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了解新疆地区生物安全实验室(biosafety laboratory,BSL)工作人员职业紧张现况,分析其可能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WMSDs)的关系.方法 2021年5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新疆各地区BSL工作人员进行调查.采用付出回报-失衡调查表(effort-reward imbalance,ERI)调查职业紧张情况,《中国肌肉骨骼疾患调查问卷》调查WMSDs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职业紧张的影响因素;采用倾向性匹配法对是否患WMSDs员工的人口学变量和工作相关因素进行匹配后,再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职业紧张与BSL工作人员WMSDs发生风险的关系.结果 纳入BSL工作人员7 924人,职业紧张检出率为83.38％(6 607人),WMSDs患病率为69.16％(5 480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SL等级为二级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是BSL等级为一级的工作人员的1.219倍(P＜0.05);30～44岁组、≥ 50岁组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分别是20～25岁组的1.221倍、1.375倍(均P＜0.05);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BSL工作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分别是中专及以下的1.527倍、2.379倍(均P＜0.05);管理人员、实验技术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分别是其他岗位(后勤人员,工程人员等)的1.772倍、1.840倍(均P＜0.05);月均收入≥ 4 000元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生职业紧张的风险是＜4 000元的1.374倍(P＜0.05).倾向性评分结果显示:匹配前,大部分变量在两组员工(是否患WMSDs)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匹配后,得到BSL工作人员2 223对,两组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工作相关变量(性别、BSL等级、年龄、文化程度、工龄、职称、岗位类别、婚姻状况、月均收入)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匹配后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ERI量表中付出维度、回报维度和超负荷维度得分与BSL工作人员出现WMSDs的风险为正相关关系(OR=1.06、1.01、1.06,均P＜0.001).结论 职业紧张和WMSDs在BSL工作人员中较为普遍,职业紧张可能增加发生WMSDs的风险.应根据工作人员能力的不同,合理地分配工作任务,建立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定期开展健康教育,及时安排心理咨询和指导,积极预防BSL工作人员心理问题的发生.

目的:了解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职业倦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19年8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广东省5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750名女工作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问卷665份，有效回收率为88.67%。采用《职业倦怠通用量表》调查其职业倦怠水平，用《工作付出-回报失衡紧张量表》评估其职业紧张水平。组间比较用Mann-Whitney U检验，两两比较采用排序后的秩次进行SNK检验；多组间比较用Kruskal-Wallis H检验，组间职业倦怠与职业紧张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用Pearson相关分析。职业倦怠影响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665名女工中，有429人（64.51%）存在职业倦怠，其中轻中度职业倦怠380人（57.14%），重度职业倦怠49人（7.37%）。不同年龄、婚姻状况、目前岗位工龄、每周工作时间、个人月收入、工作制度和职业紧张的女工间职业倦怠综合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不同年龄、婚姻状况、目前岗位工龄、每周工作时间、个人月收入和职业紧张的女工情绪耗竭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年龄、每周工作时间、个人月收入、工作制度和职业紧张的女工人格解体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不同文化程度、每周工作时间、工作制度和职业紧张的女工个体成就感低落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劳动密集型企业女工整体处于轻中度职业倦怠水平，每周工作时间和职业紧张是职业倦怠的主要影响因素。

目的:调查口腔门诊护士工作有关肌肉骨骼疾患（WMSDs）的患病现况，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于2020年6至7月，采用分阶段便利抽样方法，从我国7个区域抽取18家三甲口腔专科医院1 321名口腔门诊护士，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医生和护士合作量表》、《付出-回报失衡问卷》和《中国肌肉骨骼疾患调查表》对护士一般资料、医护合作情况、工作压力和WMSDs患病情况进行调查，并对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口腔门诊护士WMSDs的曾患病率、年患病率和周患病率分别为80.8%（1 067/1 321）、68.7%（907/1 321）和43.7%（575/1 321）。58.4%（771/1 321）的护士存在3个及以上身体部位WMSDs，颈部、腰部和肩部年患病率分别为42.2%、41.6%、51.4%。WMSDs导致的缺勤率为3.5%~9.0%，其中腰部和颈部疾患导致的缺勤率分别为8.9%和8.0%。每周工作时间>40 h和付出/回报比>1是发生WMSDs的危险因素（ OR=1.74，95% CI：1.32~2.30； OR=1.50，95% CI：1.17~1.92， P<0.001、0.002），每周规律体育锻炼（每次≥30 min）是发生WMSDs的保护因素（ OR=0.74，95% CI：0.56~0.97， P=0.030）。 结论:口腔门诊护士WMSDs患病率高，患病部位多，可通过降低工作压力、保证充足的休息、加强体育锻炼等措施减少肌肉骨骼疾患的发生。

目的:对电子器件制造业员工失眠症状进行调查，分析职业应激相关因素对其影响。方法:2016年7至12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以电子器件制造企业员工2 251人为调查对象，分别采用《失眠症状量表》《工作要求-自主问卷》和《付出-回报失衡问卷》对其失眠症状及职业应激相关因素进行评估。结果:调查对象中有失眠症状者509人，检出率22.6%。付出、内在投入得分高为电子器件制造员工失眠症状的危险因素（ P<0.05），付出得分高者失眠症状风险是得分低者的1.689倍（95% CI：1.334~2.138），内在投入得分高者失眠症状风险是内在投入得分低者的1.835倍（95% CI：1.461~2.305）。女性、月收入≥3 000元、大专及以上学历、工作自主性高、回报得分高为电子器件制造业员工失眠症状的保护因素（ P<0.05）。 结论:电子器件制造企业应采取综合措施，减少付出得分高、内在投入得分高员工失眠症状的发生。

目的:探究某钢铁厂工人职业应激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方法:于2018年10月，选取某钢铁厂2017年3至5月在其职业健康体检中心进行职业健康检查的工人作为研究对象，共2 947人。采用《工作内容问卷》（JCQ）和《付出-回报失衡（ERI）问卷》进行工作内容和职业应激程度调查。根据工人颈动脉检查情况分为颈动脉检查正常组（2 013人）、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增厚组（277人）、稳定斑块组（236人）、不稳定斑块组（421人）。对各组工人进行统一问卷咨询以及相关体格和生化检查，对不稳定性斑块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各组工人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倒班、吸烟、饮酒分布及年龄、工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各组间锻炼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JCQ评分中，零紧张者761例（25.8%），轻度紧张者959例（32.6%），中度紧张者699例（23.7%），重度紧张者528例（17.9%）；ERI评分中，高付出低回报者共2 526例（85.7%），非高付出低回报者共421例（14.3%）；各组JCQ、ERI评分构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中度紧张、重度紧张、ERI、倒班、年龄高、收缩压高、空腹血糖高以及总胆固醇、载脂蛋白B和高敏C反应蛋白异常是不稳定斑块的危险因素， OR值分别为1.695、5.443、7.391、1.784、1.009、1.105、1.212、3.693、39.215、1.632。 结论:职业应激可能影响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目的:对某铁路站点职工工作环境主观舒适度和职业应激调查，探索影响职业应激的相关因素，为缓解工作压力，制定铁路站点员工职业应激干预措施提供理论基础。方法:于2019年3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重庆某铁路4个站点432名员工为研究对象，自制问卷收集研究对象的个人特征、工作特征，以《办公建筑空内环境质量问卷》调查工作环境主观舒适度情况，以《付出-回报失衡量表》评估职业应激水平，采用χ 2检验比较不同影响因素下职业应激检出率的差异，logistic回归分析铁路站点职工职业应激影响因素。 结果:重庆铁路站点职工职业应激检出率为31.02%（134/432）。铁路站点离异职工、收入低于5 000元/月、工龄在10~20年、售票员和其他工种（行李员、值班站长和助理工程师）的职工职业应激检出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9.61、14.76、23.28、11.06， P=0.008、0.002、0.000、0.011）。与舒适状态者比较，对温度、空气质量、光照、噪音和空间布局的感受为不舒适者职业应激检出率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结果显示不同岗位、不同站点以及对空气质量、噪声、空间布局的主观感受是否舒适是铁路站点员工职业应激的影响因素（ P<0.05）。对空气质量、噪声及空间布局感受不舒适是发生职业应激的危险因素（ OR=0.571、0.068、0.441， P=0.051、0.054、0.007）；售票员、其他（行李员、值班站长、助理工程师）是发生职业应激的危险因素（ OR=1.884、2.703， P=0.065、0.019）；A站和B站员工是发生职业应激的危险因素（ OR=4.681、1.811， P=0.002、0.067）。 结论:铁路站点内的职工职业应激检出率较高，职工的工作环境主观舒适度是影响职业应激的重要因素。

目的:调查电子器件制造员工生活满意度现况，并分析职业应激对其的影响，为实施企业员工心理健康干预提供基础性资料。方法:2016年6至12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以电子器件制造企业员工2 251名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员工的人口学资料、职业相关资料，并采用简明工作要求-自主模型（job demcond-control model，JDC）、付出-回报失衡模型（effort-reward imbanlance model，ERI）问卷、生活满意度量表（well-being index，WHO-5）调查员工生活满意度，分析员工生活满意度现况以及JDC、ERI职业应激各因子对其的影响。结果:调查对象中生活满意度低者773名，检出率34.3%（773/2 251）。是否外来务工、用工合同类型、周工作时间（h）、工作制、是否接触危害因素、患慢性疾病和所有职业应激因子水平组间低生活满意度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接触危害因素、工作付出高和工作内在投入高为电子器件制造员工低生活满意度的危险因素（ OR=1.544、1.376、1.788， P<0.05）。非外来务工、工作回报高、自主程度高和社会支持高为电子器件制造员工低生活满意度的保护因素（OR=0.606、0.390、0.615、0.622， P<0.05）。 结论:企业对员工加强危害因素防护教育，重视接触危害因素、工作付出高的员工，提高工作回报、自主性和员工社会支持，提高员工生活满意度，建设健康企业。

目的:分析心理资本在职业紧张与自杀意念中的中介效应。方法:于2017年9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江苏省某电子制造服务业员工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收集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共调查了2 465名员工，回收有效问卷2 216份。采用《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RI）及《心理资本问卷》评定职业紧张和心理资本水平。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并验证心理资本在职业紧张与自杀意念中的中介效应。结果:2 216名研究对象年龄为（28.70±5.26）岁，其中男性1 230名（55.5%）。职业紧张付出、回报、内在投入得分分别为（3.08±0.63）、（3.73±0.60）和（2.51±0.68），ERI指数（付出与回报比）均值为（0.88±0.39），ERI模式职业紧张检出率为22.1%（490/2 216）。心理资本总得分为（86.62±15.23）。两周内有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为13.9%（309/2 216）。外在付出得分、内在投入得分、ERI指数与两周内出现自杀意念成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081、0.141和0.164；回报均分、心理资本总分均与两周内出现自杀意念成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06和-0.228。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心理资本分别在职业紧张的付出、回报、内在投入维度与自杀意念间具有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87（95% CI：-0.018，-0.019）、-0.299（95% CI：-0.428，-0.200）和0.096 （95% CI：0.0394，0.170）。中介效应百分比分别为9.43%、 17.92% 和9.54%。 结论:心理资本在职业紧张的付出、回报、内在投入维度与自杀意念间具有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某地区民航空中交通管制员（ATC）的职业应激特点情况，针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于2020年3至5月，采用整群抽样法，以某地区457名ATC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和职业信息，采用《工作内容问卷》（JCQ）和《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RI）对交通管制员职业应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457名ATC中存在工作需求-自主模式失衡型职业紧张、自感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紧张分别占81.84%（374/457）、84.46%（386/457）。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年龄、工龄、职称、岗位、家庭月收入水平、1月内发生过不安全事件、对培训的态度和月夜班次数对ATC的JCQ不同因子和ERI不同因子得分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对于工作需求-自主失衡型职业紧张，与中/高级职称的ATC比较，见习组和初级职称者职业紧张程度更高（ P=0.000、0.000）；与塔台岗位ATC比较，进近岗位和区域岗位者的职业紧张程度更低（ P=0.000、0.000）。对于自感付出-回报失衡型职业紧张，与见习ATC比较，中/高级职称和初级职称者的职业紧张程度更高（ P=0.000）；与区域岗位ATC比较，塔台和进近岗位者职业紧张程度更高（ P=0.001、0.000）；与认为定期训练利大于弊ATC比较，认为定期训练弊大于利者的职业紧张程度更低（ P=0.000）；与1月内未发生过不安全事件发生ATC比较，发生者职业紧张程度更高（ P=0.007）。 结论:ATC职业紧张比例较高，相关部门需调整政策，应关注ATC职业应激情况，保障民航运行平稳。

目的:探讨护士职业紧张在工作倦怠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促进护士身心健康，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2019年4~7月随机抽取滕州市多家医院650名护士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付出-回报失衡问卷(ERI)、工作倦怠问卷(MBI-GS)、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应用回归分析来研究变量之间的效应。结果:女护士抑郁得分低于男护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879， P<0.05)；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0 h的护士抑郁得分高于其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4.220， P<0.01)；职业紧张、工作倦怠和抑郁呈正相关；职业紧张在工作倦怠和抑郁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和总效应之比为0.059 8，中介效应与直接效应之比为0.063 6；交互作用项"工作倦怠×职业紧张"的回归系数和新增解释量(Δ R2)在抑郁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未达到显著性。 结论:职业紧张在工作倦怠和抑郁的关系中起中介效应，医院管理应从缓解护理人员工作倦怠的角度，以减轻职业紧张程度，从而减少抑郁的发生，保证护理人员身心健康，提高医疗护理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