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全外显子组测序(WES)技术筛查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家系共有的低频变异位点，以期发现与PBC相关的新易感基因。方法:收集2000年1月至2017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诊断的3个PBC家系的7例PBC患者和2名健康对照者的临床资料，提取血液DNA样本并进行WES，应用SAMtools 1.3软件检测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和得失位变异位点，并于已知数据库1000 Genome、ExAC、ESP6500和诺禾-中华基因数据库筛选低频变异位点。应用Pymol V2.3.2软件模拟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Ⅱ(MHC-Ⅱ)分子三维结构，观察家系间共有变异位点对应的氨基酸位置。结果:7例PBC患者首诊年龄为(61.2±10.2)岁。血清检测结果示7例患者的ALP为(306.9±242.5) U/L，GGT为(121.7±85.9) U/L，ALT为(47.6±33.1) U/L，AST为(55.7±34.1) U/L，免疫球蛋白G为(14.9±3.1) g/L；抗核抗体核型均存在胞质颗粒型特征；抗线粒体抗体均为阳性。5例PBC患者出现腹腔内淋巴结肿大；2例患者合并肝外自身免疫病；2例患者肝脏活组织检查结果均提示界面性肝炎和小胆管病变。3个PBC家系间共有18个SNP位点，分别位于 OTOA、 OBSCN和人类白细胞抗原- DRB1( HLA- DRBI)基因。 OTOA基因的rs200988634是3个家系共有的多态性位点； OBSCN基因的rs746424683、rs545316651、rs553144914、rs533059830和rs56087721分别导致9种氨基酸的改变；基因 HLA- DRB1共有12个不同的SNP位点，分别导致12种氨基酸的改变，其中rs16822698、rs112796209和rs11554463核苷酸突变分别导致MHC-Ⅱ分子β链的G154A、Y152C和Y107X氨基酸改变，Y107X氨基酸位于MHC-Ⅱ分子与抗原肽结合凹槽区域。 结论:对PBC家系进行WES是阐明恶性变异候选基因 OBSCN和 OTOA较好的策略。 HLA- DRB1为PBC的易感基因，可能通过改变氨基酸序列影响MHC-Ⅱ分子介导的抗原提呈过程。

目的:探讨人类白细胞抗原G 3′非翻译区（human leucocyte antigen-g 3′ untranslated region，HLA-G 3′ UTR）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以及单倍型在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中的分布情况及可能的预测作用。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17年6月至2018年7月温州市中医院70例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unexplained 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URSA）妊娠患者（病例组）以及54例产前检查健康妇女（对照组），采集外周全血和血清。离心柱法提取外周全血基因DNA，PCR扩增HLA-G 3′UTR DNA。Sanger测序法测得基因序列并进行基因分型。SHEsis在线软件分析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等位基因和基因型的频率，比较分析对照组和病例组的分布差异。Phase软件构建单倍型。ELISA检测血清可溶性HLA-G（soluble human leucocyte antigen-G，sHLA-G）浓度。两组间SNP位点基因型及单倍型比较采用χ 2检验，两组sHLA-G浓度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URSA组和对照组均检测出8个多态性位点，包括14bp ins/del、+3003C/T、+3010G/C、+3027A/C、+3035C/T、+3142C/G、+3187A/G及+3196C/G，均符合哈迪-温伯格平衡（Hardy-Weinberg，H-W）检验平衡检验，比较分析显示+3010G/C、+3142C/G、+3187A/G三个位点在两组间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514， P=0.004；χ 2=0.552， P=0.021；χ 2=8.183， P=0.005）。携带+3010C等位基因、+3142G等位基因患病风险相对较高（ OR=2.131，95 %CI=1.278~3.552，χ 2=8.514， P=0.004； OR=1.813，95 %CI=1.091~3.013，χ 2=0.552， P=0.021）；携带+3187G等位基因患病风险相对较低（ OR=0.476，95 %CI=0.285~0.794，χ 2=8.183， P=0.005）。8个位点紧密连锁，单倍型分析显示UTR-1（DTGCCCGC）可能是URSA的保护因素（ OR=0.497，95 %CI=0.295~0.837，χ 2=6.987， P=0.008），UTR-3（DTCCCGAC）可能是URSA的危险因素（ OR=1.732，95 %CI=1.009~2.974，χ 2=3.998， P=0.045）。UTR-1/UTR-1纯合子频率在URSA患者中显著低于健康妊娠人群（ OR=0.381，95 %CI=0.165~0.879，χ 2=5.292， P=0.024），可能是URSA的一个保护因素。未发现血清sHLA-G与HLA-G 3′UTR基因单倍型的关联性（ t=1.578， P=0.119）。 结论:HLA-G 3′UTR基因多态性及单倍型与URSA具有一定相关性，可能为临床诊疗和预测提供依据。

1例74岁女性多次发作性头晕、心悸、大汗，其中2次发作时静脉血糖分别为2.4 mmol/L、2.5 mmol/L时，C肽分别为6.79 μg/L、6.24 μg/l，胰岛素>1 500 mU/L，胰岛素原2 896 ng/L、2 989 ng/L；尿酮体（-），胰岛素自身抗体（IAA）>400 RU/ml，符合胰岛素介导的低血糖症。患者有间断服用奥美拉唑用药史，无糖尿病病史，否认外源性胰岛素、磺脲类及含巯基药物用药史。根据体检和相关检查，结合患者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分型为HLA-DRB1 04∶03和用药史，考虑患者为奥美拉唑致胰岛素自身免疫综合征可能性大。停用奥美拉唑，调整饮食结构并加用阿卡波糖治疗3个月后，患者IAA水平降至36 RU/ml，空腹胰岛素降至131.7 mU/L；9个月后，患者IAA转阴，空腹胰岛素降至23.3 mU/L，未再发生低血糖。

目的:探讨血清可溶性人类白细胞抗原G（sHLA-G）、α-羟丁酸脱氢酶（α-HBDH）和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1（STAT1）在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中的表达意义及与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萧山医院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收治的AML患者107例为研究对象；选取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萧山医院进行健康体检志愿者100例为对照组。采集AML患者与健康体检者血清标本，以酶联免疫双抗体夹心法测定血清sHLA-G浓度，以速率法测定血清α-HBDH浓度。采集AML患者与健康体检者外周血，以实时荧光定量（qRT-PCR）法测定STAT1相对表达量。结果:AML患者sHLA-G［（13.26±2.19）μg/L］和α-HBDH［（362.17±38.47）U/L］浓度均高于对照组［（5.08±0.43）μg/L、（108.94±12.19）U/L］（ t=36.69、62.93，均 P < 0.05）。AML患者STAT1相对表达量（3.17±0.25）高于对照组（1.01±0.01）（ t=86.32， P < 0.05）。sHLA-G高表达血红蛋白（Hb）≤ 80 g/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sHLA-G低表达（χ 2=7.15， P < 0.05），白细胞计数（WBC）> 10×10 9/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sHLA-G低表达（χ 2=17.31， P < 0.05）；α-HBDH高表达Hb ≤ 80 g/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α-HBDH低表达（χ 2=10.76， P < 0.05），WBC > 10×10 9/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α-HBDH低表达（χ 2=13.17， P < 0.05）；STAT1高表达Hb ≤ 80 g/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STAT1低表达（χ 2=18.14， P < 0.05），WBC > 10×10 9/L患者例数显著高于STAT1低表达（χ 2=18.51， P < 0.05）。sHLA-G高表达患者总生存时间［（17.92±1.72）个月］、α-HBDH高表达患者总生存时间［（19.34±1.57）个月］和STAT1高表达患者总生存时间［（16.36±2.08）个月］均短于低表达患者［（28.93±1.46）个月、（27.53±1.89）个月、（30.48±1.12）个月］（ t=35.08、24.07、38.32，均 P < 0.05）。 结论:sHLA-G、α-HBDH和STAT1在AML患者中异常表达，表达越高预后越差，故可作为AML治疗及预后预测的潜在靶点，具备显著创新性和科学性。

患者 男性，33岁，因“强直性脊柱炎20年，双侧髋关节强直、脊柱侧后凸10年”于2021年4月20日入院。患者13岁确诊强直性脊柱炎，10年前进展至以双侧髋关节屈曲位强直和脊柱侧后凸融合为特征的“剃刀背”畸形，并丧失竖直站立外观和双髋关节活动能力，行走能力严重受限，无法平视和仰卧。腰椎及双侧髋关节活动度丧失，双侧膝关节活动度0°~130°，双侧踝关节背伸20°，跖屈45°，行走时主要为双足跖跗关节和双踝关节屈伸活动。影像学检查：脊柱全长正、侧位片可见典型竹节样改变。冠状位、矢状位严重失平衡，顶椎位于L 1~2椎间盘，上端椎位于T 10，下端椎位于L 4。骨盆前后位X线片示双侧骶髂关节间隙破坏（4级），骨盆极度后倾，双侧髋关节融合于屈曲45°，右侧外旋25°，左侧内旋30°（图1）。实验室检查：白细胞计数7.84×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57.6%，血红蛋白161 g/L，C反应蛋白12.2 mg/L，红细胞沉降率2 mm/1 h，人类白细胞抗原B27（+），类风湿因子（-），抗核抗体谱（-）。诊断：强直性脊柱炎（终末期），脊柱侧凸后凸畸形并骨性融合，双侧髋关节破坏并骨性融合。

人类白细胞抗原-G（human leucocyte antigen G，HLA-G）作为非经典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Ⅰ类分子，在母-胎界面的绒毛膜外滋养层细胞上特异性表达。妊娠期间，胎儿同种异源的绒毛膜外滋养细胞侵入子宫黏膜，却免于母体来源的免疫细胞攻击，其中HLA-G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关于HLA-G在母-胎界面特殊调控方式的研究，特别是与各类免疫细胞及膜表面受体作用的分子机制，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将着重对HLA-G在母-胎界面的表达、调节及与相关免疫细胞作用机制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骨髓源性间充质干细胞(BMSCs)转化为神经干细胞(NSCs)的能力及其联合治疗对脑外伤的治疗作用。方法:将BMSCs(购自江苏无锡莆禾生物)进行培养和传代，再进行神经球诱导实验诱导分化为NSCs，对诱导后的NSCs进行功能鉴定，并检测其是否具有分化为神经细胞的能力。将15只6周龄、体重约为20 g、合格证号为SCXK(苏)2023-0009的C57BL/6J的雄性小鼠随机分成对照组、TBI组和MSCs+NSCs治疗组，并以水迷宫实验来检测小鼠的学习记忆能力。统计学方法应用GraphPad Prism(V8)统计软件分析，应用Student’s t检验和单向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BMSCs的特征性抗原，包括CD90、CD44、CD73和CD105，阳性率>95%；但不表达或低表达CD34、CD45和人类白细胞抗原(HLA-DR)，阳性率<5%。诱导分化的神经球细胞高表达CD90，阳性率>90%；并表达神经干细胞特异标志物巢蛋白(Nestin)和醛脱氢酶(LDHA1)，阳性率均超过10%。对NSCs进行荧光定量PCR检测，可见NSCs组Nestin(6.01±0.17比0.97±0.11， t＝43.74， P<0.05)、sry相关的高流动性组-box蛋白-2(Sox2)(7.92±038比0.94±0.08， t＝31.13， P<0.05)、配对框基因6(PAX6)(4.02±0.32比0.94±0.08， t＝16.71， P<0.05)高于MSCs对照组。免疫荧光检测培养第8天和第14天神经球干细胞，结果均显示NESTIN-PE染色阳性。神经球干细胞诱导神经细胞分化后，进行荧光定量PCR检测，结果显示NSCs诱导神经细胞分化后Nestin基因表达和微管蛋白β3(TUBB3)基因表达与BMSCs对照组比较没有改变；Sox2基因表达(2.48±0.49比1.00±0.08， t＝5.18， P<0.05)、少突胶质细胞系转录因子2(OLIG2)基因表达(4.37±0.23比1.01±0.20， t＝19.23， P<0.05)、PAX6基因表达(1.68±0.31比1.01±0.16， t＝3.33， P<0.05)和微管关联蛋白2(MAP2)基因表达(3.13±0.05比1.03±0.31， t＝11.44， P<0.05)与BMSCs对照组比较显著上调；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基因表达与BMSCs对照比较显著下调(0.05±0.02比1.04±0.38， t＝4.50， P<0.05)。水迷宫实验发现BMSCs+NSCs治疗组和TBI组相比潜伏期显著缩短(39.60±0.97比48.64±1.60， t＝10.81，7 d；29.40±0.55比35.00±1.41， t＝8.26，8 d；12.06±1.28比28.36±1.60， t＝17.83，9 d； P<0.05)。 结论:骨髓源性间充质干细胞具有转化为神经干细胞能力，且其联合治疗可减轻小鼠颅脑外伤后认知功能障碍。

目的:探讨组织蛋白酶G(CatG)提高T细胞治疗胶质瘤效果的机制。方法:（1）收集胶质瘤数据库中397例胶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胶质瘤组织中 CTSG mRNA与β2微球蛋白( β2M) mRNA表达的相关性。(2）从胶质母细胞瘤中分离培养胶质瘤干细胞（GSC)387和GSC3565，分别分化培养获得胶质瘤分化细胞（DGC)387和DGC3565。取GSC387细胞，分为CatG组、CatG抑制物组，分别用0.1 μg/μL重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A *02∶01和HLA-B*15∶01与4 ng/μL CatG、10 μmol/L CatG抑制物共培养10 min，应用托马斯亮蓝染色检测细胞HLA-A *02:01和HLA-B *15:01的表达，应用Western blotting检测细胞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Ⅰ、MHC-DR蛋白的表达。(3）取GSC387、GSC3565细胞和DGC387、DGC3565细胞，分别分为4组（CatG组、CatG抑制组、空白抗体1组，空白抗体2组），分别加入4 ng/μL CatG、10 μmol/L CatG抑制物、空白抗体1、空白抗体2处理24 h，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HLA-ABC的表达。(4）取GSC387、GSC3565细胞和DGC387、DGC3565细胞，分别分为CatG组和CatG抑制组，采用荧光素酶实验检测CatG对T、自然杀伤细胞杀伤作用的影响。 结果:(1) CTSG mRNA高表达组患者的生存率高于 CTSG mRNA低表达组， β2M mRNA低表达组患者的生存率高于 β2M mRNA高表达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胶质瘤组织中 CTSG mRNA与 β2M mRNA的表达呈负相关关系( r= -9.160， P=0.000)。(2）托马斯亮蓝染色检测显示：与CatG抑制物组比较，CatG组细胞HLA-A *02∶01和HLA-B *15∶01的表达增加。Western blotting检测显示：与CatG抑制物组比较，CatG组细胞MHC-Ⅰ的表达增加，MHC-DR的α和β链降低。(3)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CatG组GSC387、GSC3565细胞HLA-ABC的表达高于CatG抑制物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4）荧光素酶实验显示：与CatG抑制物组比较，CatG组T细胞对GSC细胞的杀伤比例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CatG可提高免疫治疗GSC的效果，其机制为提高细胞表面的MHC-Ⅰ的表达。

患者，女，25岁，因"右眼视物模糊2年，左眼视物模糊9个月"于2022年1月24日至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就诊。2020年1月患者因发热诱发右眼视物模糊，就诊于当地医院，查体右眼黄斑区散在点状黄白色病灶，诊断为右眼脉络膜炎，予右眼球后注射曲安奈德后症状缓解；2021年4月接种人乳头瘤病毒疫苗10 d后右眼视物模糊加重、左眼出现视物模糊，于某专科医院查见结核菌素试验、抗弓形体抗体、巨细胞病毒抗体、单纯疱疹病毒抗体、类风湿因子、人类白细胞抗原B27、抗核抗体阴性，行双眼球内注射康柏西普，治疗期间双眼视力持续下降。2022年1月患者双眼视物模糊加重，为求进一步诊治，遂来我院就诊。症见：双眼视物模糊伴视物变形、眼前固定黑影遮挡，偶有闪光感，舌质淡，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苔黄腻，脉滑涩。眼科检查：视力：右眼0.08，矫正无提高；左眼0.25，-5.25 D=0.5；双眼眼压12 mmHg（1 mmHg= 0.133 kPa）；裂隙灯显微镜及眼底检查示：右眼前节（-），眼底视网膜豹纹状改变，黄斑区数个黄白色圆形萎缩灶，融合成片（见图1A）；左眼前节（-），眼底黄斑区数个黄白色圆形变性灶（见图1B）。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示：右眼视网膜色素上皮（RPE）驼峰样隆起伴神经上皮层下积液（见图1C），椭圆体带部分缺失及穿凿灶（见图1D）；左眼RPE隆起及视网膜逆行穿凿灶（见图1E）；双眼病灶下局部脉络膜巩膜组织信号增强。眼底荧光素血管造影（FFA）示：病灶部位呈高荧光并逐渐染色渗漏，晚期荧光素潴留；对应部位吲哚菁绿血管造影（ICGA）呈现低荧光，晚期荧光素渗漏（见图2）。光学相干断层扫描血管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OCTA）示：右眼视网膜层片状团簇样新生血管，脉络膜层粗大新生血管（见图3A）；左眼脉络膜层团簇样新生血管（见图3B）。西医诊断：双眼点状内层脉络膜病变（Punctate inner choroidopathy，PIC），双眼脉络膜新生血管（CNV）；中医诊断：视瞻昏渺（湿热内阻证）。治疗：予双眼球内注射康柏西普注射液；中医治疗以祛湿清热、宣畅气机，予以三仁汤加减，整方如下：薏苡仁35 g、杏仁9 g、豆蔻仁12 g、通草12 g、淡竹叶9 g、厚朴9 g、滑石15 g，水煎服，日1剂。

本文报道1例临床罕见的磷脂酰肌醇3-激酶δ（PI3Kδ）过度活化综合征（APDS）幼年女性患者。患儿以“间断乏力2年余”入院就诊，遗传性疾病全外显子检测提示患儿携带PIK3CD基因的杂合致病突变 c.3061G>A和SPTB基因的1个杂合意义未明突变，诊断PI3Kδ过度活化综合征。与胞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配型为半相合，经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术后骨髓检查提示骨髓增生明显活跃，三系增生，骨髓呈完全嵌合状态。患儿定期复查评估病情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