尿常规检查白细胞升高，其中8例尿培养提示细菌感染，7例予敏感抗生素治疗。 结论:对于上尿路修复重建手术，回肠代输尿管术是较理想的手术方法，安全有效；Yang-Monti回肠或结肠代输尿管术也是可选择的手术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