哺乳期乳腺炎(lactation mastitis,LM)不仅危害母亲的身心健康,且与新生儿/婴儿获得乳汁的持续与否密不可分.因多发于产褥期,LM患者遭受乳汁淤积的痛苦被放大,患者自报告其疼痛程度甚至较分娩更为强烈[1].若多次复发,患者将对哺乳产生恐惧[1],LM也被视为母乳喂养中断的第三大原因[2].患者经历的母乳喂养困难作为中介因素,可增加产后抑郁发生的风险[3].在世界范围内,LM患病率约为2.5％～40.0％[4],复发率约为8.5％[5].随着我国三胎政策的推行,LM患者或将成为一个庞大群体.自我管理是患者通过保持或促进自身健康,监管疾病症状,减少疾病对自身社会功能、情感和人际关系的不良影响并坚持治疗的一种健康行为,包括疾病管理、角色管理及情感管理[6].高质量的自我管理能够延缓病情进展,甚至帮助乳汁淤积期的轻症患者实现自我治愈,但此过程中患者的复杂体验将影响自我管理效果[7].现有质性研究多注重LM患者的患病经历[1,8,9],忽视了自我管理中的真实感受和体验.因此,本研究对LM患者进行深度半结构化访谈,旨在深入挖掘其患病期间的真实体验,分析问题所在,为完善或制订LM自我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目的:探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青少年的社交能力特征及其与核心症状、情绪和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期间在门诊就诊的6~13岁ADHD患儿59名作为ADHD组，同时社区招募年龄、性别相匹配的62名正常儿童为对照组。采用社会反应量表(social responsiveness scale，SRS)、SNAP-Ⅳ评定量表和长处与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评估两组被试的社交能力、核心症状及情绪和行为问题。使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使用非参数检验对比分析两组之间社交能力、情绪和问题行为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ADHD组社交能力与其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等之间的关联，使用广义线性回归分析ADHD组性别、年龄、智商、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对社交能力的影响。结果:ADHD组患儿SRS总分[65(42，83)分]及社交知觉[10(8，13)分]、社交认知[13(9，19)分]、社交沟通[19(11，29)分]、孤独症样行为[9(5，14)分]各分量表得分均高于TD组[38(27.5，59.5)分，7(4，12.5)分，8(6，15)分，12(6.5，20)分，4(2，11)分]( Z＝－2.97，－2.75，－2.41，－3.01，－2.64，均 P<0.05)。ADHD组患儿SDQ困难总分及影响因子、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均显著高于TD组( Z＝－5.80，－6.89，－2.82，－8.59，－2.52，－3.81，均 P<0.05)。ADHD组患儿SRS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与SNAP-Ⅳ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均呈正相关( r＝0.33~0.71，均 P<0.05)。SRS总分、社交沟通量表得分与SDQ困难总分、影响因子、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9~0.65，均 P<0.05)，社交知觉与困难总分、多动、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56，0.32，0.45，均 P<0.05)，社交认知、孤独症样行为分量表得分与困难总分、影响因子、情绪、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7~0.55，均 P<0.05)，社交动机分量表得分与困难总分、情绪、多动、品行、同伴交往分量表得分( r＝0.29~0.55，均 P<0.05)均呈正相关；SRS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与亲社会行为分量表得分( r＝－0.63~－0.49，均 P<0.05)均呈负相关。SRS总分受到性别、年龄、对立违抗、情绪、多动、同伴交往( B＝0.05~0.23，均 P<0.05)正向影响，亲社会行为分量表( B＝－0.07， P<0.05)负向影响。 结论:ADHD儿童常常存在明显的社交能力缺陷，与核心症状、情绪和问题行为均有明确相关，危险因素为对立违抗、情绪、同伴关系，保护因素为亲社会行为。

目的: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与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关联。方法:于2017年10—11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湖北、安徽、江苏11个城市的109所幼儿园为研究现场，将3~6岁的儿童纳入研究，共27 987名，回收有效问卷（问卷均由家长或主要监护人填写完成）27 200份。采用"长处和困难问卷"和"父母行为量表"收集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并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评定，并分析不同特征的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异常率的差异；以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为因变量，以父母支持/参与和强制/敌意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与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的关联。结果:27 200名研究对象的年龄为（4.35±0.96）岁，男性13 975名（51.4%），城市儿童24 634名（90.6%），独生子女17 916名（65.9%）。父母双方支持/参与均高占14.9%，均低11.9%；父母双方强制/敌意均高占15.2%，均低11.3%。学龄前儿童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亲社会行为异常率分别为9.5%、9.5%、18.2%、24.5%、11.2%和1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调整性别、独生子女、居住地区、家庭经济状况、母亲年龄和文化程度、父亲文化程度等因素后，与父亲/母亲高支持/参与、低强制/敌意的学龄前儿童相比，父亲/母亲低支持/参与和高强制/敌意者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和亲社会行为出现异常的风险较高（ P值均<0.05）；与父母双方均高支持/参与、均低强制/敌意的学龄前儿童相比，父母双方均低支持/参与和均高强制/敌意者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和亲社会行为出现异常的风险较高（ P值均<0.05）。 结论: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与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相关。

目的:探讨医学生疼痛共情移情反应(疼痛移情)与亲社会倾向的关系以及注意偏向的调节作用。方法:2022年4月采用一般特征调查问卷、疼痛共情量表(empathy for pain scale，EPS)和亲社会倾向量表(prosocial tendencies measure，PTM)对108名医学生进行评估。使用E-Prime点探测试验范式程序评测所有被试的注意偏向。使用SPSS 24.0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分层回归分析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等。使用PROCESS 3.4.1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结果:(1)女医学生的疼痛移情得分显著低于男医学生[(3.46±0.67)分，(3.95±0.51)分]( t＝3.54， P<0.05)，存在慢性疼痛的医学生疼痛移情得分显著低于不存在慢性疼痛者[(3.28±0.84)分，(3.66±0.60)分]( t＝－2.35， P<0.05)；医学生亲社会倾向在专业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62， P<0.05)。(2)医学生疼痛移情[(3.59±0.66)分]与亲社会倾向[(3.60±0.50)分]呈显著正相关( r＝0.39， P<0.001)。(3)医学生疼痛移情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倾向( B＝0.26， P<0.001)；医学生疼痛情境下对悲伤情绪的注意偏向(d 疼痛悲伤)在疼痛移情与亲社会倾向间起调节作用( B＝0.01， P<0.05)。 结论:医学生疼痛移情水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亲社会倾向，提高医学生在疼痛情境下对悲伤情绪的注意有利于发挥疼痛移情对产生亲社会行为的作用。

目的:了解手机等电子产品暴露与儿童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方法:回顾性研究。2019年9月至2020年6月对前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保健中心接受发育检查的0.5~6.0岁218名儿童(排除神经系统、精神系统、内分泌系统疾病及早产儿童)进行发展测评，并收集儿童手机等电子产品暴露相关信息。采用 χ2检验和 Fisher′ s精确概率法分析儿童各领域发展与手机等电子产品暴露之间关系，采用二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各领域发育的影响因素。 结果:0.5~0.9岁儿童精细动作异常与接触最晚时间有关( P<0.05)。1.0~2.9岁儿童的适应性、语言、社交自理异常及3.0~5.9岁儿童语言异常均与接触时长有关(均 P<0.05)；1.0~2.9岁儿童的语言、社交自理异常及3.0~5.9岁儿童适应性、语言、社交自理异常均与接触用途有关(均 P<0.05)。二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大运动受到接触时长的影响( OR＝1.868， P<0.05)；精细动作受到母亲文化程度、接触最晚时间的影响( OR＝1.722、2.355，均 P<0.05)；适应性受到母亲文化程度、儿童看护者、接触时长、接触最晚时间的影响( OR＝1.711、2.866、1.895、1.650，均 P<0.05)；语言受到接触时长、接触最晚时间、接触用途(电话或视频电话、早教或学习)的影响( OR＝2.348、1.806、0.328/0.350，均 P<0.05)；社交自理受到母亲文化程度、接触时长、接触用途(电话或视频电话、早教或学习)的影响( OR＝1.647、2.678、0.307/0.363，均 P<0.05)。 结论:手机等电子产品暴露对儿童发展的不利影响应引起社会关注，应严格控制低龄儿童电子产品暴露时长、预防手机等电子产品对儿童神经系统和发育的不良影响；对于已经受到影响的儿童，应及时纠正相关习惯和行为，以免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目的:了解亲密社会网络与性网络对四川省彭州市≥50岁男性HIV感染的影响，为中老年HIV/AIDS防控策略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2019年4月至2020年10月彭州市新报告≥50岁男性病例组114人和经年龄频数匹配的健康对照组423人进行访谈式问卷调查，采用非条件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HIV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在病例组中，亲密社会网络规模和性网络规模≥4人的分别占63.16%（72/114）和96.49%（110/114），高于对照组的23.40%（99/423）和11.58%（49/423）（均 P<0.05）。病例组的亲密社会网络与性网络重叠的占49.12%（56/114），低于对照组的82.27%（348/423）（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亲密社会网络规模≥4人（ OR=8.66，95% CI：2.01~37.30）、性网络规模≥4人（ OR=1 121.11，95% CI：28.38~4 429.61）、第1个亲密网络成员给予物质支持（ OR=6.39，95% CI：1.03~39.75）、多性伴并存（ OR=55.50，95% CI：6.22~494.96）是≥50岁男性感染HIV的危险因素；接受过艾滋病知识宣传（ OR=0.07，95% CI：0.01~0.37）、与第1个性网络成员有满意的性生活、有好的日常关系（ OR=0.02，95% CI：0.01~0.59； OR=0.01，95% CI：0.01~0.26）、亲密社会网络与性网络重叠（ OR=0.02，95% CI：0.01~0.38）是≥50岁男性感染HIV的保护因素。 结论:亲密社会网络与性网络重叠可减少≥50岁男性感染HIV的风险，应帮助中老年人构建良好且稳定的亲密社会网络和性网络，满足社会交往需求，为预防HIV感染减少高危性行为。

目的:了解北京市部分广泛接触公众、可能成为“第一响应人”带动全社会学习应急救护的重点人群知识、信念和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促进应急救护工作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本研究是基于“应急救护能力建设培训项目”的横断面调查，于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采用整群抽样对北京市部分重点人群培训后进行应急救护知识、信念和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问卷调查。结果:共调查9 591人，10个应急救护题目中，正确率最高的为急救电话号码（98.58%），正确率最低的为中暑的判断方法（32.00%），应急救护的定义和法律免责条款正确率较低（63.61%和75.91%）。研究对象对亲人、朋友、陌生人和流浪者不同心理距离人群的施救意愿不同（ χ2=822.82， P<0.001），对其他各组的施救意愿均高于流浪者（ P<0.05），随着心理距离递增，施救意愿呈下降趋势（ Z=-26.57，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大、家庭年收入高和应急救护知识正确率高者，施救意愿更高。曾遇紧急情况的1 529人中，仅66人（4.32%）未采取任何施救行为。 结论:北京市重点人群培训后应急救护知识和信念水平均较高，施救行为实施率高，年龄、家庭年收入和应急救护知识水平是影响施救意愿的因素。

目的:分析新森林父母培训方案(new forest parenting programme，NFPP)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儿童及家庭的干预效能，探索该方案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纳入2022年1月至2023年5月就诊于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心理发育行为门诊确诊的22例ADHD儿童及其22例亲密养育人，根据亲密养育人的个人意愿分为试验组( n＝11)和对照组( n＝11)，对试验组进行每周1次、为期8周的NFPP干预。采用中文版注意缺陷多动障碍SNAP-Ⅳ评定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Swanson Nolan and Pelham，version Ⅳ scale-parent form，SNAP-Ⅳ)、Weiss功能缺陷评定量表父母版(Weiss functional impairment rating scales-parent report，WFIRS-P)评估试验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前后核心症状及社会功能损害的改善情况。试验组采用中文版父母养育胜任感评定量表(China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C-PSOC)、育儿方式和维度问卷(parenting styles and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PSDQ)评估NFPP干预前后ADHD家庭亲密养育人的育儿效能和育儿方式的改善情况。干预结束后对试验组的11例ADHD儿童的亲密养育人进行关于ADHD疾病诊疗相关知识、养育态度及事实养育行为的半开放性访谈。使用SPSS 26. 0分析数据，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配对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1)干预后，试验组SNAP-Ⅳ量表总分[(4.01±1.05)分，(2.79±0.94)分； t＝2.875， P<0.05]、对立违抗分量表评分[(1.27±0.34)分，(0.70±0.33)分； t＝4.043， P<0.05]、WFIRS-P的家庭[(0.92±0.47)分，(0.56±0.26)分； t＝2.246， P<0.05]和生活技能维度评分[1.1(0.9，1.3)分，(0.6(0.5，0.8)分； Z＝－2.013， P<0.05]均低于对照组。干预后，试验组SNAP-IV量表中注意缺陷、冲动/多动、对立违抗3个维度和SNAP-IV总分的评分均较干预前显著降低(均 P<0.05)。(2)干预后，试验组C-PSOC量表中育儿效能感维度评分较干预前显著升高( P<0.05)；干预后，试验组PSDQ问卷自评和他评中权威型育儿方式评分较干预前显著升高(均 P<0.05)，专制型育儿方式、放任型育儿方式评分较干预前均显著降低(均 P<0.05)。(3)半开放性访谈结果显示：试验组ADHD儿童的亲密养育人对NFPP干预持积极态度，且均能全程参与为期8周的干预治疗，并将所学的养育技巧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提升养育效能；经过NFPP干预后，ADHD儿童的亲密养育人对ADHD疾病、ADHD儿童行为特征等知识了解加深；在干预内容中，时间管理、沟通技巧和行为预测等模块易于掌握且有效。 结论:NFPP可显著改善ADHD儿童的核心症状，提高其亲密养育人的育儿效能感并改善其育儿方式。

目的:分析厦门地区18～42月龄幼儿语言发育迟缓的社会家庭相关因素。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2017年7月至2019年7月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童保健及发育行为学门诊就诊的语言发育迟缓患儿(病例组)及健康对照者(对照组)进行自编问卷及语言发育量表评估调查，病例对照配比为1∶4。应用 χ2检验、 Logistic回归及广义多因子降维法(GMDR)进行统计学分析，并使用Bonferroni校正法进行校正分析。 结果:病例组共收集语言发育迟缓患儿126例，男女比例为2.05∶1.00。对照组纳入504例。2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检验分析显示病例组与对照组在母亲文化程度、屏幕时间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13)。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显著的危险因素包括母亲文化程度、母子互动及屏幕时间。GMDR分析显示屏幕时间是儿童语言发育迟缓风险最佳单因素模型；而母亲文化程度及屏幕时间构成有统计学差异的双因素模型，且母子互动纳入了三因素模型。 结论:屏幕时间和母亲文化程度是厦门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两者与母子互动存在交互作用，对儿童语言发育迟缓构成影响。

目的:了解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及其配偶回归家庭二元疾病管理的真实体验，为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及其配偶制订针对性临床干预策略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2年2—4月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复查的13对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及其配偶，运用现象学研究法，进行面对面半结构深度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结果:基于二元疾病管理理论归纳出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及其配偶回归家庭二元疾病管理3个主题8个亚主题：二元负性疾病感知（病情认知偏差；缺乏并发症认知）、二元消极家庭管理（自我价值感低，抵触管理；管理依从性差；经济压力大，态度消极）、二元健康有待改善（负性情绪主导；病耻感，自我封闭；沟通障碍，亲密关系受损）。结论: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及其配偶回归家庭后在疾病感知、依从性、管理态度、管理行为等方面存在消极和抵触心理，医护人员应针对回归家庭的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及其配偶加强疾病教育，引导角色转变，给予针对性积极心理干预，提供多维度社会支持，以改善负性情绪，减轻病耻感，提高二元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