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术后患者血清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物-2(TIMP-2)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7(IGFBP7)对术后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设计，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10月宁波大学附属李惠利医院收治的DCD肾移植患者。纳入标准：①数据资料完整；②术后早期未发生影响移植肾功能的严重并发症。排除标准：①数据资料不完整；②患者不能或不愿配合研究；③术后早期发生影响移植肾功能的严重并发症。用ELASE法定量检测患者肾移植术后6、12、24、48、72 h以及术后7 d的血清TIMP-2和IGFBP7水平，监测同期及术后21 d血肌酐值。根据DGF的发生情况，分析不同时间点TIMP-2和IGFBP7测量值以及二者乘积(TIMP-2×IGFBP7)对肾移植术后发生DGF的预测能力。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曲线下面积(AUC)评价TIMP-2和IGFBP7对DGF的诊断效能。结果:共纳入33例患者，DGF组7例(21.2%)，非DGF组26例(78.8%)，两组的性别(男/女：3/4例与10/16例)、年龄[48(34～56)岁与45(23～61)岁]、供体肾小球滤过率[98.5(15.8～132.5)ml/(min·1.73m 2)与79.1(60.6～102.5)ml/(min·1.73m 2)]、术前肌酐[1 114.0(731.4～1 293.0)μmol/L与858.4(657.6～1 051.9)μmol/L]、术前尿素氮[15.0(13.2～19.6)mmol/L与17.3(13.6～20.9)mmol/L]、术前白蛋白[43.5(38.5～45.3)mmol/L与41.2(37.5～46.1)mmol/L]、透析方式(血透/腹透：3/4例与9/17例)、术中热缺血时间[6(5～7)min与5(4～6)mi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DGF组血清IGFBP7、TIMP-2×IGFBP7值在各个时间点均高于非DGF组( F＝15.753， P＝0.040； F＝13.000， P＝0.024)，而两组间血清TIMP-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157， P＝0.075)。对DGF的诊断价值，血清IGFBP7在术后48 h的AUC为0.863(95% CI 0.696～1.000， P＝0.004)，以5.97 ng/ml为界值时，敏感性为85.7%，特异性为80.8%；TIMP-2×IGFBP7在术后48 h的AUC为0.819(95% CI 0.641～0.996， P＝0.011)，以62.06(ng/ml) 2为界值时，敏感性为71.4%，特异性为80.8%；两者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DGF组术后7 d血清IGFBP7与肌酐动态变化曲线存在差异，且术后7 d血清IGFBP7与术后21 d肌酐值成正相关( r＝0.808， P<0.05)。 结论:血清IGFBP7和TIMP-2×IGFBP7能够较准确、敏感地早期预测DCD供肾术后DGF的发生，预测价值随时间变化，以术后48 h和术后7 d最有价值。血清TIMP-2无预测价值。

目的:利用床旁肺部超声的便利性及其诊断价值，动态监测重症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患儿肺部病变情况，针对病变部位给予适当的物理治疗，并联合加温湿化高流量鼻导管通气(humidified high-flow nasal cannula，HHFNC)治疗的疗效观察。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收集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东莞儿童医院PICU收治的60例年龄1个月～2岁、达到重症肺炎诊断标准、呼吸道合胞病毒抗原阳性、需要呼吸支持但未达到机械通气指征的患儿，按是否应用床旁肺部超声监测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使用HHFNC呼吸支持并配合常规气道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通过床旁肺部超声技术实时监测患儿肺部病变情况(主要包括肺实变、肺不张、间质综合征等)，加以针对性的体位引流，配合拍背、震动排痰。所有病例均在同等基础支持条件(雾化、平喘、抗感染及补液、维持内环境稳定等)下，记录相关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治疗效果。结果:两组患儿使用HHFNC 1 h后的心率、呼吸频率、PaCO 2及氧合指数(PaO 2/FiO 2)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观察组患儿治疗12 h及48 h后心率、呼吸频率及PaCO 2较对照组下降，PaO 2/FiO 2均较对照组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观察组患儿的吸氧时间、入住PICU时间及总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通过床旁肺部超声动态监测患儿肺部病变情况，加以相应的体位引流辅助排痰，配合HHFNC呼吸支持治疗，相比单纯的HHFNC治疗及常规气道护理，能更加有效地改善患儿临床症状，提高氧合，减少二氧化碳潴留，减少吸氧时间、入住PICU时间及总住院时间。

为比较浙江省各地市DRG点数法支付中差异系数的设置情况，对该省11个地市发布的11个点数支付实施细则进行全面梳理，发现浙江省各地市的差异系数可分为3大类，包括单独由医院系数构成，由医院系数和等级系数加权构成，以及由医院系数、等级系数、个人负担水平、病例组合指数、人头人次比等因素加权构成，其设置差异包括内涵构成、权重分配、阈值、医疗机构等级分类4个方面。应科学设置调整周期对差异系数进行动态调整，并综合考量分级诊疗、病种收治、收费标准、历史成本、人次人头比、个人负担水平等因素，通过省域协同推进差异系数的科学设定。

目的:分析尸体供肾移植受者术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acute rejection，AR)的术前危险因素并建立AR风险分层标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尸体供肾移植且随访时间大于1年的1 382例受者资料，根据受者术后1年内是否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分为急性排斥反应组(AR组，115例)与非急性排斥反应组(非AR组，1 267例)。对两组受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确定AR的危险因素并根据回归系数建立评分标准。根据受者评分结果将其分为低危组(907例)、中危组(450例)及高危组(25例)，并分析比较不同评分组受者AR发生情况。结果:1 382例受者中术后1年内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的115例，总体AR发生率为8.32%(115/1 382)。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供者年龄、供受者年龄差≥25岁、受者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l reactive antibody，PRA)+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y，DSA)阳性、供肾冷缺血时间≥12 h、供受者HLA错配数≥3、扩大标准供者(expanded criteria donor，ECD)是肾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的高危因素(均 P<0.05)。将单因素分析结果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最终确定供受者年龄差≥25岁( OR＝1.84，95% CI：1.19~2.83， P＝0.006)、冷缺血时间≥12 h( OR＝2.09，95% CI：1.33~3.22， P<0.001)、HLA错配数≥3( OR＝2.25，95% CI：1.49~3.39， P<0.001)、PRA+DSA阳性( OR＝2.10，95% CI：1.18~3.58， P＝0.008)、ECD( OR＝2.26，95% CI：1.47~3.51， P<0.001)五个变量，根据其回归系数计算评分，建立了基于以上5个危险因素的总分为36分的评分系统。根据评分的三分位数将受者分为低、中、高危组，三组的AR发生率分别为4.3%、14.7%和40.0%，中危组及高危组AR发生率高于低危组(均 P<0.001)。 结论:肾移植受者免疫风险分层评估能够有效地区分术后AR风险大小；针对免疫风险分层为中、高危的肾移植受者应在术前诱导和维持期适当提高免疫抑制剂的强度和剂量，并动态监测急性排斥反应和感染发生。

目的:对比淋巴瘤患者动态心电图和静息心电图的心电异常事件检出率，同时探讨初诊淋巴瘤患者的心率变异性特点。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研究，将2022年9月至12月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初次就诊的淋巴瘤患者作为淋巴瘤组，同一时期与淋巴瘤患者匹配的非肿瘤患者作为对照组，对两组患者心率变异性特征及淋巴瘤患者动态心电图及静息心电图结果进行分析，比较两组间心率变异性特征是否存在差异，对比淋巴瘤患者动态心电图和静息心电图心律失常事件的检出率。结果:最终入选淋巴瘤组患者67例，年龄（57.7±12.4）岁，其中男39例（58.2%，39/67）；对照组67例，年龄（57.2±12.4）岁，其中男38例（56.7%，38/67）。两组患者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个人史、是否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及心血管用药等方面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淋巴瘤组中有3例（4.5%，3/67）霍奇金淋巴瘤患者，非霍奇金淋巴瘤64例（95.5%，64/67），其中，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44例（65.7%，44/67）所占比例最大。Ⅳ期及Ⅱ期淋巴瘤患者居多，分别为25例（37.3%，25/67）、24例（35.8%，24/67）。频域分析中，淋巴瘤组患者极低频功率（VLF）低于对照组[628.90（318.30，1 240.71） ms 2对1 124.30（731.10，1?966.00） ms 2， P<0.001]；标准化低频功率（LFnorm）低于对照组[（52.52±14.64） nu对（58.99±13.06） nu， P=0.008]；标准化高频功率（HFnorm）高于对照组[（47.48±14.64） nu对（41.01±13.06） nu ， P=0.008]；低频与高频功率之比（LF/HF）低于对照组[1.27（0.76，1.62）对1.54（1.00，2.20）， P=0.010]；时域分析中，淋巴瘤组患者24 h窦性RR间期标准差（SDNN）低于对照组[102.00（78.00，128.00） ms对128.00（107.00，151.00） ms， P<0.001]；24 h内每个5 min时段窦性RR间期均值标准差（SDANN）低于对照组[（95.90±39.49） ms对（121.51±32.39） ms， P<0.001]；三角指数低于对照组[25.93（19.53，31.78）对33.17（29.46，41.25）， P<0.001]；24 h内相邻RR间期相差>50 ms的心搏次数占所有总心搏次数的百分比（pNN50）高于对照组[1.99%（0.54%，6.02%）对3.96%（1.53%，10.57%）， P=0.007]；24 h内每个5 min时段的窦性RR间期标准差的平均值（SDNNIDX）低于对照组[（40.09±23.78）ms对（50.46±13.76） ms， P=0.002]；窦性RR间期直方图的底宽（TINN）低于对照组[422.00（289.00，508.00） ms对531.00（469.00，648.00） ms， P<0.001]。动态心电图早搏检出率高于静息心电图（32.8%对4.5%， P<0.001），动态心电图检出14例（20.9%，14/67）房性早搏（房早），静息心电图检出3例（4.5%，3/67）房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3）；动态心电图检出10例（14.9%，10/67）室性早搏（室早），静息心电图未检出室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2）；动态心电图对ST-T改变的检出率高于静息心电图（37.3%对13.4%， P=0.001），动态心电图检出ST段改变11例（16.4%，11/67），静息心电图检出ST段改变2例（3.0%，2/6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4）；动态心电图检出T波改变20例（29.9%，20/67），静息心电图检出T波改变9例（13.4%，9/6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3）。 结论:淋巴瘤患者较非淋巴瘤患者心率变异性显著下降，淋巴瘤患者存在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动态心电图对房早、室早、ST段改变及T波改变检出率明显高于静息心电图。

目的:探讨新型远程动态血糖监测系统(continuous glucose monitoring system，CGMS)iWel NR在糖尿病及高危人群中使用的准确性及安全性。方法:纳入患者60例，分为2组，组1共48例单独佩戴iWel NR 7 d，组2共12例同时佩戴iWel NR、Guardian RT (实时动态血糖监测系统)3 d，收集同时刻配对的CGM-自我监测指尖血糖(SMBG)值，采用相关系数( r)、平均绝对差值的相对数(MARD)、绝对差值相对数的中位数(MedARD)、偏差一致率分析iWel NR数据的准确性，Clarke误差栅格分析(Clarke-EGA)分析临床准确性。所有患者完成调查问卷一份，用于评估iWel NR的安全性。 结果:60例患者共收集到833对CGM-SMBG值，相关系数 r＝0.88， P<0.01；MARD为13.06%，MedARD为10.84%；与SMBG值相比，在20%、30%、40%的偏差一致率分别为78.0%、93.2%、97.4%；Clarke-EGA显示A+B区占98.9%。与Guardian RT的头对头研究中，12例患者共收集115对CGM-SMBG值，Guardian RT的MARD、MedARD分别为12.59%，9.54%，iWel NR的MARD、MedARD分别为10.35%、8.01%。进一步按SMBG值进行分层，提示SMBG值在3.9～10 mmol/L时，iWel-NR的MARD、MedARD最低，Clarke-EGA中A+B区占比最高。60份问卷结果提示未发生不良安全事件。 结论:iWel NR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及良好的安全性，其准确性稍高于Guardian RT；iWel NR的准确性受血糖水平的影响，血糖越接近理想范围时，准确性越高。

目的:探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在生物药临床研究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3名健康志愿者静脉滴注 131I标记的国际一类新药美珀珠单抗，通过测定14 d内不同时间点血样与尿样的放射性浓度，评价美珀珠单抗在健康人体内的药代动力学性质（试验1）。对6名健康志愿者静脉注射 68Ga标记的核酸适配体Sgc8，分别于不同时间点行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通过测定不同器官对 68Ga Sgc8的标准摄取值，评价 68Ga-Sgc8在健康人体内的生物学分布（试验2）。对9例疑似神经内分泌瘤患者静脉注射 99mTc奥曲肽，4 h后行单光子发射和X线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CT），测定感兴趣区放射性摄取水平；结合患者活检组织生长抑素受体亚型2（SSTR2）免疫组化染色结果，评价 99mTc-奥曲肽对SSTR2的亲和性和靶向性（试验3）。 结果:纳入试验1的3名健康志愿者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28、45和25岁； 131I-美珀珠单抗注射剂量分别为21.0、25.9和17.6 mg，放射性活度分别为364、420和304 MBq。纳入试验2的6名健康志愿者中男性和女性各3名，年龄（46±11）岁，范围35~63岁；放射性活度为（80±7）MBq，范围69~87 MBq。纳入试验3的9例疑似神经内分泌瘤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4例，年龄（54±10）岁，范围39~69岁；放射性活度为（777±74）MBq，范围740~ 925 MBq。静脉滴注 131I-美珀珠单抗后，受试者血液放射性浓度在1.5 h达峰值， 131I-美珀珠单抗主要与血细胞结合，其全血清除半衰期为420 h；尿液放射性浓度在16~24 h达峰值，24 h后逐渐降低。静脉注射 68Ga-Sgc8后即刻放射性信号由强至弱的器官依次为膀胱、肾脏、心脏、子宫、肝脏、脾脏、胆囊、大肠和肺；注射药物后3 h内心脏的清除速率最快，子宫、肾脏和肝脏次之，脾脏和胆囊的清除速率较慢，大肠和肺的清除速率最慢。9例患者静脉注射 99mTc-奥曲肽后4 h体内均有放射性异常浓聚，免疫组化染色结果示SSTR2呈强阳性表达，表明 99mTc-奥曲肽对SSTR2有良好的亲和性和靶向性。安全性测试结果显示，试验1中1名受试者静脉滴注 131I-美珀珠单抗后1个月出现碘相关甲状腺功能亢进，无干预持续监测8个月后恢复正常；其余受试者均未发生不良反应。 结论: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可无创、动态、可视化地评价生物药在人体内的药代动力学性质、生物学分布及靶向性，安全性良好，在生物药的临床评价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脑电神经反馈(NF)技术改善主观认知下降(SCD)患者认知功能的有效性。方法:选择自2019年4月至8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招募的10名SCD患者进入研究，所有患者通过脑电NF技术在2周内进行5次基于失匹配负波(MMN)的神经活动调节。以中线额中点(Fz)、中央点(Cz)以及顶点(Pz)3处电极为训练电极，基于Oddball范式以听觉音调刺激(标准刺激1000 Hz，偏差刺激为个人听力辨别阈值)诱发事件相关电位(ERP)的MMN特征，视觉圆盘刺激反馈患者动态神经活动信号。比较SCD患者NF训练前后的ERP波形及标准MMN特征(幅值与潜伏期)，评估患者训练前后神经活动水平变化；使用9种(3种类型×3种梯度)N-Back工作记忆任务与听力辨别能力测试评估认知能力改善情况。结果:ERP分析结果显示，与训练前比较，SCD患者训练后MMN波形更显著，标准与偏差刺激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Fz、Cz以及Pz电极3处MMN幅值均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9种工作记忆任务中，听觉音调3-Back任务训练前后的准确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基于MMN的NF技术可显著提高SCD患者的MMN幅值与听觉工作记忆任务准确率，有望成为改善临床早期AD患者与健康老年人认知功能的潜在方案。

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是一种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可累及全身多个系统，其中以肺受累最为常见。在自身免疫性疾病导致的肺损伤中，间质性肺疾病是最常见的类型，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及预后，因此早期筛查、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及病情监测显得尤为重要。高分辨率CT是诊断间质性肺疾病的重要手段，但因放射线对人体的影响，在早期筛查、诊断及病情随访中受到一定限制。肺功能作为病情评估的重要指标，其受检测方法、难以统一的标准化及患者配合程度等因素的影响而应用受限。生物标志物作为客观指标，能够动态反映人体生理、病理的细微变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结合文献综合分析生物标志物在原发性干燥综合征合并间质性肺疾病患者诊断、治疗及病情监测中的临床意义。

创伤具有病情复杂、致残率和致死率高等特点，救治难度大，目前创伤救治模式由于医疗条件限制、资源调度分配不及时等原因，仍然存在急救效率低与流程应用不规范等不足，创伤患者的救治面临巨大挑战。创伤患者在救治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对病情诊断及治疗有价值的动态数据。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是基于大规模的数据集合，对给定的数据进行合理预判或估算的算法，现已应用于创伤患者的救治模式中，其高效精准的大数据统计分析，以及机器学习、规划决策等创新医疗技术既提高了创伤患者救治的效率和安全性，同时也降低了临床医师的工作负荷，弥补了传统创伤救治模式的不足。笔者就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在创伤患者院前急救和院内诊治过程中应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创伤救治提供参考。