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发性交感神经过度兴奋(PSH)主要继发于多种获得性颅脑损伤，以外伤性颅脑损伤后的发病率最高，可同时反复伴有阵发性心动过速、呼吸急促、高血压、体温升高和肌张力障碍等多种症状。PSH病理生理机制复杂，目前临床以药物治疗控制症状为主，然而多种药物的联合使用，在抑制交感神经兴奋的同时，会对肝肾肺等多器官带来不同程度的毒副作用。因此，为规范PSH患者的综合管理，减少发作次数以及因此造成的不良预后，本文主要从营养支持、高压氧治疗、避免不良刺激及家庭支持4个方面对颅脑损伤后PSH非药物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肝脏常见恶性肿瘤，具有浸润性强、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的特点。大部分HCC患者在初诊时发现即为晚期，难以采用根治性手术进行切除。因此，临床上常采用介入治疗、肝动脉血管栓塞术、全身系统放疗化疗、分子靶向治疗等多种治疗方式联合应用，但中位生存时间、无进展生存期不尽人意，效果不甚理想，且晚期HCC患者缺乏统一的有效治疗措施。近年来，伴随着生物治疗技术的发展，免疫治疗以其毒副作用小、自身特异性高的特点，已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方式。免疫治疗与靶向治疗、放疗化疗、介入治疗等联合应用，在晚期HCC患者治疗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文章对近几年联合免疫治疗在晚期HCC患者的临床应用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上HCC免疫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分析对比信迪利单抗与替雷利珠单抗在进展期食管鳞状细胞癌新辅助治疗中的近期疗效与安全性。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于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行新辅助化疗（紫杉醇+奈达铂）联合免疫治疗的95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使用免疫药物的不同，将其分为信迪利单抗组（ n=58）及替雷利珠单抗组（ n=37），对比两组新辅助治疗后客观缓解率（ORR）、不良反应发生情况、R0切除率、病理完全缓解（pCR）率等。 结果:新辅助治疗2周期后，信迪利单抗组与替雷利珠单抗组具有类似的ORR[72.4%（42/58）比56.8%（21/37）， χ2=2.48， P=0.115]。两组患者主要不良反应包括消化道反应（恶心、呕吐、腹泻）、血液系统毒性反应、甲状腺功能降低、脱发、肝肾功能损害、肺炎等，其中3级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不足15%，无4级不良反应发生；信迪利单抗组甲状腺功能降低发生率明显高于替雷利珠单抗组[56.9%（33/58）比16.2%（6/3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5.45， P<0.001）。两组患者手术切除情况（ χ2=1.26， P=0.661）、pCR率[31.0%（18/58）比32.4%（12/37）， χ2=0.02， P=0.88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术后并发症方面，两组患者术后均出现了部分肺部感染及吻合口瘘，但发生率均较低[19.0%（11/58）比24.3%（9/37），3.4%（2/58）比2.7%（1/3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39， P=0.532； χ2<0.01， P>0.999）。 结论:对于进展期食管鳞状细胞癌的术前新辅助治疗，在化疗的基础上使用信迪利单抗或替雷利珠单抗均具有较好的近期疗效及安全性；使用信迪利单抗时需重视监测甲状腺功能。

目的:探讨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ngioimmunoblastic T-cell lymphoma，AITL）模式Ⅰ型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1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及北京陆道培医院共11例AITL模式Ⅰ型病例的临床病理资料，检测肿瘤细胞的免疫表型、EB病毒感染状态和T细胞受体（TCR）克隆性，分析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结果:（1）11例AITL模式Ⅰ型病例中，男性6例，女性5例，男女比例为1.2∶1.0，中位年龄为59岁（范围47~78 岁）。有B症状者7例。11例起病时均有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按Ann Arbor系统分期，Ⅰ~Ⅱ期占2/11，Ⅲ~Ⅳ期占9/11。肝或（和）脾肿大者占2/11，有皮疹及皮肤瘙痒者占3/11，出现胸水者占2/11。初始诊断中，有6例诊断为反应性增生，1例诊断为EB病毒相关淋巴组织增生性病变，4例诊断为淋巴组织增生，不除外淋巴瘤。（2）形态学特点为所有病例均表现为副皮质区多量增生活跃的淋巴滤泡，滤泡内生发中心明显。7例生发中心外套细胞层不完整或呈“虫蚀”状，界限不清，4例套细胞层完全消失。滤泡存在薄层胞质透亮或淡染的非典型淋巴细胞围绕，其中有2例透明细胞位于生发中心与残留菲薄的套细胞层之间，呈现环状生长模式。细胞体积中等，细胞核型略不规则，染色质略粗，未见明显核仁。（3）免疫表型：11例CD21染色显示滤泡树突细胞（follicular dendritic cell，FDC）网主要局限于滤泡内，4例见FDC网轻微扩张，周围呈毛刺样。生发中心周围环绕的非典型细胞表达CD3（11/11）、CD4（11/11）、PD1（11/11）、CXCL13（6/11）、ICOS（10/11）和CD10（7/11）。PD1染色表现为强的生发中心周围分布模式，滤泡间区高内皮静脉周围散在少量阳性细胞簇。CXCL13、ICOS和CD10染色均表现出类似的分布模式。（4）EB病毒编码的RNA（EBER）原位杂交检测显示11例滤泡间区散在分布EBER阳性的B淋巴细胞（5~20个/HPF）。11例T细胞受体基因重排均呈单克隆性。结论: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模式Ⅰ型容易漏诊，临床出现全身淋巴结肿大、伴系统性症状（皮疹、发热等），组织形态及免疫表型上出现特征性肿瘤细胞分布，综合分子检测结果，方能做出正确的诊断。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是临床常用的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药物，其骨毒性一直是临床关注的重点问题。TDF的骨毒性与其肾小管毒性继发的低磷血症有关。目前，对TDF导致的骨代谢改变尚没有较系统的描述。本文从TDF对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影响、对骨转换的影响和对骨结构和骨折的影响3个方面，对TDF对骨代谢的影响进行了综述。

目的:探讨胃神经内分泌肿瘤(GNEN)的CT检查影像学特征。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8年12月国内2家医疗中心收治的30例(温州市中医院13例和温州市人民医院17例)GNEN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3例，女7例；年龄为(62±4)岁，年龄范围为27～78岁。患者行腹部CT平扫和动态增强扫描检查。由2位有>20年工作经验的放射科副主任医师观察分析图像。观察指标：(1)CT检查情况。(2)治疗及术后病理学检查。(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12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 结果:(1)CT检查情况：30例患者中，肿瘤位于胃底部14例，胃体部10例，胃窦部6例；肿瘤呈椭圆形18例，不规则形12例；肿瘤呈内生型15例，外生型13例，壁内型2例。G1级神经内分泌瘤最大径为(6.8±1.6)cm，其中<5.0 cm 4例，5.0～10.0 cm 4例；G2级神经内分泌瘤最大径为(8.3±2.7)cm，其中<5.0 cm 1例，5.0～10.0 cm 4例，>10.0 cm 2例；G3级神经内分泌癌最大径为(17.8±2.2)cm，其中5.0～10.0 cm 6例，>10.0 cm 9例。肿瘤呈膨胀性生长14例，浸润性生长16例。肿瘤边界清晰14例，不清晰16例。CT平扫检查结果示肿瘤密度均匀10例，密度不均匀20例。肿瘤实质部分呈等密度9例，CT值为(34.0±3.5)HU；低密度18例，CT值为(16.6±1.4)HU；高密度3例，CT值为(45.3±3.6)HU。30例患者中，瘤内见小点状或小类圆形坏死囊变灶21例；肠系膜淋巴结、腹膜、肝转移及邻近网膜受侵犯10例；腹腔积液17例。CT增强检查结果示轻度强化12例，CT值为(56.5±6.3)HU；中度强化15例，CT值为(66.0±5.4)HU；明显强化3例，CT值为(76.6±5.8)HU。均匀强化7例，不均匀强化23例。8例患者有迂曲血管。(2)治疗及术后病理学检查：30例患者中，10例伴肠系膜淋巴结、腹膜、肝转移及邻近网膜受侵患者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14例无周围组织侵犯和转移患者行根治性胃大部切除术；6例肿瘤直径<4 cm，无周围组织侵犯和转移患者行内镜下切除治疗。30例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证实为GNEN，其中G1级神经内分泌瘤8例，G2级神经内分泌瘤7例，G3级神经内分泌癌15例。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结果显示：30例GNEN患者中，突触素阳性30例，嗜铬粒蛋白A阳性23例，细胞角蛋白阳性9例。(3)随访情况：30例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10～8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9个月。30例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为43.3%(13/30)，其中G1级神经内分泌瘤、G2级神经内分泌瘤、G3级神经内分泌癌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分别为6/8、3/7和4/15。结论:GNEN临床主要表现为腹痛，病理学分级多见于G3级，以胃底及胃体部多见。CT检查结果示肿瘤呈膨胀性或浸润性生长，类圆形或不规则形低密度肿块，肿瘤易囊变，增强呈轻、中度不均匀强化。

目的:分析达沙替尼相关肺动脉高压（PH）的临床特点。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0年12月31日），收集报道达沙替尼相关PH的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达沙替尼剂量、PH发生时间、临床表现、干预措施和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纳入分析的文献为24篇，报道患者25例，男性16例，女性9例；年龄23~73岁，平均50岁；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22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3例；达沙替尼剂量为140 mg/d者14例，100 mg/d者7例，70 mg/d者2例，不详2例；开始服用达沙替尼至发生PH的时间为10 d~144个月，中位时间37个月；出现不同程度呼吸困难症状者24例，水肿8例，肝肿大5例，颈静脉扩张5例，咳嗽、胸闷各3例，胸痛2例，乏力1例；胸部CT、胸部X线或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出现胸腔积液和/或心包积液者20例；WHO功能分级为Ⅳ级者8例，Ⅲ级9例，Ⅱ级4例，不明4例。右心导管和/或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25例患者肺动脉平均压和/或肺动脉收缩压均升高。诊断PH后，24例患者遵医嘱停用达沙替尼，其中22例给予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利尿剂、糖皮质激素等治疗，2例未予特殊干预；1例自行间断服用达沙替尼。19例患者换用其他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停用达沙替尼并对症治疗1周至36个月（平均7个月）后，好转17例，部分好转7例，不详1例。结论:达沙替尼相关PH多见于CML患者，男性多见，中位发生时间为用药后37个月，临床表现多为呼吸困难，多合并胸腔积液或心包积液，停药及予特异性治疗后多数患者可好转。

回顾性分析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肝胆胰外二科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D)的133例患者术前三维可视图像，发现肝动脉变异26例，其中副肝右动脉起自肠系膜上动脉10例，替代肝总动脉起自肠系膜上动脉5例，替代肝右动脉起自肠系膜上动脉3例，替代肝左动脉发自胃左动脉3例，副肝左动脉发自胃左动脉5例。术前三维重建影像技术评估肝动脉变异与术中探查结果完全符合，表明PD术前行三维重建技术评估肝动脉血管走行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经腹腔入路腹腔镜根治性肾切除术（LRN）中应用两体一面解剖技术定位肾动脉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实施经腹腔入路LRN并应用两体一面解剖技术定位肾动脉的206例肾肿瘤患者资料，其中71例来自开封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135例来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男性126例，女性80例，中位年龄54岁（范围：35~82岁）。肿瘤位于左肾102例，右肾104例，肿瘤最大径（6.8±2.5）cm（范围：3.0~12.7 cm）。术中循生殖静脉定位肾静脉，以肾静脉复合体、肾下极复合体和腰大肌平面作为两体一面解剖标志定位肾动脉，记录两体一面解剖技术的实施情况、肾动脉解剖特征及其定位时间、血管相关并发症等。不同侧别手术结果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或 t检验。 结果: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54.4±13.6）min（范围：22~116 min），无中转开放，未发生肝、脾或肠管等副损伤。163例为单支肾动脉，43例为2~4支肾动脉，肾动脉主干之外共检出副肾动脉60支。右侧手术检出副肾动脉的比例为27.9%（29/104），高于左侧手术的13.7%（14/102）（χ2=6.251， P=0.012）。肾动脉主干在肾静脉下、后方直接定位占80.1%（165/206），因位置偏高，在肾静脉复合体上缘开窗辅助定位占19.9%（41/206）。副肾动脉在肾静脉下、后方直接定位占76.7%（46/60），因位置偏高，辅助开窗定位占23.3%（14/60）。左侧手术肾动脉定位时间为（21.2±9.4）min（范围：11~43 min），右侧为（17.5±9.3）min（范围：9~32 min），两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840， P=0.005）。术中估计出血量（51.8±25.2）ml（范围：20~400 ml），发生4例血管损伤并发症，予以腔镜下处理，1例接受输血治疗。 结论:经腹腔入路腹腔镜LRN中以肾静脉复合体、肾下极复合体和腰大肌平面作为标志能够准确定位多种位置和解剖类型的肾动脉，肾动脉定位时间较短，血管损伤并发症发生率低。

美托洛尔和普罗帕酮是心血管疾病常用药物。2药均通过肝脏细胞色素P450（CYP）2D6代谢，但普罗帕酮不仅是CYP2D6底物，也是CYP2D6抑制剂，与美托洛尔联用可能发生相互作用，导致不良反应发生。这种相互作用也取决于CYP2D6基因型。对于CYP2D6基因表型为慢代谢型（PM）和中间代谢型（IM）的患者，美托洛尔和普罗帕酮联用时可因普罗帕酮对CYP2D6的抑制而导致美托洛尔血药浓度升高。因此，应尽量避免美托洛尔与普罗帕酮联用。对于需要2药联合治疗的患者，用药期间应注意监测患者血压、心率、心电图变化，有条件者应检测CYP2D6基因型并根据检测结果调整药物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