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以滑膜炎和血管翳形成为特征的自身免疫病。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3（Tim-3）作为近年来新发现的抑制性免疫检查点，可以在包括T细胞、巨噬细胞、NK细胞在内的多种免疫细胞表面表达。Tim-3在建立免疫耐受，维持免疫稳态中起重要作用，其作用减低会导致RA发病。有研究表明，Tim-3在RA发生及发病机制中扮演重要作用。

B7-H3是免疫调节蛋白B7家族重要成员之一，研究发现其在多种肿瘤组织中异常表达，并且在肿瘤发生发展、免疫逃逸等多个过程中发挥作用，与多种肿瘤不良预后相关。本文就B7-H3的生理功能和在膀胱癌中的表达及意义、作用与机制以及在膀胱癌治疗中的应用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极光激酶A(AURKA)抑制剂对胶质母细胞瘤(GBM)的细胞增殖和免疫检查点B7-H3表达的影响。方法:基于中国胶质瘤基因组图谱(CGGA)计划数据库(共325例患者)，分析AURKA mRNA的表达水平与肿瘤的病理学类型、世界卫生组织(WHO)级别、原/复发状态、患者的生存期、O 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MGMT)甲基化、异柠檬酸脱氢酶(IDH)突变及染色体1p19q共缺失的相关性。比较AURKA mRNA在不同病理学类型、不同WHO级别，以及原发与复发性脑胶质瘤中表达的差异。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以比较不同AURKA mRNA表达水平的脑胶质瘤患者生存期差异。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探讨AURKA mRNA表达水平、IDH突变、染色体1p19q共缺失、发病年龄、放疗、化疗、WHO级别及原/复发状态对脑胶质瘤患者生存期的影响。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以确定AURKA mRNA表达水平对脑胶质瘤患者生存期的预测价值。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中心接受手术治疗患者的脑胶质瘤组织样本，其中低级别胶质瘤(LGG)4例，GBM 4例；通过蛋白质免疫印迹(WB)法检测AURKA在肿瘤组织样本中的表达情况。采用AURKA抑制剂alisertib处理人GBM细胞株U87-MG，将其分为对照组(以DMSO处理)和alisertib处理组(以5 μmol/L alisertib处理)。采用CCK-8法和结晶紫染色方法分别检测alisertib对细胞活性和克隆形成的影响。采用WB法检测alisertib对AURKA、磷酸化AURKA和B7-H3蛋白表达的影响。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alisertib对GBM细胞膜蛋白B7-H3表达的影响。 结果:CGGA计划数据库分析结果表明，AURKA mRNA在GBM中的表达水平高于星形胶质细胞瘤和少突胶质细胞瘤(均 P<0.001)；在WHO 2、3及4级胶质瘤组间，AURKA mRNA的表达水平随WHO级别的升高而增加( P<0.001)；AURKA mRNA在复发性胶质瘤中的表达水平高于原发性胶质瘤( t＝4.50， P<0.001)。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AURKA mRNA高表达组的患者比低表达组生存期短(均 P<0.05)。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URKA mRNA的表达水平、IDH突变、染色体1p19q共缺失、发病年龄、放疗、化疗、WHO级别及原/复发状态均为脑胶质瘤患者生存期的影响因素(均 P<0.05)；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AURKA mRNA高表达、复发状态、WHO高级别、发病年龄偏高、未接受化疗及无染色体1p19q共缺失均为脑胶质瘤患者生存期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AURKA mRNA表达水平预测脑胶质瘤患者1年、3年和5年生存期的AUC(95% CI)分别为0.78(0.72～0.83)、0.85(0.80～0.89)、0.84(0.79～0.89)。临床样本的WB结果显示，人GBM组织中AURKA蛋白的表达水平高于LGG( t＝2.62， P＝0.040)。CCK-8实验结果显示，alisertib处理24、48、72 h后均显著抑制了U87-MG细胞的活性(均 P<0.05)。克隆形成实验结果显示，alisertib明显抑制了U87-MG细胞的克隆形成( t＝9.30， P<0.001)。WB实验结果表明，alisertib处理组的磷酸化AURKA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t＝10.98， P<0.001)，而B7-H3蛋白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 t＝7.55， P＝0.002)。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alisertib处理组膜蛋白B7-H3的表达水平升高( t＝20.04， P<0.001)。 结论:AURKA抑制剂alisertib可能能够抑制GBM的细胞增殖，并增强免疫检查点B7-H3的表达。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原理是通过靶向T细胞/肿瘤细胞表面的免疫检查点，恢复免疫系统对肿瘤的攻击，属于肿瘤免疫治疗。ICIs治疗会诱发包括1型糖尿病（T1DM）在内的多种免疫紊乱。ICIs诱导的1型糖尿病（ICIs-T1DM）的特点是β细胞迅速破坏，最早可发生在ICIs治疗后5 d。然而，ICIs-T1DM的临床危险因素及其对患者生存的影响仍未知。因此，研究者使用了Optum的数据库，对2017—2020年期间接受ICIs治疗的肿瘤患者进行发病率和临床特征的评估。该研究纳入的ICIs类型包括抗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单药治疗、抗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单药治疗或抗CTLA-4加抗PD-1/抗PD-L1联合治疗。使用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及原因特异性风险模型来研究患者/治疗特征与ICIs-T1DM之间的相关性。纳入的危险因素包括人种、年龄、性别、既往其他类型糖尿病史、肿瘤类型、ICIs治疗方式、共病指数（CMI）、吸烟史、既往其他免疫抑制药物使用史。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并把ICIs-T1DM作为时变协变量来评估ICIs-T1DM对生存的影响。结果发现在30 337例接受ICIs的肿瘤患者中有261例（0.86%）发生了T1DM。与抗PD-1/抗PD-L1单药治疗相比，抗CTLA-4加抗PD-1/抗PD-L1联合治疗增加了T1DM的患病风险（ HR=1.62；95% CI：1.15~1.26）。年龄较轻（年龄每减少5年 HR增加1.19，95% CI：1.13~1.25）和既往存在其他类型的糖尿病史（ HR=4.48；95% CI：3.45~5.83）是ICIs诱发T1DM的风险因素；而既往使用过其他免疫抑制药物史可降低ICIs-T1DM的发病风险（ HR=0.57；95% CI：0.34~0.95）。ICIs-T1DM的发展对肿瘤患者的生存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储存库是HIV-1功能性治愈最主要的障碍。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HIV-1功能性治愈中的作用。本研究介绍了免疫检查点程序性死亡-1、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黏蛋白结构域-3、淋巴细胞激活基因-3、B/T淋巴细胞衰减因子、T细胞激活抑制物免疫球蛋白可变区结构域在HIV-1功能性治愈中的表达和作用机制相关的研究进展。

肝癌是临床常见的肝恶性肿瘤，也是常见的恶性肿瘤相关死因，严重威胁着患者生命。近年来，随着对肝癌发生发展过程的深入研究，对于肝癌的发生及其相关分子通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研发出了多种分子靶向药物，主要包括抗血管生成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两大类。一线抗血管生成药物包括索拉非尼和乐伐替尼，两者均能有效延长不可切除晚期肝癌患者的生存期。对于一线药物不良反应无法耐受或用药期间肿瘤进展的患者，还可选择瑞戈非尼和卡博替尼等二线药物，可能对延长患者生存期有所帮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主要包括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及其配体抑制剂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抑制剂，两者均可通过一定机制抑制免疫检查点来阻止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有效延长不可切除肝癌患者的中位生存期，正逐步被应用于肝癌的临床治疗中。

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及其配体(PD-L1)参与免疫检查点调节，与甲状腺癌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PD-L1在不同类型甲状腺癌中的表达不同，可作为诊断部分肿瘤的生物标志物，PD-L1的表达与更高的肿瘤侵袭性及更高的复发风险相关，PD-1/PD-L1免疫检查点是部分甲状腺癌治疗的一个有前景的靶点。进一步探讨PD-1/PD-L1通路的作用机制、在甲状腺癌中的诊治作用及其与疗效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可为甲状腺癌的诊治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探讨儿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PTLD)中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及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表达及临床病理特征，明确PD-1/PD-L1抑制剂的检查点抑制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治疗选择。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深圳市儿童医院13例病理确诊的allo-HSCT后PTLD的临床资料，采用免疫组织化学MaxVision?法染色、EB病毒(EBV)原位杂交及淋巴瘤基因重排检测，分析PD-1及PD-L1的表达与PTLD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肿瘤细胞PD-1表达与患儿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组织学类型、移植方式及EBV原位杂交表达无关(均 P>0.05)。而PD-L1的表达与组织学类型有关( P<0.05)，其中PD-L1阳性率重型β-珠蛋白生成障碍性贫血(90.0%，9/10例)高于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66.7%，2/3例)，单形性PTLD(100.0%，2/2例)高于多形性PTLD(83.3%，5/6例)，EBV阳性PTLD(90.9%，10/11例)高于EBV阴性PTLD(50.0%，1/2例)。13例PTLD中PD-1及PD-L1在肿瘤细胞中的阳性率分别为46.2%(6/13例)和61.5%(8/13例)，在微环境细胞中的阳性率分别为92.3%(12/13例)和76.9%(10/13例)，EBV阳性率为84.6%(11/13例)。 结论:PD-L1在单形性PTLD的肿瘤细胞中有更高的阳性率；且在标准免疫治疗和化疗无效的情况下，可对所有类型的PTLD进行PD-1和PD-L1的常规染色。

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Pis)作为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广泛用于治疗不同类型的实体肿瘤和血液肿瘤 [1]。ICPis包括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ytotoxic T lymphocytes－associated antigen－4，CTLA－4)抑制剂(伊匹单抗、替西利姆单抗)、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1，PD－1)抑制剂(如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及其配体(programmed death ligand 1，PD－L1)抑制剂(如阿替利珠单抗、阿维单抗、度伐利尤单抗)。然而，阻断免疫检查点的同时也会使机体正常免疫功能紊乱，导致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irAEs)，引起垂体炎、甲状腺功能障碍、糖尿病和原发性肾上腺功能减退症等内分泌相关疾病 [2]。在ICPis相关糖尿病中，与CTLA－4(伊匹单抗)抑制剂治疗相比，PD－1或PD－L1抑制剂(或联合治疗)出现糖尿病的频率更高 [3]。应用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治疗的患者发生糖尿病概率分别为0.9%、0.2%、0.1% [4]。虽然发病率不高，但随着ICPis的广泛应用，必须重视此类糖尿病，若诊断不及时，很可能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危及生命。本文报道了1例转移性肺小细胞癌的患者在应用度伐利尤单抗治疗后出现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以提高临床医师对ICPis相关糖尿病的认识，争取早期诊断，及时治疗。

小细胞肺癌（SCLC）是一种高度侵袭性疾病，生长迅速并容易出现转移。患者通常对初始化疗有反应，但SCLC极易复发进展，导致长期结局不佳。免疫治疗的出现改变了SCLC的治疗模式。目前部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已被批准用于广泛期SCLC的治疗，各类临床试验正在积极开展，显示出可观的临床获益。针对新型免疫检查点如抗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免疫受体酪氨酸抑制基序（ITIM）结构域蛋白抗体的研究也在探索中，部分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或放疗的临床试验已显示出较好的疗效及安全性，为SCLC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但联合治疗的具体模式还需要更多研究进行探索，且免疫治疗仍存在治疗耐药等问题。本文综述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局限期及广泛期SCLC的研究进展，同时探索免疫治疗联合其他治疗方式的疗效及不良反应，并从寻找分子生物标志物筛选获益人群和克服免疫治疗耐药等方面分析了SCLC免疫治疗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