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总结超声引导下经胸微创封堵治疗儿童先心病的临床经验及随访结果，探讨其远期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07年3月至2017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心脏中心行食道超声引导下经胸微创外科封堵术治疗的先心病患儿临床资料，并进行长期随访。随访截至2020年12月，随访内容包括超声心动图、心电图、临床症状、并发症处理、预后情况。将室间隔缺损病例按照年龄、体重及封堵器类型进行分组，对常见并发症(如新发主动脉瓣反流、三尖瓣反流及右束支传导阻滞)的发生率进行组间比较。结果:本研究共纳入752例患儿，其中室间隔缺损727例，封堵成功691例(95.05%)；房间隔缺损19例及联合畸形6例均封堵成功。684例获随访，随访率为95.7%，随访时间3~13年，期间无一例死亡。室间隔缺损患儿随访结果：53例残余分流中，48例自愈；8例新发主动脉瓣轻微或轻度反流中，2例好转；1例迟发性心包积液；新发三尖瓣轻度反流或由轻度进展至中度反流的34例患儿中，13例恢复正常，2例由轻度反流进展至中度反流；1例新发间歇性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患儿仍在随访中，2例一过性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已恢复；2例新发左束支传导阻滞的患儿中，1例恢复；38例新发右束支传导阻滞患儿中，5例恢复正常。偏心型及鞍型封堵器更易出现主动脉瓣反流( P<0.05)，而不同封堵器类型中，三尖瓣反流与右束支传导阻滞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年龄组、不同体重组中常见并发症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复合畸形中，1例新发主动脉瓣轻度反流并在1年后恢复正常。 结论:先心病经胸微创封堵技术结合了体外循环手术和导管介入手术治疗的优势，远期随访提示安全、有效，但需进行全生命周期随访和健康管理。

对于药物治疗无效的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目前主要采用室间隔减容治疗，如室间隔心肌切除术、室间隔乙醇消融术等。随着对理论知识认识的加深和介入治疗的飞速发展，先后有学者尝试应用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治疗高危肥厚型心肌病患者，在梗阻性和非梗阻性患者中均取得满意的治疗效果，但亦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缺乏动物试验数据及大型队列研究数据、中远期治疗效果未知等。经导管二尖瓣缘对缘修复为肥厚型心肌病患者的诊疗带来了新的思路，一方面或可作为单独疗法，另一方面或可联合新型分子靶向药物或以肥厚室间隔为靶点的新兴微创治疗方式进行治疗，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与探索。

心房功能性二尖瓣反流（AF-MR）是功能性二尖瓣反流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发病率高，临床预后差。AF-MR的发病机制与二尖瓣瓣环扩张、房源性瓣叶牵拉、二尖瓣后叶运动障碍、二尖瓣瓣环收缩障碍、二尖瓣瓣叶适应性增生不足或过度增生、左室舒张功能不全及左房压升高有关。AF-MR患者临床上常合并高血压、糖尿病、长程持续性房颤、非二尖瓣心脏手术病史、起搏器置入病史等。AF-MR在超声心动图上多表现为中心性二尖瓣反流，常伴有心房扩大、舒张功能不全等继发改变。药物、导管消融、外科修补及经皮介入治疗是AF-MR潜在的治疗方式。目前临床医生对这一特殊的二尖瓣反流认识不足，本文对这类功能性二尖瓣反流的流行病学情况、发病机制、临床特点、超声心动图特点、预后、潜在的治疗策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综述。

患者 男性，55岁，因“发现肝脏原发性恶性肿瘤 4个月，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治疗4周”，为求进一步治疗于2021年6月29日收入我科。患者5个月前出现腹痛、腹胀，并逐渐加重，2021年2月28日于当地医院行上腹部CT检查，结果提示肝内肿块，考虑为肝癌；2021年3月1日在该院行上腹部MRI检查，提示肝内肿块，肝癌。曾被收入我院介入科，结合患者情况，如行右半肝切除，切除后余肝体积不足，发生肝功能衰竭的风险大，符合TACE联合仑伐替尼的治疗指征，遂分别于2021年3月11日、2021年4月22日、2021年5月31日于我院介入科接受TACE治疗，期间联合口服仑伐替尼。患者既往有乙肝、肝硬化病史，未正规治疗。无长期吸烟、饮酒史。患者父亲有肝癌病史。本次入院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119 g/L，白细胞计数4.4×10 9/L，血小板计数212×10 9/L；甲胎蛋白498.30 μg/L，癌胚抗原1.64 μg/L，CA19-9 80.31 U/ml；ALT 10 U/L，AST 29 U/L，总胆红素8.8 μmol/L，直接胆红素8.4 μmol/L。CT检查结果显示，病灶占据肝脏5、6、7、8段，大小虽由未接受相关治疗时的11 cm×10 cm增至13 cm×11 cm，但肿瘤内部出现明显坏死，且碘油沉积充分，瘤内出现气体（图1）。术前肝功能Child-Pugh分级为A级，吲哚菁绿15 min潴留率为5.9%；拟行右半肝切除术，余肝比例预计为38%。

目的:探讨介入导管室护士放射防护知信行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订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1年4—5月选取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成员单位32家医院的240名介入导管室护士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问卷和介入导管室护士放射防护知信行问卷对护士进行调查。使用单因素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介入导管室护士放射防护知信行的影响因素。共发放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220份，有效回收率为91.67%。结果:220名介入导管室护士放射防护知识、态度、行为维度得分分别为（5.92±1.83）、（29.15±1.97）、（43.76±5.73）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性别、医院等级和培训频率是介入导管室护士放射防护知识的影响因素（ P<0.05）；培训频率和配备放射防护用品种类是介入导管室护士放射防护态度的影响因素（ P<0.05）；性别、培训频率、放射剂量仪定期监测和配备放射防护用品种类是介入导管室护士放射防护行为的影响因素（ P<0.05）。 结论:介入导管室护士放射防护知识水平偏低，对放射防护的态度较积极，但放射防护行为不到位。应当优化介入导管室护士放射防护培训，提供充足优质的防护设施，针对性别进行差异化管理，规范个人放射剂量监测工作并发挥三级医院的辐射指导作用，切实保障医护人员的安全与健康。

目的:探讨不同类型胰腺囊性肿瘤(PCNs)的诊断与治疗。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09年1月至2018年12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244例PCNs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70例，女174例；中位年龄为43岁，年龄范围为5～79岁。根据患者术前评估结果和术中探查结果确定手术方式。观察指标：(1)PCNs分类和临床病理学情况。(2)PCNs患者术前CA19-9水平情况。(3)影像学检查结果。(4)手术情况。(5)术后并发症情况。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1)PCNs分类和临床病理学情况：244例PCNs患者中，浆液性囊性瘤(SCN)76例，黏液性囊性瘤(MCN)56例，实性假乳头状瘤(SPN)96例，导管内乳头状黏液性瘤(IPMN)16例。76例SCN患者中，男22例、女54例；年龄为(51±14)岁，年龄范围为22～78岁；32例术前有腹痛，44例术前无腹痛；47例肿瘤位于胰腺体尾部，29例肿瘤位于胰腺头颈部。76例SCN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均为良性。56例MCN患者中，男16例、女40例；年龄为(49±16)岁，年龄范围为20～79岁；34例术前有腹痛，22例术前无腹痛；35例肿瘤位于胰腺体尾部，21例肿瘤位于胰腺头颈部。56例MCN患者中，11例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恶性。96例SPN患者中，男21例、女75例；年龄为(32±14)岁，年龄范围为5～68岁；42例术前有腹痛，54例术前无腹痛；58例肿瘤位于胰腺体尾部，38例肿瘤位于胰腺头颈部。96例SPN患者中，1例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恶性。16例IPMN患者中，男11例、女5例；年龄为(56±10)岁，年龄范围为41～76岁；11例术前有腹痛，5例术前无腹痛；4例肿瘤位于胰腺体尾部，12例肿瘤位于胰腺头颈部。16例IPMN患者中，6例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恶性。(2)PCNs患者术前CA19-9水平情况：76例SCN患者中，9例术前CA19-9水平升高；67例术前CA19-9水平正常。56例MCN患者中，7例术前CA19-9水平升高，49例术前CA19-9水平正常。96例SPN患者中，14例术前CA19-9水平升高，82例术前CA19-9水平正常。16例IPMN患者中，4例术前CA19-9水平升高，12例术前CA19-9水平正常。244例PCNs患者中，226例为良性PCNs，18例为恶性PCNs。226例良性PCNs患者中，26例CA19-9水平升高；18例恶性PCNs患者中，8例CA19-9水平升高，两者术前CA19-9水平升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5.084， P<0.05)。(3)影像学检查结果：244例患者中，163例行超声造影检查，其中SCN 59例，MCN 37例，SPN 55例，IPMN 12例。163例行超声造影检查患者中，82例检查结果与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一致，诊断符合率为50.3%(82/163)。其中，SCN、MCN、SPN、IPMN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67.8%(40/59)、54.1%(20/37)、32.7%(18/55)、4/12。244例患者中，198例行CT检查，其中SCN 60例，MCN 44例，SPN 82例，IPMN 12例。198例行CT检查的患者中，135例检查结果与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一致，诊断符合率为68.2%(135/198)，其中SCN、MCN、SPN、IPMN的诊断符合率分别为76.7%(46/60)、79.5%(35/44)、58.5%(48/82)、6/12。(4)手术情况：244例患者均根据术前评估结果和术中探查结果成功施行手术，术中无死亡病例。76例SCN患者中，20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20例行保留脾脏的胰体尾切除术、14例行胰体尾切除合并脾切除术、9例行肿瘤局部切除术、7例行保留十二指肠的胰头切除术、6例行胰腺中段切除术。56例MCN患者中，20例行胰体尾切除合并脾切除术、16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9例行保留脾脏的胰体尾切除术、8例行胰腺中段切除术、3例行肿瘤局部切除术。96例SPN患者中，34例行胰体尾切除合并脾切除术、23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15例行保留脾脏的胰体尾切除术、12例行肿瘤局部切除术、8例行胰腺中段切除术、3例行保留十二指肠的胰头切除术、1例行全胰腺切除术。16例IPMN患者中，9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3例行胰体尾切除合并脾切除术、3例行全胰腺切除术、1例行保留脾脏的胰体尾切除术。(5)术后并发症情况：76例SCN患者中，17例发生胰瘘(生化瘘12例、B级胰瘘5例)，7例腹腔感染，1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患者发生胃排空延迟，1例腹腔出血，1例乳糜瘘，1例胰腺中段切除术患者术后发生胰肠吻合口瘘。56例MCN患者中，7例发生胰瘘(生化瘘2例、B级胰瘘5例)，3例腹腔感染，2例胆瘘，1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患者发生胃排空延迟，1例消化道出血，1例术后门静脉血栓形成。96例SPN患者中，14例发生胰瘘(生化瘘5例、B级胰瘘8例、C级胰瘘1例)，6例腹腔感染，4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患者发生胃排空延迟，2例腹腔出血或消化道出血，1例胆瘘，1例术后门静脉血栓形成。16例IPMN患者中，3例发生胰瘘(生化瘘、B级胰瘘、C级胰瘘各1例)，2例腹腔出血或消化道出血，1例腹腔感染，1例胆瘘，1例围术期死于肺栓塞。所有并发症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选择保守治疗、经皮穿刺置管引流、介入治疗或二次手术，均好转出院。 结论:PCNs主要包括SCN、MCN、SPN、IPMN。各型PCNs缺乏典型的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也缺乏特异性。术前CA19-9水平可对PCNs术前良恶性判断提供一定参考。影像学检查是PCNs主要的诊断依据。PCNs应严格把握手术指征，有手术指征时应积极手术治疗。

目的:探究动脉导管未闭患儿介入术后麻醉恢复期躁动的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2019年11月至2020年10月收治的行心导管介入治疗动脉导管未闭的患儿92例的临床资料。根据麻醉恢复期是否发生躁动分为对照组（67例，未发生躁动）和观察组（25例，发生躁动）。收集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动脉导管未闭患儿介入术后麻醉恢复期发生躁动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性别、年龄、气质类型、手术时间、复苏室停留时间、麻醉恢复期血压、麻醉恢复期心率、麻醉恢复期血氧饱和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术中应用右美托咪定、术前焦虑、术后疼痛、使用拮抗剂是动脉导管未闭患儿介入术后麻醉恢复期躁动的危险因素χ 2=9.03、4.95、5.84、11.49，均 P < 0.05）。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焦虑、术后疼痛、使用拮抗剂是动脉导管未闭患儿介入术后麻醉恢复期躁动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870、4.083、6.975， P=0.029、0.004、0.002， 95%CI=1.114~7.389、1.555~10.722、2.052~23.711），术中应用右美托咪啶是动脉导管未闭患儿介入术后麻醉恢复期躁动的保护因素（ OR=0.318， P=0.021， 95%CI=0.120~0.839）（ P < 0.05）。 结论:术中应用右美托咪定、术前焦虑、术后疼痛、使用拮抗剂是动脉导管未闭患儿介入术后麻醉恢复期躁动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医师在治疗时应重视上述因素，在患儿麻醉恢复期进行预防，以减少躁动后发生损伤的风险。

目的:调查中国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患者行血管内治疗（EVT）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患者安全现状。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星小程序电子问卷，自2023年10月23日至2023年11月23日，通过多个学会和协会渠道进行调查，问卷覆盖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以及自治区内的部分二级及以上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疗机构，参与问卷调查者需扫描二维码进入问卷星小程序进行答题，每个微信账户限定提交一份问卷。问卷核心指标包括：①医疗机构概况，机构所在地区、医院认证等级，年度内完成的AIS患者EVT案例数/年有效问卷数及占比；②麻醉医师在AIS患者EVT期间的参与程度，涉及患者交接流程（急诊室-急诊介入治疗室交接）、治疗团队结构（治疗团队麻醉医师组成）、EVT术前麻醉评估、EVT期间麻醉医师与介入医师的沟通和术后患者转运；③ EVT期间麻醉管理的相关信息指标及关注度，涉及循环、呼吸、血糖的维持，相应的药物干预策略、麻醉模式的选择与管理以及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关注度；④麻醉管理的质量控制。应用以下方法判断问卷的有效性：填写时间超过5 min；同一单位填写多份问卷时，采用大数定律原则处理；在数据分析时，若某选项的反馈数量<1%的有效问卷数，将排除含有该选项的问卷样本。结果:748所具有国家EVT资格认证的医院共回收有效问卷（下简称"问卷"）1 096份，其中二级医疗机构146份（约13.3%），三级医疗机构950份（约86.7%）。医院年度内完成51~1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1%，为最高；而年度内完成401~500例的问卷占比约为2.2%，为最低。由急诊室转至急诊介入治疗室过程中，1 012份问卷（约92.3%）显示麻醉医师参与交接过程；984份问卷（约89.8%）显示治疗团队的成员构成中至少有1名麻醉医师；377份问卷（约34.4%）显示EVT术前未进行麻醉评估；72份问卷（约6.6%）显示，在EVT期间，麻醉医师与神经介入医师间几乎无任何信息交流；101份问卷（约9.2%）显示，麻醉医师几乎不参与术后患者转运。在治疗过程中，约67.1%受访者将术中收缩压管理目标值设置为140~180 mmHg（1 mmHg=0.133 kPa），约87.2%的受访者将AIS患者EVT术中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维持在30~40 mmHg，吸入氧浓度维持在>40%的占比约为84.6%，仅约10.5%的受访者不注重围手术期的血糖管理；约56.0%患者术后带气管导管返回重症监护治疗病房；术后随访患者占比约45.4%；本次问卷中，689份问卷显示倾向选择固定程序型麻醉，407份选择情境适应型麻醉；在麻醉类型与管理倾向性方面，约82.9%的受访者更加注重AIS患者EVT期间的麻醉管理；受访者关注度最高的围手术期关键信息分别为患者的循环系统消息、意识状态及呼吸系统消息（前3位）。约87.5%的问卷（959份）显示，在EVT麻醉管理过程中将参考国内外指南；高达约77%的问卷（844份）显示在围手术期遇到过严重不良事件，包括心搏骤停、导丝穿透血管及过敏性休克等。仅有约40.7%的问卷（446份）显示麻醉科进行了AIS患者EVT神经介入麻醉质量控制报告。结论:麻醉医师是AIS患者行EVT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疗团队更加注重围手术期麻醉管理和相关危险因素控制，麻醉科在麻醉质量控制方面的工作有待改进。

目的:探讨非急性长段颈内动脉闭塞成功血管内再通的影响因素，并提出1种新的简化分型指导临床治疗。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0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非急性颈内动脉闭塞血管内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实验室数据、影像表现和介入操作方式。将入院并接受血管内开通治疗的120例患者纳入分析，以颈内动脉是否成功开通进行分组，利用组间分析筛选有意义变量，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寻找影响血管内再通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根据既往文献结合自身数据，利用眼动脉是否反流代偿和残端是否尖锐两个变量的组合分为A~D 4型：A型，尖锐残端（-），眼动脉反流（-）；B型，尖锐残端（-），眼动脉反流（+）；C型，尖锐残端（+），眼动脉反流（-）；D型，尖锐残端（+），眼动脉反流（+），探讨分型对开通结果的影响。结果:120例患者中，成功血管内开通91例（75.83%），围手术期并发症11例（9.17%）。其中出血事件4例（3.33%），包括症状性脑出血1例（0.83%）；缺血事件1例（0.83%），导管穿孔1例（0.83%），颈动脉海绵窦瘘3例（2.50%），夹层2例（1.67%）。无致残性并发症及死亡病例发生。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尖锐残端（OR=4.10，95%CI 1.19~14.16）、眼动脉反流（OR=3.16，95%CI 1.13~8.88）和单纯颅外段闭塞（OR=10.78，95%CI 2.08~55.74）是影响非急性期颈内动脉闭塞血管内开通的独立危险因素。A~D型手术成功率分别为30.00%（3/10）、66.67%（8/12）、70.00%（28/40）、89.66%（52/58），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10.00%（1/10）、8.33%（1/12）、17.50%（7/40）、3.45%（2/58）。结论:尖锐残端、眼动脉反流代偿和闭塞段局限于颅外段是成功开通的独立危险因素。以残端是否尖锐和眼动脉是否反流代偿两种变量构成的分组模型，对指导非急性闭塞血管的开通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患者 男性，64岁，因“发现肝占位6个月”于2022年6月3日收入解放军总医院肝胆胰外科医学部。患者2022年1月行腹部超声检查发现肝内不均匀回声，未进一步诊治。2022年3月出现纳差伴消瘦，2个月内体重下降5 kg，2022年4月出现间断性上腹部胀痛，肝区为著，可自行缓解，于当地医院行上腹部增强CT检查，考虑诊断为肝右叶巨块型肝细胞癌，大小约14.2 cm×10.2 cm。遂于2022年4月29日行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治疗一次，术后疗效评估：病变部分坏死，大部分血供存在，考虑肿瘤存活。既往有慢性乙肝病史30年，口服抗病毒药物1个月；糖尿病病史8年，血糖最高17 mmol/L，口服二甲双胍、阿卡波糖等药物治疗，血糖控制良好；高血压病史8年余，血压最高150/100 mmHg（1 mmHg=0.133 kPa），口服马来酸依那普利、吲达帕胺片等治疗，血压控制良好。无冶游史及手术史，家族史无特殊。入院体检无特殊。实验室检查：甲胎蛋白>60 500 μg/L；乙肝表面抗原（+）、表面抗体（-）、e抗原（-）、e抗体（+）、核心抗体（+），乙肝病毒DNA定量<100 U/ml。肝肾功能及凝血功能正常，肝功能Child-Pugh分级为A级（5分），MELD评分6分。腹部增强MRI检查（2022-06-06）：肝右叶巨大团块状占位，大小约14.3 cm×10.2 cm；肝右叶病变介入术后，大部分血供存在。PET-CT检查（2022-06-09）：肝右叶可见14.8 cm×9.3 cm×13.6 cm巨大混杂低密度肿块，不均匀放射性摄取增高，最大标准摄取值为 18.2。初步诊断：（1）原发性肝癌，中国肝癌分期（China liver cancer staging，CNLC）-Ⅰb期；（2）慢性乙肝；（3）高血压2级（极高危）；（4）2型糖尿病；（5）标准化余肝体积比例（standardized remnant liver volume ratio，SRLVR）为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