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提出基于证据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单位性质改革的决策建议，完善现有疾病预防控制体制。方法:本研究系统梳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承担的职能，采用结构化决策分析框架，从保障职能实现的角度，提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单位性质改革的3种备选方案及15个评价指标，并梳理其利弊；编制意向收集表，于2020年4月10至20日面向47位专家代表收集信息，通过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从备选方案中识别最佳决策。结果:47位专家代表对备选方案进行排序赋分。根据相应权重汇总得分，结果显示方案1（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性质的机构）得分最高（58.22分）。结论: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改革为专业技术类公务员性质的机构为最佳决策。

目的:了解我国城市居民肿瘤防治健康素养现况，并探讨其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15—2017年以2015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覆盖的16个项目省份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及方便抽样的方法，将年龄≥18岁、能够理解调查程序的居民纳入研究。共纳入32 257名研究对象，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及职业人群分别有15 524、8 016、2 289、6 428名。对肿瘤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防治知识需求等态度和意识方面的健康素养情况进行分析；比较不同人群健康素养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居民肿瘤防治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结果:我国城市居民的肿瘤防治健康素养水平为56.97%；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和职业人群的肿瘤防治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55.01%、59.08%、61.99%、57.31%（ P<0.001）。与≤39岁人群、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已婚、东部地区、自评无患癌风险人群相比，50~69岁、其他职业、非在婚、中西部地区、患癌风险自评不清楚者肿瘤防治健康素养水平较低（ P<0.05）；与男性、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及社区居民相比，女性、高中/中专以上文化程度人群、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和职业人群的肿瘤防治健康素养水平均较高（ P<0.05）。 结论:我国城市居民肿瘤防治意识角度的健康素养水平较高，但仍有可提升空间；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地区、婚姻状况、患癌风险自评、人群分类等是肿瘤防治健康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男性、50~69岁、低文化程度、中西部地区、不清楚患癌风险、无特定环境接触肿瘤防治知识及相关危险因素的人群是肿瘤防治健康素养应重点干预的人群。

泰国是位于亚洲中南半岛中南部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主要施行公务员保险计划、社会保险计划和"30泰铢"计划，由政府承担主要的卫生支出费用。泰国传统与替代医学体系包括泰国传统医学、土著医学和替代医学，中医药属替代医学范畴。泰国传统医学和中医针灸已被纳入医保。随着泰国医生准许使用中医药治疗疾病法令的颁布(Notification No.1 of B.E. 2543)，以及国家级专业中医药发展中心成立、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医药课程培训等的开展，中医药在泰国得到发展。目前尚存在中药应用受限，针灸实践技能及诊疗能力不足，中医药教育不够系统化完整化等问题。建议通过广泛持续宣传以推动政策立法，选择高发病进行中成药推广和本土化研发，成立专门实践培训基地加强针灸临床操作和实训，增设并细化中医药大学教育和短期培训等，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在泰国的发展。

目的:调查分析2020年福建省常住居民健康素养基本技能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于2020年4—11月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抽样法及随机抽样法选取福建省13个县（市、区）的3 304名15~69岁城乡常住居民为调查对象进行入户问卷调查。以《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为依据，问卷内容包括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3个方面，共50道题，其中基本技能12道题，总分16分，以≥13分判定为具备基本技能素养水平。共发放问卷3 304份，收回问卷3 304份，收回有效问卷3 250份。根据福建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监测过程中收集的基础数据对样本进行基础权重、无应答、事后分层调整等，获得具有全省代表性的数据。采用 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2020年福建省常住居民健康素养基本技能水平的影响因素。 结果:根据加权后的数据统计，2020年福建省常住居民健康素养基本技能水平为26.02%，其中城市高于农村（35.00%比20.15%），年龄25~34岁（35.36%）、文化程度高（大专/本科及以上47.20%）、公务员（47.49%）和医务人员（44.00%）、患有慢性病（27.04%）、健康状况较好（31.31%）者具备率均较高（均 P<0.05）。基本技能12道题目中，6道题目正确率≥50%，正确率最高的题目是“当地发生烈性传染病后的正确做法”（88.2%），正确率最低的题目是“正确识别标签上印有‘OTC’的药品”（28.7%）。文化程度（不识字/少识字， OR=0.036，95% CI：0.018~0.073；小学， OR=0.091，95% CI：0.053~0.155；初中， OR=0.230，95% CI：0.148~0.357；高中/职高/中专， OR=0.351，95% CI：0.232~0.532；大专/本科及以上， OR=1.000）与居民健康素养基本技能水平呈正相关（ P<0.001）。 结论:2020年福建省常住居民健康素养基本技能水平整体较高，文化程度是其正相关因素。

目的:探讨公务员人群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筛查、干预的新模式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入选2017年9—12月在广东省一公务员单位门诊部进行年度体检的在职公务员1 241例，对其先进行柏林问卷筛查OSA高危患者，然后采用3型便携式睡眠监测（home sleep testing，HST）仪对高危人群进行OSA诊断。对诊断为OSA的患者进行免费的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CPAP）干预、随访。分析该职业人群中高危OSA患者睡眠监测接受度，OSA患病率，CPAP初始治疗应答率和依从性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共1 036例公务员职业人群完成了柏林问卷筛查，其中22.0%（228/1 036）柏林问卷阳性，被认为OSA高危患者。对228例OSA高危患者进行免费的HST筛查，32.5%（74/228）拒绝行睡眠监测。154例接受睡眠监测，103例最终被诊断为OSA，其中轻度41例（40.2%），中度35例（33.3%），重度27例（26.5%）。在公务员职业人群中估计的OSA患病率为9.9%（103/1 036）。为所有的OSA患者提供免费的自动调节的持续气道正压通气（auto-CPAP）治疗，仅有55.3%（57/103）接受初始CPAP治疗。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接受治疗与OSA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OR=5.65，95% CI：1.007~31.693）；与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36-Item Short Form of the Medical Outcomes Survey，SF-36）中一般健康状况评分呈负相关（ OR=0.968，95% CI：0.938~0.998）。自我决定的行为干预和不需要治疗的自我观念是不接受治疗的原因。第一周初始CPAP治疗随访，70.2%（40/57）患者依从性≥4 h/晚［平均为5.0（4.0，6.0） h/晚］；17例（29.8%）<4 h/晚［平均为0（0，2.0） h/晚］。单因素分析显示，入睡困难，焦虑、抑郁障碍，存在戴机的不良反应者（鼻罩不适感以及憋气感）依从性更差。长期依从性逐渐下降，至2年随访期，仅有22.0%的患者依从性良好。 结论:即使给予免费的睡眠筛查及疾病干预模式，睡眠筛查、CPAP治疗接受度仍低，CPAP治疗短期及长期依从性差。ESS评分、是否患有高血压以及对疾病的认知影响对睡眠监测的接受度。精神心理因素以及存在戴机的不良反应影响CPAP治疗依从性。

目的:分析2021年辽宁省居民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于2021年8—11月，采用网络方便抽样的方法，招募辽宁省内15~69岁17 474名常住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微信公众号开展问卷调查，收集人口学特征、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等信息。采用χ 2检验比较不同特征研究对象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居民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率的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17 474名研究对象中，男性占43.1%（7 528名），城镇居民占58.7%（10 262名），总体人群知晓率为72.3%，其中癌症认知、预防、早诊早治、治疗和康复5个维度的知晓率分别为71.4%、67.6%、72.7%、83.4%和63.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 OR：0.850，95% CI：0.781~0.925）、农村（ OR：0.753，95% CI：0.694~0.817）、年龄55~59岁（ OR：0.851，95% CI：0.751~0.963）、曾吸烟（ OR：0.721，95% CI：0.640~0.813）或现吸烟（ OR：0.724，95% CI：0.654~0.801）是居民知晓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的阻碍因素；年龄35~54岁（ OR：1.312，95% CI：1.202~1.432）、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 OR：1.834~5.130，95% CI：1.575~6.047）、专业技术（ OR：1.592，95% CI：1.367~1.854）、公务员/事业单位（ OR：1.282，95% CI：1.094~1.503）、企业/商业/服务人员（ OR：1.218，95% CI：1.071~1.385）、离退休者（ OR：1.324，95% CI：1.114~1.573）和有肿瘤家族史（ OR：1.369，95% CI：1.266~1.481）是居民知晓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的促进因素。 结论:辽宁省居民癌症防治核心知识知晓水平基本达到健康中国行动目标要求；地区、性别、文化程度、年龄、肿瘤家族史和吸烟情况与知晓情况有关联。

目的:了解江西省铅山县育龄期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心理压力现状，为有针对性地促进生育提供数据支持。方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江西省铅山县10个社区的育龄期妇女发放调查问卷及心理压力评分表，了解基本情况、婚育现状、生育意愿及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PSS)评分等信息，探讨可能影响育龄期妇女生育意愿及心理压力的相关因素。结果:本次调查共向育龄期妇女发放1 500份问卷，回收913份，有生育意愿者占比65.0%(593/913)。育龄期妇女CPSS评分为8~28(16.84±2.75)分。不同职业的育龄期妇女CPS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以公职人员(含公务员及事业单位员工)心理压力最小，个体经营及其他(无业人员)心理压力最大。不同文化程度、年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及有无生育意愿的育龄期妇女CPSS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相关性分析显示，育龄期妇女心理压力大小与职业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 r＝0.230， P<0.05)，其他如受教育程度、年收入、生育意愿、生育状况等与心理压力间均无明显相关性(均 P>0.05)。 结论:江西省铅山县育龄期妇女生育意愿基本正常，生育多孩的愿望不强烈。生育意愿与心理压力之间没有明显相关性。育龄期妇女的心理压力大小与职业明显相关。

目的:调查公务员人群对打鼾危害的认知度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患病率。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广东省某省直单位2017年9—11月进行年度体检的1 241名在职公务员进行打鼾危害的认知度调查，纳入资料完整的1 036名，其中男799名，女237名，年龄22~63岁，平均（41±9）岁，筛查OSA高危人群。对OSA高危人群行睡眠监测诊断，调查OSA患病率。结果:60.1%（623/1 036）的公务员认识到打鼾对身体有影响，获知途径最多是通过网络（371/623，59.6%），其次为电视（290/623，48.0%）、亲戚朋友（277/623，46.6%）、报纸（229/623，44.5%）和广播（118/623，18.9%）。对打鼾所致后果的认知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睡眠质量下降（448/623，71.9%）、猝死（325/623，52.2%）、日间嗜睡（276/623，44.3%）、心脑血管疾病（267/623，42.9%）、高血压（152/623，24.4%）及性功能低下（104/623，16.7%）。筛查发现OSA高危人群占22.0%（228/1 036），高危人群中OSA患病率为46.1%（105/228），仅0.9%（2/228）既往诊断过OSA。结论:公务员人群对打鼾所致危害有一定程度认知。OSA高危公务员人群OSA的患病率高，但诊治率低。

目的:分析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早诊断意识现状及其相关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于2015—2017年以2015年度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覆盖的16个项目省份为研究现场，采用整群及方便抽样的方法，将年龄≥18岁、能够理解调查程序的居民纳入研究。共纳入32 257名研究对象，社区居民、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现患癌症患者及职业人群分别有15 524、8 016、2 289、6 428名。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收集一般人口学特征、早诊断意识（假如自己体检查出异常结果的情况后是否去医院确诊、假如亲人或好朋友体检中查出异常结果的情况后是否会建议其及时确诊）等信息，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早诊断意识的相关因素。结果:假如自己体检查出异常结果的情况，89.29%（28 802名）对象选择进一步就医寻求确诊；假如亲人或好朋友体检查出异常结果的情况，89.55%（28 886名）对象建议对方及时确诊。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事业单位人员/公务员、2014年家庭年总收入2.0万元以下、西部地区及癌症风险评估/筛查干预人群，公司职员，2014年家庭年总收入4.0万元及以上者，东部和中部地区人群，更倾向于去医院进一步确诊；而无业人员和社区居民倾向于不去医院确诊（ P值均<0.05）。 结论:2015—2017年中国城市居民的肿瘤早诊断意识整体较好，职业、家庭年总收入、地区和人群分组是早诊断意识的相关因素。

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患者的生存预后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00年1月至2018年8月重庆市恶性肿瘤特病办理系统中3 106例有特殊病种医保原发性肝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 559例，女547例；年龄为(60±13)岁，年龄范围为19～95岁。观察指标：(1)人口学特征。(2)临床治疗与病理学检查情况。(3)随访及生存情况。(4)预后影响因素分析。采用电话、门诊或住院复查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情况。随访时间为确诊后第1年每3个月随访1次，之后每年随访1次。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和(或)百分比表示。剔除随访缺失数据后进行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存率并绘制生存曲线。剔除随访缺失数据、病理学类型缺失数据、TNM分期缺失数据后进行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 结果:(1)人口学特征：3 10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性别(男、女)，年龄(<30岁、30～44岁、45～59岁、60～74岁、≥75岁)，民族(汉族、其他民族)，婚姻状况(已婚、其他)，职业[企业单位和(或)工人、事业单位和(或)公务员、自由职业和(或)个体户、无业人员、公司职员、其他职业]分别为2 559、547例，35、362、1 131、1 163、415例，3 053、53例，2 896、210例，880、342、130、101、124、1 529例。(2)临床治疗与病理学检查情况：3 10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住院治疗时间(<10 d、10～19 d、20～29 d、≥30 d)，手术治疗(无、有)，病理学类型(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混合型及其他)，TNM分期(Ⅰ期、Ⅱ期、Ⅲ期、Ⅳ期)分别为771、1 312、661、362例，915、2 191例，836、63、24例，29、28、90、624例。3 106例患者中，病理学类型数据缺失2 183例，TNM分期数据缺失2 335例。(3)随访及生存情况：3 106例原发性肝癌患者中，2 561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0～96.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27.6个月。2 561例患者总体生存时间为1.0～96.0个月，中位总体生存时间为24.7个月，1、3、5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63.2%、42.3%、29.5%。(4)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职业、住院治疗时间、手术治疗、病理学类型、TNM分期是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 χ2＝31.820，6.752，39.100，120.889，226.700，10.452，48.602，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已婚，住院治疗时间≥30 d，手术治疗是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风险比＝1.463，0.572，0.575，95%可信区间为1.044～2.049，0.413～0.793，0.438～0.755， P<0.05)，TNM分期Ⅲ期、Ⅳ期是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3.941，5.036，95%可信区间为1.687～9.211，2.237～11.335， P<0.05)。 结论:原发性肝癌患者预后较差；已婚，住院治疗时间≥30 d，手术治疗是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TNM分期Ⅲ期、Ⅳ期是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