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筛选睑板腺癌（MGC）差异表达微小RNA（miRNA）并探究微小RNA-3907（miR-3907）对MGC增殖和迁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实验研究。收集2011年7月至2019年1月于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经组织病理学确诊的MGC患者的癌组织样本及癌旁组织样本。应用miRNA芯片对其中5份MGC与癌旁组织差异表达的miRNA进行筛选。选取MGC中表达显著上调的miR-3907为观察对象，通过生物数据库和双荧光素酶实验预测并鉴定miR-3907靶基因。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测定18份MGC组织及6份癌旁组织样本中靶基因的蛋白表达水平。在培养的MGC原代细胞中分别进行miR-3907过表达、miR-3907敲减、靶基因敲减、miR-3907敲减+靶基因敲减转染并分别设组，采用荧光定量PCR和Western印迹法检测转染后各基因mRNA和蛋白的表达水平，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和划痕实验评估转染后MGC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能力，并进行比较。统计学方法主要为Fisher确切概率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结果:与癌旁组织样本相比，MGC样本共筛选出表达上调的miRNA 22个，表达下调的miRNA 5个，其中miR-3907表达显著上调。生信数据库与双荧光素酶报告显示血小板凝血蛋白酶1（THBS1）为miR-3907的下游靶基因。癌旁组织中THBS1蛋白阳性表达率（6/6）显著高于MGC组织（5/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与对照组比较，miR-3907过表达组48、72 h细胞增殖能力显著增强（ F=3.70、2.65）；24 h后细胞迁移率显著增高（54.6%±3.4%与34.2%±0.6%比较； t=8.34）；miR-3907敲减组24、48、72 h细胞增殖能力降低（ F=3.10、2.17、3.09）、24 h细胞迁移率显著降低（40.8%±2.8%与69.7%±2.7%比较； t=10.42）；THBS1敲减组24、48和72 h细胞增殖能力增强（ F=3.84、3.79、2.24）、24 h后细胞迁移率显著增加（82.5%±1.9%与37.6%±5.1%比较； t=11.74）；miR-3907敲减+THBS1敲减组24、48 h细胞增殖能力增强（ F=3.97、3.31）、24 h细胞迁移率显著增高（56.9%±2.2%与41.9%±4.3%比较； t=3.5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MGC与癌旁组织之间存在差异表达miRNA，其可能与MGC发生和发展有关；其中差异显著的miR-3907可以促进MGC增殖和迁移，并主要通过抑制THBS1表达发挥作用。

目的:探讨凝血酶原时间（PT）在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判断及预后评估中的预测价值，并与其他常规凝血指标比较。方法:回顾性纳入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302例脓毒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人口学及基本临床资料，入ICU首日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抗凝血酶（AT）、血小板计数（PLT）等常规凝血指标，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等病情评分，并记录ICU住院期间脓毒性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等临床事件发生情况，观察28 d预后。分别根据是否发生脓毒性休克及28 d预后分组，比较上述指标在不同组别间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法分析常规凝血指标与SOFA评分和APACHEⅡ评分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常规凝血指标对脓毒性休克及28 d死亡的预测效能，并进一步根据PT最佳截断值进行危险分层，比较不同危险分层下主要临床及终点事件的差异；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比较不同危险分层下28 d累积生存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PT延长是否为脓毒性休克及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302例患者中，120例发生脓毒性休克，182例未发生；28 d死亡75例，存活227例。脓毒性休克组与脓毒症组相比以及死亡组与存活组相比，均表现为PT、APTT、TT更长，D-二聚体、FDP更高，FIB、AT、PLT更低；相关分析显示，常规凝血指标中PT、PLT与SOFA评分相关性较好（ r值分别为0.503、-0.524，均 P<0.01），PT与APACHEⅡ评分相关性较好（ r＝0.407， P<0.01）。ROC曲线分析显示，PT对脓毒性休克及28 d死亡均有最佳预测效能，ROC曲线下面积（AUC）及95%可信区间（95% CI）分别为0.831（0.783~0.879）、0.739（0.674~0.805），最佳截断值分别为16.8 s、16.3 s，敏感度分别为64.2%、72.0%，特异度分别为89.0%、70.9%；基于PT水平危险分层显示，与PT≤16.5 s组（ n＝199）相比，PT>16.5 s组（ n＝103）28 d病死率、脓毒性休克和DIC发生率、SOFA及APACHEⅡ评分均更高；Kaplan-Meier生存分析显示，PT>16.5 s组28 d累积生存率显著低于PT≤16.5 s组（52.43%比86.93%；Log-Rank检验：χ 2＝49.428，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T>16.5 s为脓毒性休克及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模型一（纳入SOFA评分）：优势比（ OR）及95% CI分别为6.003（3.040~11.855）、4.842（2.114~11.089）；模型二（纳入APACHEⅡ评分）： OR及95% CI分别为7.675（4.007~14.702）、5.160（2.258~11.793）〕。 结论:与其他常规凝血指标相比，PT对脓毒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判断及预后评估均具有潜在的最佳预测价值，入ICU首日PT>16.5 s的脓毒症患者进展为脓毒性休克及短期死亡的风险更高。

目的:探讨血浆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水平在脓毒症性心肌病患者中的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解放军联勤保障第九〇八医院重症医学科自2020年1月至2022年3月期间收治的107例脓毒症患者，根据入科时心脏超声显示射血分数是否<50%分为普通脓毒症组（ n=79）和脓毒症性心肌病组（ n=28），比较两组患者入科2 h内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 Ⅱ）、乳酸水平、血常规、肝肾功能、心肌钙蛋白I、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常规凝血指标和凝血分子标志物［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剂-1复合物（t-PAIC）、血栓调节蛋白（TM）、TAT、纤溶酶-α 2抗纤溶酶复合物（PIC）］，用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性心肌病的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危险因素对脓毒症性心肌病的诊断界值，并用Kaplan-Meier法分析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对脓毒症患者28 d生存率的影响。 结果:与普通脓毒症组入科时的心肌钙蛋白I［0.02（0.01，0.09）ng/ml］、NT-proBNP［1 118.09（333.25，2 687.00）pg/ml］、乳酸［1.35（0.90，2.60）mmol/L］、TAT［6.50（3.94，12.14）ng/ml］、PIC［1.256（0.668，2.045）μg/ml］及t-PAIC［10.50（6.70，21.30）ng/ml］比较，脓毒症性心肌病组入科时的心肌钙蛋白I［0.75（0.01，6.02）ng/ml］、NT-proBNP［12 125.14（4 185.89，33 611.62）pg/ml］、乳酸［2.35（1.43，4.34）mmol/L］、TAT［19.85（9.08，45.78）ng/ml］、PIC［2.115（0.878，4.114）μg/ml］及t-PAIC［22.03（15.61，33.20）ng/ml］水平均升高（ P<0.05）。Logistic回归显示NT-proBNP阳性和TAT水平升高是脓毒症性心肌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浆TAT水平预测脓毒症性心肌病的曲线下面积为0.78；取血浆TAT水平界值为8.26 ng/ml时，其敏感度和特异度依次为0.82和0.63。K-M分析结果显示针对TAT>8.26 ng/ml的脓毒症患者，接受低分子肝素抗凝者28 d生存率是未抗凝者的8.6倍。 结论:血浆TAT水平升高是脓毒症性心肌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TAT>8.26 ng/ml的脓毒症患者接受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可能改善预后。

目的:通过系统分析方法评价持续低剂量肝素及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检索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国知网（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SinoMed）、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数据库（PubMed）、荷兰医学文摘数据库（Embase）、Cochrane图书馆数据库等中英文数据库中1999年7月至2020年6月发表的有关肝素或低分子肝素治疗ARDS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CT）。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试验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肝素5～10 U·kg -1·h -1或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2 500～5 000 U，每12 h 1次，疗程均为7 d；主要结局指标为28 d病死率、治疗7 d后动脉血氧饱和度（SaO 2）及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及机械通气时间；次要结局指标为治疗7 d后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肺损伤评分、呼吸频率、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等指标。由2名研究者收集数据，依据Cochrane 5.1手册评价文献质量，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Meta分析结果的稳定性用敏感性分析方法检验，同时通过漏斗图分析SaO 2的发表偏倚。 结果:最终纳入14篇中文文献，共涉及894例患者，其中试验组454例，对照组440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28 d病死率明显降低〔相对危险度（ RR）＝0.54，95%可信区间（95% CI）为0.38～0.76， P＝0.000 4〕，治疗7 d SaO 2均显著升高〔肝素：均数差（ MD）＝48.27，95% CI为29.95～66.59， P<0.000 01；低分子肝素： MD＝56.67，95% CI为41.22～71.13， P<0.000 01〕；与对照组相比，治疗7 d后试验组APACHEⅡ评分（ MD＝-4.28，95% CI为-5.15～-3.42， P<0.000 01）、肺损伤评分（ MD＝-1.19，95% CI为-1.35～-1.03， P<0.000 01）及呼吸频率（ MD＝-4.76，95% CI为-6.26～-3.26， P<0.000 01）均明显降低，试验组患者ICU住院时间（ MD＝-4.85，95% CI为-6.94～-2.76， P<0.000 01）、机械通气时间（ MD＝-2.93，95% CI为-3.34～-2.52， P<0.000 01）亦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7 d后试验组IL-6（ MD＝-38.50，95% CI为-59.01～-17.99， P<0.000 01）、TNF-α（ MD＝-16.24，95% CI为-31.11～-1.38， P<0.000 01）及CRP（ MD＝-5.5，95% CI为-6.47～-4.27， P<0.000 01）亦显著降低。但两组治疗7 d后APTT（ MD＝-0.55，95% CI为-1.61～0.51， P＝0.27）及治疗7 d PT（ MD＝-0.41，95% CI为-1.48～0.66， P＝0.45）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对异质性较高的指标通过排除任意一项研究再次进行Meta分析，其总体效应值未发生明显改变，提示结果比较稳健。对纳入文献数量超过10篇的指标进行漏斗图分析，结果显示文献存在发表偏倚，但偏倚较小。 结论:持续性低剂量肝素和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可改善ARDS患者预后，降低病死率。

目的:观察单纯创伤性脑实质挫伤及血肿（TIPHs）患者发生进展的自然进程，并分析影响其进展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的方法，选取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2018年7月至2020年1月TIPHs患者69例，记录患者的性别、年龄、受伤原因、复合伤情况、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于入院时检测血浆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bg）、国际化标准值（INR）、D-二聚体、血小板、血红蛋白，观察低氧血症和高颅内压发生情况。记录首次CT检查时间、首次CT血肿体积、对照CT检查时间、对照CT血肿体积，及首次CT检查的病灶形态、多发灶、蛛网膜下隙出血（SAH）、水肿带、皮质距离，分析影响TIPHs患者发生进展的危险因素。结果:69例TIPHs中，28例发生TIPHs进展（进展组），进展率为40.58%；未发生血肿进展41例（未进展组）。两组性别构成、年龄、PT、APTT、INR、血红蛋白、受伤原因、合并伤、低氧血症发生率、高颅内压发生率、SAH发生率、水肿带发生率、病灶不规则率、首次CT检查时间、对照CT检查时间、首次CT血肿体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进展组GCS、皮质距离、Fbg明显低于非进展组，TT、血小板、多发灶率、对照CT血肿体积明显高于非进展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或<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皮质距离<1 cm、Fbg<2 g/L和多发灶是影响TIPHs患者发生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 OR = 6.723、5.515、4.827， P<0.05），模型判断TIPHs患者发生进展的敏感度为71.43%（20/28），特异度为92.68%（38/41），准确率为84.06%（58/69）。 结论:基于TIPHs患者发生进展的危险因素，对患者进行提前预判，对高风险患者给予必要的干预措施将有利于降低进展发生率，改善预后。

目的:探讨脓毒症患者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危险因素并构建风险列线图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2年5月天津市天津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234例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是否出现ARDS分为非ARDS组（156例）和ARDS组（78例）。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吸烟史、酗酒史、体温、呼吸频率（RR）、平均动脉压（MAP）、肺感染、白细胞计数（WBC）、血红蛋白（Hb）、血小板计数（PLT）、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血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氧合指数（PaO 2/FiO 2）、血乳酸（Lac）、降钙素原（PCT）、脑钠肽（BNP）、白蛋白（ALB）、血尿素氮（BUN）、血肌酐（SCr）、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等指标，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并发ARDS的危险因素，基于筛选出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内部验证，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AUC），对模型的预测性及准确度进行验证。 结果:两组患者性别、年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吸烟史、酗酒史、体温、WBC、Hb、PLT、PT、APTT、FIB、PCT、BNP、SCr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RR、MAP、肺感染、D-二聚体、PaO 2/FiO 2、Lac、ALB、BUN、APACHEⅡ评分和SOFA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RR增快、低MAP、肺感染、高Lac、高APACHEⅡ评分为脓毒症并发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RR：优势比（ OR）＝1.167，95%可信区间（95% CI）为1.019~1.336；MAP： OR＝0.962，95% CI为0.932~0.994；肺感染： OR＝0.428，95% CI为0.189~0.966；Lac： OR＝1.684，95% CI为1.036~2.735；APACHEⅡ评分： OR＝1.577，95% CI为1.202~2.067；均 P<0.05〕。以上述独立危险因素建立预测脓毒症并发ARDS的风险列线图模型（准确度为81.62%，敏感度为66.67%，特异度为89.10%），预测值与实测值基本一致，AUC为0.866（95% CI为0.819~0.914）。 结论:RR增快、低MAP、肺感染、高Lac和高APACHEⅡ评分是脓毒症并发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建立风险列线图模型可能对预测脓毒症患者并发ARDS的风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目的:基于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与胃癌预后、5-氟尿嘧啶疗效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方法:从基因表达综合（GEO）数据库下载基于GPL570平台的GSE54129、GSE79973、GSE51725胃癌数据集。从GEPIA2在线基因表达谱分析工具下载前500例胃癌患者总生存（OS）相关基因。利用GEO2R工具鉴别胃癌组织与癌旁正常组织之间的差异表达基因，使用STRING数据库建立蛋白质互作网络（PPI）并鉴定关键基因，通过OmicShare平台进行基因本体（GO）及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富集分析。利用Kaplan-Meier Plotter计算关键基因对患者OS的预测价值，患者样本按基因表达量的最佳临界值分为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结果:共筛选出59个差异表达基因，其中39个上调基因，20个下调基因。通过PPI分析，成对同源结构域转录因子2（PITX2）、肝细胞生长因子（H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FGF1）、转化生长因子β 2（TGFB2）、凝血酶反应蛋白1（THBS1）是上调基因PPI中的关键基因。生存分析结果显示，FGF1、HGF、PITX2、TGFB2基因低表达的胃癌患者OS均较好（均 P<0.01），THBS1基因低表达的胃癌患者OS较差，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采用5-氟尿嘧啶为基础的化疗方案治疗的PITX2基因低表达患者OS较好（ P<0.01），THBS1、HGF基因低表达的患者OS较差（ P<0.05）。富集分析发现关键基因参与调控TGF-β信号通路、Rap1信号通路、MAPK信号通路、PI3K-Akt信号通路、Hippo信号通路、Ras信号通路、黏着斑通路。 结论:FGF1、HGF、PITX2、TGFB2基因表达与胃癌预后相关，PITX2、THBS1、HGF表达与5-氟尿嘧啶疗效相关，可能作为胃癌患者氟尿嘧啶治疗敏感性的预测标志物。

目的: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分析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对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发生静脉血栓栓塞症（VTE）的预测价值。方法:纳入2020年12月至2022年6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ICU收治的ICU住院时间≥72 h且每日行床旁血管超声筛查的患者。收集患者年龄、性别、原发病、慢性合并症等基线资料，以及入ICU前和入ICU 24 h、48 h的凝血指标，包括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纤维蛋白原（Fib）、纤维蛋白单体（FM）、vWF、D-二聚体、抗凝血酶Ⅲ（ATⅢ）等。根据是否发生VTE〔VTE诊断：患者每日行床旁血管（双上下肢、内脏静脉）超声筛查，怀疑有血栓者由超声科医生复查确诊或肺动脉造影确诊〕将患者分为VTE组和非VTE组。采用PSM分析方法，以VTE组为基准，对年龄、是否有恶性肿瘤、是否有感染、是否合并糖尿病及入ICU前凝血指标进行1∶1匹配，得到组间协变量均衡的样本。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VTE发生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价vWF对重症患者发生VTE的预测价值。结果:共纳入120例患者，其中18例（15.0%）入ICU后72 h内确诊发生VTE，102例（85.0%）在ICU内未发现血栓。PSM前，VTE组与非VTE组患者年龄、性别、合并恶性肿瘤和感染比例及凝血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SM后，成功匹配14对，两组间不平衡的协变量均达到均衡。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ICU 48 h vWF是重症患者发生VTE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1.165，95%可信区间（95% CI）为1.000～1.025， P＝0.004〕。ROC曲线分析显示，入ICU 48 h vWF预测重症患者发生VTE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82，95% CI为0.618～0.945， P＝0.007；当最佳截断值为312.12%时，敏感度为67.7%，特异度为93.0%。 结论:动态监测vWF有助于判断ICU患者发生VTE，入ICU 48 h vWF对VTE发生有一定预测价值。

目的:分析导致老年腹部择期术后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寻找可靠、敏感的预后预测指标，以期对该类患者实施早干预，进而降低病死率。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综合ICU收治的老年（年龄≥65岁）腹部择期术后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MI）和既往史、美国麻醉医师学会（ASA）分级、手术分级、术中失血量、手术时间、手术结束至转入ICU间隔时间，以及入住ICU 24 h内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和实验室指标最差值、入住ICU首次血气分析、有创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根据腹腔引流液病原学培养结果及临床症状体征等因素综合判断是否发生术后腹腔感染。按临床结局将患者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比较两组临床资料的差异；采用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影响老年腹部择期术后入住ICU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各危险因素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5年间本院ICU共收治226例老年腹部择期术后患者，排除入住ICU 24 h内未进行实验室检查者2例，最终224例患者纳入分析，其中存活158例，死亡66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存活组比较，死亡组APACHEⅡ评分、血乳酸（Lac）、术后腹腔感染比例均升高〔APACHEⅡ评分（分）：27.5（25.0，31.3）比23.0（18.0，27.0），Lac（mmol/L）：2.9（1.8，6.6）比1.8（1.1，2.8），术后腹腔感染比例：65.2%（43/66）比35.4%（56/158），均 P<0.01〕，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以及手术结束至转入ICU间隔时间均明显延长〔PT（s）：17.20（14.50，18.63）比14.65（13.90，16.23），APTT（s）：45.15（38.68，55.15）比39.45（36.40，45.70），手术结束至转入ICU间隔时间（h）：39.2（0.7，128.9）比0.7（0.3，2.0），均 P<0.01〕，而术后血红蛋白（Hb）、血小板计数（PLT）、前白蛋白（PA）、平均动脉压（MAP）、氧合指数（PaO 2/FiO 2）均明显降低〔Hb（g/L）：95.79±23.64比105.58±19.82，PLT（×10 9/L）：138.5（101.0，177.5）比160.5（118.5，232.3），PA（g/L）：80.88±43.63比116.54±50.80，MAP（mmHg，1 mmHg＝0.133 kPa）：76.8±19.1比91.6±19.8，PaO 2/FiO 2（mmHg）：180.0（123.5，242.5）比223.5（174.8，310.0），均 P<0.05〕。二分类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优势比（ OR）＝1.187，95%可信区间（95% CI）为1.008~1.294， P<0.001〕、手术结束至转入ICU间隔时间（ OR＝1.005，95% CI为1.001~1.009， P＝0.016）和术后腹腔感染（ OR＝2.630，95% CI为1.148~6.024， P＝0.022）均是影响老年腹部择期术后入住ICU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而MAP（ OR＝0.978，95% CI为0.957~0.999， P＝0.041）和PaO 2/FiO 2（ OR＝0.994，95% CI为0.990~0.998， P＝0.003）则是老年腹部择期术后入住ICU患者预后的保护因素，Lac、Hb、PLT、PA、PT、APTT对老年腹部择期术后入住ICU患者预后无预测价值， OR值和95% CI分别为1.075（0.945~1.223）、1.011（0.991~1.032）、1.000（0.995~1.005）、0.998（0.989~1.007）、1.051（0.927~1.192）、1.003（0.991~1.016），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APACHEⅡ评分、手术结束至转入ICU间隔时间和腹腔感染对老年腹部择期术后入住ICU患者预后均有一定预测价值，AUC分别为0.755、0.732、0.649，均 P<0.001；当APACHEⅡ评分和手术结束至转入ICU间隔时间的最佳阈值为24.5分和2.15 h时，其敏感度分别为78.8%、66.7%，特异度分别为62.0%、76.6%。以三者联合的预测价值最大，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46，联合预测概率为0.27，敏感度为83.3%，特异度为75.3%。 结论:APACHEⅡ评分、手术结束至转入ICU间隔时间和腹腔感染可能是影响老年腹部择期术后入住ICU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三者联合评价对老年腹部择期术后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较高。

目的:探讨血栓分子标志物在恶性肿瘤患者血栓形成的早期诊断价值，并对恶性肿瘤患者形成血栓危险因素进行评价。方法:诊断性研究。选取2017年9月至2019年2月牡丹江医学院附属红旗医院及牡丹江市肿瘤医院的恶性肿瘤患者，共1 366例[包括肺癌、乳腺癌及结直肠癌，男562例，女804例，年龄（59.45±15.10）岁]，对照组为70名健康体检人群[男35名，女35名，年龄（50.41±18.90）岁]，其中形成静脉血栓69例，男32例，女37例，平均年龄（61.20±15.71）岁。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其静脉血浆中的血栓调节蛋白（TM）、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复合物（t-PAIC）、纤溶酶-抗纤溶酶复合物（PIC）。根据各项标志物的敏感度及特异度，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各项标志物的诊断性能，采用Cox回归分析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风险分析。结果:不同类型的恶性肿瘤患者静脉血栓栓塞（VTE）发生率具有统计学差异，肺癌最高，其次为结直肠癌及乳腺癌（ P<0.05）；肺癌、乳腺癌及结直肠癌血栓组的TM、TAT、t-PAIC及PIC水平高于对照组，非血栓组的TAT、t-PAIC及PIC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TM的最佳截断水平为10.57 IU/ml（敏感度为50.30%，特异度75.50%，AUC=0.671），TAT的最佳截断水平为4.16 ng/ml（敏感度为80.30%，特异度为62.80%，AUC=0.757），t-PAIC的最佳截断水平为11.44 ng/ml （敏感度为52.50%，特异度为84.00%，AUC=0.682），PIC的最佳截断水平为1.18 μg/ml（敏感度为67.20%，特异度为79.50%，AUC=0.790），四项分子标志物联合检测敏感度最佳，诊断性能最好（86.90%，AUC=0.807）。年龄、分期、转移、手术、肿瘤直径及PIC水平是影响恶性肿瘤VTE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不同类型的恶性肿瘤血栓发生率不同，TM、TAT、t-PAIC及PIC联合检测诊断性能最好，可作为恶性肿瘤发生VTE的新型筛查方法。年龄、分期、转移、手术及肿瘤直径是恶性肿瘤发生VTE的高危因素，PIC水平可作为恶性肿瘤患者6个月内并发VTE风险的可靠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