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探讨mFOLFOX7方案全身化疗联合卡瑞利珠单克隆抗体和阿帕替尼治疗肝细胞癌合并Vp4型门静脉癌栓的疗效。方法:采用单臂、开放、探索性临床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4月至2023年10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收治的15例肝细胞癌合并Vp4型门静脉癌栓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4例，女1例；年龄为48（33~67）岁。患者均行mFOLFOX7方案+卡瑞利珠单克隆抗体+阿帕替尼治疗。观察指标：（1）临床疗效。（2）生存情况。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 结果:（1）临床疗效。15例患者均行mFOLFOX7方案+卡瑞利珠单克隆抗体+阿帕替尼治疗。根据实体瘤反应评价标准v1.1评估，15例患者客观缓解占比为10/15，完全缓解占比为1/15，部分缓解占比为9/15，疾病控制占比为15/15；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和中位总生存时间均未达到（>9个月）。根据改良实体瘤反应评价标准评估，15例患者客观缓解占比为12/15，完全缓解占比为6/15，部分缓解占比为6/15，疾病控制占比为15/15；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和中位总生存时间均未达到（>9个月）。15例患者中，7例成功转化（手术转化占比为7/15，均实现R 0切除），6例转化失败，2例尚在转化治疗。7例成功转化患者中，5例病理学完全缓解；1例主要病理学缓解，90%肿瘤坏死；1例影像学检查完全缓解，但在继续观察中肝脏出现多处新发病灶，予以手术切除，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有肝内多发转移。15例患者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发生占比为13/15，其中≥3级不良反应发生占比为7/15，包括腹泻（3/15）、中性粒细胞减少（2/15）、血小板减少（2/15）和丙氨酸转氨酶增高（2/15）。同1例患者可发生≥1种不良反应。患者均经对症治疗后好转。（2）生存情况。15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3.0（2.0~31.0）个月。随访期间3例患者死亡，其中1例为部分缓解，发生上消化道出血死亡，生存时间为7.5个月；1例为肝内多发转移，肿瘤>70%肝体积，生存时间为9.5个月；1例为肝脏多发肿瘤合并双肺转移，达到部分缓解，病情进展后死亡，生存时间为13.5个月。7例行手术患者术后随访时间为14.0（2.0~25.0）个月。7例患者中，1例术后20.0个月复发，6例至随访截止时间均无复发（3例治疗结束进入随访观察），最长生存时间为31.0个月。 结论:mFOLFOX7方案全身化疗联合卡瑞利珠单克隆抗体和阿帕替尼治疗肝细胞癌合并Vp4型门静脉癌栓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蛋白tweety同源物2(TTYH2)在皮肤黑色素瘤(SKCM)中的表达水平、作用机制和对临床预后的意义。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下载365例皮肤黑色素瘤患者的表达数据和临床信息，以基因型和基因表达量关联数据库(GTEx)下载812例健康人皮肤组织表达数据，分析TTYH2在SKCM组织和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水平。生存分析和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用于评估TTYH2表达对SKCM患者预后生存的影响。京都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富集分析和基因本体(GO)分析用于筛选TTYH2显著富集的信号通路。应用STRING在线平台进行蛋白质互作网络分析，筛选关键的蛋白质网络节点基因。免疫细胞浸润分析使用CIBERSORT算法分析22种免疫细胞在每个样本中的表达情况，使用卡方检验分析高、低表达组中免疫细胞的差异，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SKCM患者TTYH2的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组织中的表达。生存分析表明SKCM患者TTYH2高表达组具有较差的预后。TTYH2高表达是SKCM总生存率差的独立预测因子( HR＝1.21，95% CI 1.08~1.37， P＝0.001)。KEGG结果显示TTYH2主要富集在细胞突触、离子通道、钙信号通路和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途径等相关通路上，GO分析得出TTYH2参与的生物过程等均可能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蛋白互作网络分析显示，TTYH2与氯化物胞内通道蛋白5、氯离子通道蛋白2、甘氨酸受体家族成员和γ-氨基丁酸受体家族成员等有相互作用，揭示了其可能在SKCM的发病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免疫细胞浸润分析显示，记忆B细胞、CD4记忆T细胞和单核细胞在TTYH2低表达组中的丰度显著增加，而在TTYH2低表达组中滤泡辅助T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的丰度显著降低。 结论:TTYH2的表达可能通过多种途径调控SKCM细胞的发生发展，影响SKCM患者的生存预后，是SKCM潜在的生物学预后标志物及治疗靶标。

目的:评价帕博利珠单抗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和铂类一线治疗复发/转移性头颈部鳞状细胞癌（recurrent or metastatic head and neck squamous-cell carcinoma，R/M HNSCC）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单臂、开放、Ⅱ期临床研究，纳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即将接受晚期一线治疗的R/M HNSCC患者，进行帕博利珠单抗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和顺铂或卡铂方案治疗；治疗6周期，疾病获得控制的患者继续帕博利珠单抗维持治疗至疾病进展或出现不可耐受的毒性或完成共35周期的治疗。主要研究终点为客观缓解率，次要研究终点包括总生存期、无进展生存期和安全性指标。按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1.1版进行疗效评价，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不良事件采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5.0版进行评估。结果:2021年4月23日至2023年3月22日共纳入30例R/M HNSCC患者，其中男性28例，女性2例，中位年龄为67岁。中位随访时间为14.5个月，客观缓解率为70.0%，疾病控制率为96.7%，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分别为11.6个月和18.8个月，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为17.3个月。≥3级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白细胞减少（26.7%）、中性粒细胞减少（26.7%）、外周神经毒性（3.3%）、皮疹（3.3%）、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3.3%）和免疫相关性肺炎（3.3%）；最常见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是甲状腺功能减退（40.0%）。结论:帕博利珠单抗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和铂类方案一线治疗中国R/M HNSCC患者初步显示出较好的抗肿瘤活性和良好的耐受性。

目的:探讨深部热疗联合信迪利单抗及nab-PC（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卡铂）方案治疗驱动基因阴性、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阳性的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方法: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收治的84例驱动基因阴性、PD-L1表达阳性的晚期鳞状NSCLC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42例）。对照组给予信迪利单抗联合nab-PC方案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深部热疗。连续治疗4个周期后比较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两组治疗前后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细胞角蛋白片段19（CYFR21-1）]水平以及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p40、p63、细胞角蛋白5/6（CK5/6）]阳性表达率，比较两组癌症治疗功能评价系统-肺癌模块（FACT-L）评分、不良反应和远期生存情况。结果:观察组男性26例，女性16例，年龄（59±11）岁；对照组男性22例，女性15例，年龄（58±11）岁。观察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分别为71.43%（30/42）、90.48%（38/42），对照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分别为50.00%（21/42）、80.95%（34/42）；观察组客观缓解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04， P＝0.044）；两组疾病控制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56， P＝0.212）。治疗后两组血清CEA、SCCA、CYFRA21-1水平以及p40、p63、CK5/6阳性表达率均较治疗前低（均 P<0.05），FACT-L评分中生理状况、功能状况、附加关注情况维度评分及量表总分均较治疗前高（均 P<0.05）。两组血小板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贫血、发热等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分别为6.5个月（95% CI：3.82～12.75）、5.1个月（95% CI：3.14～12.26），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21， P＝0.040）。观察组和对照组中位总生存时间分别为12.9个月（95% CI：6.25～15.46）、9.7个月（95% CI：4.74～13.02），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3， P＝0.035）。 结论:深部热疗联合信迪利单抗及nab-PC方案治疗驱动基因阴性、PD-L1表达阳性的晚期鳞状NSCLC，能有效降低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及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阳性表达率，提高患者生命质量，提高疗效。

目的:探讨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LDLR）表达对肝癌血管异常化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从Oncomine癌症基因芯片数据库提取87例肝癌组织的基因转录组信息，分析肝癌组织中LDLR的表达水平与癌胚抗原（CEA）和CD31表达水平的相关性。采用短发卡RNA靶基因慢病毒转染的方法，构建LDLR敲降的MHCC-97H和HLE肝癌细胞。通过转录组测序、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蛋白免疫印迹法检测LDLR敲降后肝癌细胞的差异基因及其表达水平变化。通过富集分析明确LDLR参与的基因相关信号通路。通过对肝癌细胞条件培养基中CEA含量的检测评估LDLR对CEA的影响。采用血管生成实验检测LDLR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血管生成能力的影响，以及CEA在LDLR调控血管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收集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手术切除的肝癌组织标本176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176例肝癌组织中LDLR及146例肝癌组织中CEA和CD31的表达水平，分析肝癌组织中LDLR的表达水平与肝癌组织中CEA和CD31的表达水平、血清CEA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水平的相关性。结果:Oncomine数据库分析显示，发生门静脉转移的肝癌患者肝癌组织中LDLR和CEA的表达呈负相关（ r=-0.64， P=0.001），而CEA和CD31的表达呈正相关（ r=0.46， P=0.010）；转录组测序结果显示，LDLR敲降组与对照组MHCC-97H细胞的差异表达基因共有1 032个，其中517个基因表达上调，515个基因表达下调。CEA相关细胞黏附分子5（CEACAM5）在LDLR敲降组细胞中上调明显。基因本体论功能富集分析显示，差异基因最明显富集在血管生成的功能上。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信号通路富集分析显示，涉及的相关通路主要包括细胞粘着斑、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等。LDLR敲降组条件培养基中CEA含量为43.75±8.43，高于对照组（1.15±0.14， P＜0.001）。血管生成实验结果显示，在5 h，用LDLR敲降组MHCC-97H细胞的条件培养基培养HUVEC细胞形成的血管主结点数、主分段数和网格总面积分别为（295.3±26.4）个、（552.5±63.8）个和（2 239 781.0±138 211.9）平方像素，均高于对照组［分别为（113.3±23.5）个、（194.8±36.5）个和（660 621.0±280 328.3）平方像素，均 P＜0.01］；用LDLR敲降组HLE细胞的条件培养基培养HUVEC细胞形成的血管主结点数、主分段数和网格总面积分别为（245.3±42.4）个、（257.5±20.4）个和（2 535 754.5±249 094.2）平方像素，均高于对照组［分别为（113.3±23.5）个、（114.3±12.2）个和（1 565 456.5±219 259.7）平方像素，均 P＜0.01］；在对照组MHCC-97H细胞条件培养基中加入CEA培养HUVEC细胞形成的血管主结点数、主分段数和网格总面积分别为（178.9±12.0）个、（286.9±12.3）个和（1 966 990.0±126 249.5）平方像素，均高于对照组［分别为（119.7±22.1）个、（202.7±33.7）个和（1 421 191.0±189 837.8）平方像素，均 P＜0.01］。肝癌组织中LDLR的表达与CEA的表达无相关性，与肝癌组织中CD31的表达、血清CEA水平、血清ALT水平均呈负相关（ r=-0.167， P=0.044； r=-0.061， P=0.032； r=-0.147， P=0.05）。肝癌组织中CEA的表达与CD31的表达呈正相关（ r=0.192， P=0.020），血清CEA水平与血清ALT水平呈正相关（ r=0.164， P=0.029）。 结论:肝癌细胞敲降LDLR可通过释放CEA促进肝癌血管异常化。

患者女，24岁，以"发现左侧颌下包块6 d"为主诉入院，无颌面部疼痛、红肿、发热、皮温升高等症状。超声检查提示：左侧颌下腺实性低回声结节(图1)，大小27 mm×24 mm×17 mm，以18G活检针在超声引导下，进针至左侧颌下腺占位前缘，扣动穿刺枪扳机，取出组织2条，病理报告：涎腺源性肿瘤，考虑多形性腺瘤(pleomorphic adenoma，PA)。建议免疫组化协诊，免疫组化结果支持PA的诊断。患者治疗愿望迫切，又拒绝外科手术，为防止瘤体继续生长变大，甚至恶变，对患者病情及结节周围结构进行综合评估，有较为安全的进针通道，拟于局麻下行射频消融治疗。术前超声造影：内可见少量造影剂填充，并持续低增强。超声引导下择点定位，采用2%利多卡因200 mg，生理盐水1∶1稀释进行局部麻醉，超声引导下使用22G穿刺针在颌下腺被膜外及大血管间隙注入生理盐水作为隔离带(图2)，射频消融仪器为绵阳立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LDRF-120S多极射频消融仪系统及配套射频手术电极，最大输出功率0~200 W，工作频率400 kHz，温度监控范围为0~100 ℃。以18G工作尖端1 cm的一次性射频消融针穿刺进入左侧颌下腺实性结节内，输出功率35 W，采用移动消融模式，由深部到浅部，逐层消融(图3)，直至结节全部为强回声覆盖，达到适形消融的标准，缓慢烧灼针道后退针，共计消融3 min。术后待强回声消散后，即刻行超声造影，消融区内未见明显造影剂填充，提示消融完全(图4)，消融区大小为31 mm×30 mm×23 mm。全程总耗时20 min，消融区局部无明显出血、肿胀，患者无声音嘶哑、吞咽困难、面瘫、神经受损等严重并发症，监测生命体征正常，嘱咐间断冰敷2~3 h，患者无明显不适，安全返回病房。术后1个月复查，彩色多普勒超声示左侧颌下腺实性低回声结节大小27 mm×27 mm×22 mm，形态规则，边界清，内未见明显血流信号，超声造影观察消融区，动脉期、延迟期均未见造影剂充盈，呈"黑洞征"。术后3个月复查(图5)消融灶大小25 mm×22 mm×17 mm。术后6个月复查(图6)消融灶大小17 mm×16 mm×13 mm，皮肤表面凸起不明显。术后1年复查(图7)消融灶大小13 mm×10 mm×8 mm，体表光滑平坦，无异常隆起和凹陷(图8)。

目的:探讨米诺环素单药或联合小剂量糖皮质激素（简称激素）治疗红斑型天疱疮（PE）和疱疹样天疱疮（PH）的疗效和安全性及对免疫指标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纳入2011年6月至2021年6月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初诊、初治方案为米诺环素单独或联合小剂量激素且随访至少6个月的PE和PH患者。收集基线及不同随访时间点患者病情、自身抗体水平变化，分析疾病严重程度、诊断、自身抗体变化趋势及与疗效间的关系。采用Kaplan-Meier方法分析完全缓解情况，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严重度和疗法下PF患者的疗效。结果:共纳入24例汉族患者，包括15例PE和9例PH，男女比例为1.4∶1，中位年龄68.8岁，中位病程为22.1个月，平均随访时间为21.8个月。24例均获得疾病控制，疾病控制时间 M（ Q1， Q3）为15.9（12，20.1）周。完全缓解23例（95.8%），完全缓解时间8.7（6.4，10）个月。米诺环素单药治疗1年完全缓解率（11/13）与联合小剂量激素疗法（9/1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 0.16， P = 0.692）。随访期间复发2例（8.7%），皆处于疾病控制状态，1例调整剂量后于第38周达完全缓解，另1例换用利妥昔单抗，半年后达到完全缓解。轻中度患者间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 0.28， P = 0.599）。3例发生药物相关不良反应，1例为背部体癣，2例为全身皮肤及牙龈部位色素沉着。 结论:米诺环素单药或联合小剂量激素治疗轻中度PE或PH疗效显著，且无严重药物相关不良反应，但该方案的长期疗效、不良反应及患者预后需未来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多中心、前瞻性研究。

目的:总结分析儿童肾移植术后新发糖尿病(PTDM)的临床特点及治疗经验。方法:2014年5月至2021年3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门诊规律随访的93例儿童肾移植受者中(中位随访时间34个月)，5例(5.38%)被诊断为PTDM。回顾性分析5例儿童受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发病特点、治疗方案及转归。5例儿童PTDM中男性1例，女性4例，年龄在12~17岁。5例患儿均使用他克莫司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口服糖皮质激素均在移植后0.5~3.0个月停用。结果:PTDM的中位发病时间在肾移植术后17个月(1~46个月)。诊断为PTDM后，2例儿童受者将他克莫司转换为环孢素A，其中1例儿童受者需临时辅助胰岛素治疗，之后2例儿童受者血糖均逐渐恢复正常。3例未转换环孢素A的儿童受者均需依赖降糖药物，1例单服阿卡波糖，1例单服二甲双胍，1例需二甲双胍联合阿卡波糖。中位随访6个月(2~10个月)，5例儿童受者血糖控制稳定，血肌酐及尿蛋白较前无显著变化。结论:儿童PTDM的治疗应综合考虑年龄、性别和患儿的诉求制定个体化方案，他克莫司转换为环孢素A可能会逆转糖尿病，不转换时需联合二甲双胍等药物控制血糖。

目的:探讨卡瑞利珠单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发生情况及其与疗效的关系。方法:收集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卡瑞利珠单抗治疗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卡瑞利珠单抗的疗效及其irAE的发生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是否发生irAE，将患者分为irAE组和无irAE组，比较2组患者的客观反应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和无进展生存时间（PFS）。结果:共48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41例（85.4%），女性7例（14.6%）；年龄（65.9±7.4）岁，治疗中位周期数为9（6，14）个，总体ORR为52.1%（25/48），DCR为83.3%（40/48），中位PFS为11个月。48例患者中34例（70.8%）发生59例次irAE，其中8例（16.7%）发生至少1例次≥3级的irAE。irAE发生的中位周期数为5（3，7）个。发生率>10%的irAE包括反应性毛细血管增生症（RCCEP）、甲状腺损伤、皮肤损伤、肺损伤、肝损伤和血液毒性反应，发生率依次为37.5%（18/48）、18.8%（9/48）、16.7%（8/48）、12.5%（6/48）、10.4%（5/48）和10.4%（5/48）。与无irAE组患者比较，irAE组患者的ORR和DCR更高[64.7%（22/34）比3/14，91.2%（31/34）比9/14]，中位PFS更长（12.0个月比7.0个月，风险比=0.418，95%置信区间：0.193~0.9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卡瑞利珠单抗治疗NSCLC中发生的主要irAE类型为RCCEP，严重irAE较少。卡瑞利珠单抗治疗中发生irAE的患者可能有更明显的治疗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