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农村医生(以下简称村医)作为农村地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是农村人群健康管理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其社区健康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目的 调查我国村医健康管理能力现状,探讨村医社区健康管理能力提升策略,为加强村医队伍建设提供依据.方法 于 2020 年 8 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全国东、中、西部5个省份共抽取村医3 916名.通过"问卷星"平台向村医发放调查问卷,内容涉及村医的儿童、妇女、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能力具备情况,以及各项能力满足工作需要情况,均由村医自评.结果 3 916名村医中,分别有3 494名(89.22%)、3 175名(81.08%)、3 775名(96.40%)、3 738名(95.45%)村医具备儿童、妇女、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能力.性别方面,女性村医的计生指导、孕期健康指导、围绝经期疾病的预防与诊治、妇科常见病筛查能力及妇女总体健康管理能力具备率高于男性村医(P<0.05);男性村医的常见慢性病危急状况识别与处理方法、常见慢性病稳定期治疗与并发症预防能力及慢性病患者总体健康管理能力具备率高于女性村医(P<0.05).执业资质方面,执业(助理)医师的围绝经期疾病的预防与诊治能力具备率高于乡村医生和其他/无资质的村医(P<0.008 3),执业(助理)医师村医的妇女总体健康管理能力具备率高于乡村医生(P<0.008 3);全科医师的老年人功能减退预防能力具备率高于乡村医生(P<0.0083).学历方面,本科及以上者的常见慢性病稳定期治疗与并发症预防能力具备率高于大专学历者(P<0.017).东部地区村医的体检指导与常见病筛查能力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率高于中部、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P<0.017);东部、中部地区村医的健康与自理能力评估、不良情绪识别与干预、功能减退预防能力满足实际工作需要率高于西部地区(P<0.017).结论 我国村医基本具备健康管理能力,女性村医在开展妇女健康管理服务方面更具优势,乡村医生执业资质村医的少数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能力不足,西部地区村医的老年人健康管理能力满足实际工作需要情况相对较差,应采取积极措施提升村医素质,促进村医队伍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

目的:明确浙江省一起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传播模式HIV感染者之间的传播关系。方法:对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浙江省浦江县新确证的疑似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HIV聚集性疫情相关HIV感染者及其性伴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流调），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流动信息、HIV既往检测史、高危性行为史及性伴侣情况等信息。结合HIV分子传播网络监测进行传播关系分析，采集新确证HIV感染者在抗病毒治疗前的全血样本6~8 ml，分离出血浆。通过核酸提取、PCR扩增 pol基因，通过Sequencher 5.0软件拼接整理测序结果，使用Cytoscape 3.6.0软件构建HIV分子传播网络进行分析。 结果: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浦江县共发现HIV感染者88例，其中异性性传播74例，有31例为非婚非商业性行为感染。初步个案调查发现，其中3例女性均与1例男性发生过无保护的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4例感染者中，有2例的配偶HIV抗体检测阳性。对新确证感染者开展分子传播网络分析，共获得异性性传播序列65例，形成9个传播簇，最大传播簇中包含10例HIV感染者。HIV聚集性疫情共涉及HIV感染者11例，男性3例，女性8例；年龄均≥50岁，职业类型为农民或农村家庭妇女；追踪溯源到7例性伴，其中6例HIV阴性，1例未检测。18例调查对象的性社会网络关系中，夫妻关系6对，固定性伴关系8对，临时性伴关系3对。11例HIV感染者中，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传播9例，婚内传播2例。7例非婚非商业异性性伴与病例2（56岁男性农民）的流行病学关联，3例有流调和分子传播簇结果证实，3例有分子传播簇和流调结果证实，另有1例流调结果证实。结论:本起HIV聚集性疫情的传播模式是以病例2为核心，通过非婚非商业异性性行为传播HIV，继而引起婚内和固定性伴间的传播。流调与分子传播网络相结合的溯源调查支持本结论。

目的:分析评估中国农村基于乳腺超声(BUS)优化流程的乳腺癌筛查效果和质量。方法:采用国家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信息直报系统中2015年1～4季度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的乳腺癌筛查季度统计表和个案报表的数据，计算中国各地区乳腺癌筛查的召回率、乳腺X线检查(MG)复筛率、活检率、检出率、早诊率、原位癌比例、漏检率、假阳性率和阳性预测值等主要指标。结果:2015年共1 501 753人完成农村基于超声优化流程的乳腺癌筛查，全国召回率为3.01%(45 156/1 501 753)；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为3.41%(17 173/503 130)和3.56%(14 499/407 739)，高于西部地区(2.28%，13 484/590 88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全国MG复筛率为2.78%(41 694/1 501 753)；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为3.19%(16 036/503 130)和3.29%(13 421/407 739)，高于西部地区(2.07%，12 237/590 88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全国活检率为0.23%(3 462/1 501 753)；中部地区为0.26%(1 078/407 739)，高于西部地区(0.21%，1 247/590 884)和东部地区0.23%(1 137/503 1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全国活检阳性率(PPV)为37.00%(1 281/3 462)；东部地区PPV为34.30%(390/1 137)，低于中部地区(39.33%，424/1 0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共检出乳腺癌1 281例，检出率为0.85‰(1 281/1 501 753)；中部地区检出率为1.04‰(424/407 739)，高于西部和东部地区[分别为0.79‰(467/590 884)和0.78‰(390/503 1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检出乳腺癌人群中，BUS初筛PPV为96.96%(1 242/1 281)，MG复筛PPV为2.42%(31/1 281)。全国乳腺癌早诊率为85.25%(1 092/1 281)；东部和中部地区分别为87.95%(343/390)和88.21%(374/424)，高于西部地区(80.30%，375/46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东部地区筛查出Ⅱ期及以上乳腺癌比例(55.64%，217/390)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64.62%(274/424)和62.31%(291/46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筛查漏检率为0.62%(8/1 281)，假阳性率为1.20%(17 528/1 464 149)。 结论:基于BUS优化流程的乳腺癌筛查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东部地区筛查的效果和质量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目的:探讨孕期全程拟除虫菊酯类农药（pyrethroid pesticides，PYRs）暴露对2岁儿童神经发育的影响及其关键窗口期。方法: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云南省宣威市2个乡镇招募孕早期妇女建立出生队列。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482名妇女孕8~12 +6周、20~23 +6周和32~35 +6周尿PYRs代谢产物水平，贝利婴幼儿发育量表-第3版评估2岁儿童神经发育水平。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孕期PYRs暴露与儿童神经发育之间的关联。 结果:共完成360个母子对孕期尿液PYRs代谢产物检测和儿童神经发育水平评估。孕早、中、晚期至少检出一种PYRs代谢产物的检出率分别为93.6%（337/360）、90.8%（327/360）和94.2%（339/360）。2岁儿童认知、语言、运动、社会情感和适应性行为得分分别为（102.3±18.9）、（100.2±16.3）、（102.0±20.3）、（107.8±23.3）和（85.8±18.6）分。调整其他混杂因素后，孕早期尿PYRs代谢产物4-氟-3-苯氧基苯甲酸暴露可降低2岁儿童运动（ β=-5.02，95% CI：-9.08~-0.97）和适应性行为（ β=-4.12，95% CI：-7.92~-0.32）得分，可增加2岁儿童适应性行为发育迟缓的风险（ OR=2.07，95% CI：1.13~3.82）。 结论:农村妇女孕早期日常生活PYRs暴露可能会影响2岁儿童神经发育，孕早期可能是其关键窗口期。孕中、晚期同等水平PYRs暴露可能对2岁儿童神经发育影响不明显。

目的:分析福建省2015—2018年农村妇女乳腺癌筛查结果，探讨乳腺癌筛查模式。方法:对福建省35~64岁农村妇女提供乳腺癌筛查，以彩色超声（彩超）为初筛方式，发现可疑者转诊乳腺X线检查，彩超及乳腺X线4~5级者行病理学确诊。结果:2015—2018年乳腺癌发病率分别为56.96/10万、94.41/10万、71.61/10万、73.05/10万，乳腺癌发病高峰年龄段为（46~55）岁，2015—2018年份原位癌构成比呈现上升趋势。彩超的灵敏度为79.06%、彩超异常行乳腺X线检查的灵敏度为91.88%。结论:乳腺癌筛查项目的乳腺癌发病率高于地区肿瘤登记发病率，原位癌构成比上升，说明筛查工作初见成效。基于乳腺彩超检查为主的筛查模式灵敏度高，是目前较为适宜的技术方案。

目的:总结支气管扩张症患儿的临床特征，提高诊疗水平，改善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20年1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诊断治疗的78例支气管扩张症患儿的临床资料，对其年龄及区域分布、病因、临床表现、肺部高分辨率CT检查结果、肺功能特点、支气管镜检查结果以及治疗预后进行分析。结果:78例支气管扩张症患儿中，男35例(44.9%)，女43例(55.1%)，中位年龄8.7(6.1，9.0)岁；农村患儿51例(65.4%)，城市患儿27例(34.6%)，农村儿童发病率高于城市儿童。引起支气管扩张症的前3位病因为：感染后40例(51.3%)，原发性免疫缺陷病9例(11.5%)，吸入因素7例(9.0%)。主要临床表现为湿性咳嗽、咳脓痰、喘息、反复呼吸道感染。肺部高分辨率CT显示弥漫性支气管扩张症36例(46.2%)，局限性支气管扩张37例(47.4%)。49例(62.8%)存在肺通气功能异常。接受支气管镜检查61例(78.2%)，其中49例(80.3%)镜下存在"鱼骨样"改变。经治疗原发病、抗感染、支气管镜检查及肺泡灌洗、祛痰及物理治疗，67例好转出院并接受1年以上随访。其中55例症状好转，12例反复呼吸道感染，3例死亡。结论:儿童支气管扩张症的临床表现没有明显特异性，早期诊断、识别病因和综合管理，对其预后至关重要。

目的:分析秦巴地区农村妇女免费乳腺癌筛查项目结果，探讨提高筛查率的措施。方法:回顾性分析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三二〇一医院及南江县妇女儿童医院2021年8月至2022年3月两癌筛查中秦巴地区35~64岁农村妇女共计5 974人的乳腺癌筛查资料。统计分析筛查人群的特征及其乳腺超声（BUS）、乳腺X线（MG）和病理检查结果，比较各年龄段之间BUS筛查临床乳腺癌阳性的差异及BUS补充MG筛查临床乳腺癌阳性的差异。结果:乳腺癌筛查参与率最高的为45~49岁人群，占比29.56%（1 766/5 974），60~64岁人群参与率最低，为3.65%（218/5 974）。BUS筛查可疑阳性976人（16.34%），阳性282人（4.72%）；84人（1.41%）进行MG筛查，可疑阳性18人（21.43%），阳性6人（7.14%）；乳腺癌检出率66.96/10万（4/5 974）。各年龄段之间BUS筛查临床乳腺癌阳性的差异及BUS补充MG筛查临床乳腺癌阳性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秦巴地区乳腺癌筛查有一定成效，查体联合BUS补充MG的筛查模式合适本地区，但人群依从性仍不高，应提升农村妇女对乳腺癌的科学认知。

目的:探讨陕西省育龄妇女围孕期产前检查（产检）次数与双胎新生儿小于胎龄儿（SGA）发生风险的关联。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于2013年7至12月在陕西省30个区（县）对30 027名2010年1月至2013年11月期间怀孕且结局明确的育龄妇女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回顾性收集人口学信息、孕产史、孕期生活方式、疾病史、营养素补充及孕期保健等资料。通过查阅出生证明获取新生儿的胎龄和出生体重等资料，按出生胎次登记为双胎A和双胎B。最终将资料完整的356名育龄妇女及其双胎新生儿纳入分析。采用广义估计方程模型分析产检次数与SGA发生风险的关联。结果:育龄妇女年龄为（27.44±4.68）岁；农村居民占79.49%（283名）；产检≥7次者占44.38% （158名）。新生儿胎龄和出生体重分别为（37.64±2.51）周和（2 510±497）g，双胎A和双胎B的SGA发生率分别为51.40%（183/356）和53.37%（190/356），其中产检≥7次者双胎A和双胎B的SGA发生率分别为44.30%（70/158）和42.41%（67/158），低于产检<7次者[分别为57.07%（113/198）和62.12%（123/198）]（ P值分别为0.017和<0.001）。广义估计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以产检<7次者为参照，调整产次、出生胎次、居住地、母亲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财富指数、被动吸烟、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围孕期服用叶酸和围孕期服用铁剂、新生儿性别等因素后，产检≥7次者发生SGA的 OR（95 %CI）值为0.60（0.40~0.91）。 结论:产检≥7次可降低陕西省双胎新生儿SGA的发生风险。

目的:探讨陕西省育龄妇女围孕期钙补充与单胎新生儿小于胎龄儿（SGA）发生风险之间的关联性。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以面对面问卷调查方式收集2010-2013年陕西省30个区（县）曾经怀孕且结局明确的育龄妇女及其生育子女信息。以单胎新生儿是否为SGA为因变量，分别以育龄妇女围孕期和不同孕期是否进行钙补充为自变量，调整协变量，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进行建模分析。结果:最终纳入育龄妇女28 357名，年龄（28.08±4.74）岁；农村居民占79.28%；围孕期钙补充率达60.90%。单胎新生儿中，女婴12 810名（45.17%），体重为（3.27±0.16）kg，胎龄（277.44±8.80）d；SGA发生率为11.35%，其中母亲围孕期进行钙补充SGA发生率为10.48%，母亲围孕期未进行钙补充SGA发生率为12.70%。母亲是否为高龄产妇、母亲户籍、母亲职业、母亲产次、母亲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对其围孕期是否进行钙补充的影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在调整上述协变量后，结果显示，育龄妇女围孕期进行钙补充，其单胎子女发生SGA风险减少16%（ OR=0.84，95% CI：0.77~0.92）。进一步对围孕期的不同时期分析显示，孕中期和孕晚期进行钙补充对新生儿SGA发生风险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围孕期钙补充与SGA结局关联的亚组分析显示，非高龄产妇、母亲文化程度较低且家庭经济状况为中等，其围孕期进行钙补充与其单胎新生儿是否为SGA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育龄妇女围孕期进行钙补充与陕西省单胎新生SGA的发生风险降低有关。

目的:分析云南省大理州妊娠期妇女良性甲状腺疾病患病情况，为该地区妊娠期甲状腺疾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14年7 - 12月，将云南省大理州按东、西、南、北、中划分为5个抽样片区，每个片区抽取1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妊娠早、中、晚期妇女至少20例。通过病史采集、甲状腺超声检查及甲状腺功能血清学指标检测，以本地区妊娠期特异的甲状腺功能血清学指标正常参考值为标准，进行妊娠期甲状腺疾病患病情况调查。结果:共调查妊娠期妇女370例，其中妊娠早期120例（城镇61例、农村59例），年龄为19 ~ 40岁；妊娠中期126例（城镇60例、农村66例），年龄为19 ~ 45岁；妊娠晚期124例（城镇57例、农村67例），年龄为19 ~ 44岁。妊娠期妇女甲状腺疾病检出率为27.57%（102/370），其中甲状腺功能异常检出率为7.57%（28/370），甲状腺抗体阳性检出率为11.62%（43/370），甲状腺结节检出率为13.51%（50/370）。其中妊娠早、中、晚期甲状腺疾病检出率分别为33.33%（40/120）、23.02%（29/126）、26.61%（33/124），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 = 3.362， P > 0.05）。 结论:云南省大理州妊娠期妇女甲状腺疾病特别是妊娠早期甲状腺疾病检出率有较高趋势，有必要进一步开展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为该类疾病的防治提供更可靠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